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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在战争打击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下，大批河南难民内迁至环境稳定的陕西大后方。这为数众多的河南难民对陕西社会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构成及分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造成社会动荡矛盾加剧等负面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河南难民；陕西社会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30—02
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地处中原的河南遭受连年-的水旱灾害，再加上日寇的步步紧逼，一向安土重迁的河南民众被迫背井离乡沦为难民，毗邻河南且环境安定的陕西成为河南难民内迁的首选之地，同时陇海铁路的建成也为难民逃亡安定的陕西大后方提供了便利。为数众多的难民迁入陕西给陕西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刺激陕西社会工商业的发展
大量河南难民的涌入刺激了陕西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迁入陕西的河南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来是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他们在既无土地又无资财的窘境下只能重操旧业以维持生计；还有部分以务农为主的农民在逃过来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土地更妄谈收获，因此，为满足迫切的生存需要，他们或加入到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的行列中，或从事人事服务业。陕西尤其是关中平原历来人少地富，陕西民众易养成保守安逸的性格，他们大多不愿从事诸如修鞋、拾破烂等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作，这就为河南难民集中到这些领域谋生提供便利，他们为陕西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就西安而言，城区多个商业繁荣的地段的兴起都与河南难民的到来有密切关系。抗战时期，民乐园聚集了大量河南难民，河南等沦陷区逃来的难民，云集于太华路出卖苦力糊口，此地逐渐形成产业工人的集中区。河南难民的到来刺激了西安火车站周边以及城东的经济发展，客观上改变了西安的经济布局。
二、改变陕西的人口构成及分布
从历史上看，陕西并不在人口大省之列。抗戰以来，陕西安定的环境和人少地富的客观条件吸引着大批外省难民，从全国各地云集而来的难民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大省，陕西的人口构成也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仅河南难民迁入陕西的就不下200万人。人口的迁入使省会西安的变化表现尤为明显，以西安的东北部为例，清朝时那里专门为满人划定的居住区——满城，在辛亥革命中满城被毁，居住于此的满人逃走，因此，在抗战开始前这片区域异常荒凉。而抗战开始后不久，大批河南难民沿陇海线逃入西安，以火车站和陇海铁路为中心的城东北部成为河南难民的聚居地。据1938年4月西安市人口统计，城内六区人口中第四区、第五区外来人口比例最高，分别占98.6％和97％，难民为谋生方便，多集中在火车站和尚仁路一带，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他们为新市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仍是河南难民后裔的主要聚居地，据1998年对新城区全区457536人的祖籍进行的调查，河南籍的有156308人，占34.1％，遍布全区，以太华路、自强路地区最为集中。以咸阳为例，抗战时期河南、山东等沦陷区的部分难民西迁至咸阳，多定居在火车站、文汇路、新兴路一带。难民的迁入使咸阳人口数目剧增，“全县……人口在民国二十六年仅八万余口，至二十九年已增至九万五千一百六十六名……乃系多自他迁移居者。”到了1949年，咸阳的人口已达到165.18万人，所以，民间有人称咸阳为“小河南”。
三、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古代交通不便，深居关中的陕西人与外界的交往很受限制，随着近代交通的发展，陕西与外界的交流逐渐增多。尤其是抗战时期，大批东部省份的移、难民带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来到陕西，这些移、难民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关中文化与关东文化碰撞出灿烂的火花，东西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河南难民就是其中的一员。以语言为例，在西安和陕西其他陇海铁路沿线的城市，除陕西方言外听到最多的就是河南方言，时至今日仍是如此。抗战时期大批河南难民都是沿陇海铁路迁入西安的，由于对新环境的陌生感和政府的管理要求，他们大都聚集在当时未被开发的铁路以北的大片区域，因此“道北人”的称谓成了西安河南难民的总称。另外，大量河南民众的迁入，使河南传统戏曲豫剧的传播和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民国二十七年豫剧大师常香玉率团抵达西安，民国二十九年樊粹庭率狮吼剧团落户西安，随着艺人逐渐增多，西安成了豫剧名家荟萃的活动中心，之后全省各地的豫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陕西豫剧成为仅次于秦腔的第二大受欢迎的戏曲。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河南人迁入陕西也必然会受到关中文化的熏陶，秦腔、羊肉泡馍也成为他们中许多人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
四、加剧陕西社会的动荡和矛盾冲突
为数200万的河南难民涌入陕西，大部分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等大中城市，这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仅以西安为例，1934年西安人口为124645人，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人口已达547450人(见附表)，增长了4倍多。而民国33年(1944年)西安市出生率2.49‰，死亡率3.0‰，自然增长率为-0.58‰因此，这增长的数倍人口并非人口自然增长所致，而是人口机械增长的结果，而其中又有很大比例是难民人口。这些河南难民在来到陕西后的生活也充满艰辛，国民政府当局“为了市容的雅观，根本不准这些衣着破烂的人群到市内去”，他们被赶到“西安东关和北关，……有许多人在平地上挖出一条小沟，再从小沟挖掘小洞，家人便蛇一样地盘在里面，有许多是活活饿死的，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这种生存压力迫使他们中很多人做出一些逾越道德的事情，造成这一时期城市犯罪率高、帮会盛行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也使河南人在融入陕西社会的过程中遭遇种种困难。
抗战以来，西部地区的物价扶摇直上，近乎达到疯狂的地步。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通货膨胀、商品供不应求、囤积居奇、战争破坏等等，但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对日常必需品的需求，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西安而言，如果以民国26年(1937年)的物价指数为100的话，民国28年(1939年)上升3倍，之后物价狂涨……民国34年(1945年)比基期指数上升2359倍，用于维持生存的粮食的价格也是飞速增长。以西安的粮价为例，若以1931年上半年平均粮价指数为100，则1937年平均粮价指数110.2，1940年已涨至504.0，1942年则达到7061.2。陕西原本地富人少，粮食足够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但战时大批外来人口的迁入，使粮食也成为了稀缺资源。物价的飞速增长使原本生存困难的难民更加雪上加霜，并且严重扰乱了陕西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虽然这并非难民的主观意愿所为，但却在客观上打乱了陕西原本的社会生态平衡，加剧了陕西社会的不稳定状况。
结语
抗战以来大量河南难民内迁陕西，是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虽然政府和社会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救济，但自救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这些河南难民靠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陕西获得重生，他们也成为陕西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同时他们的到来也给陕西社会造成一些问题。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下，他们会寻找一切非常态的机会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客观上就会侵占陕西民众的生存机会，而且当合法的手段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时，他们就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这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河南难民群体整体素质较为低下，因此也就迟迟不能得到陕西社会的认同，反过来又制约河南难民在陕西的生存和发展。时至今日，河南难民及其后代在陕西的社会认可程度和口碑仍然不高，怎样促进河南移民后代更好地融入陕西社会，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 道咸年间的新疆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社会发生空前巨变，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了新的时期特征。
第一，该时期空前兴盛，研究人数众多，研究成果丰硕。道咸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繁荣兴盛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边疆外患问题。大量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边疆史地学著作涌现，蔚为壮观。道咸年间，新疆史地学名家辈出，著作如林的研究状况，足以说明边疆史地学的空前繁荣局面。
第二，此阶段的新疆史地，研究中具有民族团结的意识。边疆史地学者从安边固防的高度，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宣扬民族团结的思想，主张民族平等，和睦相处，如沈垚的《新疆私议》和龚自珍的《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中都阐述了他们对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看法，反映了各个民族应平等相处的思想，认为民族团结和睦是稳定边疆的保证。
第三，此阶段的新疆史地研究提出了加强新疆防务、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清中叶以后国力衰弱，财政拮据，残暴的封建统治造成新疆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力量越来越薄弱，大有力不从心之感。一些士大夫埋怨“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⑥朝野上大有“捐西守东”之议，而此时沈垚、龚自珍等阐述的加强西北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张，成为清末“塞防论”者的理论依据。
三、晚清史地学的特点
（一）晚清新疆史地学的代表作
1.清代最后一部官修新疆史地学著作——《新疆图志》
新疆建行省，后正式成立编制局，聘请当时的名流逸士编纂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型通志，王树楠是总纂之一。《新疆图志》始修于宣统元年，成书于宣统三年，全书除卷首外，共116卷，出版于宣统三年。该书的成书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对新疆的的侵略，尤其是俄国和英国对新疆地区的争夺。此书先赞扬了左宗堂保卫西北边疆、收复失地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事迹，《国界志》、《山脉志》、《人物志》等反映的爱国主义思想较为突出。
2.此时期的赴新之著
清代，赴新之著不下几十种，从作者身份来讲，以显宦之子弟随同赴任者，仅陶保廉一人而已。光绪十七年，陶保廉之父陶模被清政府任命为甘肃新疆巡抚，踏上了赴乌鲁木齐的路程，陶保廉则一同前往。陶保廉潜研舆地之学，博议前闻，究心时务，在赴新途中亦随身携带西北地理必备之书九箱之多，鉴于此年是辛卯年，故名《辛卯侍行记》。该书共六卷，有关西北者为后四卷，全书内容极为广泛。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还对沿途山川道里作了记载，建置沿革作了考证，对前人著述中存在的诸多谬误，陶保廉都在书中一一予以纠正。
（二）晚清时期的新疆史地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1.对西方材料的引进和利用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开始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它不仅导致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的产生，中国的一些传统学术领域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西北史地学也獲得了勃勃生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洪钧在致薛福成的信中指出的：“中土于舆地一门，长于考古而短于知今，详于中原而略于边外;绘图测地狙于开方计里之说，研圆为方万里之遥便不能合。”⑦
2.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如西北开发以及边防
近代以来，针对中国的落后的局面，包括统治阶层在内的一些人都在为了中国富强而努力，而他们所主张的富强之道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同样也表现在了近世学者的著述活动之中。许多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都在其著述中有意识地对此予以关注、记载和研究。
3.史地丛书的编撰
该时期，史地丛书的编撰也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虽不专为西北史地，但西北史地亦为其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李光廷的《西域四种》、王锡棋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施世杰的《西北地理五种》、金匾浦氏的《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等，这反映出了清末学人对新疆局势的关注。
注释：
①《新疆回部志》长期以来只有抄本传世，在整个清代几乎找不到被征引的事例。
②永贵（？—1783），字心斋，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年间先后三次任乌什办事大臣，还担任过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短期署伊犁将军。
③据杜赫德记载，康熙朝曾对嘉峪关、哈密两处做过测量，《测绘中国地图纪事》，载《历史地理》第二期。
④《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凡例》。
⑤《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七，第66页。
⑥[清]魏源：《圣武记》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
⑦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37页。
（责任编校：韩慧玲）
关键词；抗日战争；河南难民；陕西社会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30—02
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地处中原的河南遭受连年-的水旱灾害，再加上日寇的步步紧逼，一向安土重迁的河南民众被迫背井离乡沦为难民，毗邻河南且环境安定的陕西成为河南难民内迁的首选之地，同时陇海铁路的建成也为难民逃亡安定的陕西大后方提供了便利。为数众多的难民迁入陕西给陕西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刺激陕西社会工商业的发展
大量河南难民的涌入刺激了陕西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迁入陕西的河南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来是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他们在既无土地又无资财的窘境下只能重操旧业以维持生计；还有部分以务农为主的农民在逃过来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土地更妄谈收获，因此，为满足迫切的生存需要，他们或加入到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的行列中，或从事人事服务业。陕西尤其是关中平原历来人少地富，陕西民众易养成保守安逸的性格，他们大多不愿从事诸如修鞋、拾破烂等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作，这就为河南难民集中到这些领域谋生提供便利，他们为陕西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就西安而言，城区多个商业繁荣的地段的兴起都与河南难民的到来有密切关系。抗战时期，民乐园聚集了大量河南难民，河南等沦陷区逃来的难民，云集于太华路出卖苦力糊口，此地逐渐形成产业工人的集中区。河南难民的到来刺激了西安火车站周边以及城东的经济发展，客观上改变了西安的经济布局。
二、改变陕西的人口构成及分布
从历史上看，陕西并不在人口大省之列。抗戰以来，陕西安定的环境和人少地富的客观条件吸引着大批外省难民，从全国各地云集而来的难民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大省，陕西的人口构成也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仅河南难民迁入陕西的就不下200万人。人口的迁入使省会西安的变化表现尤为明显，以西安的东北部为例，清朝时那里专门为满人划定的居住区——满城，在辛亥革命中满城被毁，居住于此的满人逃走，因此，在抗战开始前这片区域异常荒凉。而抗战开始后不久，大批河南难民沿陇海线逃入西安，以火车站和陇海铁路为中心的城东北部成为河南难民的聚居地。据1938年4月西安市人口统计，城内六区人口中第四区、第五区外来人口比例最高，分别占98.6％和97％，难民为谋生方便，多集中在火车站和尚仁路一带，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他们为新市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仍是河南难民后裔的主要聚居地，据1998年对新城区全区457536人的祖籍进行的调查，河南籍的有156308人，占34.1％，遍布全区，以太华路、自强路地区最为集中。以咸阳为例，抗战时期河南、山东等沦陷区的部分难民西迁至咸阳，多定居在火车站、文汇路、新兴路一带。难民的迁入使咸阳人口数目剧增，“全县……人口在民国二十六年仅八万余口，至二十九年已增至九万五千一百六十六名……乃系多自他迁移居者。”到了1949年，咸阳的人口已达到165.18万人，所以，民间有人称咸阳为“小河南”。
三、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古代交通不便，深居关中的陕西人与外界的交往很受限制，随着近代交通的发展，陕西与外界的交流逐渐增多。尤其是抗战时期，大批东部省份的移、难民带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来到陕西，这些移、难民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关中文化与关东文化碰撞出灿烂的火花，东西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河南难民就是其中的一员。以语言为例，在西安和陕西其他陇海铁路沿线的城市，除陕西方言外听到最多的就是河南方言，时至今日仍是如此。抗战时期大批河南难民都是沿陇海铁路迁入西安的，由于对新环境的陌生感和政府的管理要求，他们大都聚集在当时未被开发的铁路以北的大片区域，因此“道北人”的称谓成了西安河南难民的总称。另外，大量河南民众的迁入，使河南传统戏曲豫剧的传播和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民国二十七年豫剧大师常香玉率团抵达西安，民国二十九年樊粹庭率狮吼剧团落户西安，随着艺人逐渐增多，西安成了豫剧名家荟萃的活动中心，之后全省各地的豫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陕西豫剧成为仅次于秦腔的第二大受欢迎的戏曲。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河南人迁入陕西也必然会受到关中文化的熏陶，秦腔、羊肉泡馍也成为他们中许多人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
四、加剧陕西社会的动荡和矛盾冲突
为数200万的河南难民涌入陕西，大部分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等大中城市，这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仅以西安为例，1934年西安人口为124645人，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人口已达547450人(见附表)，增长了4倍多。而民国33年(1944年)西安市出生率2.49‰，死亡率3.0‰，自然增长率为-0.58‰因此，这增长的数倍人口并非人口自然增长所致，而是人口机械增长的结果，而其中又有很大比例是难民人口。这些河南难民在来到陕西后的生活也充满艰辛，国民政府当局“为了市容的雅观，根本不准这些衣着破烂的人群到市内去”，他们被赶到“西安东关和北关，……有许多人在平地上挖出一条小沟，再从小沟挖掘小洞，家人便蛇一样地盘在里面，有许多是活活饿死的，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这种生存压力迫使他们中很多人做出一些逾越道德的事情，造成这一时期城市犯罪率高、帮会盛行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也使河南人在融入陕西社会的过程中遭遇种种困难。
抗战以来，西部地区的物价扶摇直上，近乎达到疯狂的地步。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通货膨胀、商品供不应求、囤积居奇、战争破坏等等，但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对日常必需品的需求，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西安而言，如果以民国26年(1937年)的物价指数为100的话，民国28年(1939年)上升3倍，之后物价狂涨……民国34年(1945年)比基期指数上升2359倍，用于维持生存的粮食的价格也是飞速增长。以西安的粮价为例，若以1931年上半年平均粮价指数为100，则1937年平均粮价指数110.2，1940年已涨至504.0，1942年则达到7061.2。陕西原本地富人少，粮食足够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但战时大批外来人口的迁入，使粮食也成为了稀缺资源。物价的飞速增长使原本生存困难的难民更加雪上加霜，并且严重扰乱了陕西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虽然这并非难民的主观意愿所为，但却在客观上打乱了陕西原本的社会生态平衡，加剧了陕西社会的不稳定状况。
结语
抗战以来大量河南难民内迁陕西，是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虽然政府和社会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救济，但自救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这些河南难民靠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陕西获得重生，他们也成为陕西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同时他们的到来也给陕西社会造成一些问题。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下，他们会寻找一切非常态的机会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客观上就会侵占陕西民众的生存机会，而且当合法的手段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时，他们就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这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河南难民群体整体素质较为低下，因此也就迟迟不能得到陕西社会的认同，反过来又制约河南难民在陕西的生存和发展。时至今日，河南难民及其后代在陕西的社会认可程度和口碑仍然不高，怎样促进河南移民后代更好地融入陕西社会，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 道咸年间的新疆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社会发生空前巨变，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了新的时期特征。
第一，该时期空前兴盛，研究人数众多，研究成果丰硕。道咸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繁荣兴盛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边疆外患问题。大量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边疆史地学著作涌现，蔚为壮观。道咸年间，新疆史地学名家辈出，著作如林的研究状况，足以说明边疆史地学的空前繁荣局面。
第二，此阶段的新疆史地，研究中具有民族团结的意识。边疆史地学者从安边固防的高度，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宣扬民族团结的思想，主张民族平等，和睦相处，如沈垚的《新疆私议》和龚自珍的《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中都阐述了他们对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看法，反映了各个民族应平等相处的思想，认为民族团结和睦是稳定边疆的保证。
第三，此阶段的新疆史地研究提出了加强新疆防务、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清中叶以后国力衰弱，财政拮据，残暴的封建统治造成新疆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力量越来越薄弱，大有力不从心之感。一些士大夫埋怨“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⑥朝野上大有“捐西守东”之议，而此时沈垚、龚自珍等阐述的加强西北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张，成为清末“塞防论”者的理论依据。
三、晚清史地学的特点
（一）晚清新疆史地学的代表作
1.清代最后一部官修新疆史地学著作——《新疆图志》
新疆建行省，后正式成立编制局，聘请当时的名流逸士编纂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型通志，王树楠是总纂之一。《新疆图志》始修于宣统元年，成书于宣统三年，全书除卷首外，共116卷，出版于宣统三年。该书的成书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对新疆的的侵略，尤其是俄国和英国对新疆地区的争夺。此书先赞扬了左宗堂保卫西北边疆、收复失地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事迹，《国界志》、《山脉志》、《人物志》等反映的爱国主义思想较为突出。
2.此时期的赴新之著
清代，赴新之著不下几十种，从作者身份来讲，以显宦之子弟随同赴任者，仅陶保廉一人而已。光绪十七年，陶保廉之父陶模被清政府任命为甘肃新疆巡抚，踏上了赴乌鲁木齐的路程，陶保廉则一同前往。陶保廉潜研舆地之学，博议前闻，究心时务，在赴新途中亦随身携带西北地理必备之书九箱之多，鉴于此年是辛卯年，故名《辛卯侍行记》。该书共六卷，有关西北者为后四卷，全书内容极为广泛。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还对沿途山川道里作了记载，建置沿革作了考证，对前人著述中存在的诸多谬误，陶保廉都在书中一一予以纠正。
（二）晚清时期的新疆史地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1.对西方材料的引进和利用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开始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它不仅导致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的产生，中国的一些传统学术领域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西北史地学也獲得了勃勃生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洪钧在致薛福成的信中指出的：“中土于舆地一门，长于考古而短于知今，详于中原而略于边外;绘图测地狙于开方计里之说，研圆为方万里之遥便不能合。”⑦
2.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如西北开发以及边防
近代以来，针对中国的落后的局面，包括统治阶层在内的一些人都在为了中国富强而努力，而他们所主张的富强之道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同样也表现在了近世学者的著述活动之中。许多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都在其著述中有意识地对此予以关注、记载和研究。
3.史地丛书的编撰
该时期，史地丛书的编撰也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虽不专为西北史地，但西北史地亦为其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李光廷的《西域四种》、王锡棋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施世杰的《西北地理五种》、金匾浦氏的《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等，这反映出了清末学人对新疆局势的关注。
注释：
①《新疆回部志》长期以来只有抄本传世，在整个清代几乎找不到被征引的事例。
②永贵（？—1783），字心斋，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年间先后三次任乌什办事大臣，还担任过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短期署伊犁将军。
③据杜赫德记载，康熙朝曾对嘉峪关、哈密两处做过测量，《测绘中国地图纪事》，载《历史地理》第二期。
④《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凡例》。
⑤《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七，第66页。
⑥[清]魏源：《圣武记》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
⑦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37页。
（责任编校：韩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