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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说：“与不列颠四分之三公众观点相左，乃是保持理智的首要之选。”饱受争议的茅于轼让那些一味迎合大众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相形见拙。
老伴赵燕玲已经75岁了，除了视力略有不济外，身板硬朗。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大大小小五个房间，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她一个人操持，她乐此不疲，也游刃有余，觉得保姆反倒不怎么靠得住，于是家里一直不雇保姆。
最近几个月，陪伴在茅于轼身边的她发现，打到家里的电话忽然比往常多了起来，除了来自学界、媒体等的邀请外，很多电话指名道姓要找茅于轼，在这些电话里，对方不问青红皂白，先是扯着嗓子劈头盖脸一通乱骂，然后不等主人辩驳，“哐当”—声就挂掉了。
短暂的气愤和莫名其妙之余，她深感伤心和委屈，她知道，茅于轼—定又在外面说话了，而说的这些话，有些人非常不爱听。
“骂我是他们的权利”
茅于轼的家在北京木樨地的干部小区。每天早晨六点，茅于轼就起床了，从六点到七点，是他收发电子邮件并安排一天日程的时间，除非出差在外。七点过后，与老伴一起用餐，然后准备外出开会或到受邀地发表演讲。倘若不外出，他便与老伴到公园散步，回来后继续在书房伏案写作，那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已经陪伴他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大量的题词、约稿、书评、推荐信让他应接不暇，虽然推掉了不少邀请，每天依旧忙得不可开交，甚至在就餐的时候，他仍在匆匆看报纸，浏览一天要闻。中午十二点是午餐时间，片刻午休后到傍晚六点晚餐这段时间，用来接待客人来访。晚上十点半、最迟不超过十一点，一天的工作结束。如此反复，天天如此。
因为在时间管理上的科学和严苛，加之早年坚持体育锻炼培养起来的好体魄，已经80岁高龄的茅于轼，尽管生活与工作繁忙不堪，却过得有条不紊。
从《择优分配原理》引发学界关注，一直到与张曙光、盛洪等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屡屡抛出重量级调研报告，再到筹建小额贷款公司在灰色地带艰难操作、专事西部扶贫的保姆学校尴尬招生、官司缠身，茅于轼近年来的诸多动作与言论，已经成为公众话题。尤其在最近一两年间，他针对大量社会问题、经济现象发表的不俗论断，在获取一些赞同时，更引致骂声一片。
崇尚绝对市场主义的茅于轼认为，现在的社会太浮躁，糊涂人太多，理性思维太少，他已经80岁了，走路不稳，听力不行，好像已经看到了生命尽头的景象，没有时间去伤心与驳斥了，只是抓紧时间去做自己认为最紧要而且正确的事情，而且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些批评与质疑。
他说，骂人也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尽管粗暴，但需要尊重，而这些批驳，对于他的治学与处事，“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不一样的经济学家
对中国经济的问题很早就开始提建议的经济学家为数不少但是能始终保持清醒、能与体制保持距离、同时坚定的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人却不多。
以茅于轼在学界的声望，已经80岁的他绝不需要为了出名而抛出种种惊人言论。对效率低下和公平缺失的焦虑才是其不断建言的原因。
茅于轼强调，经济学家看问题会比一般人看得更加长远。他的言论也因此引起众多的争论。但是对于真正了解茅于轼的人，读多了，他的文章，一看标题再仔细看文章就知道茅于轼想表达的意思。
奥斯卡·王尔德说：“与不列颠四分之三公众观点相左，乃是保持理智的首要之选。”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茅于轼让那些一味迎合大众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相形见拙。
由于类似火车票应该涨价的惊人之语往往被媒体编辑拿出来作为标题从而广为传播，而其观点的前言后语则被完全忽略，中国经济体行政与市场边界不清的现状，使得依据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得出的、通常在完全市场经济体中早已是经济活动常规的建议遭到所谓民意的谩骂。这些谩骂者中有一部分是评论作者，在其学术修养决定了其无法从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这些建议进行反驳，于是，这部分人往往就喜欢从简单的字面上得出结论，甚至一味迎合舆论、网民的口味。
对于争论，叶檀说得好，“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容易走向极端，一个基本保障尚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平心静气探讨房地产市场规律。”
潘石屹旗帜鲜明地对茅于轼先生的观点表示赞同，是因为茅于轼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其亦有“深刻的体会”。“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在北京有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这里的房子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了，因为这个经济适用房小区离CBD不远。前不久，我到这个小区去走了走，发现有一部分房子甚至租给了外国人，这个小区还设有外国人专门去的咖啡厅和餐厅，这就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针对网上不少批评的舆论，茅于轼特意在个人博客中发表“关于经济适用房诸问题的回复”一文，澄清自己对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一些看法只是个人的观点，绝不是想给出什么结论。此外，他还解释自己的观点绝不是在“为富人说话”，恰恰相反是出于对社会上最困难人群的关心。在讨论这个观点对错的的时候，符合廉租房条件的群体却缺席了。也正如茅于轼所指出的，一直以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很少有发言权，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次也是，那些写网评的人们，那些整天生活在网络上的人，无法代表需要住廉租房的群体的意见。
提携年轻人的长者
茅于轼批评政府多过批评企业。他认为，企业家创造了社会财富，应该得到保护，“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在企业家因为“原罪”和政商关系一个个倒下的时候，茅于轼可谓一语中的。
茅于轼经常慷慨解囊帮助青年学人，他和他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对青年学人的提携和发掘更是被认为可以和当年的胡适相提并论。去年，包括陈志武在内的众多学者都自发的为庆祝茅于轼先生80岁生日征文。
也许，作为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自然而然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思想，他在演讲中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更关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却殊不知，国家大事和自己的生活有着莫大的关系。的确，“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已经不能激起青年人的热血了。这也更能让我们看清楚这个开过火车，经历过巨大时代变迁的80岁老人内心所坚守的信仰。茅于轼的话让我们想起余世存对这个世俗社会的反思，“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也许茅于轼永远无法成为政府的智囊，他更愿意选择的身份，是一名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在未来会被人铭记的，也许是茅于轼担当的历史性角色——知识精英作用于社会的典范，也是当代中国现实的坚定反思者。(摘自：《南都周刊》2009年5月2日、观点地产网2009年5月5日编辑：何乐)
点评：当下中国，并不缺头衔繁多的所谓“专家”，我们最急缺的，恰恰是像茅于轼老先生这样的套共知识分子。他知识渊博、经验丰足，他宠辱不惊、思想深刻，最重要的是，他忧民所忧，已不再被虚浮的利益轻易引诱。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在发表言论和观点的时候，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别的什么都不考虑，“知识分子最与众不同的就是‘知识’，如果连这个特 点都放弃了而去想写别的事情，就没有价值了。”
●茅氏语录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我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保护好富人，穷人才能变富”
“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不管穷人富人，都应得到保护口”
“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
“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审批。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屠的，但他就买7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厉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老伴赵燕玲已经75岁了，除了视力略有不济外，身板硬朗。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大大小小五个房间，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她一个人操持，她乐此不疲，也游刃有余，觉得保姆反倒不怎么靠得住，于是家里一直不雇保姆。
最近几个月，陪伴在茅于轼身边的她发现，打到家里的电话忽然比往常多了起来，除了来自学界、媒体等的邀请外，很多电话指名道姓要找茅于轼，在这些电话里，对方不问青红皂白，先是扯着嗓子劈头盖脸一通乱骂，然后不等主人辩驳，“哐当”—声就挂掉了。
短暂的气愤和莫名其妙之余，她深感伤心和委屈，她知道，茅于轼—定又在外面说话了，而说的这些话，有些人非常不爱听。
“骂我是他们的权利”
茅于轼的家在北京木樨地的干部小区。每天早晨六点，茅于轼就起床了，从六点到七点，是他收发电子邮件并安排一天日程的时间，除非出差在外。七点过后，与老伴一起用餐，然后准备外出开会或到受邀地发表演讲。倘若不外出，他便与老伴到公园散步，回来后继续在书房伏案写作，那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已经陪伴他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大量的题词、约稿、书评、推荐信让他应接不暇，虽然推掉了不少邀请，每天依旧忙得不可开交，甚至在就餐的时候，他仍在匆匆看报纸，浏览一天要闻。中午十二点是午餐时间，片刻午休后到傍晚六点晚餐这段时间，用来接待客人来访。晚上十点半、最迟不超过十一点，一天的工作结束。如此反复，天天如此。
因为在时间管理上的科学和严苛，加之早年坚持体育锻炼培养起来的好体魄，已经80岁高龄的茅于轼，尽管生活与工作繁忙不堪，却过得有条不紊。
从《择优分配原理》引发学界关注，一直到与张曙光、盛洪等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屡屡抛出重量级调研报告，再到筹建小额贷款公司在灰色地带艰难操作、专事西部扶贫的保姆学校尴尬招生、官司缠身，茅于轼近年来的诸多动作与言论，已经成为公众话题。尤其在最近一两年间，他针对大量社会问题、经济现象发表的不俗论断，在获取一些赞同时，更引致骂声一片。
崇尚绝对市场主义的茅于轼认为，现在的社会太浮躁，糊涂人太多，理性思维太少，他已经80岁了，走路不稳，听力不行，好像已经看到了生命尽头的景象，没有时间去伤心与驳斥了，只是抓紧时间去做自己认为最紧要而且正确的事情，而且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些批评与质疑。
他说，骂人也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尽管粗暴，但需要尊重，而这些批驳，对于他的治学与处事，“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不一样的经济学家
对中国经济的问题很早就开始提建议的经济学家为数不少但是能始终保持清醒、能与体制保持距离、同时坚定的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人却不多。
以茅于轼在学界的声望，已经80岁的他绝不需要为了出名而抛出种种惊人言论。对效率低下和公平缺失的焦虑才是其不断建言的原因。
茅于轼强调，经济学家看问题会比一般人看得更加长远。他的言论也因此引起众多的争论。但是对于真正了解茅于轼的人，读多了，他的文章，一看标题再仔细看文章就知道茅于轼想表达的意思。
奥斯卡·王尔德说：“与不列颠四分之三公众观点相左，乃是保持理智的首要之选。”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茅于轼让那些一味迎合大众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相形见拙。
由于类似火车票应该涨价的惊人之语往往被媒体编辑拿出来作为标题从而广为传播，而其观点的前言后语则被完全忽略，中国经济体行政与市场边界不清的现状，使得依据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得出的、通常在完全市场经济体中早已是经济活动常规的建议遭到所谓民意的谩骂。这些谩骂者中有一部分是评论作者，在其学术修养决定了其无法从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这些建议进行反驳，于是，这部分人往往就喜欢从简单的字面上得出结论，甚至一味迎合舆论、网民的口味。
对于争论，叶檀说得好，“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容易走向极端，一个基本保障尚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平心静气探讨房地产市场规律。”
潘石屹旗帜鲜明地对茅于轼先生的观点表示赞同，是因为茅于轼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其亦有“深刻的体会”。“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在北京有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这里的房子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了，因为这个经济适用房小区离CBD不远。前不久，我到这个小区去走了走，发现有一部分房子甚至租给了外国人，这个小区还设有外国人专门去的咖啡厅和餐厅，这就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针对网上不少批评的舆论，茅于轼特意在个人博客中发表“关于经济适用房诸问题的回复”一文，澄清自己对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一些看法只是个人的观点，绝不是想给出什么结论。此外，他还解释自己的观点绝不是在“为富人说话”，恰恰相反是出于对社会上最困难人群的关心。在讨论这个观点对错的的时候，符合廉租房条件的群体却缺席了。也正如茅于轼所指出的，一直以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很少有发言权，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次也是，那些写网评的人们，那些整天生活在网络上的人，无法代表需要住廉租房的群体的意见。
提携年轻人的长者
茅于轼批评政府多过批评企业。他认为，企业家创造了社会财富，应该得到保护，“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在企业家因为“原罪”和政商关系一个个倒下的时候，茅于轼可谓一语中的。
茅于轼经常慷慨解囊帮助青年学人，他和他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对青年学人的提携和发掘更是被认为可以和当年的胡适相提并论。去年，包括陈志武在内的众多学者都自发的为庆祝茅于轼先生80岁生日征文。
也许，作为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自然而然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思想，他在演讲中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更关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却殊不知，国家大事和自己的生活有着莫大的关系。的确，“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已经不能激起青年人的热血了。这也更能让我们看清楚这个开过火车，经历过巨大时代变迁的80岁老人内心所坚守的信仰。茅于轼的话让我们想起余世存对这个世俗社会的反思，“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也许茅于轼永远无法成为政府的智囊，他更愿意选择的身份，是一名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在未来会被人铭记的，也许是茅于轼担当的历史性角色——知识精英作用于社会的典范，也是当代中国现实的坚定反思者。(摘自：《南都周刊》2009年5月2日、观点地产网2009年5月5日编辑：何乐)
点评：当下中国，并不缺头衔繁多的所谓“专家”，我们最急缺的，恰恰是像茅于轼老先生这样的套共知识分子。他知识渊博、经验丰足，他宠辱不惊、思想深刻，最重要的是，他忧民所忧，已不再被虚浮的利益轻易引诱。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在发表言论和观点的时候，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别的什么都不考虑，“知识分子最与众不同的就是‘知识’，如果连这个特 点都放弃了而去想写别的事情，就没有价值了。”
●茅氏语录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我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保护好富人，穷人才能变富”
“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不管穷人富人，都应得到保护口”
“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
“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审批。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屠的，但他就买7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厉子有钱人才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