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对政治有多少歧义，也无论人们对政治有何种偏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和政治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政治的存在。由此，以探询政治的道德合理性为己任的政治伦理学成为一门“显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追求道德的政治何以必要?过优良的政治生活何以可能?“软”的政治文化和“硬”的政治制度在政治运行中实际扮演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需要学界有志之士深入古今中外政治伦理思想的纵深之处，爬罗剔抉，剥茧抽丝，做出深刻的学理探究和鲜活的现实解读。由戴木才教授主编的《政治伦理学前沿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包括《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现代政治视域中的“法治”与“德治”》《当代中国政府诚信建设》《国家与道德》《法与非政府公共领域》《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经济人与经济制度正义——从政治伦理视角探析》等著作，在解析和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彰显出以下特点：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致思取向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是一项“善业”，以追求和实现“优良的生活”为终极理想。在政治社会中，“优良的生活”客观地要求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相关联，也就是要追问和寻求政治生活的道德合理性。政治伦理学就是在这种追问和寻求中应运而生的。作为一门关涉实践精神的科学，政治伦理学承担着对人类的政治活动进行道德评判，为特定文化中的政治活动提供规范性忠告的职责，它通过考量政治活动中的伦理因素，以提高政治的道德含量。然而，这只是政治伦理学的工具效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伦理学更关注对政治的意义的挖掘和阐释，以便从价值层面上探究诸如政治的价值原则和根本目的，以及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理想的政治等“应然”政治的价值追求和实践意义。正是基于这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致思取向，丛书作者展开了他们对政治伦理学的纵深思考。
　　
　　二、文化与制度相结合的学理构架
　　
　　当政治生活中的“应然”图景呈现在面前时，如何变“应然”为“实然”就成了关键问题。这实际上就是“道德的政治何以可能”的问题。丛书作者认为，建立道德的政治既需要对政治进行“合目的性”的文化关切，也需要对政治进行“合目的性”的制度安排。于是，他们从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对道德的政治进行了学理上的构架。他们认为，一方面，道德的政治文化既包括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结合、目的与道义相统一的政治关系，也包括由秩序、人权、自由、平等理念所构成的政治意識，还包括政治主体的政治道德观念。这些要素构成了优良政治得以实现的“情意丛”。正是这种“情意丛”，才催生了被库珀称之为“内部控制”的践行政治道德的内驱力。另一方面，从形上学意义上讲，政治道德文化是政治主体的存在方式。然而，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的人性的不完满，使得政治道德常常在人的自保、冲动和趋利的人性面前“颜面扫地”。也就是说，人为自我立法的道德能力，它不具有相对于每个生命个体而言的现实普遍性。因此，道德的政治和优良的生活还必须仰仗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孟德斯鸠曾告诫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好的制度安排是阻止政治沉沦的“防火墙”。
　　
　　三、学理性批判与现实性关怀相统一的学术视野
　　
　　政治伦理学承载着理论批判的功能。它通过对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政治伦理学说的学理探究和评价，寻找适合本国政治发展的理性原则和现实路径。基于这样的认识，丛书作者对多种政治伦理思想及它们所认同的理念和价值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罗尔斯、诺齐克；从古代中国的“德治”传统到当今社会的“法治”诉求，以及当代政治的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女性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等各种流派，都成为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理论批判的对象。而这种学理性批判，必将使读者对诸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为过上“优良的生活”奠定理性的文化基础。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政治伦理学离不开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可以这样说，对任何一种政治伦理价值的解读，都离不开对当下社会政治生活的体察和反思。因此，强烈的问题意识成为丛书一以贯之的特点。在这里，我国政治运行中的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问题，诸如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公正与效率、权利与权力、权力与责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问题，政府的诚信问题，以及奢侈浪费、青年颓废、邪教问题，不仅成了丛书作者理论思考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成了丛书学理探究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