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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1日,关心时政的人们在当天的《北洋画报》头版,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查本站积习相沿,弱点尚多,弟日思竭其能力,逐渐改良,辱承指导,实获我心。除饬车务处设法改良外,特此函谢。”这是当时中国北方铁路运营调度管理中心北宁铁路局局长高纪毅,在报纸上登出致歉信的部分内容。在这封名为《北宁路局局长高纪毅君来函》的致歉信上,高局长公开承诺,会对火车因历史原因产生的诸多问题逐渐加以改良。
“北宁铁路局”得名于1929年初,其前身是京奉铁路局。1907年,随着山海关至皇姑屯一段铁路的建成,北京至奉天(今沈阳)铁路全线开通。这条连接关内外,全长1042公里的北方交通枢纽,被命名为京奉铁路。负责相关运营管理事宜的京奉铁路管理局也相继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天津新站(今北站)对面(遗址在第四中心医院门诊部一带)。
堂堂大局长,怎么会突然在报纸上发出这样一条有碍官威的消息?
1929年初,一位想从天津坐火车去沈阳的乘客来到位于天津的北宁火车站售票处。当时,中国火车的座次分一等、二等和三等。一等是睡铺,乘客可躺着;二等是座位,间距较大,比较舒适,级别相当于今天的软座;三等也是座位,但因间距很小,舒适度极差,大概和今天绿皮车的硬座有一拼。基于中国传统中“穷家富路”的观念,他想买一张睡铺。可售票人员告诉他,按照规定,睡铺票需提前一天打电话到北平预订,预订完毕后,还要上车等列车开出之后才允许购买。这位乘客被这套繁琐的程序吓坏了,想着反正也买不到票,为避免麻烦,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了一张二等车票。
上车后,他好奇地到一等车厢溜达了一圈。让他惊讶的是,原本认为是人满为患难以企及的睡铺,竟然只有两名中国妇女和一名外国人捧场,大部分睡铺都空着。眼前的一幕让他气愤了。这位笔名叫妙观的记者,随即掏出纸笔,写了一篇文章,披露铁路部门的管理漏洞。不久后,这篇文章出现在1929年2月20日的《北洋画报》中,名为《出关记》。
除了火车睡票销售环节的不合理外,妙观在文中还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提出了铁路管理的其它一些问题。包括二等车厢座位底下是暖气管,乘客坐在上面有如“烤鸭”;列车上没有安装报警钟,乘警太少,没有防备措施应对突如其来的盗贼;餐车温度太低,餐车上的西餐只能根据一等二等车厢的名额限制定量供应等。中国铁路自1876年创设以来,因管理经验不足、技术细节设计不周、人事慵懒等因素,到1930年代,虽运营50余年,却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妙观在文中反映的实属冰山一角。
《出关记》发表后,社会人士有嬉笑的,有怒骂的。高纪毅,这位1929年3月才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北宁铁路局局长的大人物,终于挂不住了。
也许可以推测,高纪毅在媒体的低调亮相,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挽回机构颜面的无奈之举,但它至少表明了当局的一种态度和诚意,另外,这一事件也表明,在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办报热潮中,中国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已经让当时的政府官员不可小视了。
(摘自《滨海时报》 图/陈亦权)
“北宁铁路局”得名于1929年初,其前身是京奉铁路局。1907年,随着山海关至皇姑屯一段铁路的建成,北京至奉天(今沈阳)铁路全线开通。这条连接关内外,全长1042公里的北方交通枢纽,被命名为京奉铁路。负责相关运营管理事宜的京奉铁路管理局也相继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天津新站(今北站)对面(遗址在第四中心医院门诊部一带)。
堂堂大局长,怎么会突然在报纸上发出这样一条有碍官威的消息?
1929年初,一位想从天津坐火车去沈阳的乘客来到位于天津的北宁火车站售票处。当时,中国火车的座次分一等、二等和三等。一等是睡铺,乘客可躺着;二等是座位,间距较大,比较舒适,级别相当于今天的软座;三等也是座位,但因间距很小,舒适度极差,大概和今天绿皮车的硬座有一拼。基于中国传统中“穷家富路”的观念,他想买一张睡铺。可售票人员告诉他,按照规定,睡铺票需提前一天打电话到北平预订,预订完毕后,还要上车等列车开出之后才允许购买。这位乘客被这套繁琐的程序吓坏了,想着反正也买不到票,为避免麻烦,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了一张二等车票。
上车后,他好奇地到一等车厢溜达了一圈。让他惊讶的是,原本认为是人满为患难以企及的睡铺,竟然只有两名中国妇女和一名外国人捧场,大部分睡铺都空着。眼前的一幕让他气愤了。这位笔名叫妙观的记者,随即掏出纸笔,写了一篇文章,披露铁路部门的管理漏洞。不久后,这篇文章出现在1929年2月20日的《北洋画报》中,名为《出关记》。
除了火车睡票销售环节的不合理外,妙观在文中还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提出了铁路管理的其它一些问题。包括二等车厢座位底下是暖气管,乘客坐在上面有如“烤鸭”;列车上没有安装报警钟,乘警太少,没有防备措施应对突如其来的盗贼;餐车温度太低,餐车上的西餐只能根据一等二等车厢的名额限制定量供应等。中国铁路自1876年创设以来,因管理经验不足、技术细节设计不周、人事慵懒等因素,到1930年代,虽运营50余年,却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妙观在文中反映的实属冰山一角。
《出关记》发表后,社会人士有嬉笑的,有怒骂的。高纪毅,这位1929年3月才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北宁铁路局局长的大人物,终于挂不住了。
也许可以推测,高纪毅在媒体的低调亮相,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挽回机构颜面的无奈之举,但它至少表明了当局的一种态度和诚意,另外,这一事件也表明,在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办报热潮中,中国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已经让当时的政府官员不可小视了。
(摘自《滨海时报》 图/陈亦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