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经济学博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访问学者
　　穷国和穷人一样，心里时常存在“短缺”恐惧。“短缺”曾经是中国经济的常态特征：粮食短缺、物资短缺、外汇短缺、技术短缺、人才短缺。克服短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原始的动力，如今，物质上的短缺在中国已成历史。
　　中国外汇储备从短缺到充裕的变化，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一面镜子。20世纪90年代后，外汇储备激增逐渐成为经济常态现象，反映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失控。中国陷入了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增加—为防止通货膨胀而采取冲销政策—利率上升—资本流入的循环怪圈。
　　实际上，外汇储备激增只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一面，中国依然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生态环境恶化和生产的高能耗。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在多个指标上取得的好名次并没有真正解决其结构难题、增加国民的幸福感，反倒恶化了结构问题，影响了国民的幸福感甚至安全感。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再平衡，这必然伴随着较大的结构调整，其要义是要重建投资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增加最终消费在经济总量平衡及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是新常态下总需求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更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并最终使国民通过合理的结构调整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引导经济步入新常态将涉及需求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调整。
　　我国拥有的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个庞大的数字，要发挥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而不是当作“累赘”，花掉了之。中国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国际债权人，人民币用于国际借贷还很有限，外汇储备对中国仍然有重要的国家安全及战略意义。凯恩斯在1930年提出国际储备资产就是战争基金，是一国政府为非常紧急的情况而持有、并且是只在非常情况下才动用的国际资产。我们依然要考虑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留有必要数量以应不时之需。除此之外，要善用外汇储备，充分发挥其在影响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国家战略方面的作用。
　　外汇储备无法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最终消费，但是对外汇储备的认识变化会使中国调整外汇储备管理思路，并间接地影响居民最终消费。在外汇储备的存量上，可以增加国民用汇的自由度，使其有充分地使用外汇资格，实现其使用外汇满足购买国际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在外汇储备的增量方面，改变以前的创汇思路，减少储蓄，增加居民消费水平，经常项目顺差自然就会减少，外汇储备增加的难题也会相应得到缓解。
　　经济新常态要求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外汇储备在促进企业海外竞争力方面的作用，服务于企业“走出去”。赋予企业更完全的用汇资格，鼓励企业自主选择到国外进行实体投资、创业、并购，建立一批我国所需消费产品的生产基地和国际销售网络。这样既增加了对外投资收益，获得高于国内的资金利用效率，增加新的收入来源;同时提供了国内居民需要的消费品，降低能耗和污染，缓解环保压力。另外，能源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外汇储备应该支持为获取能源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为目的的海外投资。
　　新常态下，我们依然要密切关注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保证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与安全。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大量集中于美国国债。鉴于未来几年美元强势和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中国政府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方向应是在美元资产内部的多元化，而非美元资产向其他币种资产的多元化。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适当减持美国国债，而显著增持美国蓝筹股股票以及房地产等实体资产。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新的运行轨道，随着内部总需求结构调整，中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会有所转变。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国内高储蓄状况将有根本性改变，这将使原来的储蓄—顺差—货币扩张的循环逆转，改变中国基础货币扩张的旧常态。届时，中国长期以来为美国提供低廉融资的时代也将趋于结束，全球经济循环将出现变化。因此，应密切关注外汇储备增长的“新常态”给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