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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
这是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描述，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却在日本人身上奇妙的融合。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民族性格也深刻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同样，大和民族这种奇妙的矛盾性格也体现在日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而作为石头的史书的建筑，不仅是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集中体现，更是民族性格的传承和抽象再现。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建筑即使完全学习中国建筑，却仍然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建筑特色，并在世界现代建筑之林中大放异彩。
这种建筑中所体现出的共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筑文化。具体来讲，建筑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所属地区的地域特征等在群体或个体建成环境的反映。而此“文化”是由“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构成的。“内核”文化是指一种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本质的东西，它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而自生根的文化；而外缘文化是新形成的文化，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包容，它是年青的、非纯种的，发育尚不完全，也非自生根的文化。内核文化具有强大的持续传延能力，当我们超越一个地区建筑的表象内容去追寻隐匿在其背后的渊源所在时，就会发现其本质的东西、精髓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而大和民族所具有的那种奇妙的矛盾融合的性格，使得他们对外来文化有超强的学习和接受能力，并且可以与本来所固有的“內核”文化奇妙融合，和谐发展成一种只属于大和民族的独特建筑文化。
日本古代建筑的“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的融合
日本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便形成了它基本的特点，这便是使用木构架，通透轻盈。这些特点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和南洋各地的影响下形成的，也是因为日本岛屿上盛产木材的缘故。但这时日本所谓的“内核”文化是很脆弱的。
后来，中国的影响显著地占了主导地位，木构架采用了中国式的梁柱结构，甚至也有斗拱。它们平行排架，因此空间布局便也以“间”为基本单元，几个间并肩联排，构成横向的长方形。它们具备了中国建筑的一切特点，包括曲面屋顶，飞檐翼角和各种细节，如鸱吻、扇等等。于是，大致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隶属于中国建筑体系。
但是，即使“外缘”文化（中国文化）如此强势的介入，日本建筑仍然发展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很有创造性，尤其是它们的美学特征。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矛盾的融合就没有日本文化的神韵。除早期的神社外，日本古代的都城格局、大型的庙宇和宫殿等等，比较恪守中国型制，而住宅到后来则几乎完全摆脱了中国影响而自成一格，结构方法、空间布局、装饰、艺术风格等等都与中国住宅大异其趣。茶室、数寄屋之类，可以说完全是日本建筑的独创了。它们的美学特征是非常平易亲切，富有人情味。尺度小，设计得细致而朴素，精巧而素雅。日本建筑重视也擅长于呈现材料、构造和功能性因素的天然丽质。草、木、竹、石，甚至麻布、纸张，都被利用得恰到好处。
不过，有些时期，在有些方面，日本建筑却是很夸张的。例如伸展得很远的飘檐，硕大的斗拱，过于华丽的装饰，园林中的枯山水等，甚至对自然形态的术石的爱好，也会偏执得落于矫揉造作。
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吸收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构造方式，却抛弃了其大气磅礴，金碧辉煌的美学特征，发展成其精致、小巧、古朴、自然的风格特点。
2、日本现代建筑的“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的融合
现代建筑进入日本初期建筑创作和理论界就存在“如何使现代建筑在日本的现实中生根”，即如何实现外缘和内核的矛盾融合，面对全盘引入的外缘文化，起初是那样生疏和束手无策，只是在钢筋混土建筑上加上破屋顶，称之为“帝冠样式”、“洋和折变”。后来勇于探索的建筑师用现代建筑理论为过滤器，重新审视日本传统的文化“内核”本质特征，发现其空间的流动性，简明的意匠，构造和表现的一致性，使用材料与自然融合等都与现代建筑不谋而合，从而肯定了日本建筑的价值，为文化“外缘”和“内缘”的融合奠定民族自信心。继而日本建筑师广采博收，从整个历史长河中找素材，多元的、全方位地挖掘文化“内核”与“外缘”的联系，如提倡从空间来把握传统文化，从中提炼出“空间的无限定性”概念，将“外缘”与“内核”的矛盾融合成为可能。
在创作方法上，日本存在着多种理论和流派，主要观点有三：
一是努力研究和提炼日本的特点，然后用现代的手法来加以实现。如由丹下设计的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而他本人也赢得日本当代建筑界第一人的赞誉。代代木体育馆采用高张力缆索为主体悬索屋顶结构，创造出带有紧张感和灵动感的大型内部空间。其特异的外部形状加之装饰性的表现，可以追溯到作为日本古代原型的神社形式和竖穴式住居，具有原始的想像力。这一设计可以说是丹下健三结构表现主义时期的颠峰之作，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丹下将材料、功能、结构、比例，直至历史观高度统一的杰出才能，该建筑是丹下健三，也是日本建筑发展的一个顶点。
二是追求“无形”的普遍性，也就是如何把日本的精神用一种暧昧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这一手法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日本现代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安藤用清水混凝土这一现代建筑材料却表现出日本传统枯山水园林的悲寂气氛。如位于大阪的光之教堂，安藤以其抽象的、肃然的、静寂的、纯粹的、几何学的空间创造，让人类精神找到了栖息之所。教堂设计是极端抽象简洁的，没有传统教堂中标志性的尖塔，但它内部是极富宗教意义的空间，呈现出一种静寂的美，与日本枯山水庭园有着相同的气氛。建筑的布置是根据用地内原有教堂的位置以及太阳方位来决定的。礼拜堂正面的混凝土墙壁上，留出十字形切口，呈现出光的十字架。建筑内部尽可能减少开口，限定在对自然要素“光”的表现上 。十字形分割的墙壁，产生了特殊的光影效果，使信徒产生了一种接近上帝的奇妙感觉。
三是一种新的和洋折中的方法，但有时会流于肤浅表面。如建筑大师黑川纪章的广岛现代美术馆，总的布局为日本传统村落式。为了保护现场绿化环境，将美术馆布置在山脊上，平面形状呈马蹄形。由于建筑的高度不能超过周围的树木，因此60%的建筑面积都布置在地下。半室外和过渡空间用以加强整个艺术公园的整体性并形成建筑与自然的共生。带柱廊的圆形中心广场设在博物馆中央，由此再延伸出交通流线。平面的布局犹如遗传因子的中心组合，并抽象的运用了历史的记号，包括对原子弹的回忆、西方城市和日本传统等。建筑形态吸收日本传统建筑的建筑符号，包括坡屋顶以及柱廊的运用。在这里，圆形像原子弹的蘑菇云，同时又像飞碟。它的圆形在原子弹落下的方向劈开一个口子，同时在基座上也运用了被爆炸污染的石块。立面的处理表现了建筑材料从古代向现代的过渡，自下而上表现了石块、砖向铝材的转换，向轻巧的人工材料过渡。这也是一种建筑与自然的共生。而与自然共生也是日本建筑文化传统中所恪守的原则。
但在实际创作中，日本的建筑家常常在这些观点之间摇摆、彷徨，从中努力寻找新的结合点，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日本的设计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使自己的设计变得十分强大。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他们能对国外有益的知识进行广泛的学习，并融会贯通，最终成为己用。在设计中，从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民族审美理念同现代设计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是设计的一个发展趋向。现代设计越来越认同本土化，本土化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对符号或图形的认同。探索本土文化的内涵，找出传统文化与自己个性的碰撞点，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这才是设计本土化的精髓所在。日本设计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他们对于东方理念贯穿于设计作品中的成功。虽说大和民族的文化特色有华夏文明的遗留痕迹，而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中，东方文化的“归一”性却比中国的设计师们吃得更透。这也是值得中国建筑师所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如何将我们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继承，更重要的是传承下去，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这是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描述，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却在日本人身上奇妙的融合。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民族性格也深刻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同样，大和民族这种奇妙的矛盾性格也体现在日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而作为石头的史书的建筑，不仅是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集中体现，更是民族性格的传承和抽象再现。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建筑即使完全学习中国建筑，却仍然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建筑特色，并在世界现代建筑之林中大放异彩。
这种建筑中所体现出的共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筑文化。具体来讲，建筑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所属地区的地域特征等在群体或个体建成环境的反映。而此“文化”是由“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构成的。“内核”文化是指一种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本质的东西，它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而自生根的文化；而外缘文化是新形成的文化，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包容，它是年青的、非纯种的，发育尚不完全，也非自生根的文化。内核文化具有强大的持续传延能力，当我们超越一个地区建筑的表象内容去追寻隐匿在其背后的渊源所在时，就会发现其本质的东西、精髓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而大和民族所具有的那种奇妙的矛盾融合的性格，使得他们对外来文化有超强的学习和接受能力，并且可以与本来所固有的“內核”文化奇妙融合，和谐发展成一种只属于大和民族的独特建筑文化。
日本古代建筑的“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的融合
日本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便形成了它基本的特点，这便是使用木构架，通透轻盈。这些特点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和南洋各地的影响下形成的，也是因为日本岛屿上盛产木材的缘故。但这时日本所谓的“内核”文化是很脆弱的。
后来，中国的影响显著地占了主导地位，木构架采用了中国式的梁柱结构，甚至也有斗拱。它们平行排架，因此空间布局便也以“间”为基本单元，几个间并肩联排，构成横向的长方形。它们具备了中国建筑的一切特点，包括曲面屋顶，飞檐翼角和各种细节，如鸱吻、扇等等。于是，大致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隶属于中国建筑体系。
但是，即使“外缘”文化（中国文化）如此强势的介入，日本建筑仍然发展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很有创造性，尤其是它们的美学特征。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矛盾的融合就没有日本文化的神韵。除早期的神社外，日本古代的都城格局、大型的庙宇和宫殿等等，比较恪守中国型制，而住宅到后来则几乎完全摆脱了中国影响而自成一格，结构方法、空间布局、装饰、艺术风格等等都与中国住宅大异其趣。茶室、数寄屋之类，可以说完全是日本建筑的独创了。它们的美学特征是非常平易亲切，富有人情味。尺度小，设计得细致而朴素，精巧而素雅。日本建筑重视也擅长于呈现材料、构造和功能性因素的天然丽质。草、木、竹、石，甚至麻布、纸张，都被利用得恰到好处。
不过，有些时期，在有些方面，日本建筑却是很夸张的。例如伸展得很远的飘檐，硕大的斗拱，过于华丽的装饰，园林中的枯山水等，甚至对自然形态的术石的爱好，也会偏执得落于矫揉造作。
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吸收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构造方式，却抛弃了其大气磅礴，金碧辉煌的美学特征，发展成其精致、小巧、古朴、自然的风格特点。
2、日本现代建筑的“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的融合
现代建筑进入日本初期建筑创作和理论界就存在“如何使现代建筑在日本的现实中生根”，即如何实现外缘和内核的矛盾融合，面对全盘引入的外缘文化，起初是那样生疏和束手无策，只是在钢筋混土建筑上加上破屋顶，称之为“帝冠样式”、“洋和折变”。后来勇于探索的建筑师用现代建筑理论为过滤器，重新审视日本传统的文化“内核”本质特征，发现其空间的流动性，简明的意匠，构造和表现的一致性，使用材料与自然融合等都与现代建筑不谋而合，从而肯定了日本建筑的价值，为文化“外缘”和“内缘”的融合奠定民族自信心。继而日本建筑师广采博收，从整个历史长河中找素材，多元的、全方位地挖掘文化“内核”与“外缘”的联系，如提倡从空间来把握传统文化，从中提炼出“空间的无限定性”概念，将“外缘”与“内核”的矛盾融合成为可能。
在创作方法上，日本存在着多种理论和流派，主要观点有三：
一是努力研究和提炼日本的特点，然后用现代的手法来加以实现。如由丹下设计的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而他本人也赢得日本当代建筑界第一人的赞誉。代代木体育馆采用高张力缆索为主体悬索屋顶结构，创造出带有紧张感和灵动感的大型内部空间。其特异的外部形状加之装饰性的表现，可以追溯到作为日本古代原型的神社形式和竖穴式住居，具有原始的想像力。这一设计可以说是丹下健三结构表现主义时期的颠峰之作，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丹下将材料、功能、结构、比例，直至历史观高度统一的杰出才能，该建筑是丹下健三，也是日本建筑发展的一个顶点。
二是追求“无形”的普遍性，也就是如何把日本的精神用一种暧昧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这一手法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日本现代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安藤用清水混凝土这一现代建筑材料却表现出日本传统枯山水园林的悲寂气氛。如位于大阪的光之教堂，安藤以其抽象的、肃然的、静寂的、纯粹的、几何学的空间创造，让人类精神找到了栖息之所。教堂设计是极端抽象简洁的，没有传统教堂中标志性的尖塔，但它内部是极富宗教意义的空间，呈现出一种静寂的美，与日本枯山水庭园有着相同的气氛。建筑的布置是根据用地内原有教堂的位置以及太阳方位来决定的。礼拜堂正面的混凝土墙壁上，留出十字形切口，呈现出光的十字架。建筑内部尽可能减少开口，限定在对自然要素“光”的表现上 。十字形分割的墙壁，产生了特殊的光影效果，使信徒产生了一种接近上帝的奇妙感觉。
三是一种新的和洋折中的方法，但有时会流于肤浅表面。如建筑大师黑川纪章的广岛现代美术馆，总的布局为日本传统村落式。为了保护现场绿化环境，将美术馆布置在山脊上，平面形状呈马蹄形。由于建筑的高度不能超过周围的树木，因此60%的建筑面积都布置在地下。半室外和过渡空间用以加强整个艺术公园的整体性并形成建筑与自然的共生。带柱廊的圆形中心广场设在博物馆中央，由此再延伸出交通流线。平面的布局犹如遗传因子的中心组合，并抽象的运用了历史的记号，包括对原子弹的回忆、西方城市和日本传统等。建筑形态吸收日本传统建筑的建筑符号，包括坡屋顶以及柱廊的运用。在这里，圆形像原子弹的蘑菇云，同时又像飞碟。它的圆形在原子弹落下的方向劈开一个口子，同时在基座上也运用了被爆炸污染的石块。立面的处理表现了建筑材料从古代向现代的过渡，自下而上表现了石块、砖向铝材的转换，向轻巧的人工材料过渡。这也是一种建筑与自然的共生。而与自然共生也是日本建筑文化传统中所恪守的原则。
但在实际创作中，日本的建筑家常常在这些观点之间摇摆、彷徨，从中努力寻找新的结合点，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日本的设计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使自己的设计变得十分强大。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他们能对国外有益的知识进行广泛的学习，并融会贯通，最终成为己用。在设计中，从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民族审美理念同现代设计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是设计的一个发展趋向。现代设计越来越认同本土化，本土化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对符号或图形的认同。探索本土文化的内涵，找出传统文化与自己个性的碰撞点，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这才是设计本土化的精髓所在。日本设计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他们对于东方理念贯穿于设计作品中的成功。虽说大和民族的文化特色有华夏文明的遗留痕迹，而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中，东方文化的“归一”性却比中国的设计师们吃得更透。这也是值得中国建筑师所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如何将我们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继承，更重要的是传承下去，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