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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在香港写作的长篇小说《秧歌》，海内外学术界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以柯灵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将其视为“虚假”的“坏作品”，而以夏志清为代表的港台及海外学者，却不乏溢美之词。近年来，张爱玲的遗稿、残稿、与朋友间零散的通信被发掘并整理，结合这批新近发现的史料反观柯、夏二人对于《秧歌》的评价，不难发现，关于《秧歌》的这两种迥异的声音都有失偏颇。
关键词： 张爱玲 《秧歌》 误读
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在香港写作的长篇小说《秧歌》，海内外学术界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其一，是以柯灵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于《秧歌》的评价基本上贬多于褒。柯灵曾著文批评道：“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一九五三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①
其二，则是以夏志清为代表的港台及海外学者，对于《秧歌》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辟一章节来论述张爱玲及其文学创作，其中接近一半的篇幅是在解读、剖析《秧歌》这部作品，更将其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②。
近年来，张爱玲的遗稿、残稿重见天日，而张爱玲与朋友间零散的通信也被悉数整理成册，这批珍贵的史料浮出历史地表，为纠正以往研究中的谬误、填补以往研究中的空白提供了契机。结合这批新近发现的史料反观柯、夏二人对于《秧歌》的评价，不难发现，关于《秧歌》的这两种迥异的声音都有失偏颇。
一、由游记散文《异乡记》反观《秧歌》中的农村书写
柯灵以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为由，因而断定《秧歌》与《赤地之恋》中关于农村的书写虚假。这一推断，如今显然已站不住脚。2010年4月，张爱玲生前未完成的游记散文《异乡记》从其遗物中被发掘出来。据推测，这部作品是张爱玲于1946年初由上海前往温州乡下寻找胡兰成途中写就的札记。③《秧歌》中一些关于农村风土人情的书写，正是从《异乡记》里移植而来，有些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如《秧歌》开场写乡下的店铺：
“差不多每一爿店里都有一个杀气腾腾的老板娘坐镇着，人很瘦，一张焦黄的脸，头发直披下来，垂到肩上；齐眉戴着一顶粉紫绒线帽，左耳边更点缀着一颗孔雀蓝的大绒球——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兴出来的这样的打扮，倒有点像戏台上武生扮的绿林大盗，使过往行人看了很感到不安。”④
类似的段落也见于《异乡记》中：
“这一带差不多每一个店里都有一个强盗婆似的老板娘坐镇着，齐眉戴一顶粉紫绒线帽，左耳边更缀着一只孔雀蓝的大绒球——也不知什么时候兴出来的这样的打扮，活像个武生的戏装。帽子底下长发直披下来，面色焦黄，杀气腾腾。”⑤
又如《秧歌》里写金根舂年糕：
“金根两只手抟弄着一只火烫的大白球，有一只西瓜大。他哈着腰，把球滚来滚去，滚得极快，唇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全神贯注在那上面，仿佛他所做的是一种最艰辛的石工，带有神秘意味的——女娲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祀神的雕刻。”⑥
在《异乡记》里同样有如出一辙的叙述：
“……这一头站着一个长工，两手搏弄着一个西瓜大的炽热的大白球，因为怕烫，他哈着腰，把它滚来滚去滚得极快，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使人觉得他做的是一种艰苦卓绝的石工——女娲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的雕刻。”⑦
而《秧歌》中金根与月香这对夫妇的形象，其雏形也早已出现在了《异乡记》中：
“早晨，金根在院子里工作，把青竹竿剖成两半，削出薄片来……月香走了出来，坐在檐下补缀他脱下来的那件棉袄。两人都迎着太阳坐，一前一后。太阳在云中徐徐出没，几次三番一明一暗，夫妻俩只是不说话。”⑧
“对门一个匠人在院子里工作，把青竹竿剖成两半，削出薄片来……他女人抱着孩子出来了，坐在走廊上补缀他卸下的棉袄。两人都迎着太阳坐在地下，一前一后。太阳在云中徐徐出没，几次三番一明一暗，夫妻俩只是不说话。”⑨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匠人”、“他女人”，在后文中明确以“金根”、“月香”指代。
由四十年代写就的游记散文《异乡记》与五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秧歌》部分篇章的相互映衬与对照可知，张爱玲在由上海前往温州乡下寻找胡兰成时，曾涉足并暂住过农村，《秧歌》中关于农村的风光山色与日常生活的描述，也多半是以这段经历为蓝本，因而，当中的“人、事、情、境”非但不似柯灵所驳斥的那样凭空捏造，却恰恰是有本可依、有迹可循的。《秧歌》中简陋的茅厕、荒凉的店铺、凶神恶煞的老板娘、挑着担子卖黑芝麻棒糖的商贩、精明而贪便宜的大娘以及勤劳而淳朴的农人，都确有其事，也确有其人。张爱玲不过是从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经验出发，将这些零碎而散乱的素材进行了二次处理、二次加工，拼贴进了《秧歌》的故事中。“致命伤在于虚假”一说，由此也就不攻自破了。
二、由游记散文《异乡记》反观夏志清对《秧歌》的误读
如果我们继续将游记散文《异乡记》与长篇小说《秧歌》进行比较，遂能发现，夏志清对于《秧歌》的解读与剖析也多有牵强附会之处。夏志清分析道，张爱玲在《秧歌》中刻意使用了一些阴森而鬼魅的意象，来暗讽共产党的统治：“……她更经常的把凄凉的农村，写成一种梦魇式的可怕的鬼域。她借用了中国神话和古老传说的鬼故事，把里面离奇的景象覆印到死亡和饥荒笼罩之下的现实世界上面去。全书的头两页描写农村的污秽和荒凉，作者的手法就超过自然主义纯客观的写法……”“张爱玲在这本小说里，用鬼怪幻觉来暗射共产党，实在是有一种很适当的讽刺的意思。”为了证明这种分析的合理之处，夏志清列举了若干带有“阴森森的鬼气”的片段：如路旁的一个女人倒了一盆脏水，“像是把一盆污水泼出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又如店铺里售卖的牙粉纸袋上的明星照片，“一个个都对着那空空的街道倩笑着”。⑩ 如果单论这些片段，似乎确如夏志清所言，有刻意为之的嫌疑。然而，当我们将它们与《异乡记》里某些段落一一对号入座，便不难发现，这些有着“阴森森的鬼气”的片段，同样也是脱胎于张爱玲从上海到温州沿途的所见所闻之上：
“这边的肉店里出来一个妇人，捧着个大红洋瓷面盆，一盆脏水，她走过去往墙外一泼。看了吓人一跳——那外面虚无飘渺的，她好像把一盆污水倒到碧云天外去了。”
“靠门却有个玻璃橱，里面陈列着装饰性的牙膏牙粉，发夹的纸板，上面都印着明星照片。在这地方看见周曼华李丽华的倩笑，分外觉得荒凉。”{11}
《异乡记》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农村，共产党尚未执政，新中国也尚未成立，张爱玲当时所写下的这些片段，自然是不沾染任何政治色彩，也不秉持任何政治立场的。张爱玲自身的生活经验相当狭窄，对于农村的风土人情也相当陌生，在文学创作上又自称是“拘泥”，凡事没有亲眼目睹，写起来便会“心虚”。{12}因此，当《秧歌》的写作涉及乡村风物的描写之时，便也只能从唯一记录了农村风貌的《异乡记》中寻找素材了。故而《秧歌》开场直接引述《异乡记》中部分篇章，写乡村的破败与荒凉，至多只是为整个故事铺上了一层苍凉、黯淡的底色，并没有讥刺或攻击共产党的统治的意思，毕竟，这些段落本来描写的是建国前的农村，是尚在国民党掌权下的农村。
夏志清将《秧歌》定性为“反共文学”，因而以“反共文学”的眼光来审视《秧歌》中的种种书写，赋予一般性的风物摹写以浓厚的政治意味，与张爱玲的创作初衷相悖，可称得上是一种误读。
三、《秧歌》“反共文学”辨
虽然何、夏两位学者对《秧歌》的评价大相径庭，但却不约而同地将它划为“反共文学”，其后的批判或赞誉，均指向了作品的政治立场，而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故事内容与艺术手法，对此，张爱玲显然有些失望，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及：“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向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13}张爱玲对于《秧歌》的态度与对同被划为“反共文学”的《赤地之恋》迥然不同：关于后者，已有相当多的史料证明是“授权”下写就的作品，张爱玲自己也坦然承认，曾屡屡向朋友抱怨写得不顺手：“实在写不出”、“Outline公式化”、“吃力、冤枉”，云云{14}。而与此同时，却将《秧歌》邮寄给胡适，望胡适给予指正，并郑重收存胡适称赞其作的回信；在与朋友言谈之中，更是多次谈及《秧歌》：“本来我以为这本书TheRice-SproutSong的出版，不会像当初第一次出书时那样使我快乐得可以飞上天，可是现在照样快乐。”{15}颇有自得之意。这似乎足以体现，《秧歌》确为张爱玲自己所喜欢、甚至于珍视的作品，并非致力于“反共”的授意之作、敷衍之作。
再者，张爱玲对于政治的态度一向疏离且冷淡，甚至可谓懵懂，这与其成长氛围有脱不开的干系：父亲是封建遗少，不问世事，母亲与姑姑虽是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新女性，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倾向；少年时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后就读于香港大学，两所学校均奉行精英教育，与时事、政局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因此，张爱玲虽生于乱世，但相对于一腔热血地投身于革命或运动，更倾向于冷眼旁观“不相干的事”{16}。这也致使当四十年代的文坛流行书写革命、战争、政治题材时，张爱玲却屡屡回避，只专心书写那些男女间曲折离奇、急管哀弦的爱情故事。
当时移世易、政权更迭，一向对“乱世”心怀悲惘的张爱玲恐怕是疑惧多于抵触，故而在建国初期，面对新政权下“一体化”的文学规范，张爱玲也尝试过靠拢，为此在《十八春》中引入了如“新中国”“新社会”“为人民服务”之类明显带有时代色彩的措辞与叙述，尽管略嫌生硬，但至少“很识得‘眉眼高低’地为那个苍凉的故事加进了一点保护色”{17}，甚至还尝试写了《小艾》这样一个先前自称不会写的“无产阶级的故事”{18}。五十年代初，张爱玲来到香港，置身于相对自由的文学创作氛围中，不再受到束缚，此时写就的《秧歌》，恰是承继了张爱玲此前文学创作中内容题材上疏离政治、冷淡政治的态度，艺术手法上“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呈现出了与《十八春》、《小艾》这样的妥协之作截然不同的风貌。
最后，不妨也考察《秧歌》的“故事本身”：正如胡适所言，整个故事“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19}，透过“土改”之后农民一如既往贫穷而清苦的生活片段，人性中的弱点越发地凸显出来：金根的妹妹金花因婆家贫穷，不得不回来向金根夫妇借钱，月香拒绝了，并因害怕金花怀疑，只用稀粥来招待金花，以显示自己的生活也是一贫如洗；城里来的知识分子顾冈从镇上买糕点回来躲在房里偷偷充饥，尽管他见到了女孩阿招眼馋的可怜相，却依然硬着头皮、厚着脸皮、若无其事地继续吃独食；金根被视为村里暴动的罪魁祸首，身受重伤，连夜逃亡，月香求金花收留，金花却担心惹祸上身，罔顾兄妹情谊，并找出诸多借口来为自己开脱……在利益冲突与生死抉择面前，从来自城市的改造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顾冈，到居住农村的无产阶级金根、月香、金花、谭大娘等，再到村干部王同志、费同志，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遭遇，却都有着相近的自私、凉薄与冷漠。这些阴暗的心理是超越了意识形态范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土改”前后，然而“土改”却并不是导致故事中人与人相互猜疑、相互算计，乃至于疏离、背叛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在任何一种政权、社会或年代，这样的故事都有可能发生。“土改”不过是《秧歌》这个故事的一抹底色，正如香港的战火纷飞与硝烟弥漫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爱情的底色，腐朽没落的大户姜家是曹七巧及其儿女生命悲剧的底色一样。张爱玲之意，并不在于批判“土改”这项政策，或是对于新政权进行诋毁或污蔑，而在于一如既往地呈现给读者其最熟悉也最擅长书写的人性百态与微妙心理。
综上，无论是从张爱玲自身对于《秧歌》的态度着眼，还是从张爱玲一向的政治观出发，或是从《秧歌》的“故事本身”考量，以“反共”来形容其写作《秧歌》时秉持的政治立场，以及将《秧歌》划为“反共文学”都是不够妥当的。 四、结语
从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建国初期第一、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再经过接踵而来的多次批判运动与整风学习，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地位最终被确立，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文学规范，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了国内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路向、方法与衡量标准。这也使得《秧歌》的文学接受在国内呈现出尴尬的局面：学术界多年来视其为“反共文学”，并沿袭了柯灵未经考据的“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故而《秧歌》的农村书写乃是虚应故事”的说法，出版商亦对此作品讳莫如深，不予发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美国“反共”之声甚嚣尘上，当时夏志清作为移居美国的中国学者，曾作为美国著名的“反共”政治学家David.N.Rowe的研究助手，并开始撰写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入门书籍，受周边政治氛围的影响，夏志清对于“反共”倾向的文学作品多热心推介，张爱玲的《秧歌》因涉及“土改”后的乡村生活，也被纳入到夏志清的研究视野中。换言之，夏志清对于《秧歌》的解读，与他自身的政治立场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柯灵关于《秧歌》“致命伤在于虚假”的批评，还是夏志清对于《秧歌》牵强附会的误读，两种迥异的声音，都是在意识形态先行的基础上发出的。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重塑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的今天，对于张爱玲《秧歌》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确实有撇除意识形态领域先入为主的成见来进行重新估量的必要。
注释：
①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04）.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③宋以朗.关于〈异乡记〉.《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④张爱玲.秧歌.第5-6页.皇冠出版社，2010.8.
⑤张爱玲.异乡记.第4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⑥张爱玲.秧歌.第140页.皇冠出版社，2010.8.
⑦张爱玲.异乡记.第3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⑧张爱玲.秧歌.第65页.皇冠出版社，2010.8.
⑨张爱玲.异乡记.第55-5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65-36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11}张爱玲.异乡记.第4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12}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第21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13}张爱玲.忆胡适之.《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14}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第44-4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15}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第4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16}张爱玲.烬余录.《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17}余斌.张爱玲传.第27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18}张爱玲在散文《写什么》的开头提到：“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
{19}张爱玲.忆胡适之.《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2]张爱玲.秧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8.
[3]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4]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5]张爱玲.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6]余斌.张爱玲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7]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04）.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9]吕静.生存的苦难与真相——张爱玲〈秧歌〉“反共倾向”辩.《名作欣赏》，2011（20）.
[10]张羽.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书写.《台湾研究集刊》，2007（03）.
[11]张艳艳.也谈〈秧歌〉与〈赤地之恋〉.《华文文学》，2008（03）.
关键词： 张爱玲 《秧歌》 误读
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在香港写作的长篇小说《秧歌》，海内外学术界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其一，是以柯灵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于《秧歌》的评价基本上贬多于褒。柯灵曾著文批评道：“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一九五三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①
其二，则是以夏志清为代表的港台及海外学者，对于《秧歌》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辟一章节来论述张爱玲及其文学创作，其中接近一半的篇幅是在解读、剖析《秧歌》这部作品，更将其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②。
近年来，张爱玲的遗稿、残稿重见天日，而张爱玲与朋友间零散的通信也被悉数整理成册，这批珍贵的史料浮出历史地表，为纠正以往研究中的谬误、填补以往研究中的空白提供了契机。结合这批新近发现的史料反观柯、夏二人对于《秧歌》的评价，不难发现，关于《秧歌》的这两种迥异的声音都有失偏颇。
一、由游记散文《异乡记》反观《秧歌》中的农村书写
柯灵以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为由，因而断定《秧歌》与《赤地之恋》中关于农村的书写虚假。这一推断，如今显然已站不住脚。2010年4月，张爱玲生前未完成的游记散文《异乡记》从其遗物中被发掘出来。据推测，这部作品是张爱玲于1946年初由上海前往温州乡下寻找胡兰成途中写就的札记。③《秧歌》中一些关于农村风土人情的书写，正是从《异乡记》里移植而来，有些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如《秧歌》开场写乡下的店铺：
“差不多每一爿店里都有一个杀气腾腾的老板娘坐镇着，人很瘦，一张焦黄的脸，头发直披下来，垂到肩上；齐眉戴着一顶粉紫绒线帽，左耳边更点缀着一颗孔雀蓝的大绒球——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兴出来的这样的打扮，倒有点像戏台上武生扮的绿林大盗，使过往行人看了很感到不安。”④
类似的段落也见于《异乡记》中：
“这一带差不多每一个店里都有一个强盗婆似的老板娘坐镇着，齐眉戴一顶粉紫绒线帽，左耳边更缀着一只孔雀蓝的大绒球——也不知什么时候兴出来的这样的打扮，活像个武生的戏装。帽子底下长发直披下来，面色焦黄，杀气腾腾。”⑤
又如《秧歌》里写金根舂年糕：
“金根两只手抟弄着一只火烫的大白球，有一只西瓜大。他哈着腰，把球滚来滚去，滚得极快，唇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全神贯注在那上面，仿佛他所做的是一种最艰辛的石工，带有神秘意味的——女娲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祀神的雕刻。”⑥
在《异乡记》里同样有如出一辙的叙述：
“……这一头站着一个长工，两手搏弄着一个西瓜大的炽热的大白球，因为怕烫，他哈着腰，把它滚来滚去滚得极快，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使人觉得他做的是一种艰苦卓绝的石工——女娲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的雕刻。”⑦
而《秧歌》中金根与月香这对夫妇的形象，其雏形也早已出现在了《异乡记》中：
“早晨，金根在院子里工作，把青竹竿剖成两半，削出薄片来……月香走了出来，坐在檐下补缀他脱下来的那件棉袄。两人都迎着太阳坐，一前一后。太阳在云中徐徐出没，几次三番一明一暗，夫妻俩只是不说话。”⑧
“对门一个匠人在院子里工作，把青竹竿剖成两半，削出薄片来……他女人抱着孩子出来了，坐在走廊上补缀他卸下的棉袄。两人都迎着太阳坐在地下，一前一后。太阳在云中徐徐出没，几次三番一明一暗，夫妻俩只是不说话。”⑨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匠人”、“他女人”，在后文中明确以“金根”、“月香”指代。
由四十年代写就的游记散文《异乡记》与五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秧歌》部分篇章的相互映衬与对照可知，张爱玲在由上海前往温州乡下寻找胡兰成时，曾涉足并暂住过农村，《秧歌》中关于农村的风光山色与日常生活的描述，也多半是以这段经历为蓝本，因而，当中的“人、事、情、境”非但不似柯灵所驳斥的那样凭空捏造，却恰恰是有本可依、有迹可循的。《秧歌》中简陋的茅厕、荒凉的店铺、凶神恶煞的老板娘、挑着担子卖黑芝麻棒糖的商贩、精明而贪便宜的大娘以及勤劳而淳朴的农人，都确有其事，也确有其人。张爱玲不过是从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经验出发，将这些零碎而散乱的素材进行了二次处理、二次加工，拼贴进了《秧歌》的故事中。“致命伤在于虚假”一说，由此也就不攻自破了。
二、由游记散文《异乡记》反观夏志清对《秧歌》的误读
如果我们继续将游记散文《异乡记》与长篇小说《秧歌》进行比较，遂能发现，夏志清对于《秧歌》的解读与剖析也多有牵强附会之处。夏志清分析道，张爱玲在《秧歌》中刻意使用了一些阴森而鬼魅的意象，来暗讽共产党的统治：“……她更经常的把凄凉的农村，写成一种梦魇式的可怕的鬼域。她借用了中国神话和古老传说的鬼故事，把里面离奇的景象覆印到死亡和饥荒笼罩之下的现实世界上面去。全书的头两页描写农村的污秽和荒凉，作者的手法就超过自然主义纯客观的写法……”“张爱玲在这本小说里，用鬼怪幻觉来暗射共产党，实在是有一种很适当的讽刺的意思。”为了证明这种分析的合理之处，夏志清列举了若干带有“阴森森的鬼气”的片段：如路旁的一个女人倒了一盆脏水，“像是把一盆污水泼出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又如店铺里售卖的牙粉纸袋上的明星照片，“一个个都对着那空空的街道倩笑着”。⑩ 如果单论这些片段，似乎确如夏志清所言，有刻意为之的嫌疑。然而，当我们将它们与《异乡记》里某些段落一一对号入座，便不难发现，这些有着“阴森森的鬼气”的片段，同样也是脱胎于张爱玲从上海到温州沿途的所见所闻之上：
“这边的肉店里出来一个妇人，捧着个大红洋瓷面盆，一盆脏水，她走过去往墙外一泼。看了吓人一跳——那外面虚无飘渺的，她好像把一盆污水倒到碧云天外去了。”
“靠门却有个玻璃橱，里面陈列着装饰性的牙膏牙粉，发夹的纸板，上面都印着明星照片。在这地方看见周曼华李丽华的倩笑，分外觉得荒凉。”{11}
《异乡记》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农村，共产党尚未执政，新中国也尚未成立，张爱玲当时所写下的这些片段，自然是不沾染任何政治色彩，也不秉持任何政治立场的。张爱玲自身的生活经验相当狭窄，对于农村的风土人情也相当陌生，在文学创作上又自称是“拘泥”，凡事没有亲眼目睹，写起来便会“心虚”。{12}因此，当《秧歌》的写作涉及乡村风物的描写之时，便也只能从唯一记录了农村风貌的《异乡记》中寻找素材了。故而《秧歌》开场直接引述《异乡记》中部分篇章，写乡村的破败与荒凉，至多只是为整个故事铺上了一层苍凉、黯淡的底色，并没有讥刺或攻击共产党的统治的意思，毕竟，这些段落本来描写的是建国前的农村，是尚在国民党掌权下的农村。
夏志清将《秧歌》定性为“反共文学”，因而以“反共文学”的眼光来审视《秧歌》中的种种书写，赋予一般性的风物摹写以浓厚的政治意味，与张爱玲的创作初衷相悖，可称得上是一种误读。
三、《秧歌》“反共文学”辨
虽然何、夏两位学者对《秧歌》的评价大相径庭，但却不约而同地将它划为“反共文学”，其后的批判或赞誉，均指向了作品的政治立场，而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故事内容与艺术手法，对此，张爱玲显然有些失望，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及：“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向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13}张爱玲对于《秧歌》的态度与对同被划为“反共文学”的《赤地之恋》迥然不同：关于后者，已有相当多的史料证明是“授权”下写就的作品，张爱玲自己也坦然承认，曾屡屡向朋友抱怨写得不顺手：“实在写不出”、“Outline公式化”、“吃力、冤枉”，云云{14}。而与此同时，却将《秧歌》邮寄给胡适，望胡适给予指正，并郑重收存胡适称赞其作的回信；在与朋友言谈之中，更是多次谈及《秧歌》：“本来我以为这本书TheRice-SproutSong的出版，不会像当初第一次出书时那样使我快乐得可以飞上天，可是现在照样快乐。”{15}颇有自得之意。这似乎足以体现，《秧歌》确为张爱玲自己所喜欢、甚至于珍视的作品，并非致力于“反共”的授意之作、敷衍之作。
再者，张爱玲对于政治的态度一向疏离且冷淡，甚至可谓懵懂，这与其成长氛围有脱不开的干系：父亲是封建遗少，不问世事，母亲与姑姑虽是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新女性，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倾向；少年时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后就读于香港大学，两所学校均奉行精英教育，与时事、政局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因此，张爱玲虽生于乱世，但相对于一腔热血地投身于革命或运动，更倾向于冷眼旁观“不相干的事”{16}。这也致使当四十年代的文坛流行书写革命、战争、政治题材时，张爱玲却屡屡回避，只专心书写那些男女间曲折离奇、急管哀弦的爱情故事。
当时移世易、政权更迭，一向对“乱世”心怀悲惘的张爱玲恐怕是疑惧多于抵触，故而在建国初期，面对新政权下“一体化”的文学规范，张爱玲也尝试过靠拢，为此在《十八春》中引入了如“新中国”“新社会”“为人民服务”之类明显带有时代色彩的措辞与叙述，尽管略嫌生硬，但至少“很识得‘眉眼高低’地为那个苍凉的故事加进了一点保护色”{17}，甚至还尝试写了《小艾》这样一个先前自称不会写的“无产阶级的故事”{18}。五十年代初，张爱玲来到香港，置身于相对自由的文学创作氛围中，不再受到束缚，此时写就的《秧歌》，恰是承继了张爱玲此前文学创作中内容题材上疏离政治、冷淡政治的态度，艺术手法上“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呈现出了与《十八春》、《小艾》这样的妥协之作截然不同的风貌。
最后，不妨也考察《秧歌》的“故事本身”：正如胡适所言，整个故事“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19}，透过“土改”之后农民一如既往贫穷而清苦的生活片段，人性中的弱点越发地凸显出来：金根的妹妹金花因婆家贫穷，不得不回来向金根夫妇借钱，月香拒绝了，并因害怕金花怀疑，只用稀粥来招待金花，以显示自己的生活也是一贫如洗；城里来的知识分子顾冈从镇上买糕点回来躲在房里偷偷充饥，尽管他见到了女孩阿招眼馋的可怜相，却依然硬着头皮、厚着脸皮、若无其事地继续吃独食；金根被视为村里暴动的罪魁祸首，身受重伤，连夜逃亡，月香求金花收留，金花却担心惹祸上身，罔顾兄妹情谊，并找出诸多借口来为自己开脱……在利益冲突与生死抉择面前，从来自城市的改造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顾冈，到居住农村的无产阶级金根、月香、金花、谭大娘等，再到村干部王同志、费同志，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遭遇，却都有着相近的自私、凉薄与冷漠。这些阴暗的心理是超越了意识形态范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土改”前后，然而“土改”却并不是导致故事中人与人相互猜疑、相互算计，乃至于疏离、背叛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在任何一种政权、社会或年代，这样的故事都有可能发生。“土改”不过是《秧歌》这个故事的一抹底色，正如香港的战火纷飞与硝烟弥漫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爱情的底色，腐朽没落的大户姜家是曹七巧及其儿女生命悲剧的底色一样。张爱玲之意，并不在于批判“土改”这项政策，或是对于新政权进行诋毁或污蔑，而在于一如既往地呈现给读者其最熟悉也最擅长书写的人性百态与微妙心理。
综上，无论是从张爱玲自身对于《秧歌》的态度着眼，还是从张爱玲一向的政治观出发，或是从《秧歌》的“故事本身”考量，以“反共”来形容其写作《秧歌》时秉持的政治立场，以及将《秧歌》划为“反共文学”都是不够妥当的。 四、结语
从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建国初期第一、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再经过接踵而来的多次批判运动与整风学习，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地位最终被确立，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文学规范，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了国内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路向、方法与衡量标准。这也使得《秧歌》的文学接受在国内呈现出尴尬的局面：学术界多年来视其为“反共文学”，并沿袭了柯灵未经考据的“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故而《秧歌》的农村书写乃是虚应故事”的说法，出版商亦对此作品讳莫如深，不予发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美国“反共”之声甚嚣尘上，当时夏志清作为移居美国的中国学者，曾作为美国著名的“反共”政治学家David.N.Rowe的研究助手，并开始撰写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入门书籍，受周边政治氛围的影响，夏志清对于“反共”倾向的文学作品多热心推介，张爱玲的《秧歌》因涉及“土改”后的乡村生活，也被纳入到夏志清的研究视野中。换言之，夏志清对于《秧歌》的解读，与他自身的政治立场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柯灵关于《秧歌》“致命伤在于虚假”的批评，还是夏志清对于《秧歌》牵强附会的误读，两种迥异的声音，都是在意识形态先行的基础上发出的。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重塑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的今天，对于张爱玲《秧歌》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确实有撇除意识形态领域先入为主的成见来进行重新估量的必要。
注释：
①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04）.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③宋以朗.关于〈异乡记〉.《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④张爱玲.秧歌.第5-6页.皇冠出版社，2010.8.
⑤张爱玲.异乡记.第4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⑥张爱玲.秧歌.第140页.皇冠出版社，2010.8.
⑦张爱玲.异乡记.第3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⑧张爱玲.秧歌.第65页.皇冠出版社，2010.8.
⑨张爱玲.异乡记.第55-5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65-36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11}张爱玲.异乡记.第4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12}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第21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13}张爱玲.忆胡适之.《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14}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第44-4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15}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第4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16}张爱玲.烬余录.《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17}余斌.张爱玲传.第27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18}张爱玲在散文《写什么》的开头提到：“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
{19}张爱玲.忆胡适之.《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0.
[2]张爱玲.秧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8.
[3]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4]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5]张爱玲.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6]余斌.张爱玲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7]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04）.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9]吕静.生存的苦难与真相——张爱玲〈秧歌〉“反共倾向”辩.《名作欣赏》，2011（20）.
[10]张羽.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书写.《台湾研究集刊》，2007（03）.
[11]张艳艳.也谈〈秧歌〉与〈赤地之恋〉.《华文文学》，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