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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公益慈善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如何使经济转型与公益慈善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所面临的突出挑战之一，为此本刊记者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进行了专访。
王振耀表示，对于新常态，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错觉，认为经济发展只是以放慢速度为基本特征。其实，新常态更为突出的特征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结构的转型。
仅仅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角度分析，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至少有两个明显特征：
一是突出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性，日益突出，如果产品质量不能保证，如果企业不能善待员工，如果企业缺乏环境意识，该企业就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二是突出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即强力推动养老与儿童等社会福利事业也就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在各国经济从中等水平向发达水平转型过程中无不伴随着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包括我国台湾的社会服务业都达到GDP的70%左右，而我们现在还不到50%。在美国，由于社会福利水平严重低于欧洲，但社会事业又有着多方面的紧迫需求，于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就业人口就达到了整个就业人口的10%以上，从而实际成为美国社会基本支柱产业之一。
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阶段，公益慈善事业同样也需要更为明确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立足点，就是要使其尽快地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慈善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依托。最近几年，政府的政策日益改进，公益慈善组织注册取消主管单位，财政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的制定，捐赠管理的不断改进，灾害应急救援体制的开放，现代社会组织会计制度的确立等，都显现了公益慈善事业的不断进步。正是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与社会的积极互动过程中，我国的慈善事业在2014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统计，2014年，全国社会团体已经超过30万家，民办非企业达到28.9万家，基金会组织已经超过4000家。这样的进步速度，是过去很难想象的。
但是，一定要看到，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当前，我国慈善事业急需做到的是要尽快“四通”：
一通就是要使大额捐赠能够免税，通达捐赠之道。现行的捐赠税收减免优惠只适应于个人的小额现金捐赠，如果一旦扩大到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元、几十亿元、过百亿元，捐赠的形态成为股权、有价证券、楼房等，现行税收政策的巨大缺陷会立即呈现出来。因为，捐赠者必须要缴高额所得税。即使一个老年人要将自己的房产捐赠给政府，也需要先上交所得税，然后才能实现捐赠。这是一种很滑稽而又尴尬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在现实条件下，我们的税收政策是不准行大善的。而在国外，通常都建立有遗产税，对不捐赠者施以重税，而对捐赠者则提供多种免税方便，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之所以能够实现捐赠几百亿美元，主要是因为股权捐赠免税，基金会投资也免税。我们的政策恰恰相反，客观上禁止大额捐赠。结果，有的慈善家只能在境外实施捐赠。这个大额捐赠之道，确实需要打通。
二通就是要打通社区捐赠之道。社区捐赠，在当前也不通畅。在国外，大量捐赠主要在社区之内实行，许多公益设施甚至公园和街道上的凳子，都可以由个体捐赠建设。我国的社区慈善几乎还处于萌芽阶段，社区慈善组织极少，社区慈善项目凤毛麟角。这样的局面，该是全面改变的时候了。
三通是打通金融投资与捐赠之道。捐赠与金融投资的关联，在我国几乎成为理念的禁区。绝大多数基金会几乎讳言讨论捐赠款项的投资收益问题。而在国外，甚至在上百年以前，公益信托、慈善与金融投资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的行为并且相当普遍。一旦缺少金融投资与捐赠的联系，慈善事业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活力。美国福特基金会70多年前建立之初只有注册资金25万美元，而经过多年的投资运营，现在已经达到110亿元以上。即使盖茨基金会，也同样注重投资之道。相对而言，我国基金会近千亿元的资产多数还处于沉睡状态，这样的局面，也需要尽快改变。
四通是打通捐赠与社会服务之道。捐赠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密切结合，是各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基本特征。许多社会问题，往往通过慈善事业的发展来解决。一百多年前，美国的社区矫治就是通过发展慈善事业来解决的。在我国，一方面，政府已经举办一些社会服务项目但很难满足大众的需求，而大量的大众社会服务的项目还停留于草根状态，公益慈善与社会服务的通道还不那么顺畅。
整体上看，公益慈善发展的基本障碍，还是一种社会性的障碍，社会理念还停留于贫困时期形成的习惯，管理百亿、千亿甚至上万亿元捐赠款项的基本社会体制和社会技能还严重缺乏。针对这样的局面，建立一种社会性的学习机制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社会需要形成一种学习的自觉，并且探索各类有效的学习方式，从而促成公益慈善的重大转型。在这方面，公益慈善的理论工作者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应该充分意识到推进社会性学习机制建立的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从2010年6月建立之始，就将自身的使命定位为弘扬现代慈善精神，推动社会进步。四年多来，公益研究院较为自觉地注重中国公益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在包括公益发展、儿童福利、养老服务等社会政策研究方面获得了多种进展，同时在公益培训方面有了诸多创新。
展望未来，由新常态的经济与社会格局所决定，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公益研究院仍然会坚持已有的使命、体制与结构，同时适应公益事业发展大格局的需要，全面加强和调整研究与教育培训的工作，以使自身真正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支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振耀表示，对于新常态，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错觉，认为经济发展只是以放慢速度为基本特征。其实，新常态更为突出的特征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结构的转型。
仅仅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角度分析，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至少有两个明显特征：
一是突出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性，日益突出，如果产品质量不能保证，如果企业不能善待员工，如果企业缺乏环境意识，该企业就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二是突出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即强力推动养老与儿童等社会福利事业也就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在各国经济从中等水平向发达水平转型过程中无不伴随着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包括我国台湾的社会服务业都达到GDP的70%左右，而我们现在还不到50%。在美国，由于社会福利水平严重低于欧洲，但社会事业又有着多方面的紧迫需求，于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就业人口就达到了整个就业人口的10%以上，从而实际成为美国社会基本支柱产业之一。
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阶段，公益慈善事业同样也需要更为明确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立足点，就是要使其尽快地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慈善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依托。最近几年，政府的政策日益改进，公益慈善组织注册取消主管单位，财政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的制定，捐赠管理的不断改进，灾害应急救援体制的开放，现代社会组织会计制度的确立等，都显现了公益慈善事业的不断进步。正是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与社会的积极互动过程中，我国的慈善事业在2014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统计，2014年，全国社会团体已经超过30万家，民办非企业达到28.9万家，基金会组织已经超过4000家。这样的进步速度，是过去很难想象的。
但是，一定要看到，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当前，我国慈善事业急需做到的是要尽快“四通”：
一通就是要使大额捐赠能够免税，通达捐赠之道。现行的捐赠税收减免优惠只适应于个人的小额现金捐赠，如果一旦扩大到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元、几十亿元、过百亿元，捐赠的形态成为股权、有价证券、楼房等，现行税收政策的巨大缺陷会立即呈现出来。因为，捐赠者必须要缴高额所得税。即使一个老年人要将自己的房产捐赠给政府，也需要先上交所得税，然后才能实现捐赠。这是一种很滑稽而又尴尬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在现实条件下，我们的税收政策是不准行大善的。而在国外，通常都建立有遗产税，对不捐赠者施以重税，而对捐赠者则提供多种免税方便，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之所以能够实现捐赠几百亿美元，主要是因为股权捐赠免税，基金会投资也免税。我们的政策恰恰相反，客观上禁止大额捐赠。结果，有的慈善家只能在境外实施捐赠。这个大额捐赠之道，确实需要打通。
二通就是要打通社区捐赠之道。社区捐赠，在当前也不通畅。在国外，大量捐赠主要在社区之内实行，许多公益设施甚至公园和街道上的凳子，都可以由个体捐赠建设。我国的社区慈善几乎还处于萌芽阶段，社区慈善组织极少，社区慈善项目凤毛麟角。这样的局面，该是全面改变的时候了。
三通是打通金融投资与捐赠之道。捐赠与金融投资的关联，在我国几乎成为理念的禁区。绝大多数基金会几乎讳言讨论捐赠款项的投资收益问题。而在国外，甚至在上百年以前，公益信托、慈善与金融投资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的行为并且相当普遍。一旦缺少金融投资与捐赠的联系，慈善事业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活力。美国福特基金会70多年前建立之初只有注册资金25万美元，而经过多年的投资运营，现在已经达到110亿元以上。即使盖茨基金会，也同样注重投资之道。相对而言，我国基金会近千亿元的资产多数还处于沉睡状态，这样的局面，也需要尽快改变。
四通是打通捐赠与社会服务之道。捐赠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密切结合，是各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基本特征。许多社会问题，往往通过慈善事业的发展来解决。一百多年前，美国的社区矫治就是通过发展慈善事业来解决的。在我国，一方面，政府已经举办一些社会服务项目但很难满足大众的需求，而大量的大众社会服务的项目还停留于草根状态，公益慈善与社会服务的通道还不那么顺畅。
整体上看，公益慈善发展的基本障碍，还是一种社会性的障碍，社会理念还停留于贫困时期形成的习惯，管理百亿、千亿甚至上万亿元捐赠款项的基本社会体制和社会技能还严重缺乏。针对这样的局面，建立一种社会性的学习机制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社会需要形成一种学习的自觉，并且探索各类有效的学习方式，从而促成公益慈善的重大转型。在这方面，公益慈善的理论工作者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应该充分意识到推进社会性学习机制建立的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从2010年6月建立之始，就将自身的使命定位为弘扬现代慈善精神，推动社会进步。四年多来，公益研究院较为自觉地注重中国公益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在包括公益发展、儿童福利、养老服务等社会政策研究方面获得了多种进展，同时在公益培训方面有了诸多创新。
展望未来，由新常态的经济与社会格局所决定，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公益研究院仍然会坚持已有的使命、体制与结构，同时适应公益事业发展大格局的需要，全面加强和调整研究与教育培训的工作，以使自身真正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支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