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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后，中央机关各部委都派出干部去全国各地搞“社教”。来到山西省长治县的除了国家体委的69名同志外（第一批队员），还有中央文化部的321人。他们分别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乐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东方歌舞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工学院等单位。其中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部分同志都被分配到苏店公社各个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苏店“四清”工作团是9月14日背着行李、唱着歌曲分赴全公社13个大队和18个企事业单位的。进村后，根据先遣队的安排，他们认门认户，来到贫下中农家里住。这一年晋东南遭受了严重的干旱，整整一个伏天，滴雨未下。工作队进村这天，正好下了一场小雨。大家一放下被褥，就提上水桶走出来接雨。当时正是秋收和种小麦的时候。工作团要求全体队员每天早上学习，提高认识；上午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抗旱救灾；下午做访问调查，听取群众意见；晚上召开社员大会，发动大家检举揭发“四不清”干部。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既是“四清”工作队，又是生产工作队。
那时苏店公社的党委书记是李树德，主任是牛福贵。“四清”工作团团部设在公社院里（现苏店村委办公处），团长是高平县县委书记席国民，政委是长治县宣传部部长郭玉仓；副团长是晋东南地区卫生局局长张秉公、李树德，副政委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昭、牛福贵。工作团下辖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李树德兼任。长治县文化局副局长崔清海也被借调到苏店来，担任公社“四清”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史大同、江菁、杨忠元等同志也来工作团办公室工作，住在公社的东楼上。
苏店公社还是晋东南地委、专署确定的全区“四清先走一步”的试点。地委书记王尚志就在这里蹲点。副专员程首创带着郭二奎、吴昂、王绍禹、韩恩俊等几个秘书也见天住在公社。他们跟团部的同志在一个院里住着，一口锅里吃饭，很快就熟悉了。有时候下乡就叫崔清海一块儿去，给县委送个文件、材料也让他骑上自行车去。吃罢夜饭没什么事了，程首创就站在楼上喊：“小崔，上来坐会儿。”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工作队员把贫下中农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史大同来到苏店大队社员金真则家吃派饭，看见做的是鸡蛋臊的扯面，而大锅里盛的却是小米稠饭。他说：“咱都是一家人，不能吃两样饭。”就操了一碗稠饭吃起来；苏店大队工作队员王英，见贫农陈贵香家孩子小，就帮她推碾子、洗衣服、缝被褥；郝店大队工作队员李秀枝，看到八十多岁的老贫农张春喜耳聋眼花，无依无靠，就主动搬到他家住，给老人担水、扫地、做饭；江菁穿着一身灰布衣服，腰上扎着皮带，时时处处以一个八路军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著名电影演员谢芳被分派到苏店大队第二队，和其他几个女演员一起住在贫农朱有根家的三间西屋里。她那时身体不好，患有支气管炎和胃下垂等病。医生安顿她多休息，她说：“锻炼锻炼就好了。”她坚持和社员们一起下地担粪、割谷子。工作队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广大贫下中农，苏店大队的孟云则老汉站在街上喊：“土改时的八路军又回来了。”
这种精神也打动了许多“四不清”干部。苏店村党总支书记郝臭则交待出了从1959年到1965年给公社干部、县委干部、专署干部送猪肉、粉条、白菜、豆角的事；北天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全贵交待了自己多吃多占、贪污粮食和现金的事；西申家庄大队第九生产队队长崔宝珍，“四清”开始后就不想干了，想当个社员，这时候主动找到工作队认错，并且重新制订了生产指标，争取来年亩产六百斤；苏店大队的老保管朱旦只为帮助清理阶级队伍，把“土改”时的老账本都找出来了；村委委员赵二毛，一连两夜没睡觉，向工作队反映情况。
程首创副专员是黎城县程家山人，抗战时就参加革命。他文人气质较重，经常写诗。训起人来严厉，讲话却很风趣。如1965年10月5日在苏店公社贫协代表会议上，在讲到社员怕干部时，他说：“在派活的时候，给你派个重活、瘦活就把你干住了。不给你派活就闹得你吃不上饭了。或者给你派上一种出力大挣分少的活，本来该记十分，给你记了三分。你说这不怕吗？”1965年10月19日在苏店工作团全体工作队员生产誓师大会上，当提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表演的节目曲高和寡时，他说：“文化部同志来了，演的戏当然很好，可是你们要交出去才行啊！邱丽莉给社员排了‘全家学毛选’，演的时候，人都快走光了，只剩下孩子在台下闹，我坚持看下来了。”又如1966年4月18日在苏店工作团工作队员集训会上，当提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他说：“如果说美帝真正打到了苏店，有谁能保护你，不出卖你。我想如果敌人占了苏店，我能进苏店，但是否能出村？还没有足够的把握。而抗日战争时期，有几个地方我有把握，因为那时的工作比现在过得硬，起码群众能和我们一起与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他说的是实话，大家都愿意听。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陈强（《红色娘子军》里扮“南霸天”）、黄素影（《暴风骤雨》里扮“田大娘”）、王人美（《渔光曲》里扮“徐小猫”）、俞平（《小二黑结婚》里扮“小芹”）、项堃（《南征北战》里扮“张军长”）、毕鉴昌（《青年鲁班》里扮“李三辈”）、王澍（《小兵张嘎》里扮“胖翻译”）、李长乐（《锦上添花》里扮“铁英”）、欧阳红樱（《风雪太行山》里扮“马老汉”的儿媳妇）等这次也来苏店公社搞“社教”。王人美在苏店大队第一队。这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因主演《漁光曲》《风云儿女》等电影红遍全国。她来苏店时，精神不很好，每天病病恹恹的。其他演员担上水下地抗旱，她担不动，就用水壶提；黄素影在苏店大队第六队。这个队有个成份不好的社员，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因为私自卖菜，经常受到批判，她就很同情这个社员，三块、五块地悄悄资助他；作曲家苏民早年加入新四军，1942年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主席的讲话，像《龙须沟》《扑不灭的火焰》等电影的插曲就是她写的，她担任苏店大隊第五队工作组的组长，苏民党性极强，当时中央有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即“二十三条”），她是一字一句地遵照执行。她是南方人，吃不惯社员家的玉茭面配酸菜，可她宁可饿着，也不去饭店买吃的；邱丽莉在二队；俞平在三队；李长乐在四队。陈强在南天河村第七生产队。这个村吃水很困难，全村169户人家仅有村西的一口井，光井深就20多丈。村中央还有一个大陡坡。陈强住在“老宅院”里，见天要给房东和邻居家挑满缸。他还被南天河大队贫下中农推荐为工作队副指导员；毕鉴昌是指导员；项堃在南天河村第一生产队，为了让保管许五锁、会计孟冬喜交待问题，他曾一连四个晚上不睡觉想办法。当社员宋旦则的小孩得了病无钱医治时，他就从自己身上掏出十块钱来。青年演员牛莉莉、张荣梅当初来农村的目的是体验生活，为以后在银幕上塑造一个农村姑娘的形象做准备。可当看到村里和她们一样大的女孩子日复一日地在地里劳作，一年到头连件新衣裳也穿不上时，俩人就觉出了自己的渺小和自私，从此舍弃名利思想，和社员们一起秋收冬藏。欧阳红樱那时已经入党了，因为不小心丢失了一份县里的“四清”简报，她就要求处分。1965年底李长乐、项堃、张翠兰、牛莉莉、邱丽莉、欧阳红樱等还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上了“光荣榜”。 领导更是以身作则。文化部电影局的副局长季洪是韩店公社“四清”工作团团长，她一进村就先买了一条扁担、两只箩筐头，准备上地劳动；文化部资料馆馆长龚连在池里大队蹲点，她主动去老鼠多、跳蚤多的崔满景大娘家住，帮助她做家务；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昭一闲下来就从茅厕里掏上大粪，担到地里灌小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钱筱璋在北呈公社六家大队下乡，当时这个村正闹派性，社员家不给工作队做饭。他就跑到路边的“吃吃店”里买两个窝头，再讨碗面汤喝。因为吃不好，睡不好，工作量又大。几个月下来，他们一个个都瘦了。
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国的一大批文化精英齐聚位于太行山西麓的长治县。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一下子涌来这么多大师级的人物，这在县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62年全国评选出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中，就有两个人来了这里（谢芳和陈强）。他们除做好“社教”工作外，还热心帮助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陈强帮助村里成立起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和李新（北影厂导演）在南天河村俱乐部里教社员们唱《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多亏党的好领导》。他还配合那年征兵的形势，写了《争参军》等三个小剧，在村里排唱。工作队还凑钱买了一批书籍和象棋，社员们遇到阴天下雨就来看书；俞平教村里人唱“清粼粼的水来，蓝圪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开社员大会前王澍抱着一个圆木疙瘩就上台了，说：“别說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社员们听了哄堂大笑；东方歌舞团独唱演员王昆，那年39岁，是韩店公社“四清”工作团的党委委员，她跑遍了全县24个公社，在会场上、在集市上、在田间地头，一遍又一遍地为贫下中农演唱《白毛女》《南泥湾》《二十三条好》；东方歌舞团还根据当地一个女青年的经历，采用上党梆子唱腔，排演了歌舞剧《冬梅泪》。朝鲜族舞蹈演员安胜子饰演冬梅。在韩店中学大礼堂连演几天，观者如堵。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中国男子团体冠军之一的傅其芳，当时是柳林公社东呈大队的工作队员。他和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孙梅英多次来到韩店中学指导，使学生从小就与世界冠军面对面地接触、交流，得到他们的教诲。后来长治县的文化体育事业突飞猛进，这和国家体委、中央文化部派来的“四清”工作队有很大关系。
毛主席对“四清”满怀希望。他说：“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但“四清”尚未结束，一场旷古未有的内乱就开始了。
为了保持稳定，中央来的工作队是分几批撤出长治县的。晚撤的同志有的还参加了县级机关的“四清”。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最后一批队员是1966年7月中旬撤走的。苏店公社的贫下中农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上了车。
这时候，长治县城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上街游行的人也接连不断。
“文革”的兴起给北影厂的“四清”工作涂上了一层阴影。
运动甫始，天下大乱。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不明不白地扔进了井里，其余官员也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为首的“联字号”，一派是以地区革委会主任程首创为首的“红字号”。两派仇大恨深，不共戴天。程首创还在搞“四清”，就把他从苏店揪走了。“联字号”仔细审查了他的历史，发现他是个国民党特务分子。于是就下告百姓，上报中央。但相信的人不多，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员，怎么你说他是特务就成特务了？“联字号”又细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在苏店公社搞过“四清”，电影演员谢芳也在这里。于是长治县的几个“联字号”头目谭××、牛××、王××等一阵忙碌，就把两个人捆绑到了一张床上。于是程首创就成了道德败坏的恶棍，而谢芳也从熠熠生辉的电影明星变成了轻浮女子。那么多的女演员都在苏店，为什么偏偏非要说成是谢芳？因为她名声大，是“二十二大”影星，这样更能引起轰动。
大概是1967年，“程首创专案组”派人来找崔清海，要他写个书面材料，证明程首创和谢芳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崔清海听了连想也没想，就一口咬定：“没有。”来人说：“你再想一想。‘四清’时你是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和程首创成天在一处，他干什么事来你最清楚。”崔清海说：“那时候程首创和陈昭住在公社的七间堂楼上，吃饭就在公社灶上。谢芳住在苏店村里朱有根家，在全队轮吃派饭。她是二队普通的组员，有什么事跟组长汇报。和程首创两个人就不见面，顶多是开会时，他在台上说，她在台下听。一点感情基础都没呐，怎能会发生男女关系？”来人又拿出张相片来。这是一张模糊不清的“裸体照”，隐隐地看见有两个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可到底是谁？看不清面目。崔清海说：“谁照的这张像来，你去找他吧！我不知道。”因为不配合，“联字号”就把崔清海划成了“程首创黑线”上的人，多次遭到围攻和批斗。“专案组”还找到李树德，要他证明程首创和谢芳有一腿。李树德也矢口否认，不承认有这回事。这张“裸体照”还被大量地洗印，张贴在路边的电线杆子上。
可也怪了，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事，就是有人站出来做证，绘声绘色地说两个人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的一块。也不仰起脖子想一想，一个红遍中国的大电影明星，怎么会瞧起一个地方上的小副专员来？这种事越传越邪乎，那些天晋东南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真假难辨。
据今年87岁的崔清海访述，在后来批斗程首创时，“联字号”多次把他拉去陪斗，说：“看看你主子的下场吧！”程首创被反捆双手押在一辆大汽车上，车顶上驾着机枪。前面是几十辆摩托车开道，汽车后头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程首创不服。“联字号”喊：“打倒程首创。”他说：“打不倒。”“联字号”又喊：“程首创是国民党大特务。”他说：“不是。”“联字号”又喊：“程首创这个大流氓，调戏演员谢芳。”他说：“没有的事，都不要相信。”这时就冲进车厢来几个人，有的捂他的嘴，有的扭他的胳膊。为了不让他说话，后来又干脆撬开他的嘴，给戴了一副“支牙的”（为防止牛马偷吃青苗而打制的一种牲畜器具）。鲜血从他嘴里流出来，又流到了地上。
“联字号”还把“裸体照”这件事举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厂马上派人下来调查。崔清海还是那句话：“没有。”
大概是1973年，崔清海去北京出差。北影厂的史大同、杨忠元、邱丽莉、欧阳红樱等同志都去看他。谢芳也来了。一见面谢芳就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崔主任，在那件事情上，你没有做假证明。”
“裸体照”是动乱年代派性斗争的产物，丝毫不影响苏店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四清”工作队的关系。他们在“社教”运动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已成为心底永恒的记忆。韩忠政当时是苏店大队第十九生产小队“四清”组的组长，跟作曲家苏民经常在一块儿开会学习、研究问题。苏民见这个年青人好学上进，可就是家里条件太差，常常吃不饱饭。“四清”结束回到北京后，苏民就给他寄来30斤全国粮票。如今五十年过去了，韩忠政还记得苏民家的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保产胡同25号”。他说这件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宣风华是韩店大队“四清”工作队队员，冬天她跟第十六生产队的女社员宋春梅一起抬上雪奶麦子，春天抬上水浇地。黑夜睡在一条土炕上。后来宣风华就从北京买了一身新衣服和一条新围巾给宋春梅寄过来。大概是1975年，时任北影厂副厂长的李长乐重访苏店。一下车她们就满村里转，寻找当年的老房东和村干部。她们还把“四清”干部崔清海、李树德请到村里，商讨苏店村怎样发展。1985年的一天，谢芳也来到苏店，在村里的舞台上为乡亲们汇报演出。听说搞“四清”的谢芳来了，大家都来看她。面对热情的父老，艺术家泪流满面。她说：“二十年前，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来到了苏店。那时候你们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玉米面。可你们天不亮就扛起锄下地了，晚上顶着星星才回家。这么多年来，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们。你们才是我的老师。”谢芳深情地给乡亲们鞠躬。
北影厂和苏店镇之间的“老八路”血脉还在延续着。
苏店“四清”工作团是9月14日背着行李、唱着歌曲分赴全公社13个大队和18个企事业单位的。进村后，根据先遣队的安排，他们认门认户，来到贫下中农家里住。这一年晋东南遭受了严重的干旱，整整一个伏天，滴雨未下。工作队进村这天，正好下了一场小雨。大家一放下被褥，就提上水桶走出来接雨。当时正是秋收和种小麦的时候。工作团要求全体队员每天早上学习，提高认识；上午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抗旱救灾；下午做访问调查，听取群众意见；晚上召开社员大会，发动大家检举揭发“四不清”干部。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既是“四清”工作队，又是生产工作队。
那时苏店公社的党委书记是李树德，主任是牛福贵。“四清”工作团团部设在公社院里（现苏店村委办公处），团长是高平县县委书记席国民，政委是长治县宣传部部长郭玉仓；副团长是晋东南地区卫生局局长张秉公、李树德，副政委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昭、牛福贵。工作团下辖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李树德兼任。长治县文化局副局长崔清海也被借调到苏店来，担任公社“四清”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史大同、江菁、杨忠元等同志也来工作团办公室工作，住在公社的东楼上。
苏店公社还是晋东南地委、专署确定的全区“四清先走一步”的试点。地委书记王尚志就在这里蹲点。副专员程首创带着郭二奎、吴昂、王绍禹、韩恩俊等几个秘书也见天住在公社。他们跟团部的同志在一个院里住着，一口锅里吃饭，很快就熟悉了。有时候下乡就叫崔清海一块儿去，给县委送个文件、材料也让他骑上自行车去。吃罢夜饭没什么事了，程首创就站在楼上喊：“小崔，上来坐会儿。”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工作队员把贫下中农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史大同来到苏店大队社员金真则家吃派饭，看见做的是鸡蛋臊的扯面，而大锅里盛的却是小米稠饭。他说：“咱都是一家人，不能吃两样饭。”就操了一碗稠饭吃起来；苏店大队工作队员王英，见贫农陈贵香家孩子小，就帮她推碾子、洗衣服、缝被褥；郝店大队工作队员李秀枝，看到八十多岁的老贫农张春喜耳聋眼花，无依无靠，就主动搬到他家住，给老人担水、扫地、做饭；江菁穿着一身灰布衣服，腰上扎着皮带，时时处处以一个八路军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著名电影演员谢芳被分派到苏店大队第二队，和其他几个女演员一起住在贫农朱有根家的三间西屋里。她那时身体不好，患有支气管炎和胃下垂等病。医生安顿她多休息，她说：“锻炼锻炼就好了。”她坚持和社员们一起下地担粪、割谷子。工作队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广大贫下中农，苏店大队的孟云则老汉站在街上喊：“土改时的八路军又回来了。”
这种精神也打动了许多“四不清”干部。苏店村党总支书记郝臭则交待出了从1959年到1965年给公社干部、县委干部、专署干部送猪肉、粉条、白菜、豆角的事；北天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全贵交待了自己多吃多占、贪污粮食和现金的事；西申家庄大队第九生产队队长崔宝珍，“四清”开始后就不想干了，想当个社员，这时候主动找到工作队认错，并且重新制订了生产指标，争取来年亩产六百斤；苏店大队的老保管朱旦只为帮助清理阶级队伍，把“土改”时的老账本都找出来了；村委委员赵二毛，一连两夜没睡觉，向工作队反映情况。
程首创副专员是黎城县程家山人，抗战时就参加革命。他文人气质较重，经常写诗。训起人来严厉，讲话却很风趣。如1965年10月5日在苏店公社贫协代表会议上，在讲到社员怕干部时，他说：“在派活的时候，给你派个重活、瘦活就把你干住了。不给你派活就闹得你吃不上饭了。或者给你派上一种出力大挣分少的活，本来该记十分，给你记了三分。你说这不怕吗？”1965年10月19日在苏店工作团全体工作队员生产誓师大会上，当提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表演的节目曲高和寡时，他说：“文化部同志来了，演的戏当然很好，可是你们要交出去才行啊！邱丽莉给社员排了‘全家学毛选’，演的时候，人都快走光了，只剩下孩子在台下闹，我坚持看下来了。”又如1966年4月18日在苏店工作团工作队员集训会上，当提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他说：“如果说美帝真正打到了苏店，有谁能保护你，不出卖你。我想如果敌人占了苏店，我能进苏店，但是否能出村？还没有足够的把握。而抗日战争时期，有几个地方我有把握，因为那时的工作比现在过得硬，起码群众能和我们一起与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他说的是实话，大家都愿意听。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陈强（《红色娘子军》里扮“南霸天”）、黄素影（《暴风骤雨》里扮“田大娘”）、王人美（《渔光曲》里扮“徐小猫”）、俞平（《小二黑结婚》里扮“小芹”）、项堃（《南征北战》里扮“张军长”）、毕鉴昌（《青年鲁班》里扮“李三辈”）、王澍（《小兵张嘎》里扮“胖翻译”）、李长乐（《锦上添花》里扮“铁英”）、欧阳红樱（《风雪太行山》里扮“马老汉”的儿媳妇）等这次也来苏店公社搞“社教”。王人美在苏店大队第一队。这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因主演《漁光曲》《风云儿女》等电影红遍全国。她来苏店时，精神不很好，每天病病恹恹的。其他演员担上水下地抗旱，她担不动，就用水壶提；黄素影在苏店大队第六队。这个队有个成份不好的社员，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因为私自卖菜，经常受到批判，她就很同情这个社员，三块、五块地悄悄资助他；作曲家苏民早年加入新四军，1942年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主席的讲话，像《龙须沟》《扑不灭的火焰》等电影的插曲就是她写的，她担任苏店大隊第五队工作组的组长，苏民党性极强，当时中央有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即“二十三条”），她是一字一句地遵照执行。她是南方人，吃不惯社员家的玉茭面配酸菜，可她宁可饿着，也不去饭店买吃的；邱丽莉在二队；俞平在三队；李长乐在四队。陈强在南天河村第七生产队。这个村吃水很困难，全村169户人家仅有村西的一口井，光井深就20多丈。村中央还有一个大陡坡。陈强住在“老宅院”里，见天要给房东和邻居家挑满缸。他还被南天河大队贫下中农推荐为工作队副指导员；毕鉴昌是指导员；项堃在南天河村第一生产队，为了让保管许五锁、会计孟冬喜交待问题，他曾一连四个晚上不睡觉想办法。当社员宋旦则的小孩得了病无钱医治时，他就从自己身上掏出十块钱来。青年演员牛莉莉、张荣梅当初来农村的目的是体验生活，为以后在银幕上塑造一个农村姑娘的形象做准备。可当看到村里和她们一样大的女孩子日复一日地在地里劳作，一年到头连件新衣裳也穿不上时，俩人就觉出了自己的渺小和自私，从此舍弃名利思想，和社员们一起秋收冬藏。欧阳红樱那时已经入党了，因为不小心丢失了一份县里的“四清”简报，她就要求处分。1965年底李长乐、项堃、张翠兰、牛莉莉、邱丽莉、欧阳红樱等还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上了“光荣榜”。 领导更是以身作则。文化部电影局的副局长季洪是韩店公社“四清”工作团团长，她一进村就先买了一条扁担、两只箩筐头，准备上地劳动；文化部资料馆馆长龚连在池里大队蹲点，她主动去老鼠多、跳蚤多的崔满景大娘家住，帮助她做家务；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昭一闲下来就从茅厕里掏上大粪，担到地里灌小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钱筱璋在北呈公社六家大队下乡，当时这个村正闹派性，社员家不给工作队做饭。他就跑到路边的“吃吃店”里买两个窝头，再讨碗面汤喝。因为吃不好，睡不好，工作量又大。几个月下来，他们一个个都瘦了。
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国的一大批文化精英齐聚位于太行山西麓的长治县。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一下子涌来这么多大师级的人物，这在县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62年全国评选出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中，就有两个人来了这里（谢芳和陈强）。他们除做好“社教”工作外，还热心帮助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陈强帮助村里成立起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和李新（北影厂导演）在南天河村俱乐部里教社员们唱《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多亏党的好领导》。他还配合那年征兵的形势，写了《争参军》等三个小剧，在村里排唱。工作队还凑钱买了一批书籍和象棋，社员们遇到阴天下雨就来看书；俞平教村里人唱“清粼粼的水来，蓝圪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开社员大会前王澍抱着一个圆木疙瘩就上台了，说：“别說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社员们听了哄堂大笑；东方歌舞团独唱演员王昆，那年39岁，是韩店公社“四清”工作团的党委委员，她跑遍了全县24个公社，在会场上、在集市上、在田间地头，一遍又一遍地为贫下中农演唱《白毛女》《南泥湾》《二十三条好》；东方歌舞团还根据当地一个女青年的经历，采用上党梆子唱腔，排演了歌舞剧《冬梅泪》。朝鲜族舞蹈演员安胜子饰演冬梅。在韩店中学大礼堂连演几天，观者如堵。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中国男子团体冠军之一的傅其芳，当时是柳林公社东呈大队的工作队员。他和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孙梅英多次来到韩店中学指导，使学生从小就与世界冠军面对面地接触、交流，得到他们的教诲。后来长治县的文化体育事业突飞猛进，这和国家体委、中央文化部派来的“四清”工作队有很大关系。
毛主席对“四清”满怀希望。他说：“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但“四清”尚未结束，一场旷古未有的内乱就开始了。
为了保持稳定，中央来的工作队是分几批撤出长治县的。晚撤的同志有的还参加了县级机关的“四清”。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最后一批队员是1966年7月中旬撤走的。苏店公社的贫下中农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上了车。
这时候，长治县城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上街游行的人也接连不断。
“文革”的兴起给北影厂的“四清”工作涂上了一层阴影。
运动甫始，天下大乱。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不明不白地扔进了井里，其余官员也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为首的“联字号”，一派是以地区革委会主任程首创为首的“红字号”。两派仇大恨深，不共戴天。程首创还在搞“四清”，就把他从苏店揪走了。“联字号”仔细审查了他的历史，发现他是个国民党特务分子。于是就下告百姓，上报中央。但相信的人不多，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员，怎么你说他是特务就成特务了？“联字号”又细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在苏店公社搞过“四清”，电影演员谢芳也在这里。于是长治县的几个“联字号”头目谭××、牛××、王××等一阵忙碌，就把两个人捆绑到了一张床上。于是程首创就成了道德败坏的恶棍，而谢芳也从熠熠生辉的电影明星变成了轻浮女子。那么多的女演员都在苏店，为什么偏偏非要说成是谢芳？因为她名声大，是“二十二大”影星，这样更能引起轰动。
大概是1967年，“程首创专案组”派人来找崔清海，要他写个书面材料，证明程首创和谢芳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崔清海听了连想也没想，就一口咬定：“没有。”来人说：“你再想一想。‘四清’时你是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和程首创成天在一处，他干什么事来你最清楚。”崔清海说：“那时候程首创和陈昭住在公社的七间堂楼上，吃饭就在公社灶上。谢芳住在苏店村里朱有根家，在全队轮吃派饭。她是二队普通的组员，有什么事跟组长汇报。和程首创两个人就不见面，顶多是开会时，他在台上说，她在台下听。一点感情基础都没呐，怎能会发生男女关系？”来人又拿出张相片来。这是一张模糊不清的“裸体照”，隐隐地看见有两个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可到底是谁？看不清面目。崔清海说：“谁照的这张像来，你去找他吧！我不知道。”因为不配合，“联字号”就把崔清海划成了“程首创黑线”上的人，多次遭到围攻和批斗。“专案组”还找到李树德，要他证明程首创和谢芳有一腿。李树德也矢口否认，不承认有这回事。这张“裸体照”还被大量地洗印，张贴在路边的电线杆子上。
可也怪了，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事，就是有人站出来做证，绘声绘色地说两个人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的一块。也不仰起脖子想一想，一个红遍中国的大电影明星，怎么会瞧起一个地方上的小副专员来？这种事越传越邪乎，那些天晋东南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真假难辨。
据今年87岁的崔清海访述，在后来批斗程首创时，“联字号”多次把他拉去陪斗，说：“看看你主子的下场吧！”程首创被反捆双手押在一辆大汽车上，车顶上驾着机枪。前面是几十辆摩托车开道，汽车后头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程首创不服。“联字号”喊：“打倒程首创。”他说：“打不倒。”“联字号”又喊：“程首创是国民党大特务。”他说：“不是。”“联字号”又喊：“程首创这个大流氓，调戏演员谢芳。”他说：“没有的事，都不要相信。”这时就冲进车厢来几个人，有的捂他的嘴，有的扭他的胳膊。为了不让他说话，后来又干脆撬开他的嘴，给戴了一副“支牙的”（为防止牛马偷吃青苗而打制的一种牲畜器具）。鲜血从他嘴里流出来，又流到了地上。
“联字号”还把“裸体照”这件事举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厂马上派人下来调查。崔清海还是那句话：“没有。”
大概是1973年，崔清海去北京出差。北影厂的史大同、杨忠元、邱丽莉、欧阳红樱等同志都去看他。谢芳也来了。一见面谢芳就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崔主任，在那件事情上，你没有做假证明。”
“裸体照”是动乱年代派性斗争的产物，丝毫不影响苏店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四清”工作队的关系。他们在“社教”运动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已成为心底永恒的记忆。韩忠政当时是苏店大队第十九生产小队“四清”组的组长，跟作曲家苏民经常在一块儿开会学习、研究问题。苏民见这个年青人好学上进，可就是家里条件太差，常常吃不饱饭。“四清”结束回到北京后，苏民就给他寄来30斤全国粮票。如今五十年过去了，韩忠政还记得苏民家的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保产胡同25号”。他说这件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宣风华是韩店大队“四清”工作队队员，冬天她跟第十六生产队的女社员宋春梅一起抬上雪奶麦子，春天抬上水浇地。黑夜睡在一条土炕上。后来宣风华就从北京买了一身新衣服和一条新围巾给宋春梅寄过来。大概是1975年，时任北影厂副厂长的李长乐重访苏店。一下车她们就满村里转，寻找当年的老房东和村干部。她们还把“四清”干部崔清海、李树德请到村里，商讨苏店村怎样发展。1985年的一天，谢芳也来到苏店，在村里的舞台上为乡亲们汇报演出。听说搞“四清”的谢芳来了，大家都来看她。面对热情的父老，艺术家泪流满面。她说：“二十年前，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来到了苏店。那时候你们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玉米面。可你们天不亮就扛起锄下地了，晚上顶着星星才回家。这么多年来，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们。你们才是我的老师。”谢芳深情地给乡亲们鞠躬。
北影厂和苏店镇之间的“老八路”血脉还在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