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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英国文明以其自身的特殊方式不断地在历史时间中获得发展和延伸：异质文明的融合、区域文明的交往及其在不同时代的传承与延续，使其不断获得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并影响着近代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本次论坛以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一组文章，展示出英国文明以不同方式吸纳与创新并获得前进力量的显著特征：刘晓倩、于文杰的《阅读与创新：视觉文化语境中的集体记忆——以托马斯·贝克特之死为案例》，以集体记忆理论探索历史意义在历史时间中的演绎与延伸;陆一歌、陈磊的《英国文明进程中的法国因素考略》，讨论异域文明之间的交往对于民族国家文明成长与进步的推动力;蒋俊俊的《交往与创新：西方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以英国巴纳德·里奇陶艺为案例》，研究现代社会国际交往对区域文明发展带来的影响，同时确立民族国家及其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张建辉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英格兰早期王国的建立》挖掘异质文明融合对早期民族国家形成带来的强大生命力。在多彩、平等和包容的世界文明面前，研究英国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及其源泉，有助于我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全面提升和健康发展。（于文杰）
历史是人类生活空间以其不同的方式获得时间上的延续。人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记忆和叙述，并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可是这种不断还原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入人的主观因素的过程，更是不断演绎和创新的过程，本文将探讨托马斯·贝克特之死在视觉文化语境中的集体记忆并解读蕴含其中的历史事实及过程。
1.集体记忆理论的引入
20世纪后半叶，记忆理论被引入史学，学界对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深入的研究。虽然关于记忆在历史上和历史研究中的确切功用，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但“历史学家使用记忆来超越记忆”——在主流的专业历史研究中，这个观点从未被质疑过。①也就是说，借助记忆去思考的话：“之前被认为得到充分描述和理解的现象，便会获得全新的含义。”②
这样的论断从某方面承认了记忆在历史研究中的特殊意义。在历史研究中，历史中“过去的过去性”和记忆概念中存在的现在/过去时间观存在事实上的一致性，这给我们研究历史与记忆的结合——人文景观提供了依据。
与历史学产生深刻联系的主要是人文景观。人文景观最主要的人类活动承载物就是建筑，其中自然也包括建筑中的装饰艺术、对自然的改造与雕琢等等。在研究中世纪欧洲历史时，我们就常常需要借助教堂、城堡、宫殿之类的物质遗产。对人文景观的解读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路径，它的具体方法论还在众说纷纭，但它联结历史与记忆的独特视角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还是较为完善的。
记忆最初的提出是生物学、心理学的概念，关注个人的经历和学习能力的习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学者则更关注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而非个人记忆。由于记忆概念内涵的时间的过去性，从事记忆研究的这类学科中的某一学科，它的每一个方面都或明或暗地展现出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中的某些特征问题。③
2.集体记忆的特点及其对于历史学的意义
集体记忆首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①这意味着集体记忆的社会性。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社会事实的又一呈现，解构集体记忆是从群体出发来到个人：
记忆，只有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去定位它，我们才能理解每一个个体思想中的记忆。②
也就是说，个体的记忆不过是群体的分子，而个体记忆只有在群体中解读才能得到它所要表达的意义。
集体记忆又有显著的传递性。一方面记忆中含有过去时间性，一方面记忆的文本可以在时间传递中重组，因而集体记忆不只是含有记忆对象时间点的内容，也含有记忆过程中的内容。如施瓦茨指出：“集体记忆既可以看做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做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③记忆是通过时间上的延续在个体思想中传承的，传递过程中伴随着后来者对前者的修正，所以记忆传递的过程也是记忆重组的过程。
哈布瓦赫赋予集体记忆概念社会属性的依据是集体记忆的认同性。刘易斯·科瑟在谈及集体记忆时说：
不用说，新的历史书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倚，但在摧毁旧的历史这一点上，他们却是同出一辙。④
历史哲学家阿兰·梅吉尔曾评论这是“有关集体记忆的最好的论述”。集体记忆之所以从个体上升到集体，就在于它包含了集体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在个体记忆上升到集体记忆的过程中，记忆就已经在结构和属性上重组了，而不被认同的集体记忆成分，在记忆的传递过程中就已自然中断了。
本文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集体记忆理论，对历史事件及其人文景观的解读方式不仅是对历史重建的过程，也是在思辨中建立新的历史意识的过程。
从景观欣赏到文本阅读，托马斯·贝克特之死都在不断地获得有效的集体记忆。
1.景观欣赏：集体记忆的承载与储备
在充斥着基督教文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上，教堂是多种历史记忆结合在一起的物质遗产。特别是重要教区的大教堂（Cathedral），研究其内饰的圣祠、壁画、雕像、墓碑，可以解读历史上的诸多人物和事件;研究其艺术装饰，可解读当时的文化习俗与风俗;研究其建筑手段，可解读当时的技术水平，甚至社会交易水平和物质能源开采水平等。同时，教堂也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点，人们在这座建筑里进行集会、学习、礼拜和追思。所以，教堂建筑在研究人文景观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对象和依据。每一个教堂都是多种历史的汇聚点，承载着从个体到集体的、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
宗教、科学和文明在英格兰这座岛屿所找到的最早的“避难所”就在坎特伯雷。⑤坎特伯雷大教堂是英国历史上最早的基督教堂，英国圣公会首席主教的主教座堂，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全英教会的精神领袖。教堂位于坎特伯雷市的中心地区，是整个坎特伯雷教区的主体建筑。教堂规模恢宏，由于多次重建呈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对教堂建筑模式的研究和解读也是研究中世纪建筑技术的重要资料之一。 作为一座宗教建筑，宗教意识的物质承载者，教堂内充斥着种种象征形态的纪念物，供人礼拜游览之余也是解读历史上集体记忆的非常好的工具。比如圣奥古斯丁留下的加冕椅，黑王子爱德华的墓碑和托马斯·贝克特的祭坛等等。
英国历史上教俗之争的重要角色、金雀花王朝早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一代明君亨利二世的挚友和对手——托马斯·贝克特的事迹贯穿12世纪的英国政坛。大卫·休谟在他的《英国史》中用了几乎整整一个章节来叙述贝克特的生平，而亨利二世本人也只占了两个章节。从当时的史录来看，整个12世纪60年代的政治线索更是几乎都为亨利与贝克特的政教争执所占据。⑥
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贝克特存在于个人记忆里，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贝克特转而升华于集体
记忆之中，并且逐渐演化为历史：一方面，记忆是历史的一个原材料;另一方面，记忆是时常萦绕在历史之上的一个他者。①历史、记忆、传统的联系可以用圣托马斯·贝克特之死举例解释：事件本身是历史，这件历史“被人们记住的方法”是集体记忆，而人们出于这事件进行的朝圣活动是传统，被记录下来的传统则又是历史了。景观承载记忆的方式与史书有所不同，景观中所含的记忆是直观的。实体的景观是最单纯的记忆载体，景观本身已经蕴含着有无穷横向展开的历史了。
2.祭坛品鉴：集体记忆的景观设置与身份认同
第四十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出生于1118年。1143年，通过多年苦读已是一名饱学之士的贝克特成为西奥伯德主教的属员，在为教会工作的过程中逐渐一路高升。1154年，贝克特已经是教会的首席执事，进入英国教会的高端，同时也结识了英王亨利二世，他纯洁的神圣修道之路开始被政治杂糅。1155年，贝克特应国王之邀出任了枢密大臣，与国王的交好推动他的人生事业走向巅峰。1162年，在亨利的力排众议下，贝克特出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英国教会的领衔人物。
但是，圣职的巅峰同时暗含着俗世的危机。贝克特开始明显地偏向教会，甚至开始破坏他在枢密大臣位置上时建立的世俗司法体系，这当然为国王所不容。经过一系列权力和权利之争，贝克特和国王彻底决裂，亨利甚至通过邀请约克大主教为儿子行涂油礼来彰显对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教权的蔑视。但是，贝克特依然在教会和教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的影响力也并非完全脱离政坛。他在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的支持下，以“最招摇的方式”杀回英格兰接管被教皇逐出教门的约克、伦敦、索尔兹伯里教区，强有力地抨击国王本人，并将协助亨利亲王加冕的贵族逐出教门。
虽然在贝克特大半生与神和贵族打交道的生涯中，他确切呆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修行祷告的时间有限，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教堂里留下深刻的痕迹。亨利二世被贝克特高调的挑衅激怒了，他在狂怒之下向侍从们抱怨贝克特这个“忘恩负义的傲慢僧侣的折磨”。四位内侍认为国王的发作即是暗示他们除掉贝克特，于是秘密前往英格兰，在大主教府邸内威胁他未果后，尾随贝克特至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晚课祭坛前，以多次打击劈开了贝克特的头颅。②
贝克特的一生注重自我修养，公正又博学，虔诚又纯净，真正将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他的信仰。但是，他在被封为圣徒、镌刻在史册上却是在他遇难之后，也就是说他的声名其实主要是源于他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而殉道。③贝克特的记忆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坎特伯雷大教堂里是记忆的主要承载者，而后人设置了圣徒祭坛和墓碑作为“纪念碑”来作为贝克特之死记忆的具体表现。
当21世纪的记忆概念在史学中被运用时，讨论常常聚焦在某些“创伤性的”或“悲伤的”记忆上。学界有描述记忆研究的局面为：
创伤性记忆的显著地位与其对历史学的影响，可从70年代后大屠杀在20世纪灾难史中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得到证实……与之相比，相对良性时间的遗产在当代集体记忆研究中难得一见。
创伤型记忆的物质缩影与人文景观的联系是最密切和表面化的，创伤型记忆是集体记忆概念中最常被提起的一种记忆类型，除了与创伤的社会学、心理学内涵相关外，创伤型记忆的物质承载者——纪念碑的普遍存在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贝克特死后葬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墓地里，墓室中他的墓碑供教徒景仰追思，渐渐在此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祭坛。在他遇害之处的祷告台上，悬挂着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和两把交叉的宝剑，在墙上投射出四道黑影，寓意着四位凶手。十字架和宝剑指向他被杀害的地点。这个小型祭坛在大约1184年大教堂重建时由英国建筑家威廉·安格拉斯完成，④至今仍在大教堂角落里用围栏围起，仿佛在提示着见到它的每一个人这里曾发生的悲剧。由于贝克特个人经历的缘故，他的祭坛与墓碑已经不只是他个人的安息之所，更是成为了供人缅怀祭拜的一个“纪念碑”。这些证据遗存的价值被贝克特的生命和奇迹放大了。⑤
在历史研究中，纪念碑常常是创伤型记忆被引入的一个切入点，如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的“铸剑为犁”纪念碑、20世纪80年代的越战纪念碑、柏林墙残段等等。一般说来，纪念碑的设立通常是战争或屠杀之类大型惨痛的历史痕迹，与个人有关的“纪念碑”形式往往就是祭坛或墓碑。在贝克特的事件中，他的集体记忆认同是“殉道者”身份，围绕纪念碑发生的“贝克特殉道——人民朝圣行为”是典型的创伤型集体记忆引起的。
3.文本阅读：集体记忆的叙述与重构
贝克特遇害后2年，也许是单纯出于对他纯洁灵魂的尊敬，也许掺杂了教皇和英王的权力博弈——他被教皇追封为圣徒。因为贝克特的牺牲不能说是无谓的，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的王室都避免直接干涉教会。亨利二世本人则被迫向教皇发誓没有参加这场刺杀，才得到教皇的赦免。①自此而后殉教者圣托马斯的遗体历3世纪成为英国最风行的神龛。②中世纪的教众们一方面信服大主教的品格和虔诚，一方面尊他为教权胜于皇权的代表，纷纷到坎特伯雷大教堂里他的墓碑前朝圣。
这段殉道者的集体记忆由于它的戏剧化和代表意义，常常被用文本表达出来。雅克·勒高夫认为文本的书面记录是集体记忆成型的重要阶段，它包含了记忆的整理、重组、表达、认同诸多要素，因而证明了个人记忆的社会性、认同性集成为集体记忆： 在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过渡中，集体的记忆，有其是“刻意的”记忆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③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描述：
尤其在英格兰地方，他们从每一州的角落，向着坎特伯雷出发，去朝谢他们的救病恩主、福泽无边的殉难圣徒。④
这里指的就是殉道者贝克特，后文中并用反复的吟诵和暗喻称颂贝克特的品格，来讽刺当时社会上的道貌岸然者。20世纪戏剧家T·S·艾略特的《大教堂凶杀案》以贝克特为题材，再一次叙述殉道者事件，借“村民”之口唱出“因为一处地方只要有一位圣徒生活过……一位殉道者把自己的血为基督的血而献出过，那里就是圣地，圣洁将不再与它分离”。⑤其表达却侧重于这场教俗之争中各方势力的拉锯和对“主”的热爱与追求。不同的文学文本对记忆的叙述就是记忆的重组与表达。
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记忆。德国学者阿斯曼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概念用“文化记忆”概念进行了升华，指出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是超越个人的。⑥文化记忆也是集体记忆的一种类型，鉴别方法之一就是它主要地以文化产品作为载体存续。文化记忆概念也侧重集体记忆的认同性：
文化记忆对传统社会的价值……更在于它对维护君权神授、宣扬文治武功、实施道德教化和确立集体认同所具有的重要作用。⑦
这和文化作品的文本叙述重组是一致的。在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中，文化产品的主要形式就是文学和艺术。法国学者诺拉进一步解释文化记忆为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⑧为了便于归纳整理思路，我们可以把诺拉所说的广义的文化记忆简称为传统。
4.文化传统：集体记忆的传递与重组
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基于记忆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基于视觉文化的历史记忆，它是集体记忆的另一种升华。记忆是主观的、个人的，但传统超乎主观和个人，在主观和个人之上。阿兰·梅吉尔就认为历史更接近于传统，而不是记忆和纪念。⑨这是因为传统本身是对集体记忆的剥离，传统的形成不仅有本身的历史过程，也加入了一代代记忆承载者的抽象。但是传统本身也需要历史来审视。
与贝克特有关的记忆到了都铎时期，民间断续的、自发的朝圣行为慢慢演变成了更为狂热的宗教仪式。僧侣们极力鼓励朝圣者向贝克特的坟墓表示虔诚，由于声称圣托马斯的遗骨能产生奇
迹，他们每年展出一次贝克特的遗体，甚至在那一天举行庆典，称为“化体日”。“化体日”变成了普遍的节日。坎特伯雷一度记录过十万朝圣者。①地下墓室中贝克特石棺前的台阶被跪行拾级而上的朝圣者们磨得光滑凹陷，数不清的珍贵金银祭品曾经被虔诚地摆放在那里。
当时的人们通过朝圣行为表达对贝克特崇高地位的认可，认为他的遗物可以创造奇迹，对他的朝圣的“数量、荒诞、无稽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忏悔者或殉道者”。②大主教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声名在历届大主教、甚至殉难者中都脱颖而出，甚至有时候教堂中对贝克特神龛的供奉超过了上帝和圣母神龛的供奉。③这些事迹表明朝圣行为已经超出了对个人的祭拜，进而形成了传统。
朝圣属于传统的另一种历史记忆。贝克特殉道二百多年后，英国教俗之争风云再起，亨利八世为了打击教权，冲进坎特伯雷大教堂毁坏了贝克特的墓碑，将圣徒的遗骨付之一炬，劫走了祭坛前代表教众们虔信的珍宝。国王还下令从日历上删去托马斯的名字，从所有祈祷书上删去他的纪念，并且焚骨扬灰。④
现在的坎特伯雷大教堂中，光滑、略微凹陷的石阶还在，但本该是墓碑和石棺的地方已是空空如也了。墓碑的实体是殉道者集体记忆的设置点，它的毁坏和朝圣行为的中止是记忆的一个中断。此后大规模的献祭行动停止了，也不再有人献上财物。后来人们改在教堂地面上贝克特遇害处设置了一个祭坛，用十字架和长剑来隐晦地表达对殉道者的追思，到墓碑的朝圣集体记忆到这里重组成为简单的到祭坛表达哀思的集体记忆。不过，亨利八世的作为也恰好表明朝圣本身成为传统是得到集体记忆认同的，所以他选择以毁坏墓碑的做法来宣扬他对这一传统中蕴含的价值的蔑视。
在相关的历史记忆中，贝克特的生平与坎特伯雷大教堂密切相关，毋庸置疑，这里见证他事业的巅峰和终结。在贝克特死后，教众以他们的方式祭奠了这位大主教——给他设置了一个供人参拜的祭坛。
在之后的历史时间中，祭坛、墓碑就是人们记忆贝克特一生的缩影，人们通过朝圣来表达追思，追思贝克特的贡献和精神，逐渐形成了传统，而亨利八世为了打破贝克特代表的尊崇教权的传统，把他的墓碑付之一炬。时至今日，贝克特的祭坛还存在于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一角，对古往今来的游人宣告一位圣徒的殉难事迹，却把历史和真相留给后人自己去解读。
没有景观的记忆难以形成记忆的景观，大多只是单纯的物质，乏味而缺少真正的意义。人文景观中蕴含的历史记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种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每一个景观都值得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挖掘和解读，其中的韵味也值得我们用心品味和思考。
历史是人类生活空间以其不同的方式获得时间上的延续。人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记忆和叙述，并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可是这种不断还原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入人的主观因素的过程，更是不断演绎和创新的过程，本文将探讨托马斯·贝克特之死在视觉文化语境中的集体记忆并解读蕴含其中的历史事实及过程。
1.集体记忆理论的引入
20世纪后半叶，记忆理论被引入史学，学界对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深入的研究。虽然关于记忆在历史上和历史研究中的确切功用，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但“历史学家使用记忆来超越记忆”——在主流的专业历史研究中，这个观点从未被质疑过。①也就是说，借助记忆去思考的话：“之前被认为得到充分描述和理解的现象，便会获得全新的含义。”②
这样的论断从某方面承认了记忆在历史研究中的特殊意义。在历史研究中，历史中“过去的过去性”和记忆概念中存在的现在/过去时间观存在事实上的一致性，这给我们研究历史与记忆的结合——人文景观提供了依据。
与历史学产生深刻联系的主要是人文景观。人文景观最主要的人类活动承载物就是建筑，其中自然也包括建筑中的装饰艺术、对自然的改造与雕琢等等。在研究中世纪欧洲历史时，我们就常常需要借助教堂、城堡、宫殿之类的物质遗产。对人文景观的解读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路径，它的具体方法论还在众说纷纭，但它联结历史与记忆的独特视角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还是较为完善的。
记忆最初的提出是生物学、心理学的概念，关注个人的经历和学习能力的习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学者则更关注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而非个人记忆。由于记忆概念内涵的时间的过去性，从事记忆研究的这类学科中的某一学科，它的每一个方面都或明或暗地展现出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中的某些特征问题。③
2.集体记忆的特点及其对于历史学的意义
集体记忆首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①这意味着集体记忆的社会性。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社会事实的又一呈现，解构集体记忆是从群体出发来到个人：
记忆，只有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去定位它，我们才能理解每一个个体思想中的记忆。②
也就是说，个体的记忆不过是群体的分子，而个体记忆只有在群体中解读才能得到它所要表达的意义。
集体记忆又有显著的传递性。一方面记忆中含有过去时间性，一方面记忆的文本可以在时间传递中重组，因而集体记忆不只是含有记忆对象时间点的内容，也含有记忆过程中的内容。如施瓦茨指出：“集体记忆既可以看做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做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③记忆是通过时间上的延续在个体思想中传承的，传递过程中伴随着后来者对前者的修正，所以记忆传递的过程也是记忆重组的过程。
哈布瓦赫赋予集体记忆概念社会属性的依据是集体记忆的认同性。刘易斯·科瑟在谈及集体记忆时说：
不用说，新的历史书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倚，但在摧毁旧的历史这一点上，他们却是同出一辙。④
历史哲学家阿兰·梅吉尔曾评论这是“有关集体记忆的最好的论述”。集体记忆之所以从个体上升到集体，就在于它包含了集体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在个体记忆上升到集体记忆的过程中，记忆就已经在结构和属性上重组了，而不被认同的集体记忆成分，在记忆的传递过程中就已自然中断了。
本文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集体记忆理论，对历史事件及其人文景观的解读方式不仅是对历史重建的过程，也是在思辨中建立新的历史意识的过程。
从景观欣赏到文本阅读，托马斯·贝克特之死都在不断地获得有效的集体记忆。
1.景观欣赏：集体记忆的承载与储备
在充斥着基督教文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上，教堂是多种历史记忆结合在一起的物质遗产。特别是重要教区的大教堂（Cathedral），研究其内饰的圣祠、壁画、雕像、墓碑，可以解读历史上的诸多人物和事件;研究其艺术装饰，可解读当时的文化习俗与风俗;研究其建筑手段，可解读当时的技术水平，甚至社会交易水平和物质能源开采水平等。同时，教堂也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点，人们在这座建筑里进行集会、学习、礼拜和追思。所以，教堂建筑在研究人文景观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对象和依据。每一个教堂都是多种历史的汇聚点，承载着从个体到集体的、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
宗教、科学和文明在英格兰这座岛屿所找到的最早的“避难所”就在坎特伯雷。⑤坎特伯雷大教堂是英国历史上最早的基督教堂，英国圣公会首席主教的主教座堂，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全英教会的精神领袖。教堂位于坎特伯雷市的中心地区，是整个坎特伯雷教区的主体建筑。教堂规模恢宏，由于多次重建呈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对教堂建筑模式的研究和解读也是研究中世纪建筑技术的重要资料之一。 作为一座宗教建筑，宗教意识的物质承载者，教堂内充斥着种种象征形态的纪念物，供人礼拜游览之余也是解读历史上集体记忆的非常好的工具。比如圣奥古斯丁留下的加冕椅，黑王子爱德华的墓碑和托马斯·贝克特的祭坛等等。
英国历史上教俗之争的重要角色、金雀花王朝早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一代明君亨利二世的挚友和对手——托马斯·贝克特的事迹贯穿12世纪的英国政坛。大卫·休谟在他的《英国史》中用了几乎整整一个章节来叙述贝克特的生平，而亨利二世本人也只占了两个章节。从当时的史录来看，整个12世纪60年代的政治线索更是几乎都为亨利与贝克特的政教争执所占据。⑥
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贝克特存在于个人记忆里，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贝克特转而升华于集体
记忆之中，并且逐渐演化为历史：一方面，记忆是历史的一个原材料;另一方面，记忆是时常萦绕在历史之上的一个他者。①历史、记忆、传统的联系可以用圣托马斯·贝克特之死举例解释：事件本身是历史，这件历史“被人们记住的方法”是集体记忆，而人们出于这事件进行的朝圣活动是传统，被记录下来的传统则又是历史了。景观承载记忆的方式与史书有所不同，景观中所含的记忆是直观的。实体的景观是最单纯的记忆载体，景观本身已经蕴含着有无穷横向展开的历史了。
2.祭坛品鉴：集体记忆的景观设置与身份认同
第四十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出生于1118年。1143年，通过多年苦读已是一名饱学之士的贝克特成为西奥伯德主教的属员，在为教会工作的过程中逐渐一路高升。1154年，贝克特已经是教会的首席执事，进入英国教会的高端，同时也结识了英王亨利二世，他纯洁的神圣修道之路开始被政治杂糅。1155年，贝克特应国王之邀出任了枢密大臣，与国王的交好推动他的人生事业走向巅峰。1162年，在亨利的力排众议下，贝克特出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英国教会的领衔人物。
但是，圣职的巅峰同时暗含着俗世的危机。贝克特开始明显地偏向教会，甚至开始破坏他在枢密大臣位置上时建立的世俗司法体系，这当然为国王所不容。经过一系列权力和权利之争，贝克特和国王彻底决裂，亨利甚至通过邀请约克大主教为儿子行涂油礼来彰显对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教权的蔑视。但是，贝克特依然在教会和教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的影响力也并非完全脱离政坛。他在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的支持下，以“最招摇的方式”杀回英格兰接管被教皇逐出教门的约克、伦敦、索尔兹伯里教区，强有力地抨击国王本人，并将协助亨利亲王加冕的贵族逐出教门。
虽然在贝克特大半生与神和贵族打交道的生涯中，他确切呆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修行祷告的时间有限，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教堂里留下深刻的痕迹。亨利二世被贝克特高调的挑衅激怒了，他在狂怒之下向侍从们抱怨贝克特这个“忘恩负义的傲慢僧侣的折磨”。四位内侍认为国王的发作即是暗示他们除掉贝克特，于是秘密前往英格兰，在大主教府邸内威胁他未果后，尾随贝克特至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晚课祭坛前，以多次打击劈开了贝克特的头颅。②
贝克特的一生注重自我修养，公正又博学，虔诚又纯净，真正将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他的信仰。但是，他在被封为圣徒、镌刻在史册上却是在他遇难之后，也就是说他的声名其实主要是源于他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而殉道。③贝克特的记忆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坎特伯雷大教堂里是记忆的主要承载者，而后人设置了圣徒祭坛和墓碑作为“纪念碑”来作为贝克特之死记忆的具体表现。
当21世纪的记忆概念在史学中被运用时，讨论常常聚焦在某些“创伤性的”或“悲伤的”记忆上。学界有描述记忆研究的局面为：
创伤性记忆的显著地位与其对历史学的影响，可从70年代后大屠杀在20世纪灾难史中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得到证实……与之相比，相对良性时间的遗产在当代集体记忆研究中难得一见。
创伤型记忆的物质缩影与人文景观的联系是最密切和表面化的，创伤型记忆是集体记忆概念中最常被提起的一种记忆类型，除了与创伤的社会学、心理学内涵相关外，创伤型记忆的物质承载者——纪念碑的普遍存在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贝克特死后葬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墓地里，墓室中他的墓碑供教徒景仰追思，渐渐在此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祭坛。在他遇害之处的祷告台上，悬挂着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和两把交叉的宝剑，在墙上投射出四道黑影，寓意着四位凶手。十字架和宝剑指向他被杀害的地点。这个小型祭坛在大约1184年大教堂重建时由英国建筑家威廉·安格拉斯完成，④至今仍在大教堂角落里用围栏围起，仿佛在提示着见到它的每一个人这里曾发生的悲剧。由于贝克特个人经历的缘故，他的祭坛与墓碑已经不只是他个人的安息之所，更是成为了供人缅怀祭拜的一个“纪念碑”。这些证据遗存的价值被贝克特的生命和奇迹放大了。⑤
在历史研究中，纪念碑常常是创伤型记忆被引入的一个切入点，如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的“铸剑为犁”纪念碑、20世纪80年代的越战纪念碑、柏林墙残段等等。一般说来，纪念碑的设立通常是战争或屠杀之类大型惨痛的历史痕迹，与个人有关的“纪念碑”形式往往就是祭坛或墓碑。在贝克特的事件中，他的集体记忆认同是“殉道者”身份，围绕纪念碑发生的“贝克特殉道——人民朝圣行为”是典型的创伤型集体记忆引起的。
3.文本阅读：集体记忆的叙述与重构
贝克特遇害后2年，也许是单纯出于对他纯洁灵魂的尊敬，也许掺杂了教皇和英王的权力博弈——他被教皇追封为圣徒。因为贝克特的牺牲不能说是无谓的，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的王室都避免直接干涉教会。亨利二世本人则被迫向教皇发誓没有参加这场刺杀，才得到教皇的赦免。①自此而后殉教者圣托马斯的遗体历3世纪成为英国最风行的神龛。②中世纪的教众们一方面信服大主教的品格和虔诚，一方面尊他为教权胜于皇权的代表，纷纷到坎特伯雷大教堂里他的墓碑前朝圣。
这段殉道者的集体记忆由于它的戏剧化和代表意义，常常被用文本表达出来。雅克·勒高夫认为文本的书面记录是集体记忆成型的重要阶段，它包含了记忆的整理、重组、表达、认同诸多要素，因而证明了个人记忆的社会性、认同性集成为集体记忆： 在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过渡中，集体的记忆，有其是“刻意的”记忆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③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描述：
尤其在英格兰地方，他们从每一州的角落，向着坎特伯雷出发，去朝谢他们的救病恩主、福泽无边的殉难圣徒。④
这里指的就是殉道者贝克特，后文中并用反复的吟诵和暗喻称颂贝克特的品格，来讽刺当时社会上的道貌岸然者。20世纪戏剧家T·S·艾略特的《大教堂凶杀案》以贝克特为题材，再一次叙述殉道者事件，借“村民”之口唱出“因为一处地方只要有一位圣徒生活过……一位殉道者把自己的血为基督的血而献出过，那里就是圣地，圣洁将不再与它分离”。⑤其表达却侧重于这场教俗之争中各方势力的拉锯和对“主”的热爱与追求。不同的文学文本对记忆的叙述就是记忆的重组与表达。
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记忆。德国学者阿斯曼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概念用“文化记忆”概念进行了升华，指出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是超越个人的。⑥文化记忆也是集体记忆的一种类型，鉴别方法之一就是它主要地以文化产品作为载体存续。文化记忆概念也侧重集体记忆的认同性：
文化记忆对传统社会的价值……更在于它对维护君权神授、宣扬文治武功、实施道德教化和确立集体认同所具有的重要作用。⑦
这和文化作品的文本叙述重组是一致的。在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中，文化产品的主要形式就是文学和艺术。法国学者诺拉进一步解释文化记忆为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⑧为了便于归纳整理思路，我们可以把诺拉所说的广义的文化记忆简称为传统。
4.文化传统：集体记忆的传递与重组
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基于记忆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基于视觉文化的历史记忆，它是集体记忆的另一种升华。记忆是主观的、个人的，但传统超乎主观和个人，在主观和个人之上。阿兰·梅吉尔就认为历史更接近于传统，而不是记忆和纪念。⑨这是因为传统本身是对集体记忆的剥离，传统的形成不仅有本身的历史过程，也加入了一代代记忆承载者的抽象。但是传统本身也需要历史来审视。
与贝克特有关的记忆到了都铎时期，民间断续的、自发的朝圣行为慢慢演变成了更为狂热的宗教仪式。僧侣们极力鼓励朝圣者向贝克特的坟墓表示虔诚，由于声称圣托马斯的遗骨能产生奇
迹，他们每年展出一次贝克特的遗体，甚至在那一天举行庆典，称为“化体日”。“化体日”变成了普遍的节日。坎特伯雷一度记录过十万朝圣者。①地下墓室中贝克特石棺前的台阶被跪行拾级而上的朝圣者们磨得光滑凹陷，数不清的珍贵金银祭品曾经被虔诚地摆放在那里。
当时的人们通过朝圣行为表达对贝克特崇高地位的认可，认为他的遗物可以创造奇迹，对他的朝圣的“数量、荒诞、无稽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忏悔者或殉道者”。②大主教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声名在历届大主教、甚至殉难者中都脱颖而出，甚至有时候教堂中对贝克特神龛的供奉超过了上帝和圣母神龛的供奉。③这些事迹表明朝圣行为已经超出了对个人的祭拜，进而形成了传统。
朝圣属于传统的另一种历史记忆。贝克特殉道二百多年后，英国教俗之争风云再起，亨利八世为了打击教权，冲进坎特伯雷大教堂毁坏了贝克特的墓碑，将圣徒的遗骨付之一炬，劫走了祭坛前代表教众们虔信的珍宝。国王还下令从日历上删去托马斯的名字，从所有祈祷书上删去他的纪念，并且焚骨扬灰。④
现在的坎特伯雷大教堂中，光滑、略微凹陷的石阶还在，但本该是墓碑和石棺的地方已是空空如也了。墓碑的实体是殉道者集体记忆的设置点，它的毁坏和朝圣行为的中止是记忆的一个中断。此后大规模的献祭行动停止了，也不再有人献上财物。后来人们改在教堂地面上贝克特遇害处设置了一个祭坛，用十字架和长剑来隐晦地表达对殉道者的追思，到墓碑的朝圣集体记忆到这里重组成为简单的到祭坛表达哀思的集体记忆。不过，亨利八世的作为也恰好表明朝圣本身成为传统是得到集体记忆认同的，所以他选择以毁坏墓碑的做法来宣扬他对这一传统中蕴含的价值的蔑视。
在相关的历史记忆中，贝克特的生平与坎特伯雷大教堂密切相关，毋庸置疑，这里见证他事业的巅峰和终结。在贝克特死后，教众以他们的方式祭奠了这位大主教——给他设置了一个供人参拜的祭坛。
在之后的历史时间中，祭坛、墓碑就是人们记忆贝克特一生的缩影，人们通过朝圣来表达追思，追思贝克特的贡献和精神，逐渐形成了传统，而亨利八世为了打破贝克特代表的尊崇教权的传统，把他的墓碑付之一炬。时至今日，贝克特的祭坛还存在于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一角，对古往今来的游人宣告一位圣徒的殉难事迹，却把历史和真相留给后人自己去解读。
没有景观的记忆难以形成记忆的景观，大多只是单纯的物质，乏味而缺少真正的意义。人文景观中蕴含的历史记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种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每一个景观都值得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挖掘和解读，其中的韵味也值得我们用心品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