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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研究使用PISA于2018年的中国样本数据，通过分层回归法分析了家庭经济背景对学生阅读素养的影响。结果显示，良好的家庭经济背景对中学生阅读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家庭拥有的书籍数量和良好的同学合作环境对学生的阅读素养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教师的直接指导对学生的阅读素养有显著的负作用。此外，学生的性别也有显著的影响，即女生的阅读水平要显著高于男生。
关键词：家庭经济背景 阅读 PISA 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
一.引言
教育质量对于各国政府、家庭和个人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是阅读能力。阅读能力不仅仅反映在学生在求学生涯中的语言类科目的成绩上，对于学生未来就业、职业发展和生活都十分重要。而家庭经济背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大小直接关系到地区甚至国家的教育公平问题。总所周知，良好家庭经济背景能够给学生提供物质生活保障，但是否对学生的阅读成绩有影响却少有研究。本文使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2018年的中国样本数据，使用多变量综合分析了家庭经济背景对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有关影响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的研究，可追溯到Coleman（1966）以美国公立学校的不同族裔学生为背景，从约4000所学校中取样调查了超过60万名学生和6万名教师。Coleman的报告显示，学校、同伴和家庭等因素中，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影响最大，而学校质量差异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却无关紧要[1]。而在该报告提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提高教育水平的最佳方法是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随后，Hanushek在1979年提出教育生产函数，认为教育产出由家庭背景、同伴影响、学校投入和学生的天赋水平。其中，学校投入通常包括了如教师背景、学校的组织结构、资金投入等[2]。Hanushek（2008）分析了90个出版物，包含了377个教育产出方程估计，只有14%的师生比和9%的教师教育水平对学生成绩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即意味着，多数文献证实，教育资源投入对提高学生成绩的作用不大[3]。除了家庭和学校因素外，同伴效应对学生学习成绩和行为的重要性已被广泛接受。如Kang（2006）对韩国中学生进行了同伴效应的研究，也证明了同伴的平均成绩得分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Kang（2006）指出表现出色的学生与其他表现较好的学生联系更紧密，而成绩表现较弱势的学生也更喜欢与成绩较弱势的学生交往，因此表现出出色的学生更出色，不出色的学生更不出色的情况[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正向促进作用被多数学者证实。王玲晓等（2018）分析了490名九年级学生的父母教育期望和父母教养行为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习投入关系的中介效应，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父母也更容易获得优质的资源从而通过积极的教养行为以促进子女的学习投入[5]。于冰洁和余锦汉（2020）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后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家长参与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其中，文化资本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教育期望、文化氛围和家庭互动。[6]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往往具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可以传递给子女。Giambona和Porcu（2015）使用PISA2009年意大利的数据，认为父母的教育水平、职业、财富、家庭文化类拥有物、教育资源和家庭拥有书籍数量都对学生的阅读素养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发现女生的阅读成绩也显著高于男生。作者还发现，家庭拥有的信息技术资源对提升表现较差的学生的阅读水平有更为显著的积极作用[7]。
三.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提供的2018年的中国数据。PISA自2000年起每三年举行一次，旨在衡量和比较各国15岁学生的学习成绩，家庭背景和学校等方面的信息，以衡量学校教育的公平性，质量和效率。PISA主要衡量学生在科学，阅读和数学方面的表现。其中，问卷主要分为学生、学校和家长三个部分。学生问卷不仅包括了科学，阅读和数学方面的问题，还包括有关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校的态度，兴趣等问题。校长问卷包括有关学校制度，学习环境等的问题。PISA还分发了针对父母的可选问卷，询问了诸如孩子的职业期望，对参与的看法以及对在家学习的支持等问题。2018年中国参加PISA的省市包括了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8]
（1）本研究使用PISA提供的阅读成绩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剔除了无效数据样本后，本样本包括了11939名参加测试的15岁中学生。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该数据的方差较大，因此在回归中对该变量做取对数处理，记作lnread。
（2）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Index of Econom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ESCS）。本研究使用ESCS作为中学生家庭经济背景的替代变量。其中，该指标是由PISA将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最高职业及家庭拥有物指数三个变量等权重合成所得。
（3）性别（Gender）。使用性别参加PISA测试学生的性别作为学生内在特质的变量。大量研究和事实表明，中学生的性别差异对学生的阅读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学生性别为女时赋值为1，性别为男时赋值为2。
（4）家庭拥有的书籍数（Books）。根据以往研究，拥有较高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父母也更注重对子女的文化和教育，因此也更有可能在家中拥有更多的书籍，从而对学生的成绩造成影响。该变量分为六个等级，1代表家庭拥有1-10本书，2代表家庭拥有11-25本书，3代表家庭拥有26-100本书，3代表家庭拥有101-200本书，5代表家庭拥有201-500本书，6代表家庭拥有500本以上的书。 （5）教师的直接指导指数（Teacher-directed instruction）作为影响学生成绩学校因素的替代变量。
（6）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Cooperation）。考虑到学生的主要生活圈都在学校，因此本文使用被测试者认为的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作为同伴影响的替代变量。
2.模型构建与回归结果
为消除异方差，首先对解释变量做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表2结果显示，所有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下，说明不存在强相关性。
本文通过分层回归考虑各解释变量对解释学生阅读水平差异的重要性。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学生i在2018年PISA中的阅读成绩，表示学生i的家庭经济文化指数水平，为学生i的性别，表示学生i家庭拥有的书籍数量，为学生i的老师直接指导指数，为学生i认为的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 为常数项。
是随机误差项。
表3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家庭社会经济指数对于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表现出一贯的正相关。表明良好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可以显著地促进学生的阅读成绩。在加入了学生性别变量后，该变量表现出于学生成绩负相关的情况。性别变量的赋值为1或2，1为女性，2为男性。模型5的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男生比女生的阅读成绩要低。这也与多数现实数据和研究相吻合。针对本样本，女生的阅读成绩的均值比男生成绩均值高16分，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模型3中加入家庭拥有书籍数量的变量后，R2由0.147提高到了0.185，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说明除ESCS以外，相较于其他控制变量，家庭拥有书籍的数量对学生阅读成绩的解释作用更大。并且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拥有的书籍数量越多，学生的阅读成绩越高。而教师对学生给予的指导在模型4和模型5中均显示了一致的显著性为负，这与Hanushek（2008）的结论也相符，即学校层面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成绩没有促进作用。原因可能是就阅读素养而言，更重要的是家庭影响和学生个人努力带来的积累，而教师往往对水平较落后的学生给予的指导更多，因此造成显著地负相关结果。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所代表的同伴影响对学生的阅读成绩起到的作用为正，这也与多数研究的结论相符。这意味着学生拥有的较为友好的校园友谊环境对于学生的阅读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
四.主要结论
在家庭背景层面，本研究使用了ESCS家庭经济文化指数和家庭拥有的书籍数量两个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文化指数与家庭擁有的书籍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验证了人们的一般认知和以往大多数研究的结论，即家庭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学习资源。而这两个变量对学生的阅读成绩显示出的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表明了家庭经济背景越好的学生，阅读素养越高。
在学生内在特质方面，本文采用了性别作为替代变量，发现女生与男生在阅读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女生的阅读水平要显著领先于男生。表明我国在促进男女平等，缩小学生因性别造成的成绩不同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在学校和教师层面选取了教师直接指导指数作为替代变量，而该变量与学生阅读水平的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了教师对于学生阅读素养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对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为正，表明了同伴效应对于学生学业成绩的积极效应。
参考文献
[1]Coleman J S.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R].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 Office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2]Hanushek E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the Estimation of Educ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s[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9（14）3 ：351-388
[3]Hanushek E A. Educ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s[M].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 2008
[4]Kang Changhui. Classroom peer effec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Quasi-randomization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1.3 （2007）： 458-495.
[5]王玲晓，张丽娅，常淑敏.中考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投入的关系：父母教育期望和父母教养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8（12）：75-81.
[6]于冰洁，余锦汉.家庭文化资本、家长参与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20（01）：18-24 30.
[7]Giambona F
关键词：家庭经济背景 阅读 PISA 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
一.引言
教育质量对于各国政府、家庭和个人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是阅读能力。阅读能力不仅仅反映在学生在求学生涯中的语言类科目的成绩上，对于学生未来就业、职业发展和生活都十分重要。而家庭经济背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大小直接关系到地区甚至国家的教育公平问题。总所周知，良好家庭经济背景能够给学生提供物质生活保障，但是否对学生的阅读成绩有影响却少有研究。本文使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2018年的中国样本数据，使用多变量综合分析了家庭经济背景对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有关影响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的研究，可追溯到Coleman（1966）以美国公立学校的不同族裔学生为背景，从约4000所学校中取样调查了超过60万名学生和6万名教师。Coleman的报告显示，学校、同伴和家庭等因素中，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影响最大，而学校质量差异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却无关紧要[1]。而在该报告提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提高教育水平的最佳方法是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随后，Hanushek在1979年提出教育生产函数，认为教育产出由家庭背景、同伴影响、学校投入和学生的天赋水平。其中，学校投入通常包括了如教师背景、学校的组织结构、资金投入等[2]。Hanushek（2008）分析了90个出版物，包含了377个教育产出方程估计，只有14%的师生比和9%的教师教育水平对学生成绩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即意味着，多数文献证实，教育资源投入对提高学生成绩的作用不大[3]。除了家庭和学校因素外，同伴效应对学生学习成绩和行为的重要性已被广泛接受。如Kang（2006）对韩国中学生进行了同伴效应的研究，也证明了同伴的平均成绩得分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Kang（2006）指出表现出色的学生与其他表现较好的学生联系更紧密，而成绩表现较弱势的学生也更喜欢与成绩较弱势的学生交往，因此表现出出色的学生更出色，不出色的学生更不出色的情况[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正向促进作用被多数学者证实。王玲晓等（2018）分析了490名九年级学生的父母教育期望和父母教养行为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习投入关系的中介效应，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父母也更容易获得优质的资源从而通过积极的教养行为以促进子女的学习投入[5]。于冰洁和余锦汉（2020）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后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家长参与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其中，文化资本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教育期望、文化氛围和家庭互动。[6]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往往具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可以传递给子女。Giambona和Porcu（2015）使用PISA2009年意大利的数据，认为父母的教育水平、职业、财富、家庭文化类拥有物、教育资源和家庭拥有书籍数量都对学生的阅读素养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发现女生的阅读成绩也显著高于男生。作者还发现，家庭拥有的信息技术资源对提升表现较差的学生的阅读水平有更为显著的积极作用[7]。
三.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提供的2018年的中国数据。PISA自2000年起每三年举行一次，旨在衡量和比较各国15岁学生的学习成绩，家庭背景和学校等方面的信息，以衡量学校教育的公平性，质量和效率。PISA主要衡量学生在科学，阅读和数学方面的表现。其中，问卷主要分为学生、学校和家长三个部分。学生问卷不仅包括了科学，阅读和数学方面的问题，还包括有关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校的态度，兴趣等问题。校长问卷包括有关学校制度，学习环境等的问题。PISA还分发了针对父母的可选问卷，询问了诸如孩子的职业期望，对参与的看法以及对在家学习的支持等问题。2018年中国参加PISA的省市包括了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8]
（1）本研究使用PISA提供的阅读成绩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剔除了无效数据样本后，本样本包括了11939名参加测试的15岁中学生。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该数据的方差较大，因此在回归中对该变量做取对数处理，记作lnread。
（2）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Index of Econom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ESCS）。本研究使用ESCS作为中学生家庭经济背景的替代变量。其中，该指标是由PISA将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最高职业及家庭拥有物指数三个变量等权重合成所得。
（3）性别（Gender）。使用性别参加PISA测试学生的性别作为学生内在特质的变量。大量研究和事实表明，中学生的性别差异对学生的阅读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学生性别为女时赋值为1，性别为男时赋值为2。
（4）家庭拥有的书籍数（Books）。根据以往研究，拥有较高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父母也更注重对子女的文化和教育，因此也更有可能在家中拥有更多的书籍，从而对学生的成绩造成影响。该变量分为六个等级，1代表家庭拥有1-10本书，2代表家庭拥有11-25本书，3代表家庭拥有26-100本书，3代表家庭拥有101-200本书，5代表家庭拥有201-500本书，6代表家庭拥有500本以上的书。 （5）教师的直接指导指数（Teacher-directed instruction）作为影响学生成绩学校因素的替代变量。
（6）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Cooperation）。考虑到学生的主要生活圈都在学校，因此本文使用被测试者认为的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作为同伴影响的替代变量。
2.模型构建与回归结果
为消除异方差，首先对解释变量做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表2结果显示，所有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下，说明不存在强相关性。
本文通过分层回归考虑各解释变量对解释学生阅读水平差异的重要性。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学生i在2018年PISA中的阅读成绩，表示学生i的家庭经济文化指数水平，为学生i的性别，表示学生i家庭拥有的书籍数量，为学生i的老师直接指导指数，为学生i认为的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 为常数项。
是随机误差项。
表3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家庭社会经济指数对于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表现出一贯的正相关。表明良好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可以显著地促进学生的阅读成绩。在加入了学生性别变量后，该变量表现出于学生成绩负相关的情况。性别变量的赋值为1或2，1为女性，2为男性。模型5的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男生比女生的阅读成绩要低。这也与多数现实数据和研究相吻合。针对本样本，女生的阅读成绩的均值比男生成绩均值高16分，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模型3中加入家庭拥有书籍数量的变量后，R2由0.147提高到了0.185，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说明除ESCS以外，相较于其他控制变量，家庭拥有书籍的数量对学生阅读成绩的解释作用更大。并且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拥有的书籍数量越多，学生的阅读成绩越高。而教师对学生给予的指导在模型4和模型5中均显示了一致的显著性为负，这与Hanushek（2008）的结论也相符，即学校层面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成绩没有促进作用。原因可能是就阅读素养而言，更重要的是家庭影响和学生个人努力带来的积累，而教师往往对水平较落后的学生给予的指导更多，因此造成显著地负相关结果。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所代表的同伴影响对学生的阅读成绩起到的作用为正，这也与多数研究的结论相符。这意味着学生拥有的较为友好的校园友谊环境对于学生的阅读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
四.主要结论
在家庭背景层面，本研究使用了ESCS家庭经济文化指数和家庭拥有的书籍数量两个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文化指数与家庭擁有的书籍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验证了人们的一般认知和以往大多数研究的结论，即家庭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学习资源。而这两个变量对学生的阅读成绩显示出的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表明了家庭经济背景越好的学生，阅读素养越高。
在学生内在特质方面，本文采用了性别作为替代变量，发现女生与男生在阅读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女生的阅读水平要显著领先于男生。表明我国在促进男女平等，缩小学生因性别造成的成绩不同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在学校和教师层面选取了教师直接指导指数作为替代变量，而该变量与学生阅读水平的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了教师对于学生阅读素养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同校学生的合作程度对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为正，表明了同伴效应对于学生学业成绩的积极效应。
参考文献
[1]Coleman J S.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R].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 Office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2]Hanushek E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the Estimation of Educ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s[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9（14）3 ：351-388
[3]Hanushek E A. Educ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s[M].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 2008
[4]Kang Changhui. Classroom peer effec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Quasi-randomization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1.3 （2007）： 458-495.
[5]王玲晓，张丽娅，常淑敏.中考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投入的关系：父母教育期望和父母教养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8（12）：75-81.
[6]于冰洁，余锦汉.家庭文化资本、家长参与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20（01）：18-24 30.
[7]Giambona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