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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传奇性人物，在献身经济学之前，他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20世纪70年代末，他设法回到祖国大陆，在北京大学攻读完经济学硕士之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80年代末，他携妻将雏再次回到祖国大陆，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经济发展专题研究，带着中国经济案例走上了世界讲坛。
当年的台湾明星军官
在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成名后，林毅夫并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甚至连他台湾出生的背景，似乎都很少有人知道。2002年5月9日，他的父亲林火树去世，林毅夫希望返台奔丧被台方拒绝，为此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于是，他个人尘封的历史也被台湾媒体解开了。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曾是“台湾明星军官”。1972年初，台湾各报大幅报道台大一年级学生代表会主席、农工系学生林正义申请转学赴陆军官校就读新闻，此后林正义即成为台湾军方的明星，不时地在各种媒体出现。1975年，林正义以第二名的成绩自陆军官校步兵科毕业，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一年后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于1978年获台湾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被派赴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
1979年，台湾正处于经济飞速增长的时候，但长期的戒严状态并未解除。通过当地的报刊，林正义了解到，大陆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关头。林正义内心充满希望，觉得要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在内地，并认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内地来”。
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约2000米外福建厦门的海岸，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
一天、两天过去了，搜索毫无收获，大陆方面也没有任何有关林正义的消息。为免影响军心，金门防卫司令部在人尸俱杳的情形下以“失踪”结案。
林正义徒手游了近2000米，成功登上福建海岸。到了祖国大陆后，他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此后，他辗转来到北京，进入神往已久的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
“我回到祖国大陆是希望能够参加工作。可是我想，如果要想真正地很好地参加工作，我应该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它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台湾看了一些，但都是经过二手三手的，所以我回到大陆以后，就希望进北京大学，把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背后的一些零星的问题搞清楚。”
在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专业读研究生期间，林毅夫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进行思考。
燕园3年，正值改革的春风吹起，国门初开。身处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大学子，充满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祖国复兴的强烈愿望，和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的迫切求知欲。林毅夫从周围的老师、同学身上，深深地受到了北大传统和精神的感召。
诺贝尔奖得主的关门弟子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以及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茨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林毅夫受北京大学经济系指派担任翻译工作，他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他的才气也给舒尔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尔茨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已经退休10年，不再带博士生了，但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破例将其招入门下。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高等院校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十分明显。面对巨大挑战，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几年间他几乎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中。勤奋努力使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以4年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他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
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林毅夫的学术焦点就集中在了中国农村问题上，因为农村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学成回国后，他进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他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工作，这里可以让他见证并影响社会的发展，正符合他回大陆的想法。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林毅夫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初创时，林毅夫与6名教员和3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教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兵强马壮，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居于重要地位。
中国高层的经济智囊
小平头是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常常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却显得激情满怀。这时，他往往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的发展，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抑或在北大的课堂，最精彩的时刻就是他端出“招牌菜”——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
200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意味着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入手。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说到时下的“三农”问题，林毅夫情绪激动，他认为，农民如果局限在农村里面，只靠一亩半地绝对富不起来。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解决农村里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又一次挽救中国。
林毅夫还表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素质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已经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那农民就不会跑到城里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能够解决的，要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城市里面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地解决问题。”
林毅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倡导者。他这样分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
2007年3月6日上午10时，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大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现在）一些地方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据《人物》）
当年的台湾明星军官
在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成名后，林毅夫并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甚至连他台湾出生的背景，似乎都很少有人知道。2002年5月9日，他的父亲林火树去世，林毅夫希望返台奔丧被台方拒绝，为此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于是，他个人尘封的历史也被台湾媒体解开了。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曾是“台湾明星军官”。1972年初，台湾各报大幅报道台大一年级学生代表会主席、农工系学生林正义申请转学赴陆军官校就读新闻，此后林正义即成为台湾军方的明星，不时地在各种媒体出现。1975年，林正义以第二名的成绩自陆军官校步兵科毕业，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一年后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于1978年获台湾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被派赴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
1979年，台湾正处于经济飞速增长的时候，但长期的戒严状态并未解除。通过当地的报刊，林正义了解到，大陆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关头。林正义内心充满希望，觉得要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在内地，并认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内地来”。
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约2000米外福建厦门的海岸，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
一天、两天过去了，搜索毫无收获，大陆方面也没有任何有关林正义的消息。为免影响军心，金门防卫司令部在人尸俱杳的情形下以“失踪”结案。
林正义徒手游了近2000米，成功登上福建海岸。到了祖国大陆后，他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此后，他辗转来到北京，进入神往已久的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
“我回到祖国大陆是希望能够参加工作。可是我想，如果要想真正地很好地参加工作，我应该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它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台湾看了一些，但都是经过二手三手的，所以我回到大陆以后，就希望进北京大学，把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背后的一些零星的问题搞清楚。”
在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专业读研究生期间，林毅夫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进行思考。
燕园3年，正值改革的春风吹起，国门初开。身处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大学子，充满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祖国复兴的强烈愿望，和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的迫切求知欲。林毅夫从周围的老师、同学身上，深深地受到了北大传统和精神的感召。
诺贝尔奖得主的关门弟子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以及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茨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林毅夫受北京大学经济系指派担任翻译工作，他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他的才气也给舒尔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尔茨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已经退休10年，不再带博士生了，但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破例将其招入门下。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高等院校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十分明显。面对巨大挑战，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几年间他几乎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中。勤奋努力使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以4年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他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
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林毅夫的学术焦点就集中在了中国农村问题上，因为农村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学成回国后，他进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他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工作，这里可以让他见证并影响社会的发展，正符合他回大陆的想法。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林毅夫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初创时，林毅夫与6名教员和3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教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兵强马壮，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居于重要地位。
中国高层的经济智囊
小平头是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常常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却显得激情满怀。这时，他往往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的发展，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抑或在北大的课堂，最精彩的时刻就是他端出“招牌菜”——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
200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意味着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入手。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说到时下的“三农”问题，林毅夫情绪激动，他认为，农民如果局限在农村里面，只靠一亩半地绝对富不起来。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解决农村里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又一次挽救中国。
林毅夫还表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素质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已经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那农民就不会跑到城里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能够解决的，要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城市里面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地解决问题。”
林毅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倡导者。他这样分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
2007年3月6日上午10时，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大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现在）一些地方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