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想要加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持续激增。据统计，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144万人报考，比2003年的12.3万人高出11倍，最热门的职位甚至创下了4961∶1的纪录，而2012年的国考报考人数也达到130万，录取比例为53：1。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考”，其艰难远胜过考取北大、清华。
　　研究机构对“公务员热”的调查表明，“公务员热”始于大学扩招，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由于创业困难，公务员职业稳定轻松，工资较高，加上各种福利、补贴和隐性收入，遂使大学生们对公务员职业趋之若鹜。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某种社会问题，令人想到历史上有些时段的科举。
　　如我们所知，科举考试兴于隋唐，讫于清季。其本身不是教育制度，而是选官制度。唐承隋制，以科举考试取代前朝门第制度，到了高宗、武后朝，为了打破士族对政权的垄断，尤其重视考文才的进士科，众多寒门子弟得以有机会进入仕途。到了德宗朝，进士科达于极甚，求仕者纷竞举场，颠沛于是，以致民间有进士及第为“登龙门”之说。
　　这种科举盛况往往成为后世的美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士人争相参加科举考试，经济目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统治者横征暴敛，赋税繁多，平民百姓常常不堪重负，如韩愈《嗟哉董生行》：“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另一个文人沈既济《选举论》论及当时情状：“夫上之奉养也厚，则下之征敛也重。养厚则上觊其欲，敛重则下无其聊。”朝廷花销无度，下面的官员自然要横征暴敛，造成百姓困苦。
　　但如果当了官就不同了，不但享有国家奉禄，而且可以免除一切赋税。如唐穆宗朝就下诏称：“名登科第，即免征役。”诗人姚合也在赠友诗中说：“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就连复兴儒道的先驱韩愈都自称“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官员既然不用交纳赋税，朝廷的花销便得全部来自百姓，用沈既济的话说，就是“坐食百姓”，所以当时士人争相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因为“非惟求利，亦以避害也”。
　　科举考试将做官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故对广大士人来说，当官与否，其苦乐利害是大不相同的，“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若沉泉”，这正是中唐以降科举繁盛的原因之一。由于中唐考生多为禄仕之徒，所以品性浮薄，终致中晚唐官场争斗成风，权臣乱政，民生凋敝，道德沦丧，以致文宗大和二年，刘贲应贤良方正科对策时痛陈：“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
　　对策中提到的“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包括冤情无法上达，士人没有道德，百姓困苦不堪。就任何一个朝代而言，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说代表了社会的普遍危机。对于刘贲这篇直面现实的文章，当时的考官十分赞赏，但却不敢录取他。刘贲后来被征为幕府从事，最后还是受到权臣诬陷，贬死他乡。唐王朝也在社会的种种矛盾中渐渐走向衰亡。
　　可见，当一个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其动机完全出于利益考虑时，必然会无视关心民瘼的士人理想。韩愈的功绩就在深刻体验了这一现实，并在承认人是经济人的前提下，提倡复兴儒道，以解决利与道的关系，促使后来的宋人在价值上有所思考和归依，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苏轼称韩愈“道济天下之溺”，确乎有着深刻的历史含义。
　　公务员考试与科举一样，都是改变世袭、推荐和指定的选官方式，给普通人提供机会，因而是历史的进步。但也须认识到，科举制是建立在官本位基础上的，古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前途就是仕途，而今天的“公务员热”则只能说明，官本位仍然是社会的支柱。然而说到底，官员本身并不是具有创造性的职业，如果一个现代社会的精英都想去当官，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制度决定一切，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改变官本位的利益机制，打破目前的公务员终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