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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河南省柘城县农民赵作海被当地公安机关断定为一起无头尸案的凶犯被判死缓,直至最近,那个曾被认定遭赵作海杀害的人重归故里,赵作海的冤情才被发现。5月12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赔偿赵作海国家赔偿金及生活困难补助费等共计65万元。尽管我们为赵作海冤案真相浮出而庆幸,也为他能得到一笔不菲的赔偿而高兴,但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笔巨款却是来自何处,谁到底对此赔偿负有责任,因为我们是纳税人。
5月12日之前,赵作海曾表示,自己可能会提出不少于150万元的索赔金额,但他同时说,自己会服从“国家赔偿标准”。
2010年5月11日晚,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连夜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对赵作海申请国家赔偿案进行讨论研究。会后,该院派专人紧急赶赴柘城县,并于5月12日凌晨两点就赔偿数额65万元与赵作海达成一致。5月13日上午,65万元赔偿金支票就交到了赵作海手里。截止到发稿之日,乡政府工作人员与赵作海及其家人就其提出的“精神赔偿”进一步协商,表示愿意再增加赔偿12万元,或者为赵作海再建一栋新房子。
谁有过错谁承担
据赵作海回忆刚被拘留时的情景。“大概有四五个人,其中一个30多岁的打得最凶。每天只给半块馒头,不让睡觉。6天之内我没有服软。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铐在板凳上,左边一脚,右边一脚……他们用擀面杖打脑袋……喝一种水,昏昏沉沉,然后在头上放鞭炮……还用枪口往头上砸,疤痕就是这么留下的。”
办案工作人员的残暴令赵作海发憷。“他们说你要是不招,把你放在车上一脚踢下去,开枪打死,说是畏罪潜逃而死。”“随后我屈打成招,怎么杀人,尸体去向,他们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还要背下来,背不下来就打。所有的证词都是被认定,不是承认。都是假的。”
截止到16日,赵家希望得到多少赔偿呢?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说,现在的赔偿按照协议只包括国家赔偿金和生活困难补助费两项,没有包括精神损失费和妻子、孩子因他的入狱而遭受的损害赔偿等。他表示,算上这些赔偿,赵作海应该得到的赔偿金额應该在130万元以上。
赵振举谈到,他们目前已准备请律师,“谁的名气高就请谁,不请当地律师,他们可能不跟咱一势,也可能不敢。”赵振举最后告诉记者:“赵作海一定要打这个官司,钱太少了。”乡亲们和亲人们的话让赵作海的内心很是纠结。据赵振举讲,13日一大早,赵作海就对他说:“我后悔了,现在我觉得他们给少了,我要打官司。”
赵振举问他当初为啥要签,赵作海说:“他们咋咋呼呼的,我脑子都乱了,他们让我咋签我就咋签。”
被刑拘的民警只是小兵
关于赵作海本人说公安人员存在刑讯逼供事实,鉴于刑讯逼供,才使自己承认“罪证”,从而被判处死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河南公安系统人士透露,在少数地方的基层公安中确实存在严刑逼供的情况,有时为了完成抓获人数,甚至从外地“租来”人员再次审问,以完成任务数。
因涉嫌当年对赵作海刑讯逼供,民警郭守海和周明晗已被刑拘。柘城县公安局一位刑警透露,两民警亲属目前情绪不是很稳定,并表示,如果当年赵作海案的分管副局长丁中秋未得到处理,他们两个人被处理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上告,“因为两个人只是小兵”。
而且依据《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人民警察认为决定和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出意见,但不得中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
如果办了错案,责任追究却不能做到权责匹配,板子主要打在权责俱小的“小兵”们身上,那么,少了追责的压力,错案恐不能完全避免。
莫让国家成为冤大头
赵作海已拿到的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共计65万元。这65万元从哪里来?是属于商丘市司法部门独立赔偿,还是由全体纳税人来承担?有网友指出,如果让所有纳税人为这样的冤案负担赔偿,试想纳税人的心态又将如何?税收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不是用来肆意挪用,为个别政府部门的错误埋单的。
有网民认为,让纳税人为国家赔偿埋单不尽合理,必须追究办案人的责任,并和其薪水、责任等挂钩。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减少类似事情再次出现。依此所说,因办案部门自身错误而造成的冤案,其当事人若要申请国家赔偿,不应让全体纳税人承担,而是由“涉案”政府部门承担。这也是有效防止司法腐败的有效手段。
劳动节前夕,在《国家赔偿法》修订之时,有学者也曾指出,莫让国家成为赔偿的“冤大头”。言下之意即是,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体,那些个别行政或执法人员所犯下的错误,不能由全体公民来承担代价。国家所充当的角色只应是一个仲裁者,来判定由谁来承担这笔费用,而不是作为犯错机关的庇护者。
新的《国家赔偿法》对“义务赔偿机关”进行了界定。本案中的义务赔偿机关,即是对受害人所实施伤害的部门单位,从赵作海的回忆中,首要肇事者显然是实施刑讯逼供的派出所。
国家赔偿,赔多少,是每个公民共同的账单,因此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关注的,而不只是犯错的政府部门与受害人之间的“私了”。我们希望,可以将对赵作海冤案的赔偿作为新的《国家赔偿法》的一次提前预演。从此刻开始,让每个公众都知晓,这65万元是从哪来的,该由谁来承担主要赔偿,这笔数额又是如何计算得来的。这样,既是给受害人一个更好的说法,也是对我们每个公民的交待。
5月12日之前,赵作海曾表示,自己可能会提出不少于150万元的索赔金额,但他同时说,自己会服从“国家赔偿标准”。
2010年5月11日晚,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连夜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对赵作海申请国家赔偿案进行讨论研究。会后,该院派专人紧急赶赴柘城县,并于5月12日凌晨两点就赔偿数额65万元与赵作海达成一致。5月13日上午,65万元赔偿金支票就交到了赵作海手里。截止到发稿之日,乡政府工作人员与赵作海及其家人就其提出的“精神赔偿”进一步协商,表示愿意再增加赔偿12万元,或者为赵作海再建一栋新房子。
谁有过错谁承担
据赵作海回忆刚被拘留时的情景。“大概有四五个人,其中一个30多岁的打得最凶。每天只给半块馒头,不让睡觉。6天之内我没有服软。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铐在板凳上,左边一脚,右边一脚……他们用擀面杖打脑袋……喝一种水,昏昏沉沉,然后在头上放鞭炮……还用枪口往头上砸,疤痕就是这么留下的。”
办案工作人员的残暴令赵作海发憷。“他们说你要是不招,把你放在车上一脚踢下去,开枪打死,说是畏罪潜逃而死。”“随后我屈打成招,怎么杀人,尸体去向,他们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还要背下来,背不下来就打。所有的证词都是被认定,不是承认。都是假的。”
截止到16日,赵家希望得到多少赔偿呢?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说,现在的赔偿按照协议只包括国家赔偿金和生活困难补助费两项,没有包括精神损失费和妻子、孩子因他的入狱而遭受的损害赔偿等。他表示,算上这些赔偿,赵作海应该得到的赔偿金额應该在130万元以上。
赵振举谈到,他们目前已准备请律师,“谁的名气高就请谁,不请当地律师,他们可能不跟咱一势,也可能不敢。”赵振举最后告诉记者:“赵作海一定要打这个官司,钱太少了。”乡亲们和亲人们的话让赵作海的内心很是纠结。据赵振举讲,13日一大早,赵作海就对他说:“我后悔了,现在我觉得他们给少了,我要打官司。”
赵振举问他当初为啥要签,赵作海说:“他们咋咋呼呼的,我脑子都乱了,他们让我咋签我就咋签。”
被刑拘的民警只是小兵
关于赵作海本人说公安人员存在刑讯逼供事实,鉴于刑讯逼供,才使自己承认“罪证”,从而被判处死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河南公安系统人士透露,在少数地方的基层公安中确实存在严刑逼供的情况,有时为了完成抓获人数,甚至从外地“租来”人员再次审问,以完成任务数。
因涉嫌当年对赵作海刑讯逼供,民警郭守海和周明晗已被刑拘。柘城县公安局一位刑警透露,两民警亲属目前情绪不是很稳定,并表示,如果当年赵作海案的分管副局长丁中秋未得到处理,他们两个人被处理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上告,“因为两个人只是小兵”。
而且依据《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人民警察认为决定和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出意见,但不得中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
如果办了错案,责任追究却不能做到权责匹配,板子主要打在权责俱小的“小兵”们身上,那么,少了追责的压力,错案恐不能完全避免。
莫让国家成为冤大头
赵作海已拿到的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共计65万元。这65万元从哪里来?是属于商丘市司法部门独立赔偿,还是由全体纳税人来承担?有网友指出,如果让所有纳税人为这样的冤案负担赔偿,试想纳税人的心态又将如何?税收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不是用来肆意挪用,为个别政府部门的错误埋单的。
有网民认为,让纳税人为国家赔偿埋单不尽合理,必须追究办案人的责任,并和其薪水、责任等挂钩。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减少类似事情再次出现。依此所说,因办案部门自身错误而造成的冤案,其当事人若要申请国家赔偿,不应让全体纳税人承担,而是由“涉案”政府部门承担。这也是有效防止司法腐败的有效手段。
劳动节前夕,在《国家赔偿法》修订之时,有学者也曾指出,莫让国家成为赔偿的“冤大头”。言下之意即是,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体,那些个别行政或执法人员所犯下的错误,不能由全体公民来承担代价。国家所充当的角色只应是一个仲裁者,来判定由谁来承担这笔费用,而不是作为犯错机关的庇护者。
新的《国家赔偿法》对“义务赔偿机关”进行了界定。本案中的义务赔偿机关,即是对受害人所实施伤害的部门单位,从赵作海的回忆中,首要肇事者显然是实施刑讯逼供的派出所。
国家赔偿,赔多少,是每个公民共同的账单,因此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关注的,而不只是犯错的政府部门与受害人之间的“私了”。我们希望,可以将对赵作海冤案的赔偿作为新的《国家赔偿法》的一次提前预演。从此刻开始,让每个公众都知晓,这65万元是从哪来的,该由谁来承担主要赔偿,这笔数额又是如何计算得来的。这样,既是给受害人一个更好的说法,也是对我们每个公民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