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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继东北的全境解放和济南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1月15日天津解放。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刷遍了解放区的城乡。一队队人马、车辆,经过家乡的集镇和村庄,排山倒海般地向南开进。
解放区的新年,总是格外的红火,那年更添了一份喜悦、兴奋与欢腾。至于母亲,满身心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忙,一个是盼。忙是肯定的,家家忙年,母亲与乡亲们还要忙着照应那一批一批南下路过的部队同志。自七年前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母亲对于部队上的事总是格外上心。只要有我们的部队驻扎或经过,她总是抢着上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忙里忙外。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夸奖她有觉悟,她总是笑笑说:“自家人,应当的。”
说到盼,母亲最盼的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她知道,父亲的部队就集结在那里。开战前,父亲来过一封家书,说得很平和,还破天荒地随信寄回一张免冠的近照。祖父看信后说,没事,报个平安。他把照片递给母亲,母亲看了一眼,随即便递给了祖母,就在家人传看照片时,爷爷轻轻地自言自语道:“看来,又要打一场大仗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和平建国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新四军北移山东。父亲的部队就是从家乡出发北上的。母亲抱着一岁多的我,拉着三岁多的姐姐送别父亲,父亲说:“我们少则三年,多不过四年就会打回来。”母亲一算,差不多就快三年了,北边的仗节节胜利,现在部队终于南下了。盼的就是部队路过时,父亲能抽空回家来看一看。三年了,走时,儿子还抱在怀里,如今已是满世界地疯跑了。老不见面,孩子与他,怕是见了也都不认识了。心里念叨,又不好多说。总之,这些日子,母亲忙得开心,盼得焦急。
春节过去了,元宵节也过去了,过境的队伍走了一批,又迎来一批,只是不见父亲,也没有信来。母亲心里有点失落,试探着问祖父,是不是给父亲发封信?祖父说,行军打仗,居无定所,邮差哪里赶得上!于是,盼望慢慢地变成了等待。
虽然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但前方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总是很快便能传回解放区。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了南京。
5月3日杭州解放。
5月27日上海解放。
……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自北向南,飞过了长江,飞向全国。人们朝思暮想的新中国,眼看着正迎面跑过来了。
父亲,仍无半点音信。母亲心焦,不敢多问。只是默默地等待。祖父终于也坐不住了。以前,打了胜仗,常常便会收到父亲的来信,三言两语,传个喜讯,报个平安。为何这次半年多了,竟无一点音信?有一种不祥笼罩心头。他磨墨,铺纸,提笔,写信,不是给父亲,而是给父亲的部队。
又是漫长的等待。九月初,终于收到部队的回信,准确地说,是一份公函:
父亲的部队是由新四军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的司令是著名的战将陶勇。淮海战役一月十日结束,二月即父亲牺牲后不久,华野四纵在统一整编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军长仍由陶勇担任。后勤部长王勋,原名毛泽全,湖南湘潭人,也是新四军的老人,父亲的老领导。这份公函由他领头,后勤部全体领导逐个署名。
此信到家,犹如晴天霹雳。详情不忍复述。
镇里领导来家看望,又向县里做了报告,县里指示,先从公粮里拨点粮食作为抚恤。1949年收成不好,粮食紧缺,也算是雪中送炭了。二叔,按家乡习惯我们称他小爷,持着镇里开的条子到粮库领粮,粮库主任拉着小爷说:“你来看!”转了一圈,所有粮仓都是空的。主任说,百万大军渡江,需要多少军粮啊!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苏南是新区,虽是鱼米之乡,一下筹粮太多,担心影响不好。苏北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征、借结合,多做点贡献。小爷无言以对。主任叹了一口气,对小爷说:“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主任果真派人送来两袋杂粮。这粮五颜六色,大凡地里种的品种,差不多全齐了。送粮的人说:“主任带着我们,把所有粮仓的底儿扫了一遍,又是筛又是扬,个个搞得灰头土脸。”
母亲含泪道谢。待粮库的同志离开后,母亲把祖父祖母和小爷请到堂屋,郑重其事地说:“这粮连着一条人命,我们一粒都不能动。恳求爷爷做主,还是换成路费,去山东把人接回来吧。”母亲后来对我说过,这件事她先与祖母作了恳谈。祖母安慰她说:“儿啊,你放心,今后家里凡有一口饭,就不会让你们娘儿仨饿着!”母亲说:“妈呀,你说颠倒了。从前,指望儿子为你们养老送终,儿子走了,你放心,媳妇为你们养老送终!我还要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我知道,往后的日子不容易,把他接回来,今后,有一堆黄土守着,一生也就不至于太孤单了。”对于母亲的恳求,祖父当即同意。
峄县现在是山东省辖市枣庄的峄城区,我们家到山东枣庄,公路距离两百五十公里左右。当年走的是小路,路程可能会近一点,但路况不好,加之那年发水,湖满河溢,路途艰难,可想而知。
小爷年轻,祖父又让一位我们叫他三爷的远房伯父同行。两人日行夜宿,四五天便到了峄县。找到县政府,接待他們的是一位年轻同志,人很热情,但态度坚决。他说,淮海战役,我们部队牺牲多少人哪!如何安排,上面自会考虑。但凡把命丢在我们峄县的,我们就要世代供奉。县委已决定要筹建烈士陵园,因此,你们不能搬迁。小爷急得不行,同去的三爷经事多,有见识。他说,政府好意,我们心领。但他们家实在有大的难处啊!他把我们家的情况说了一通,再三恳求道:“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少妻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搬不回去,说不定又得出人命哪!”负责接待的同志面有难色,但也同情,说了一句:“这是大事,需要请示。你们明天再来。”
次日,小爷他们早早就到县政府的门口等着。时间不长,那位接待的同志也就到了,他说:“领导同意啦!具体两条:一是立即派人协助寻找烈士掩埋地点;二是选派两个身强力壮的民工,把烈士送回江苏老家。此事算出公差,自带干粮,莫收烈士家属的钱物。”寻找墓地并不容易,因为大战以后,双方战死者,数以万计。掩埋的坟堆散于遍野。幸亏县里派的那位向导有经验。他又详细询问了一遍牺牲的时间、地点等细节,便有了主意。他说,峄县大着呢,具体地点没有,大海捞针,哪里去找?不过,出了这种事,眼见耳闻的人自不会少,还是先找人打听吧!这一招立马见效。山东峄县的党政机关在峄城,峄城比邻就是枣庄,据说,当年华野四纵的野战医院就在枣庄附近。他们赶到枣庄,很快打听到,墓地在枣庄南边,一个菜园的旁边。 他们出了枣庄,再走不远,就见土坡上有一片菜园,园里有两间草屋。他们刚走进园内,屋里便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家妇女,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山东的向导连忙上前打听:
“嫂子,附近可有我们部队同志的墓地?”
“你们打探这个干啥?”大嫂反问道。
“烈士老家来人了,墓需要搬迁回去。”向导边解释,边指了指小爷和三爷。
“那俺问你们,死的人叫啥名字?做啥事情?多大年纪?老家在哪里?人是咋死的?”大嫂甚是警觉,连连发问。
“孙玉美,部队上的医生,26歲,江苏泗阳人,被敌人打了黑枪。”三爷凑上前去,一一作了回答。
大嫂扯起衣袖,揩了揩眼睛,说,“走,俺领你们去。”
途中,大嫂解释道:“大兄弟,别怪俺啰唆。部队上嘱咐过,孙医生的墓托付给俺好生照应着点。”她还说,“这么大的仗打赢了,死的不说,伤了多少人哪!不分昼夜地抢救,医生累得都快吐血了。救了那么多人的命,自己的命倒丢了!”三爷说,一路上,那位大嫂就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不停地落泪,不停地念叨。
到了墓地,还算僻静。不大的一个土堆,前面立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桩。那木桩正面削平,书写“孙玉美烈士之墓”以及籍贯、生卒年月等。小爷一见,扑倒在墓前,喊一声“哥啊”,便泣不成声。
回程还算顺利。后来,三爷告诉我,就是过河的情景甚是吓人。河面很宽,桥面仅是两排圆木拼在一起,人走在上面直晃悠。两个山东民工,肩上负重,步伐协调,如履平地。小爷生性胆小,几乎就是从桥上爬着过了河。
回到家后,留山东人吃了饭,给路费坚决不要。母亲将提前准备好的一摞烙饼交给他俩当作干粮。两人还是执意不收,只是说:“俺带着干粮呢。”说罢,在父亲灵前磕头拜别,便匆匆上了归程。
自听了三爷讲述了这段经历以后,我自小对于老区山东人,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位峄县的领导,那位年轻的接待员,那位精明能干的向导,那尽心为我父亲守墓的菜园母女,还有那两位用肩膀把我父亲从山东抬回江苏老家的山东民工,便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了。
家乡习俗,死在外头的人,不能再进家门。只好在门前搭个灵棚,置放棺木,办理丧事。农村的丧事繁琐而讲究,规矩甚多,若出差错,轻的,留下话柄,重的,当时便起纠纷。父亲是烈士,加之祖父行医从教多年,来吊丧的,探望的,人员众多,身份各异。别人主事,母亲放心不下,虽然如雷击顶,五内俱焚,还是勉力支撑,事必躬亲,里外张罗。
终于,棺木下地,入土为安。丧事完毕的当天晚上,母亲对祖母说:“妈,你把两个孩子带开,我心里憋得慌,想哭一场,别吓着孩子。”祖母明白,只是说一声:“乖儿,心放宽!”就把我和姐姐往外带。没走多远,只听“哇”的一声,惊天动地。母亲把自己关在房内,号啕大哭。奶奶紧紧地搂着我和姐姐,泪如雨下。不知过了多久,房内哭声渐渐地缓了下来。奶奶才把我们送了回去。
母亲将我和姐姐搂在怀里说:“爸爸走了,今后的日子会艰难些,别怕,有妈呢!你们还小,一天一天便会长大。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和妈妈一起,挺起腰杆往前走。吃苦不叫苦,轻易不求人!”说实话,当时懵懂,不甚了了,随着年龄增长,才渐渐明白。
当年,提出为父亲迁墓时,母亲曾说过,今生艰难,总该有个诉说的地方。但在我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含辛茹苦,艰辛备尝,母亲不曾有一次去父亲墓前哭诉过。连当众落泪都很少见。有时,我夜里醒来,会见她一边缝补衣裳,一边暗自落泪,第二天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该干什么,就又干什么去了。
父亲安葬后不久,镇上的领导又来看望。同行的还有那位粮库的主任,他这次带来两袋优质的小麦。而镇长带来的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消息: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她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0年父亲与母亲结婚,那一年,父亲17岁,母亲18岁。1942年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母亲说,就是这一年,她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刘英,是父亲给她起的。
母亲于2018年2月9日去世,享年96岁。
(摘自2021年9月27日《人民政协报》,西米绘图)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1月15日天津解放。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刷遍了解放区的城乡。一队队人马、车辆,经过家乡的集镇和村庄,排山倒海般地向南开进。
解放区的新年,总是格外的红火,那年更添了一份喜悦、兴奋与欢腾。至于母亲,满身心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忙,一个是盼。忙是肯定的,家家忙年,母亲与乡亲们还要忙着照应那一批一批南下路过的部队同志。自七年前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母亲对于部队上的事总是格外上心。只要有我们的部队驻扎或经过,她总是抢着上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忙里忙外。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夸奖她有觉悟,她总是笑笑说:“自家人,应当的。”
说到盼,母亲最盼的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她知道,父亲的部队就集结在那里。开战前,父亲来过一封家书,说得很平和,还破天荒地随信寄回一张免冠的近照。祖父看信后说,没事,报个平安。他把照片递给母亲,母亲看了一眼,随即便递给了祖母,就在家人传看照片时,爷爷轻轻地自言自语道:“看来,又要打一场大仗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和平建国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新四军北移山东。父亲的部队就是从家乡出发北上的。母亲抱着一岁多的我,拉着三岁多的姐姐送别父亲,父亲说:“我们少则三年,多不过四年就会打回来。”母亲一算,差不多就快三年了,北边的仗节节胜利,现在部队终于南下了。盼的就是部队路过时,父亲能抽空回家来看一看。三年了,走时,儿子还抱在怀里,如今已是满世界地疯跑了。老不见面,孩子与他,怕是见了也都不认识了。心里念叨,又不好多说。总之,这些日子,母亲忙得开心,盼得焦急。
春节过去了,元宵节也过去了,过境的队伍走了一批,又迎来一批,只是不见父亲,也没有信来。母亲心里有点失落,试探着问祖父,是不是给父亲发封信?祖父说,行军打仗,居无定所,邮差哪里赶得上!于是,盼望慢慢地变成了等待。
虽然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但前方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总是很快便能传回解放区。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了南京。
5月3日杭州解放。
5月27日上海解放。
……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自北向南,飞过了长江,飞向全国。人们朝思暮想的新中国,眼看着正迎面跑过来了。
父亲,仍无半点音信。母亲心焦,不敢多问。只是默默地等待。祖父终于也坐不住了。以前,打了胜仗,常常便会收到父亲的来信,三言两语,传个喜讯,报个平安。为何这次半年多了,竟无一点音信?有一种不祥笼罩心头。他磨墨,铺纸,提笔,写信,不是给父亲,而是给父亲的部队。
又是漫长的等待。九月初,终于收到部队的回信,准确地说,是一份公函:
父亲的部队是由新四军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的司令是著名的战将陶勇。淮海战役一月十日结束,二月即父亲牺牲后不久,华野四纵在统一整编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军长仍由陶勇担任。后勤部长王勋,原名毛泽全,湖南湘潭人,也是新四军的老人,父亲的老领导。这份公函由他领头,后勤部全体领导逐个署名。
此信到家,犹如晴天霹雳。详情不忍复述。
镇里领导来家看望,又向县里做了报告,县里指示,先从公粮里拨点粮食作为抚恤。1949年收成不好,粮食紧缺,也算是雪中送炭了。二叔,按家乡习惯我们称他小爷,持着镇里开的条子到粮库领粮,粮库主任拉着小爷说:“你来看!”转了一圈,所有粮仓都是空的。主任说,百万大军渡江,需要多少军粮啊!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苏南是新区,虽是鱼米之乡,一下筹粮太多,担心影响不好。苏北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征、借结合,多做点贡献。小爷无言以对。主任叹了一口气,对小爷说:“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主任果真派人送来两袋杂粮。这粮五颜六色,大凡地里种的品种,差不多全齐了。送粮的人说:“主任带着我们,把所有粮仓的底儿扫了一遍,又是筛又是扬,个个搞得灰头土脸。”
母亲含泪道谢。待粮库的同志离开后,母亲把祖父祖母和小爷请到堂屋,郑重其事地说:“这粮连着一条人命,我们一粒都不能动。恳求爷爷做主,还是换成路费,去山东把人接回来吧。”母亲后来对我说过,这件事她先与祖母作了恳谈。祖母安慰她说:“儿啊,你放心,今后家里凡有一口饭,就不会让你们娘儿仨饿着!”母亲说:“妈呀,你说颠倒了。从前,指望儿子为你们养老送终,儿子走了,你放心,媳妇为你们养老送终!我还要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我知道,往后的日子不容易,把他接回来,今后,有一堆黄土守着,一生也就不至于太孤单了。”对于母亲的恳求,祖父当即同意。
峄县现在是山东省辖市枣庄的峄城区,我们家到山东枣庄,公路距离两百五十公里左右。当年走的是小路,路程可能会近一点,但路况不好,加之那年发水,湖满河溢,路途艰难,可想而知。
小爷年轻,祖父又让一位我们叫他三爷的远房伯父同行。两人日行夜宿,四五天便到了峄县。找到县政府,接待他們的是一位年轻同志,人很热情,但态度坚决。他说,淮海战役,我们部队牺牲多少人哪!如何安排,上面自会考虑。但凡把命丢在我们峄县的,我们就要世代供奉。县委已决定要筹建烈士陵园,因此,你们不能搬迁。小爷急得不行,同去的三爷经事多,有见识。他说,政府好意,我们心领。但他们家实在有大的难处啊!他把我们家的情况说了一通,再三恳求道:“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少妻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搬不回去,说不定又得出人命哪!”负责接待的同志面有难色,但也同情,说了一句:“这是大事,需要请示。你们明天再来。”
次日,小爷他们早早就到县政府的门口等着。时间不长,那位接待的同志也就到了,他说:“领导同意啦!具体两条:一是立即派人协助寻找烈士掩埋地点;二是选派两个身强力壮的民工,把烈士送回江苏老家。此事算出公差,自带干粮,莫收烈士家属的钱物。”寻找墓地并不容易,因为大战以后,双方战死者,数以万计。掩埋的坟堆散于遍野。幸亏县里派的那位向导有经验。他又详细询问了一遍牺牲的时间、地点等细节,便有了主意。他说,峄县大着呢,具体地点没有,大海捞针,哪里去找?不过,出了这种事,眼见耳闻的人自不会少,还是先找人打听吧!这一招立马见效。山东峄县的党政机关在峄城,峄城比邻就是枣庄,据说,当年华野四纵的野战医院就在枣庄附近。他们赶到枣庄,很快打听到,墓地在枣庄南边,一个菜园的旁边。 他们出了枣庄,再走不远,就见土坡上有一片菜园,园里有两间草屋。他们刚走进园内,屋里便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家妇女,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山东的向导连忙上前打听:
“嫂子,附近可有我们部队同志的墓地?”
“你们打探这个干啥?”大嫂反问道。
“烈士老家来人了,墓需要搬迁回去。”向导边解释,边指了指小爷和三爷。
“那俺问你们,死的人叫啥名字?做啥事情?多大年纪?老家在哪里?人是咋死的?”大嫂甚是警觉,连连发问。
“孙玉美,部队上的医生,26歲,江苏泗阳人,被敌人打了黑枪。”三爷凑上前去,一一作了回答。
大嫂扯起衣袖,揩了揩眼睛,说,“走,俺领你们去。”
途中,大嫂解释道:“大兄弟,别怪俺啰唆。部队上嘱咐过,孙医生的墓托付给俺好生照应着点。”她还说,“这么大的仗打赢了,死的不说,伤了多少人哪!不分昼夜地抢救,医生累得都快吐血了。救了那么多人的命,自己的命倒丢了!”三爷说,一路上,那位大嫂就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不停地落泪,不停地念叨。
到了墓地,还算僻静。不大的一个土堆,前面立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桩。那木桩正面削平,书写“孙玉美烈士之墓”以及籍贯、生卒年月等。小爷一见,扑倒在墓前,喊一声“哥啊”,便泣不成声。
回程还算顺利。后来,三爷告诉我,就是过河的情景甚是吓人。河面很宽,桥面仅是两排圆木拼在一起,人走在上面直晃悠。两个山东民工,肩上负重,步伐协调,如履平地。小爷生性胆小,几乎就是从桥上爬着过了河。
回到家后,留山东人吃了饭,给路费坚决不要。母亲将提前准备好的一摞烙饼交给他俩当作干粮。两人还是执意不收,只是说:“俺带着干粮呢。”说罢,在父亲灵前磕头拜别,便匆匆上了归程。
自听了三爷讲述了这段经历以后,我自小对于老区山东人,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位峄县的领导,那位年轻的接待员,那位精明能干的向导,那尽心为我父亲守墓的菜园母女,还有那两位用肩膀把我父亲从山东抬回江苏老家的山东民工,便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了。
家乡习俗,死在外头的人,不能再进家门。只好在门前搭个灵棚,置放棺木,办理丧事。农村的丧事繁琐而讲究,规矩甚多,若出差错,轻的,留下话柄,重的,当时便起纠纷。父亲是烈士,加之祖父行医从教多年,来吊丧的,探望的,人员众多,身份各异。别人主事,母亲放心不下,虽然如雷击顶,五内俱焚,还是勉力支撑,事必躬亲,里外张罗。
终于,棺木下地,入土为安。丧事完毕的当天晚上,母亲对祖母说:“妈,你把两个孩子带开,我心里憋得慌,想哭一场,别吓着孩子。”祖母明白,只是说一声:“乖儿,心放宽!”就把我和姐姐往外带。没走多远,只听“哇”的一声,惊天动地。母亲把自己关在房内,号啕大哭。奶奶紧紧地搂着我和姐姐,泪如雨下。不知过了多久,房内哭声渐渐地缓了下来。奶奶才把我们送了回去。
母亲将我和姐姐搂在怀里说:“爸爸走了,今后的日子会艰难些,别怕,有妈呢!你们还小,一天一天便会长大。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和妈妈一起,挺起腰杆往前走。吃苦不叫苦,轻易不求人!”说实话,当时懵懂,不甚了了,随着年龄增长,才渐渐明白。
当年,提出为父亲迁墓时,母亲曾说过,今生艰难,总该有个诉说的地方。但在我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含辛茹苦,艰辛备尝,母亲不曾有一次去父亲墓前哭诉过。连当众落泪都很少见。有时,我夜里醒来,会见她一边缝补衣裳,一边暗自落泪,第二天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该干什么,就又干什么去了。
父亲安葬后不久,镇上的领导又来看望。同行的还有那位粮库的主任,他这次带来两袋优质的小麦。而镇长带来的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消息: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她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0年父亲与母亲结婚,那一年,父亲17岁,母亲18岁。1942年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母亲说,就是这一年,她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刘英,是父亲给她起的。
母亲于2018年2月9日去世,享年96岁。
(摘自2021年9月27日《人民政协报》,西米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