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勾画了未来图景和政策路径。文件显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年将迈出有力一步。这或许是一个转折的关口。然而百年来中国求解“三农”问题的努力，并不能在一场热潮中毕其功于一役。可以寄望的是，在“一号文件”中，除了给予农民和农村财政和物质支持外，健全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和完善建设乡村治理机制成为另一处重心。
　　从近百年前乡村试验的发源地河北翟城到新世纪新农村建设的前沿浙江，从官方到民间，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求索从未断绝。或许，答案并非惟一的。
　　
　　翟城民间试验与官方变革
　　
　　邱建生即将离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消息开始在翟城村里蔓延的时候，2005年的时钟已经指向了最后的时刻。
　　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一场跨年的乒乓球赛依然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那别具一格、半地下的塑棚大厅里举行，邱跑上跑下，指挥着村民们的报名、抽签、比赛。下午5点多，温度降到零下、风开始刺骨的时候，他的胃疼又规律性地来了，他一只手捂着胃，一只手把着吱吱响的自行车，领着记者往村西头去。晚上，村支部副书记米金水亲自下厨，在家宴请邱建生等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一干人。
　　这些，或许将是邱在翟城的一些最后印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温铁军告诉记者，开年了，邱就将被派往海南儋州，那里，儋州市政府新成立一个农业开发试验区，一个副市长挂帅，邱将去任副主任。这将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从谋划到成立的实际操作者邱建生在翟城呆的最后一个冬天。
　　学院理事、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判断说，“小邱这一走，办了快三年的学院也就差不多了。”
　　
　　秀才下乡
　　
　　2005年9月22日，凤凰卫视播出了一部关于晏阳初鄉村建设学院的片子，题目是“秀才下乡”。这是对温铁军等人进行的所谓“后定县实验”的一次大质疑。
　　自2003年7月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翟城成立，便被视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派”领袖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延续，一度被称为“温三农”的温铁军也被与晏阳初联系了起来，一本书总结了其间的联系，书名为《从晏阳初到温铁军》。
　　不过，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濯，地还是那块地，翟城则显然已经不完全是晏阳初时的翟城了。现在，它更多地被视为温铁军的“诺亚方舟”。
　　邱建生和米金水回忆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建立源于偶然。2002年，温铁军正任中国改革杂志社(后更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在编辑李昌平、刘香波、邱建生等人的推动下，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平台掀起了全国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的民间浪潮(后发展为120多个高校学生社团参加)。2003年春节，刘香波与邱建生带队在翟城调研，邱建生为所住农家写了一副春联：“平民教育诚可嘉，乡村教育慨而慷。”
　　这副春联引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的注意，双方一拍即合，决心在翟城重续晏阳初的梦想。《中国改革‘农村版》里一批被称为“行走在田埂上的人”由此找到了一个他们觉得可以大干一场的试验地。
　　这艘充满理想色彩的“方舟”从一开始就注定，既要饱享来自各方面的关爱与赞扬，也要担受多种审视与质疑。
　　最直接的质疑就来自村里。
　　2004年夏天，学院在实验地里种上了西瓜，但等到收成时，却发现比村民地里的小了许多。这成了村里久传不衰的笑话。村民们做着夸张的手势对记者形容，“一丈来深的草里，长出拳头大小的西瓜，”众人哈哈大笑。
　　这种笑话还只是村民们对知识分子稼穑不力的一种讽刺，而观念上的差异则让村民对学院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一些天然的鄙视。
　　夏天，学院的树木长起来了，杂草也跟着在试验田的路边疯长。但是，学院负责人是强烈反对农业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晏学院墙内的80亩地不许使用化肥农药，并且一般不许锄草，由此杂草丛生。“坚持3年下来，草籽儿多，鸟儿就多，生物防治环境就逐渐恢复了。”他们这样解释。但是，不让人清除路边的灌木和杂草，这让村民议论纷纷，“那就是懒”。“懒”在农村是一个最没面子的评价。
　　2004年夏天，学院实验田里开始出现害虫。学院想尽办法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来杀虫，结果害虫繁衍愈甚。村民实在看不过眼了，拎着喷雾器就要向学院的试验地里打农药，“你们不打，害得虫子都传到我们地里来了。”
　　村民们更不满的是投资没有看得见的回报：他们当初满怀期望地划出地来，结果在这块地上除了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不断投进的钱、不停维修翻盖的建筑，却没看到学院给村里带来希望中的经济效益。
　　在“秀才下乡”节目中，晏阳初成了村民们质疑的武器：晏阳初在定县，尚搞猪品种改良，搞优质棉花育种，给村民们带来实际的好处，但是学院，我们却只看到他们不停地在里面建房子，“玩虚的”。
　　米金水说，翟城村委会当初请温铁军等在翟城办学院，花了大价钱从村民手中收回的地，买下的学校，是希望在此办学能够对村里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是，现在效益看不到，光那几百亩地，要是出租也能换不少钱回来。”
　　
　　合作之困
　　
　　虽然不能够直接给乡村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但知识分子却试图告诉村民，如何才能在市场中赢取利益，方法就是成立经济合作社。
　　翟城合作社理事、村民李新占回忆说，“合作当然好，那一说谁都明白了，合作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就能够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就可以搞一条龙服务，就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所以成立合作社的倡议一出来，大家都纷纷抢着人社。”
　　合作社很快就成立了。合作社成员一人一票选出了理事长。
　　但是，成立不久，种种问题就来了。合作社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统购统销种子和化肥，因为是140多户一同去采购，在进价上可以比个人购买有优势，也有质量保证。但是，对具体执行者的监督却成了问题，虽然合作社也成立了监事会。
　　就在合作社统购农药的过程中，有一位执行的理事往自己家里带被揭发了出来。
　　最后的办法是承包，把合作社统购统销的任务承包给一个人来做，只要交给合作社定额管理费即可。但是，这些承包者又和那些小商小贩有何差别呢?
　　除了统购统销种子化肥农药之外，合作社一直想法找到合适的项目，最后的主意是成立一个建筑队。但是，除了来自学院建设，五六千人的翟城村里并没有什么活儿可揽。
　　按照最初的设想，合作社从建筑队的盈利里面提取5％的管理费以作公共资金。学院主管建筑的志愿者却发现，合作社的建筑队在私人建筑队面前处于劣势，私人建筑队起码可以省掉那5％的管理费，“既然要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