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逃命，你会带着什么上路？
　　如果有三天时间准备举家移居，你会带什么走？
　　突然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你能否养活自己？”
　　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国籍与他们祖父辈的出生地不同。为了活着，他们的先辈在此起彼伏的反犹浪潮中，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再搬到下一个地方，犹太民族可以称得上是这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逃命专业户”。
　　很多时候，逃命的机会稍纵即逝，如何最简便、快捷地携带尽可能多的财产上路、如何最有效、方便地把财产转化为生活必需品，这是一件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课题。
　　因此，与挣了大钱就要回故乡买土地、盖大宅的中国传统商贾不同，贵金属一度是犹太人最信任的投资，黄金、钻石、珠宝、银器才是“最可靠的货币”。
　　文章开头的三个问题是98岁的耶路撒冷老太太萨拉问我的。上世纪初，萨拉的父亲变卖土地和房子，买了一群马，趁天黑带着全家越过边境，从沙皇俄国逃到中国东北，就地卖掉马，在满洲里安了家。
　　“别人都是背着财产逃命，可你看我的父亲，是财产背着他逃命，多聪明！”萨拉对这点很骄傲。
　　萨拉一家的逃命方案成功，因为故事结尾是他们幸存下来了。
　　在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一座小小的皮箱山，箱子和里面的东西凌乱散落，它们的主人几乎全部丧命于纳粹集中营。每个皮箱都曾经装着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逃命时随身携带的东西，装着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容易地活下去的期待，直到历史粗暴地喊了停。那里每个风化糟坏的皮箱搭扣都见证了希望的巅峰和绝望的谷底。
　　很多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人，的确是在最后一刻才相信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以至于连遗言都没有留下。他们的故事，是活下来的人讲给这个世界听，他们的后代身上都打上了“幸存者”的烙印。
　　88岁的沃尔特一辈子都在全世界各地讲述自己的童年。他生于德国，上世纪30年代欧洲反犹浪潮高涨时，15岁的他在犹太慈善组织的帮助下，只身逃往英国。
　　那是一项名为“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的计划，专门将在反犹重灾区（如德国等）生命受到威胁的17岁以下儿童紧急送往他国避难。只送孩子，不送大人。一万五千余名犹太儿童因此活了下来——其中绝大多数是全家唯一活下来的人。
　　沃尔特说，那是一条不知道终点的逃亡之路。“原本说要送我们去巴勒斯坦地区（现以色列国）的基布兹务农，等情况好一点再回家，但中转英国时，才被告知巴勒斯坦不许去了。到底能去哪，当时连组织者都不知道。”
　　滞留在英国的沃尔特，一留就留了六十五年。
　　“当时孩子们随身带的行李都很少。我记得有个孩子带了一个小手提箱，里面只有洗漱用具和一身西装。”他自言自语，“可逃命哪有这么体面呢。”
　　沃尔特离开后，他的家人被送进集中营。最终母亲活了下来。母子失散几十年后重逢。
　　我给他讲，中国有本关于战争的书里说，只有老人才明白，这世上所有暂别，凡遇乱世，就是永别。
　　你说得对，我们当时的确都没想到。”他说。
　　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出生于波兰，上世纪30年代随父母移居中东。离开那天，外祖父送他上火车，对他说：西蒙，要一直当个犹太人。
　　几年后，外祖父和住在同个村庄的其他犹太人一起，被赶进木质的犹太会堂，全村老小被一把火活活烧死。
　　于是，“一直当个犹太人”成了外祖父留给佩雷斯的最后一句话，当时的他一定也没有料到这一点。
　　以色列人加布里埃尔的父母战争期间逃出波兰，留在那里的家人后来都惨遭纳粹杀害。几年前，一家美国电视台筹拍一部大屠杀幸存者及后代重访故地的纪录片，带着加布里埃尔回到他父母逃出的那个波兰小村庄。
　　“现在那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都被杀光了，或者跑掉了。村子里的人看我就像看怪物。”
　　那是你的祖先几代人曾居住的地方，难道一丁点儿故乡的感觉都没有吗？
　　“我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在那里遇害，那里不是故乡，是噩梦。对犹太人来说，唯一的故乡就是以色列。”
　　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犹太人都这样相信：一旦悲惨历史重演，一旦犹太人再次面临严重的反犹迫害，一旦世界上再次没有犹太人的立足之地，至少以色列会无条件接受所有犹太人，至少这地球上有这么一小块地方，是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即便知道那个地方不完美，即便自己不生活在那里，只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存在，就是整个民族的安全感。
　　这是一种需要逃命的时候，马上就知道往哪儿逃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