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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罗马以城邦国家之身成就广袤帝国之体，任何一个古代城邦都难望其项背。就对他国的控制力而言，能与罗马相提并论的首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但雅典帝国势力所及之地远逊于罗马，不久之后又毁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曾有古代王国领土广阔且统治长久，却远不及罗马这般规模，罗马无论从帝国的疆域范围还是延续时间上都在古代世界首屈一指。
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在希腊史家波里比阿洋洋洒洒写下四十卷《通史》之时，罗马凭借过人的军事实力打败了迦太基以及诸希腊化王国，罗马霸权从地中海西部扩展到地中海东部，成为地中海世界所向披靡的霸主。波里比阿沉浸于探究罗马帝国形成的根由，也相信其读者想和他一起一探究竟：“罗马人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以何种方式并以何种政治制度使几乎整个人居的世界从属于一个罗马政府，谁会对此无动于衷？这在历史上絕无仅有。谁会兴致勃勃于其他场景或研究，而觉得有比获得这一认知更伟大的时刻？”何以帝国？罗马的强大之路引人遐想。
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对罗马帝国的成因做出了诸多解释，对罗马帝国的性质解释各异。十九世纪德国史家蒙森的《罗马史》最先为罗马扩张的性质奠定了基调。在蒙森看来，罗马发动对外战争主要源于对强邻的恐惧，有时这些强邻足以让罗马遭受灭顶之灾，有时罗马的恐惧完全是小题大做，恐惧使得罗马绝地反击、动武开战。罗马的对外战争往往事出有因，敌对双方的误解不断加深，导致以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危局。罗马因为自身安全的考虑或是偶然事件的牵连而开战，罗马揽获的帝国不是运筹帷幄的扩张政策的产物。
后人习惯于把蒙森对罗马帝国成因的观点概括为防御性帝国说。继蒙森之后，二十世纪早期又有法国学者奥洛（M. Holleaux）和美国学者弗兰克（T. Frank）成为防御性帝国说的拥趸。奥洛认为直到公元前二00年，罗马人长期以来对希腊世界鲜有关注，所谓罗马的东方政策根本无从谈起。罗马人涉足东方，却非筹谋已久，在两次伊利里亚战争以及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中，罗马干涉希腊内部事务，随后抽身而退，没想变成希腊化各国的主宰，无意征服希腊化东方。另一位罗马史研究大家弗兰克坚持把罗马共和国的研究放入历史语境，反对古史现代化。他虽身处“一战”时期的乱世，观点却与当时盛行的帝国主义观念相悖，强调古今国家在生存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方面迥然有别。解读罗马帝国，不应与生存压力、扩张野心、欲求膨胀这样一些“一战”时帝国主义主流认知方式混为一谈，简单套用这些公式无法正确解释罗马的海外征服。诚然，罗马树敌众多，却也结友众多，罗马威武好战，却也基本履行了不进行侵略战争的信条，对罗马的扩张活动应做综合评价。
此后不乏专家学者从古典文献和史实分析入手，阐释罗马的战争动机，得出罗马出于安全防御或是偶然因素而走上海外大征服之路的结论。如公元前二世纪的多数时间里，罗马尽量避免领土兼并，对外政策中以稳健审慎见长。元老院显然期望希腊人能够和平安定，做罗马的忠诚附庸。而事与愿违，希腊化王国间争斗不断，转向罗马申诉，请求罗马介入，罗马于是出兵东方。罗马的动机是纯粹战略性和政治性的，不涉及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
然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防御性帝国说”这一主流观点遭遇挑战，著名学者芬利和霍普金斯都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而第一位展开正面挑战的是威廉·哈里斯（W. Harris）。一九七九年他撰写的《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出版，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反响异常热烈，且不论对这本书的专业书评频频问世，他的专著一经推出，与罗马共和国的帝国主义相关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版。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重新讨论或是简单涉及，均对哈里斯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对哈里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而争论的广泛性愈加说明了该书具有的持久生命力。
哈里斯主要从军事文化和经济收益两方面阐述罗马扩张的根本动力，把战争爆发归结为罗马人对光荣和利益的追求。他强调罗马到公元前三三0年前后已成为军事化程度极高的社会，连年征战对于罗马人早已习以为常，战争已经完全融入罗马公民的生活，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军事性普遍存在于罗马国家公共生活的实践之中。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尤其是公元前二一八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之后，罗马战争只在作战季发动的特点越来越多地被连绵不断的战争取代，战争变成了罗马外部事务中的常态性内容。位高权重的罗马执政官不仅手握政治权力，也肩负军事使命，战场为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搭设了履行最严峻职责的舞台，同时也提供了最为完美的晋升机会，罗马职官最为核心的职责体现在领兵打仗之中。
据波里比阿记载，在罗马为官需要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入伍十年。蒙森质疑称这项规定在公元前三世纪末还不适用，但即便蒙森所言为实，服兵役的责任在整个共和国中期这样一个领土急剧扩张的阶段里，一定全部落到罗马公民的肩上，尤其包括那些竞选公职的人士。元老贵族的职业生涯从战争开始，战争为他们铺就了赢得光荣和权势的必经之路。
军旅生涯不仅是罗马公民的基本生活经历，也是他们的教育经历，他们接受的最正规教育的课堂即在战场。后来在共和国末年的罗马教育中大放异彩的演说术起步较晚，法学和哲学的发展状况亦是如此，而在共和国中期的传统教育体系中，教育的重中之重在于军事训练，以实战较量为人格塑造和仕途发展奠定基础。与战争相关的勇敢、忠诚、服从等美德成为罗马人德行的重要标杆，列身行伍与德行培养变得难分难舍，构成罗马传统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说罗马人出于防御不得不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设。战争之所以持久，一方面因为事端横生，罗马频受牵连，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罗马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在于民众对光荣的向往。罗马战争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军事胜利不仅使贵族维持住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战争所得的战利品也可以重新分配，解决罗马自身土地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普通民众渴望获得战利品，希望获得土地改善生活处境，乐于加入罗马的扩张事业。贵族和平民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样期待战争。元老院即便偶尔做出不情愿出兵的举动，也与他们决意一战不相冲突，帝国本不是行省的简单集合体，不在于通过战争在海外建立起多少直接管理的行省，重点在于霸权的扩张，使其他族群和地区服膺于罗马的统治。 对各种经济收益的期待在整个大征服阶段都是对外战争的重要动力，罗马人开赴战场，以战争为契机拓展霸权。在这个社会中，战争惠及所有公民，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分享到战争带来的好处，社会各阶层都在努力抓住战争带来的经济机遇。罗马人对战争带来的经济收益了然于心，不论于公于私都将大大受益。
哈里斯的书影响甚广，成为学习罗马历史的必读书目，他的研究方法也被许多学者借鉴，把战争作为罗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考量。有些学者则仍坚持某种形式的防御性帝国说，格鲁恩（Gruen）强调共和国中期的罗马帝国是一次次遭遇的结果，不是源于罗马的既定计划，事出偶然而非必然。舍温-怀特（Sherwin-White）提出两点主张，人力限制和贵族反对都会阻挠罗马的扩张。罗马军队的死亡率触目惊心，根据古代文献推算，公元前二00至前一六八年，62.78万名士兵投身战场，其中5.5281万人阵亡，占總数的8.8%，这已是保守估计，因为不可能每次军事将领都得暇清点伤亡，惨败之后愈加不可能。另一方面，不能把元老阶层理想化地看作完全统一的利益集团，元老院内部的派别斗争、家族间的矛盾冲突、个人的嫉妒之心，常常会变成寻求光荣的巨大阻力，罗马怎能被视为受光荣和利益驱动的战争机器？埃克施泰因（A. M. Eckstein， Rome Enters the Greek East： From Anarchy to Hierarchy in the Hellenistic Mediterranean， 230 BC-170 BC， Wiley-Blackwell， 2012）则认为罗马人几乎连年战争属实，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战事是应接不暇的，不缺仗打，多线作战反而不利，何谈主动求战？他还指出哈里斯的分析模式过于简单，罗马军事行动的本质随历史发展改变许多，在许多地区，长时间里罕有战事发生。财富和光荣无疑有助于解释罗马人的积极作战，但同时也具有抵消作用，贵族间的竞争会带来极为复杂的后果。
多数学者在基本赞同哈里斯论断的基础上，对他的观点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理查德森（J. S. Richardson， Hispaniae： Spa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218 BC-82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从西班牙的个案研究出发，梳理了罗马的帝国主义发展，总体上赞同哈里斯的观点，但就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而言，罗马通过税收、开矿等经济手段开发这块被征服地区进展迟缓。行省的原意即是授予罗马高级官员行使军事职责的责任区，从责任区到羽翼丰满的行省管理制度，本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将被征服的地区划为行省，抑或交给本地人自行管理，罗马没有把哪一种统治方式置于优先地位，管理方法因实际情况而定，而非简单地从谋求财富出发。
也有人指出哈里斯论断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分析方法，结构式的论述仅能解释长期的趋势，对具体问题恐难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诺斯（J. A. North，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JRS 71， pp.1-9）指出哈里斯过多地关注罗马的动机，对于导致战争的罗马社会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批评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论述过于简短，态度暧昧不清，且疏漏了意大利同盟者。战争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奴隶的使用让意大利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改观，并产生了对廉价劳动力的持续性需求，而唯有战争才能满足如此的需求。罗马人与同盟者的关系也通过战争来维系，同盟者为罗马提供辅助军队，罗马与他们分享一些战争收益，有助于保证意大利同盟者的忠诚。确保奴隶供应和控制意大利同盟者的需要直接影响了罗马政府的战争决策，这两个因素有助于加深对战争的持续性意愿的认识。
里奇（J. Rich and G. Shipley （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Routledge， 1993）认为罗马进行扩张的动力并非一成不变，甚至在征服地中海的公元前二六四至前一四六年间，战争也是起伏不定的，罗马实际面临的危急程度决定了战争的强度，这段时间里有许多执政官和大法官在相对和平的行省担任总督，而非指挥大规模战事。现实远比哈里斯描绘的系统连贯的战争模型要复杂，战斗强度波动极大。到公元前二世纪，领兵权持续得更久，每年都会有军队在多地驻扎，一些长期戍守，一些卷入大仗，地区战争结束后则恢复和平，如公元前一七八至前一五四年以及前一三三年之后西班牙呈现出和平景象。公元前一六七至前九一年进行的军事行动规模也不大，从前二世纪后期起，罗马常与战争擦肩而过，对许多扩张机会冷眼旁观，罗马的帝国扩张绝不是一项整齐划一的军事活动。
罗马帝国置身于地中海世界，并非孤立的政治体，罗马的扩张也非独具特色，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罗马自身移向罗马所处的广阔政治地理区域，对罗马扩张的图景会更加分明。
在古代世界，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典型活动之一表现为弱小国家向强大国家求援，强大国家也倾向于应允接受，罗马人便经常面对这样的求助。如公元前三四三年坎帕尼亚的泰亚努姆受到山地萨莫奈人的威胁，求援于卡普阿，卡普阿出兵相救却殃及自身，于是请求罗马保护，罗马斟酌后给出肯定答复，随后即是罗马人与萨莫奈人之间的战争。古罗马史家李维曾评价这场战争“由他人的争执而起”，波里比阿也认为接受来自弱小国家的求援对大国而言再正常不过。许多情况下，罗马帮助弱小国家而卷入战争，却不料本地的冲突升级，发展为大战。我们不会全然以为战争偶然落到罗马头上，那样便严重低估了强国的自主性，强国从来不是受周边政治体随意摆布的无辜受害者，统治者对武力的运用才是成就帝国的基石，但对各政治体间的复杂关系给罗马战争带来的实际影响要给予足够重视。
希腊化的地中海世界竞争激烈，战争频仍。此时的希腊人虽如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一样致力于冲突的调停和仲裁，也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局势，但没有哪个大国曾接受第三方的仲裁。从公元前三二三至前一六0年的一百六十三年间，仅有六年希腊化世界没有卷入一个或多个王朝之间的大战。地中海世界的国际环境远比现代复杂，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罗马的军事特征算不上特殊，也就不能特殊地作为罗马在共和国中期崛起为帝国的解释了。
罗马帝国的成因十分复杂，单一的因果关系不足以提供全面的解释。在为罗马定下扩张性基调的同时，其中的逆流、变相要引起充分的注意。有利不争、有仗不打的情况不足以让我们对罗马的扩张性帝国改观，罗马的扩张永远不会以单纯获取虚名与实利而起，罗马只在条件具备时才开战。罗马尚武好战，元老院在战争决策上的慎重不能推翻罗马的军事特征，而好战也是古代国家的共性。战斗是古代国家的一种生存之道，古代国家面临同样的邦际冲突和威胁都会采取类似的反击措施，但实力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就大相径庭了。
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在希腊史家波里比阿洋洋洒洒写下四十卷《通史》之时，罗马凭借过人的军事实力打败了迦太基以及诸希腊化王国，罗马霸权从地中海西部扩展到地中海东部，成为地中海世界所向披靡的霸主。波里比阿沉浸于探究罗马帝国形成的根由，也相信其读者想和他一起一探究竟：“罗马人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以何种方式并以何种政治制度使几乎整个人居的世界从属于一个罗马政府，谁会对此无动于衷？这在历史上絕无仅有。谁会兴致勃勃于其他场景或研究，而觉得有比获得这一认知更伟大的时刻？”何以帝国？罗马的强大之路引人遐想。
一
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对罗马帝国的成因做出了诸多解释，对罗马帝国的性质解释各异。十九世纪德国史家蒙森的《罗马史》最先为罗马扩张的性质奠定了基调。在蒙森看来，罗马发动对外战争主要源于对强邻的恐惧，有时这些强邻足以让罗马遭受灭顶之灾，有时罗马的恐惧完全是小题大做，恐惧使得罗马绝地反击、动武开战。罗马的对外战争往往事出有因，敌对双方的误解不断加深，导致以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危局。罗马因为自身安全的考虑或是偶然事件的牵连而开战，罗马揽获的帝国不是运筹帷幄的扩张政策的产物。
后人习惯于把蒙森对罗马帝国成因的观点概括为防御性帝国说。继蒙森之后，二十世纪早期又有法国学者奥洛（M. Holleaux）和美国学者弗兰克（T. Frank）成为防御性帝国说的拥趸。奥洛认为直到公元前二00年，罗马人长期以来对希腊世界鲜有关注，所谓罗马的东方政策根本无从谈起。罗马人涉足东方，却非筹谋已久，在两次伊利里亚战争以及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中，罗马干涉希腊内部事务，随后抽身而退，没想变成希腊化各国的主宰，无意征服希腊化东方。另一位罗马史研究大家弗兰克坚持把罗马共和国的研究放入历史语境，反对古史现代化。他虽身处“一战”时期的乱世，观点却与当时盛行的帝国主义观念相悖，强调古今国家在生存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方面迥然有别。解读罗马帝国，不应与生存压力、扩张野心、欲求膨胀这样一些“一战”时帝国主义主流认知方式混为一谈，简单套用这些公式无法正确解释罗马的海外征服。诚然，罗马树敌众多，却也结友众多，罗马威武好战，却也基本履行了不进行侵略战争的信条，对罗马的扩张活动应做综合评价。
此后不乏专家学者从古典文献和史实分析入手，阐释罗马的战争动机，得出罗马出于安全防御或是偶然因素而走上海外大征服之路的结论。如公元前二世纪的多数时间里，罗马尽量避免领土兼并，对外政策中以稳健审慎见长。元老院显然期望希腊人能够和平安定，做罗马的忠诚附庸。而事与愿违，希腊化王国间争斗不断，转向罗马申诉，请求罗马介入，罗马于是出兵东方。罗马的动机是纯粹战略性和政治性的，不涉及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
然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防御性帝国说”这一主流观点遭遇挑战，著名学者芬利和霍普金斯都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而第一位展开正面挑战的是威廉·哈里斯（W. Harris）。一九七九年他撰写的《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出版，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反响异常热烈，且不论对这本书的专业书评频频问世，他的专著一经推出，与罗马共和国的帝国主义相关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版。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重新讨论或是简单涉及，均对哈里斯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对哈里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而争论的广泛性愈加说明了该书具有的持久生命力。
二
哈里斯主要从军事文化和经济收益两方面阐述罗马扩张的根本动力，把战争爆发归结为罗马人对光荣和利益的追求。他强调罗马到公元前三三0年前后已成为军事化程度极高的社会，连年征战对于罗马人早已习以为常，战争已经完全融入罗马公民的生活，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军事性普遍存在于罗马国家公共生活的实践之中。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尤其是公元前二一八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之后，罗马战争只在作战季发动的特点越来越多地被连绵不断的战争取代，战争变成了罗马外部事务中的常态性内容。位高权重的罗马执政官不仅手握政治权力，也肩负军事使命，战场为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搭设了履行最严峻职责的舞台，同时也提供了最为完美的晋升机会，罗马职官最为核心的职责体现在领兵打仗之中。
据波里比阿记载，在罗马为官需要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入伍十年。蒙森质疑称这项规定在公元前三世纪末还不适用，但即便蒙森所言为实，服兵役的责任在整个共和国中期这样一个领土急剧扩张的阶段里，一定全部落到罗马公民的肩上，尤其包括那些竞选公职的人士。元老贵族的职业生涯从战争开始，战争为他们铺就了赢得光荣和权势的必经之路。
军旅生涯不仅是罗马公民的基本生活经历，也是他们的教育经历，他们接受的最正规教育的课堂即在战场。后来在共和国末年的罗马教育中大放异彩的演说术起步较晚，法学和哲学的发展状况亦是如此，而在共和国中期的传统教育体系中，教育的重中之重在于军事训练，以实战较量为人格塑造和仕途发展奠定基础。与战争相关的勇敢、忠诚、服从等美德成为罗马人德行的重要标杆，列身行伍与德行培养变得难分难舍，构成罗马传统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说罗马人出于防御不得不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设。战争之所以持久，一方面因为事端横生，罗马频受牵连，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罗马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在于民众对光荣的向往。罗马战争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军事胜利不仅使贵族维持住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战争所得的战利品也可以重新分配，解决罗马自身土地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普通民众渴望获得战利品，希望获得土地改善生活处境，乐于加入罗马的扩张事业。贵族和平民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样期待战争。元老院即便偶尔做出不情愿出兵的举动，也与他们决意一战不相冲突，帝国本不是行省的简单集合体，不在于通过战争在海外建立起多少直接管理的行省，重点在于霸权的扩张，使其他族群和地区服膺于罗马的统治。 对各种经济收益的期待在整个大征服阶段都是对外战争的重要动力，罗马人开赴战场，以战争为契机拓展霸权。在这个社会中，战争惠及所有公民，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分享到战争带来的好处，社会各阶层都在努力抓住战争带来的经济机遇。罗马人对战争带来的经济收益了然于心，不论于公于私都将大大受益。
三
哈里斯的书影响甚广，成为学习罗马历史的必读书目，他的研究方法也被许多学者借鉴，把战争作为罗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考量。有些学者则仍坚持某种形式的防御性帝国说，格鲁恩（Gruen）强调共和国中期的罗马帝国是一次次遭遇的结果，不是源于罗马的既定计划，事出偶然而非必然。舍温-怀特（Sherwin-White）提出两点主张，人力限制和贵族反对都会阻挠罗马的扩张。罗马军队的死亡率触目惊心，根据古代文献推算，公元前二00至前一六八年，62.78万名士兵投身战场，其中5.5281万人阵亡，占總数的8.8%，这已是保守估计，因为不可能每次军事将领都得暇清点伤亡，惨败之后愈加不可能。另一方面，不能把元老阶层理想化地看作完全统一的利益集团，元老院内部的派别斗争、家族间的矛盾冲突、个人的嫉妒之心，常常会变成寻求光荣的巨大阻力，罗马怎能被视为受光荣和利益驱动的战争机器？埃克施泰因（A. M. Eckstein， Rome Enters the Greek East： From Anarchy to Hierarchy in the Hellenistic Mediterranean， 230 BC-170 BC， Wiley-Blackwell， 2012）则认为罗马人几乎连年战争属实，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战事是应接不暇的，不缺仗打，多线作战反而不利，何谈主动求战？他还指出哈里斯的分析模式过于简单，罗马军事行动的本质随历史发展改变许多，在许多地区，长时间里罕有战事发生。财富和光荣无疑有助于解释罗马人的积极作战，但同时也具有抵消作用，贵族间的竞争会带来极为复杂的后果。
多数学者在基本赞同哈里斯论断的基础上，对他的观点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理查德森（J. S. Richardson， Hispaniae： Spa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218 BC-82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从西班牙的个案研究出发，梳理了罗马的帝国主义发展，总体上赞同哈里斯的观点，但就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而言，罗马通过税收、开矿等经济手段开发这块被征服地区进展迟缓。行省的原意即是授予罗马高级官员行使军事职责的责任区，从责任区到羽翼丰满的行省管理制度，本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将被征服的地区划为行省，抑或交给本地人自行管理，罗马没有把哪一种统治方式置于优先地位，管理方法因实际情况而定，而非简单地从谋求财富出发。
也有人指出哈里斯论断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分析方法，结构式的论述仅能解释长期的趋势，对具体问题恐难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诺斯（J. A. North，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JRS 71， pp.1-9）指出哈里斯过多地关注罗马的动机，对于导致战争的罗马社会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批评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论述过于简短，态度暧昧不清，且疏漏了意大利同盟者。战争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奴隶的使用让意大利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改观，并产生了对廉价劳动力的持续性需求，而唯有战争才能满足如此的需求。罗马人与同盟者的关系也通过战争来维系，同盟者为罗马提供辅助军队，罗马与他们分享一些战争收益，有助于保证意大利同盟者的忠诚。确保奴隶供应和控制意大利同盟者的需要直接影响了罗马政府的战争决策，这两个因素有助于加深对战争的持续性意愿的认识。
里奇（J. Rich and G. Shipley （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Routledge， 1993）认为罗马进行扩张的动力并非一成不变，甚至在征服地中海的公元前二六四至前一四六年间，战争也是起伏不定的，罗马实际面临的危急程度决定了战争的强度，这段时间里有许多执政官和大法官在相对和平的行省担任总督，而非指挥大规模战事。现实远比哈里斯描绘的系统连贯的战争模型要复杂，战斗强度波动极大。到公元前二世纪，领兵权持续得更久，每年都会有军队在多地驻扎，一些长期戍守，一些卷入大仗，地区战争结束后则恢复和平，如公元前一七八至前一五四年以及前一三三年之后西班牙呈现出和平景象。公元前一六七至前九一年进行的军事行动规模也不大，从前二世纪后期起，罗马常与战争擦肩而过，对许多扩张机会冷眼旁观，罗马的帝国扩张绝不是一项整齐划一的军事活动。
四
罗马帝国置身于地中海世界，并非孤立的政治体，罗马的扩张也非独具特色，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罗马自身移向罗马所处的广阔政治地理区域，对罗马扩张的图景会更加分明。
在古代世界，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典型活动之一表现为弱小国家向强大国家求援，强大国家也倾向于应允接受，罗马人便经常面对这样的求助。如公元前三四三年坎帕尼亚的泰亚努姆受到山地萨莫奈人的威胁，求援于卡普阿，卡普阿出兵相救却殃及自身，于是请求罗马保护，罗马斟酌后给出肯定答复，随后即是罗马人与萨莫奈人之间的战争。古罗马史家李维曾评价这场战争“由他人的争执而起”，波里比阿也认为接受来自弱小国家的求援对大国而言再正常不过。许多情况下，罗马帮助弱小国家而卷入战争，却不料本地的冲突升级，发展为大战。我们不会全然以为战争偶然落到罗马头上，那样便严重低估了强国的自主性，强国从来不是受周边政治体随意摆布的无辜受害者，统治者对武力的运用才是成就帝国的基石，但对各政治体间的复杂关系给罗马战争带来的实际影响要给予足够重视。
希腊化的地中海世界竞争激烈，战争频仍。此时的希腊人虽如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一样致力于冲突的调停和仲裁，也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局势，但没有哪个大国曾接受第三方的仲裁。从公元前三二三至前一六0年的一百六十三年间，仅有六年希腊化世界没有卷入一个或多个王朝之间的大战。地中海世界的国际环境远比现代复杂，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罗马的军事特征算不上特殊，也就不能特殊地作为罗马在共和国中期崛起为帝国的解释了。
罗马帝国的成因十分复杂，单一的因果关系不足以提供全面的解释。在为罗马定下扩张性基调的同时，其中的逆流、变相要引起充分的注意。有利不争、有仗不打的情况不足以让我们对罗马的扩张性帝国改观，罗马的扩张永远不会以单纯获取虚名与实利而起，罗马只在条件具备时才开战。罗马尚武好战，元老院在战争决策上的慎重不能推翻罗马的军事特征，而好战也是古代国家的共性。战斗是古代国家的一种生存之道，古代国家面临同样的邦际冲突和威胁都会采取类似的反击措施，但实力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就大相径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