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左翼后旗，位于内蒙古通辽市东南部，距离沈阳约300公里，却让我们花了8个小时才从北京赶到这里。
　　7月29日，由于航班的延误，我和几位同行者只好改道火车，前往集结地沈阳。5个小时的车程，站票，隐约让我觉得此行注定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同行的刘小姐是这次活动组织方天津公司的员工，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植树活动了。富士胶片从15年前开始组织到沙漠种树活动，每年一次，从未间断。很多职员都多次参加过这个活动。坐在车厢之间的过道处一路闲谈，我们的旅程也不那么单调了。
　　到达沈阳后，我们找到一部愿意前往最终目的地的出租车。在接下来近3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行程中，我们眼看着路边的黄沙多了起来。
　　一路风尘，当组织方把我们接到活动欢迎宴会上时，奔波的疲倦，很快就被热烈的气氛以及兴奋的感觉代替了。
　　此次活动，中日双方的志愿者共40多人，各占50%。在一番互相介绍、寒暄以及品尝当地美食后，大家满怀期待地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为接下来的挑战养精蓄锐。
　　把绿色种在沙漠的边缘
　　次日清晨7点，我们出发了。不是很远的距离我们却用了2个多小时，尤其是最后一段路程，要乘坐拖拉机才能到达。不过，志愿者们高昂的情绪，足以克服上下颠簸的不适。植树活动现场的漫漫黄沙是昨日路上见到景色的数倍之多，我知道我们已经处在了沙漠的边缘。
　　大龙隆司，这位日本NGO组织绿化网络的志愿者，已经参与了十多年的防沙绿化活动。他操着一口还算流利的中文开始向我们介绍当地绿化植树的情况。
　　将近30万亩，组织参与种植的树木达450万余株，这组惊人的数字还在增长中。听当地人说，大龙已经在甘旗卡娶妻生子，基本算是当地人了，签证期限是半年，每年回日本两次。
　　北浦喜夫，另一位常年从日本带队来此参加植树的志愿者。黝黑的皮肤、精干的身材显然是他经常参加劳动的见证。他饶有经验地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植树的要领。
　　每株松树幼苗，都需要半米见方的小坑，挖好后，将包裹在幼苗根部的保护袋拿掉，把幼苗放入坑中，填埋一半的土，再用脚踩实，留下一半的容积以便随后浇水，而撕下的保护袋要集中起来带走，以免留下污染。
　　中午简便的就餐休整后，下午是给幼苗浇水，完备的工具说明组织者对植树有着充分的准备。大家喊着口号，一桶桶的水在中日两国志原者的手中传递着，倾倒进每一株干渴幼苗的树坑里。
　　当一天的劳动结束时，我发现自以为强壮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而且由于没有遮挡，皮肤被晒得红通通的。其他志愿者也和我情况类似，但看到劳动后留下的一大片充满希望的绿色时，像农民种粮后的最质朴的愿望一样，我们的心内充满了愉悦和期待。
　　和马蜂、刺毛虫作斗争
　　第二天的劳动是锄草与剪枝，大龙依旧用那还算说得过去的中文，给我们讲解锄草剪枝的意义和方法。
　　“锄草，幼树吸取营养好，动作注意，树根小心，小树高兴就行。”语法运用虽不顺畅，倒不影响大家的理解，大龙边讲解边腼腆地笑着。
　　对于幼树，在三四岁之前需要人们经常性地锄草，通常是把树坑1米左右范围内的杂草铲掉，将土翻动一下，以保证幼树更快成长。而剪枝是为了树苗尽快长高，防止过快长粗，这样才能够起到防沙的作用。
　　看似简单的工作一样存在着风险，马蜂与刺毛虫（北方俗话叫洋辣子）会随时出现，我们不得不小心应对。当我们头上衣服上都沾满了树皮碎屑和树叶时，植树活动结束了。
　　在这两天的参与劳作中，我真切地体会到常年守候在此地的护林员和日本志愿者的艰辛，因为平日里对每株树都要进行如此护理，非常不易。
　　两天的劳动让大家都有非常好的胃口，当晚的聚餐让中日两国的志愿者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仿佛语言障碍根本不是问题，表情与手势足矣，因为大家都有着参与绿化、保护环境的共同认识。
　　沙漠化还在加速地推进着，科尔沁也许不是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减少沙漠化，需要大量植树，到这里来参与绿化植树的各方志愿者们，是在用自己的热情、汗水与坚持，来减慢沙漠化进程。
　　本文特别鸣谢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徐瑞馥女士、FFWU的高桥早苗女士、NGO绿化网络的大龙隆司、北浦喜夫、富士胶片（中国）关联公司的中方员工，以及专程来华参与绿化活动的日本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