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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相当于洋务运动；承认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相当于从洋务到维新；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相当于从维新到立宪……虽然角色变了，服装变了，不能简单比附。但如果有历史眼光，可以对问题看得更透彻。
该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以西方为范本，寻找自己的发展乃至腾飞之道。以2001年正式加入WTO为标志，西方对于中国而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说，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与西方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那么加入WTO后，起码在经济意义上中国已经同世界接轨。此前，“师夷长技”多多少少总带着点“制夷”色彩，此后，“师夷长技”则更多地转向自己的“崛起”追求。由此，中西之间的渗透和对抗、融合和隔阂、妥协和冲突，都有了不知不觉的变化。依然是西风东渐，但表现却是贸易摩擦在增长，意识形态对抗逐渐弱化；利害算计在上升，政治抗衡在减少。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企业的“走出去”，使一部分人产生了“主客易位”的感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中国对待西方学说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总结这十年西方管理学说的对华影响，分析国人在西方学说面前的反应与策略，有助于我们认清企业管理在中国的走势。
管理十年，从西方学会了什么
加入WTO意味着在国际上要用同一种规则说话，按同一种规则做事。所以，“天朝自有法度”的心态已经在国际交往中吃不开了。即便对内还能以“国情不同”为借口坚守那些西方所没有的东西，对外也得装扮出欧美绅士的风度；在家里面条包子吃饱管够，到外面还得学着用刀又切牛排；国内武术可以用少林心法与武当秘技，去国外则必须用他们认可的拳击或者散打。也许，这就叫做“转型”。
大体上，加入WTO后中国对西方管理的学习，与以前相比有了以下进展：
更扎实地学习 这种扎实表现为不再满足于“西方先进”的宏大叙事，也不再局限于零敲碎打的局部模仿，而是试图从体系上把握西方管理的本质，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例如，现在国内说起泰罗的科学管理，不再停留在科学管理的原则阐释阶段，也不是仅仅盯着泰罗时期的工时研究和动作分析，而是从组织流程的系统化和精密化角度，对泰罗制予以创造性的发挥。如中航工业自控所的流程化管理，不仅要回到泰罗，而且要超越泰罗(详见张新国《新科学管理》中关于中航工业自控所的案例介绍和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即便是在笔者进行的管理培训中，也发现了一个显著变化：过去一谈到西方的管理学说，那些中小企业的经理人员，往往会认为“远水不解近渴”，听着好听而距离我们太远；现在则由衷感受到这些东西确实有用，值得学习。如果说早期的学习西方管理有点像刚学开车的新手，只顾单一的操作，一倒车就刮蹭，一起步就熄火，现在的中国企业则像老练的司机，知道注意细节观测与宏观视野的统一。
并行式学习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是，这十年来，中国企业对与西方新创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技术基本可以同步展开。例如，卡普兰1996年出版了《平衡计分卡》一书(尽管卡普兰和诺顿关于平衡计分卡的论文是1992年发表的，但在企业界大面积推广是在书出版之后)，1998年就有了汉语译本。此后卡普兰关于平衡计分卡的系列著作，汉译本几乎都是稍后就同步出版，而且在中国有了专门从事推广平衡计分卡的咨询公司。暂且不论其推行效果如何(连卡普兰自己也说，世界五百强推行平衡计分卡有不少理解上的错误)，起码在快速跟进这一点上，中国企业界、咨询界和学术界毫不逊色。仅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估计，中国大型企业推行平衡计分卡的比例，应该同世界五百强的比例不相上下。连卡普兰本人也曾数次来中国专门讲述平衡计分卡以壮声色。至于企业学了平衡计分卡后的成效，更是常见于报刊报道。值得指出的是，伴随着中国人底气的上升，业界对平衡计分卡在执行过程中的失误，也有了同国际类似的抨击和分析。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学习西方管理已经今非昔比。
情境化学习 中国毕竟不同于西方，肯定会碰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例如，印度裔学者普拉哈拉德于90年代提出的核心竞争力，很快就在中国流行开来。“核心竞争力”这一词汇几乎成了管理时尚，经久不衰。问题是，中国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代加工形成的生产方式、粗放式经营的快速扩张，制约着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外延。普拉哈拉德说的核心竞争力原来强调的是能力，而且必须是“不能拷贝”和“不可模仿”的能力。但在中国情境下，这种他人学不到的核心竞争力无法实现。所以，中国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追求，很快就撇开了普拉哈拉德的告诫，变成了“能叫得响打得出的产品”。普拉哈拉德恰恰强调核心竞争力不是产品，产品是枝叶，能力才是根本。而中国情境下的核心竞争力，却是拥有专利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但如果仔细分析中国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理解，就会发现，这里面不存在对普拉哈拉德的歪曲，而是中国情境下的变通。这种变通，恰恰是一种理解后的学习。
改造性学习 应对中国情境的男一种方式，是干脆改造西方的学说，拿过西方的概念为我所用，名称是来自西方的，内涵却是中国的。学习型组织就是这种改造型学习的一个范例。如果说，情境化学习是在西方理念中渗透中国元素，那么，改造型学习则是在西方框架下阐释中国理念。自从1994年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书传进大陆后，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就在中国迅速扩展，尤其是官方的倡导，使组织学习几乎波及到各个领域，不仅企业在创建学习型组织，而且整个社会要创建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单位、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村民小组等等，一直扩展到学习型社会，2010年中共中央还提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但是，作为一种影响极广的管理学说，除了还有一些专家在认真地辨析学习型组织的本意外，多数人并不考察组织学习理论的内在逻辑，连热衷于来华传道的圣吉本人也感到无奈。在实践领域，学习型组织的中国本土化最为彻底，其内涵完全被改造，尤其是党政机关所说的学习型组织，基本上就是过去政治学习、思想教育的改进版。即便是在企业，人手一册《第五项修炼》，修炼的也不是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服从上级的执行力和贯彻领导意图的忠实性，几乎失去了西方组织学习理论追求组织与个人和谐的本来意义。但毕竟时代不一样了，这种组织学习，毕竟要在概念和方式上“与时俱进”，所以，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过去常用的灌输方式有所改进，注意到了逆向的反思和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情境式学习不管包含多少中国元素，其实质是“以夷变夏”；而改造式学习不管采用了多少西方名词，其实质是“以夏变夷”。
创造性学习 所谓创造型学习，既不是情境式的“以夷变夏”，也不是改造式的“以夏变夷”，而是夷夏融汇形成一种新的东西。比较典型的创造型学习范例，是在政企分开后为了完善企 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产生的中国式治理理论。西方的治理理论，建立在两权分离和委托代理的基础上。然而，西方的产权体系和社会基础(包括它们的政府体系和法制背景)，使它们的企业治理同中国的企业治理有着极大差别。中国的产权明晰、两权分离、委托代理、独立董事等等，名称同西方完全一样，但实质有着巨大差别。在治理理论上，中国确实是在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的内涵，不但几乎全部针对中国元素，而且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理念，其中所有的概念和逻辑，都不能也无法按照西方的解释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
然而，中国的治理理论在所用的方法上又确实来自西方，采用的是西方的分析方法和制度框架，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所以，这种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和逻辑建构方法，建立中国式的治理结构。由此不难看到，外观同西方非常相似的企业治理结构，在运行中表现出的全是“国货”。国企不论名称和结构如何，实质总是同国家体制类似；民企不管大小和经营范围，实质总是同民情习惯吻合。这一点，非常需要引起重视。
例如，中国为何总是看重“潜规则”(不论是官场的潜规则还是民间的潜规则)?正是这种学习的反映。通过这种创造性学习，外在的西式制度框架，创造性地容纳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观察大小企业的治理结构，尤其从其运行中的重大事件中不难看出，治理结构的名词十分西化，但内涵十分中国，理论假设是西方的，价值准则是中国的，而且糅合得相当彻底。
除了学习，还有抗辩
另一个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西方管理学说的态度，国人还有一些微妙变化。不全是虔诚的学生态度，而有着“刺激一反应”式的回弹。正如人体受到异物侵入时，既有吸收和融化，又有排异和免疫反应一样。过去中国也有不少人批判西方中心论，但往往夹杂着近代以来遭受的屈辱陈述，学理分析不够。所以，对这种批判实业界不大认同。社会上的反对西方舆论，也是来自民族国家的爱国热情，而不是出自对西方弊端的理性反思。因此，在管理学领域，很少有像其他领域那样板起面孔教训西方的。
如果把文化研究与管理研究的论著中对西方的态度加以比较，就有可能看到很有趣的差别。文化领域是《别了，司徒雷登》的口吻占主流，至今强调“先进性文化”就是一例，在西方，文化相对性才是学术主流。管理领域则不一样，基本上认同西方。当中国人说“先进文化”时，是排斥西方的；而说“先进生产力”时，是包括西方的。
但是，长期受西方的压抑，总憋着一口气。过去在企业经营领域缺乏这样的底气。现在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人就有理由对师傅睥睨一把。所以近十年来，中国对西方管理学说的“反弹”也日益明显。以“中国模式”的提出和宣扬为标志，中国对西方管理学说有了另一种反应，而且还在快速增长。潘维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可以看作是中国模式论的一个代表(有趣的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发明权，学界却要归之于西方，以崔之元翻译的、高盛顾问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作为代表，这正好反映出某种不自信。既要反对西方语言霸权，又要以西方的表述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中国模式涉及面相当广泛，当然也包括管理领域。这种中国模式对西方的反弹，有以下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学生要教师傅 标志就是“中国式管理”的流行和传播。但以曾仕强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其成功在普及和培训，其不足在学术和理性。作为一种与西方抗衡的管理学说，中国式管理尚不能在理论层面展开与西方管理学界的对话。
中国式管理排斥了西学吗?恐怕曾仕强也没有意识到，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从本质上属于西学而不是中学；用西方的逻辑体系来解释儒家道家法家，那只是保留了中国元素而不再是中国学问。例如，当你采用“哲学”这个词汇而不是采用“道”和“理”的时候，当你使用“主义”而不是使用“名教”的时候，所表达的就已经是西学了。中国式管理要同西方对话，就要采用西方的方法和逻辑；要坚持国学传统，就无法向西方传播。以博弈论来解释田忌赛马，其本质依然是西学。而要坚持真正的中学，现在已经不具备条件。学生不是不能教师傅，而是必须拿出超越师傅的货色。如果只是用西式科学方式解释中国元素，那么不客气地说，不仅在管理领域我们无以相对，哪怕是在文化传统领域，海外汉学研究也比国内水平高出不少，国内的学者要“走出去”还有一定差距。
“中国优势”论 中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有许多事情确实是西方无法做到的，最能代表这种中西差异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抗震救灾、举办奥运等事项上，这种优势尤为明显。但“集中力量办大事”隐含的内在逻辑是对计划体制的肯定。市场体制下也有集中，甚至有垄断，但那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我们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质上是非市场调节的。许多赞扬市场体制的学者，经常用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作为说辞，殊不知这种说辞恰恰有着致命缺陷——如果计划体制能够更优化地配置资源，市场体制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从本质的意义上讲，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的区别不在于资源配置和效率，而在于市场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是交易的平等和自愿，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恰恰在其合理性。白花花的银子不一定是市场经济，权利不平等一定不是市场经济。中国优势能否保障个体的选择权利，这是它是否值得弘扬的关键。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未对此给出足够的证据。也就是说，优势很有可能会走向“致命的自负”。
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管理 加入WTO之后，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不再以意识形态差别为依据。严格意义上讲，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在管理领域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解禁。但多年的冷战和封闭，意识形态冲突留下的历史遗迹，不可能一下子就清扫干净。而且过去意识形态化管理的有效性，往往会使管理者引以为荣。
类似于“红色管理”的方式，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也被发扬光大。革命时期动员社会力量的做法，包括以理想教育激发下层力量、以组织纪律保证行动统一、以打歼灭战取得竞争优势、以统一战线得到广泛支持等等，放到现在依然行之有效。所以，“走长征路”、“整风”、“肃反”、“三大战役”等等手段，都成为在时代变迁以后仍然可以复制的成功样板。过去的成功就是这样得来的，没有理由怀疑它不会继续成功。这些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不仅西方没有，就是“老大哥”苏联也没有。现在身居要职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他们的经历中渗透了这些方式的无意识积淀，用起来得心应手。
然而，经济建设和现实管理又要不分姓社姓资，又不管白猫黑猫。因此，“红色”不再是目的而是行为手段，由此而来的是“红色”与“管理”的脱节，价值与工具的断裂，此即所谓“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管理”。这种管理在中国情境下是有效的，然而其特殊性在于，它只能在中国背景下实施。中国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的悖论是，一旦意识形态化的方法被非意识形态化后，这种方法的正当性就有了疑问。
在管理领域，向西方学习和以中国模式应对西方，依然是值得研究的主题。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等思考的逻辑延伸。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相当于洋务运动；承认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相当于从洋务到维新；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相当于从维新到立宪……当然，角色变了，服装变了，内涵外延都在变，不能简单比附。但如果有历史眼光，可以对问题看得更透彻。近代的同治中兴和清末新政，都曾经有过大量类似于今日“中国崛起”的说法，但不久都破产了。如果仅仅从经济总量角度看，很可能失之偏颇。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历史在现实中轮回。但每次轮回，都是一种再生和超越。分析其中的道理，何以轮回?何处超越?哪些地方是漩涡?哪些地方有激流?这对中国走出“卡夫卡峡谷”是具有意义的。
该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以西方为范本，寻找自己的发展乃至腾飞之道。以2001年正式加入WTO为标志，西方对于中国而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说，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与西方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那么加入WTO后，起码在经济意义上中国已经同世界接轨。此前，“师夷长技”多多少少总带着点“制夷”色彩，此后，“师夷长技”则更多地转向自己的“崛起”追求。由此，中西之间的渗透和对抗、融合和隔阂、妥协和冲突，都有了不知不觉的变化。依然是西风东渐，但表现却是贸易摩擦在增长，意识形态对抗逐渐弱化；利害算计在上升，政治抗衡在减少。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企业的“走出去”，使一部分人产生了“主客易位”的感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中国对待西方学说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总结这十年西方管理学说的对华影响，分析国人在西方学说面前的反应与策略，有助于我们认清企业管理在中国的走势。
管理十年，从西方学会了什么
加入WTO意味着在国际上要用同一种规则说话，按同一种规则做事。所以，“天朝自有法度”的心态已经在国际交往中吃不开了。即便对内还能以“国情不同”为借口坚守那些西方所没有的东西，对外也得装扮出欧美绅士的风度；在家里面条包子吃饱管够，到外面还得学着用刀又切牛排；国内武术可以用少林心法与武当秘技，去国外则必须用他们认可的拳击或者散打。也许，这就叫做“转型”。
大体上，加入WTO后中国对西方管理的学习，与以前相比有了以下进展：
更扎实地学习 这种扎实表现为不再满足于“西方先进”的宏大叙事，也不再局限于零敲碎打的局部模仿，而是试图从体系上把握西方管理的本质，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例如，现在国内说起泰罗的科学管理，不再停留在科学管理的原则阐释阶段，也不是仅仅盯着泰罗时期的工时研究和动作分析，而是从组织流程的系统化和精密化角度，对泰罗制予以创造性的发挥。如中航工业自控所的流程化管理，不仅要回到泰罗，而且要超越泰罗(详见张新国《新科学管理》中关于中航工业自控所的案例介绍和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即便是在笔者进行的管理培训中，也发现了一个显著变化：过去一谈到西方的管理学说，那些中小企业的经理人员，往往会认为“远水不解近渴”，听着好听而距离我们太远；现在则由衷感受到这些东西确实有用，值得学习。如果说早期的学习西方管理有点像刚学开车的新手，只顾单一的操作，一倒车就刮蹭，一起步就熄火，现在的中国企业则像老练的司机，知道注意细节观测与宏观视野的统一。
并行式学习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是，这十年来，中国企业对与西方新创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技术基本可以同步展开。例如，卡普兰1996年出版了《平衡计分卡》一书(尽管卡普兰和诺顿关于平衡计分卡的论文是1992年发表的，但在企业界大面积推广是在书出版之后)，1998年就有了汉语译本。此后卡普兰关于平衡计分卡的系列著作，汉译本几乎都是稍后就同步出版，而且在中国有了专门从事推广平衡计分卡的咨询公司。暂且不论其推行效果如何(连卡普兰自己也说，世界五百强推行平衡计分卡有不少理解上的错误)，起码在快速跟进这一点上，中国企业界、咨询界和学术界毫不逊色。仅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估计，中国大型企业推行平衡计分卡的比例，应该同世界五百强的比例不相上下。连卡普兰本人也曾数次来中国专门讲述平衡计分卡以壮声色。至于企业学了平衡计分卡后的成效，更是常见于报刊报道。值得指出的是，伴随着中国人底气的上升，业界对平衡计分卡在执行过程中的失误，也有了同国际类似的抨击和分析。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学习西方管理已经今非昔比。
情境化学习 中国毕竟不同于西方，肯定会碰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例如，印度裔学者普拉哈拉德于90年代提出的核心竞争力，很快就在中国流行开来。“核心竞争力”这一词汇几乎成了管理时尚，经久不衰。问题是，中国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代加工形成的生产方式、粗放式经营的快速扩张，制约着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外延。普拉哈拉德说的核心竞争力原来强调的是能力，而且必须是“不能拷贝”和“不可模仿”的能力。但在中国情境下，这种他人学不到的核心竞争力无法实现。所以，中国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追求，很快就撇开了普拉哈拉德的告诫，变成了“能叫得响打得出的产品”。普拉哈拉德恰恰强调核心竞争力不是产品，产品是枝叶，能力才是根本。而中国情境下的核心竞争力，却是拥有专利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但如果仔细分析中国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理解，就会发现，这里面不存在对普拉哈拉德的歪曲，而是中国情境下的变通。这种变通，恰恰是一种理解后的学习。
改造性学习 应对中国情境的男一种方式，是干脆改造西方的学说，拿过西方的概念为我所用，名称是来自西方的，内涵却是中国的。学习型组织就是这种改造型学习的一个范例。如果说，情境化学习是在西方理念中渗透中国元素，那么，改造型学习则是在西方框架下阐释中国理念。自从1994年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书传进大陆后，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就在中国迅速扩展，尤其是官方的倡导，使组织学习几乎波及到各个领域，不仅企业在创建学习型组织，而且整个社会要创建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单位、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村民小组等等，一直扩展到学习型社会，2010年中共中央还提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但是，作为一种影响极广的管理学说，除了还有一些专家在认真地辨析学习型组织的本意外，多数人并不考察组织学习理论的内在逻辑，连热衷于来华传道的圣吉本人也感到无奈。在实践领域，学习型组织的中国本土化最为彻底，其内涵完全被改造，尤其是党政机关所说的学习型组织，基本上就是过去政治学习、思想教育的改进版。即便是在企业，人手一册《第五项修炼》，修炼的也不是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服从上级的执行力和贯彻领导意图的忠实性，几乎失去了西方组织学习理论追求组织与个人和谐的本来意义。但毕竟时代不一样了，这种组织学习，毕竟要在概念和方式上“与时俱进”，所以，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过去常用的灌输方式有所改进，注意到了逆向的反思和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情境式学习不管包含多少中国元素，其实质是“以夷变夏”；而改造式学习不管采用了多少西方名词，其实质是“以夏变夷”。
创造性学习 所谓创造型学习，既不是情境式的“以夷变夏”，也不是改造式的“以夏变夷”，而是夷夏融汇形成一种新的东西。比较典型的创造型学习范例，是在政企分开后为了完善企 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产生的中国式治理理论。西方的治理理论，建立在两权分离和委托代理的基础上。然而，西方的产权体系和社会基础(包括它们的政府体系和法制背景)，使它们的企业治理同中国的企业治理有着极大差别。中国的产权明晰、两权分离、委托代理、独立董事等等，名称同西方完全一样，但实质有着巨大差别。在治理理论上，中国确实是在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的内涵，不但几乎全部针对中国元素，而且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理念，其中所有的概念和逻辑，都不能也无法按照西方的解释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
然而，中国的治理理论在所用的方法上又确实来自西方，采用的是西方的分析方法和制度框架，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所以，这种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和逻辑建构方法，建立中国式的治理结构。由此不难看到，外观同西方非常相似的企业治理结构，在运行中表现出的全是“国货”。国企不论名称和结构如何，实质总是同国家体制类似；民企不管大小和经营范围，实质总是同民情习惯吻合。这一点，非常需要引起重视。
例如，中国为何总是看重“潜规则”(不论是官场的潜规则还是民间的潜规则)?正是这种学习的反映。通过这种创造性学习，外在的西式制度框架，创造性地容纳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观察大小企业的治理结构，尤其从其运行中的重大事件中不难看出，治理结构的名词十分西化，但内涵十分中国，理论假设是西方的，价值准则是中国的，而且糅合得相当彻底。
除了学习，还有抗辩
另一个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西方管理学说的态度，国人还有一些微妙变化。不全是虔诚的学生态度，而有着“刺激一反应”式的回弹。正如人体受到异物侵入时，既有吸收和融化，又有排异和免疫反应一样。过去中国也有不少人批判西方中心论，但往往夹杂着近代以来遭受的屈辱陈述，学理分析不够。所以，对这种批判实业界不大认同。社会上的反对西方舆论，也是来自民族国家的爱国热情，而不是出自对西方弊端的理性反思。因此，在管理学领域，很少有像其他领域那样板起面孔教训西方的。
如果把文化研究与管理研究的论著中对西方的态度加以比较，就有可能看到很有趣的差别。文化领域是《别了，司徒雷登》的口吻占主流，至今强调“先进性文化”就是一例，在西方，文化相对性才是学术主流。管理领域则不一样，基本上认同西方。当中国人说“先进文化”时，是排斥西方的；而说“先进生产力”时，是包括西方的。
但是，长期受西方的压抑，总憋着一口气。过去在企业经营领域缺乏这样的底气。现在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人就有理由对师傅睥睨一把。所以近十年来，中国对西方管理学说的“反弹”也日益明显。以“中国模式”的提出和宣扬为标志，中国对西方管理学说有了另一种反应，而且还在快速增长。潘维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可以看作是中国模式论的一个代表(有趣的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发明权，学界却要归之于西方，以崔之元翻译的、高盛顾问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作为代表，这正好反映出某种不自信。既要反对西方语言霸权，又要以西方的表述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中国模式涉及面相当广泛，当然也包括管理领域。这种中国模式对西方的反弹，有以下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学生要教师傅 标志就是“中国式管理”的流行和传播。但以曾仕强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其成功在普及和培训，其不足在学术和理性。作为一种与西方抗衡的管理学说，中国式管理尚不能在理论层面展开与西方管理学界的对话。
中国式管理排斥了西学吗?恐怕曾仕强也没有意识到，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从本质上属于西学而不是中学；用西方的逻辑体系来解释儒家道家法家，那只是保留了中国元素而不再是中国学问。例如，当你采用“哲学”这个词汇而不是采用“道”和“理”的时候，当你使用“主义”而不是使用“名教”的时候，所表达的就已经是西学了。中国式管理要同西方对话，就要采用西方的方法和逻辑；要坚持国学传统，就无法向西方传播。以博弈论来解释田忌赛马，其本质依然是西学。而要坚持真正的中学，现在已经不具备条件。学生不是不能教师傅，而是必须拿出超越师傅的货色。如果只是用西式科学方式解释中国元素，那么不客气地说，不仅在管理领域我们无以相对，哪怕是在文化传统领域，海外汉学研究也比国内水平高出不少，国内的学者要“走出去”还有一定差距。
“中国优势”论 中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有许多事情确实是西方无法做到的，最能代表这种中西差异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抗震救灾、举办奥运等事项上，这种优势尤为明显。但“集中力量办大事”隐含的内在逻辑是对计划体制的肯定。市场体制下也有集中，甚至有垄断，但那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我们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质上是非市场调节的。许多赞扬市场体制的学者，经常用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作为说辞，殊不知这种说辞恰恰有着致命缺陷——如果计划体制能够更优化地配置资源，市场体制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从本质的意义上讲，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的区别不在于资源配置和效率，而在于市场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是交易的平等和自愿，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恰恰在其合理性。白花花的银子不一定是市场经济，权利不平等一定不是市场经济。中国优势能否保障个体的选择权利，这是它是否值得弘扬的关键。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未对此给出足够的证据。也就是说，优势很有可能会走向“致命的自负”。
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管理 加入WTO之后，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不再以意识形态差别为依据。严格意义上讲，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在管理领域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解禁。但多年的冷战和封闭，意识形态冲突留下的历史遗迹，不可能一下子就清扫干净。而且过去意识形态化管理的有效性，往往会使管理者引以为荣。
类似于“红色管理”的方式，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也被发扬光大。革命时期动员社会力量的做法，包括以理想教育激发下层力量、以组织纪律保证行动统一、以打歼灭战取得竞争优势、以统一战线得到广泛支持等等，放到现在依然行之有效。所以，“走长征路”、“整风”、“肃反”、“三大战役”等等手段，都成为在时代变迁以后仍然可以复制的成功样板。过去的成功就是这样得来的，没有理由怀疑它不会继续成功。这些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不仅西方没有，就是“老大哥”苏联也没有。现在身居要职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他们的经历中渗透了这些方式的无意识积淀，用起来得心应手。
然而，经济建设和现实管理又要不分姓社姓资，又不管白猫黑猫。因此，“红色”不再是目的而是行为手段，由此而来的是“红色”与“管理”的脱节，价值与工具的断裂，此即所谓“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管理”。这种管理在中国情境下是有效的，然而其特殊性在于，它只能在中国背景下实施。中国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的悖论是，一旦意识形态化的方法被非意识形态化后，这种方法的正当性就有了疑问。
在管理领域，向西方学习和以中国模式应对西方，依然是值得研究的主题。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等思考的逻辑延伸。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相当于洋务运动；承认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相当于从洋务到维新；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相当于从维新到立宪……当然，角色变了，服装变了，内涵外延都在变，不能简单比附。但如果有历史眼光，可以对问题看得更透彻。近代的同治中兴和清末新政，都曾经有过大量类似于今日“中国崛起”的说法，但不久都破产了。如果仅仅从经济总量角度看，很可能失之偏颇。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历史在现实中轮回。但每次轮回，都是一种再生和超越。分析其中的道理，何以轮回?何处超越?哪些地方是漩涡?哪些地方有激流?这对中国走出“卡夫卡峡谷”是具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