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把书读“活”。
　　“出神入化”的读书本事
　　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在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时，毛泽东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
　　當“联系员”，既要联系书本也要联系现实
　　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
　　二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
　　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有自己的看法
　　所谓“评论员”，就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再如，毛泽东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把书读“活”，彰显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两者事实上互为一体。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文/陈晋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