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争议不断出现于报端。争论中，转基因专家推出两条重要理由：一是转基因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甚至是“唯一可行技术”；生态学的办法虽好，但不能“吃”；二是转基因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
　　对于第二个问题，恐怕几十年内全球科学界难以达成共识。以前文章中，正反专家都讨论了很多，本文不谈这个问题。现在，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即生态学不能满足粮食安全吗?
　　在此之前，笔者就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如果中国用生态学的办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那样会饿死人的。就是在这样的声音“掩护”下，“只有转基因才能够解决粮食安全”占据了上风，最终影响了国家决策。
　　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生态学家集体失声，似乎生态学的理论知识都是无用的。不久前，笔者参加了一个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生态学家和生物技术专家坐到了一起。当生态学家演讲提到转基因存在潜在环境风险时，某生物技术专家立即发难：“我们也知道转基因不好，转基因肯定有负面影响，但你们生态学家有什么办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呢。”一句话噎得那个台上发言的生态学家顿时失了底气。
　　某支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网友在笔者博客上留言：“如果我国还不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总有一天，我们餐桌上的大米都变成进口大米，因为到那时，我们传统生态农业种植出来的大米在国际市场上根本不是转基因水稻的对手(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或是价格)。我相信没人愿意自己的饭碗捏在别人的手里。”
　　果真如此吗?美国是世界上应用生物技术最强大的国家，其耕地也比中国多11亿亩，但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都比中国低很多。难道中国靠的是转基因提高的粮食产量吗?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生物技术起的作用较小，而真正影响粮食产量的还是生态学的因素，即光、温、水、矿质营养等，以及农民种粮积极性问题。
　　笔者之所以提出生态学的办法能够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秸秆可以变成“大粮食”。利用作物秸秆发展畜牧业，能够有效地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我国年产秸秆6亿～7亿吨，按照每7公斤秸秆转化1公斤牛肉(同时需1公斤精粮)计算，可以支撑的重达0.86亿～1亿吨；按照60％的保守屠宰率计算，可收获的牛羊肉0.52亿～0.60亿吨；再按照“5公斤粮1公斤肉”比率估算，相当于从秸秆中收获了2.08亿～2.40亿吨粮食。这样的“增产”效果是任何生物技术所不能比拟的。
　　二是秸秆能够变成优质有机肥，反过来促进粮食产量提高，并减少施用化肥带来的环境污染。利用全国50％的秸秆可以支撑0.86亿～1亿头牛，可产生牛粪7.8亿～9.1亿吨。这些有机肥料，约含有134.8万～157.3万吨纯氮，折合674.2万～786.4万吨硫酸铵。有机肥提高产量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据研究，每提高土壤有机质0.1个百分点，就等于释放600～800公斤／公顷的粮食生产潜力，逼近转基因水稻630～945公斤／公顷的增产理论潜力(与常规杂交稻700公斤／公顷比较，如果与袁隆平的900公斤／公顷超级稻比较，转基因并不能增产)。但利用前者提升粮食产量，不存在环境和食品安全风险。
　　三是农民在种养等工副业中获益，使之更愿意在家从事农业。将国家用于搞生物技术的费用、被基因公司赚走的钱、被化肥和农药公司赚走的钱，分一部分奖励农民，发挥“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生态循环农业优势，再加上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等传统育种贡献，我们不但能够吃得饱，而且还吃得好。
　　我国7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农产品自给率特别高。农民满足了自身粮食安全就是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要建设新农村，农民增收才是硬道理。
　　相反，如果我们走美国人的路子，过美国人的日子，让农民持续离开土地，会是怎样的情景呢?美国人均消耗粮食1046公斤，是印度的六倍!除粮食外，一个美国人每年要吃掉42.6公斤牛肉、45.4公斤禽肉、78公斤液体奶，这些指标在全球都遥遥领先。如果中国也以2％的人口来满足98％的人口的奢侈消费，每年需要产出13.33亿吨粮食!这根本做不到。
　　总之，生态学不是软道理，是可以“吃”的，是能够带动农民就业的，是能够为城市人群带来安全放心食品的。发展生态农业才是城乡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用生态学指导思路提升农业，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