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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美摩擦升级的叠加作用之下，地缘科技博弈也不断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中断，使过度依赖单一采购目的地的危险变得更加严重，促使许多美国企业更加重视在其全球供应链中建立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是陆续出台相应措施，以鼓励产业链回流。引发了各界对于制造企业回流美国的多重担忧。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产业链向外转移的情况和压力，认为中国制造业外迁并不意味制造业会回流美国，制造业大量回迁美国短期内难以实现，中国仍将在那些较少受到低成本竞争影响的行业中继续加速发展。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地缘科技博弈 新冠肺炎疫情 制造业回流
一、疫情之下各国纷纷鼓励产业链回流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逆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全球化供应链可能将转变为将战略物资集中在本土的自给自足型供应。为了加强公共卫生和抗疫物资安全和分散突发事件带来的供应风险，不少国家采取措施调整了药品、医疗器械等相关的产业链，例如增加备选供应商、缩短供应距离等。美国、欧盟成员国和日本等国都陆续出台相应措施，以保障供应链安全、鼓励产业链回流。在疫情爆发后，法国曾表示要“取回民生医疗行业控制权”。2020年3月31日，特朗普在白宫新冠病毒疫情资讯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对于美国的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本土所产生所有支出，政府将给予100%的报销。
二、中美摩擦叠加，地缘科技博弈加剧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不断在找借口将责任推卸其他国家，尤其是作为“震中”的中国，甚至“向中国索赔”。疫情冲击下，贸易谈判协议落實的难度增加，尽管中方在自身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已竭力完成协议目标，美国依然数度挑起纠纷。
疫情之下，除了中美之经贸摩擦之外，两国之间的地缘科技博弈也显著加剧。美国自2019年5月以来已对华为发起了三轮制裁。2020年5月，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再度升级，禁止代工厂为华为供货。部分供应商迫于美国的压力切断了对华为的芯片供应，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制裁升级。同年6月，美国官方开始试探中方台海底线，提出“台湾防卫法案”以确保美国在台的足够军力与中国大陆进行抗衡，以率先掌握对台湾的控制权。同月，美国参议员全票通过《香港自治法》，以针对“港区国安法”。中美在多个领域激烈交锋，“修昔底德陷阱”下中美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
在2020年大选中，相较特朗普对中美经贸问题的关注，拜登更为强调中国科技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他在竞选网站上说，中国政府正积极投资电池、人工智能、5G这些重要技术领域，“努力超越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掌控未来的产业”。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过程中的系列政策宣示显示，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将日益聚焦科技领域，而对华科技政策的核心在于增强美自身竞争优势。拜登政府很可能延续特朗普时期针对中国的所谓“全政府战略”，继续对华科技遏制打压政策，包括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华持续施压、限制敏感技术对华出口特别是针对华为等公司的一系列封锁措施（马国春，2020）。另外，拜登在竞选中多次表述，将采取有别于特朗普单边主义做法，联合盟友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因此，拜登很可能重拾奥巴马时代的对华多边路线、对华科技进行施压。
三、我国产业链面临向外转移的压力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虽然参与程度较高，但是相对弱势，仍处于新兴产业链的中下游。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中国的平均月工资从2007年到2018年上涨了263%，促使企业寻找成本更低的替代劳动力。中美贸易摩擦也直接加剧了产业链从中国外迁的风险竞争。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全球产业链短期中断，更引发了产业链从中国外迁以满足备份需求的恐慌。印度和越南等邻近国家也积极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国际投资者。部分产业链由中国向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比如，2019年索尼关闭了在北京的智能手机工厂，将生产转移到泰国。富士康于2020年7月宣布计划投资10亿美元扩建其在印度南部的一家工厂，用于组装苹果手机，这是富士康在苹果的施压之下将自己的工厂逐渐转移出中国的一种行为。
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近50%。受益于中美贸易战，越南在过去几年中对美国的制成品出口迅速增长。其作为中国低成本替代品生产国的地位正在加强。比如，三星于2019年结束了在中国的手机生产将生产转移到印度和越南。耐克和阿迪达斯也已将其大部分制造和鞋类基地从中国迁到了越南。此外，越南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以减少贸易壁垒，改善其商品的市场准入。越南还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但同时越南未来的发展很可能受到其劳动力规模的制约。
四、中国制造业外迁并不意味制造业会回流美国
（一）制造业回迁美国短期内难以实现
长期以来，欧美产业因国际分工出现的制造业空心化，出现了很多外包生产、离岸生产。例如，美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已达到GDP的80%以上，消费者使用的电子产品、服装、玩具、日用品大都依赖进口。虽然企业有研发优势，但因为缺乏制造商，美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量产，也使得制造业技术创新乏力，同时也剥夺了大量普通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推行制造业回流，此次疫情使该议题被再次提到日程上。未来美国企业会进行权衡考虑，将一些关键生产回输本土，或建立备用供应商，以减少公司对任何单一供应商或国家的风险敞口，提高供应的安全性。疫情之下，各国会努力降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性，将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业供应链转回本土，对附加值不高的产品，则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生产基地等方式规避单一国家的供应风险。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产业回迁”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为此推出税改方案，但效果并不明显。疫情暴发后，美国各界更为担忧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再次抛出“供应链回流”等论调。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在华美企回迁美国，更是成立了250亿美元“回流基金”为回迁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改变供应链布局耗资巨大，疫情期间跨国企业的现金收入也受到较大影响，加上美本土疫情严重、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回迁美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司嘉，2020）。 （二）在华美企回迁意愿不强
截至2020年底，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8.47%，与2019年（8.51%）基本持平。该数字从50年代的30%左右持续下跌到近10年来的9%以下（见图1）。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11.4%，较2019年的历史最低水平增加了0.5个百分点。
《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对在华的美国企业的“投资转移意愿”及目的地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在华美企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场，尽管2019年有小幅的下降，2020年却上升到了接近2018年的水平。当问及“如果向外转移投资的话会选择的目的地”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搬往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国家，而选择搬回美国的企业占比从2018年的7%下降到了2020年的4%（见图2）。墨西哥从2018年开始成为在华跨国公司考虑的一个重要目的国。
五、小结
在疫情冲击之下，中国体现出了较强的应急能力，社会治理能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增强自身信心的同时也受到了跨境资本的青睐。放眼未来，国内大循环所引领的庞大的市场还将继续给中国作为全球的供应链中心提供强大的支撑。虽然不少制造企业出于成本的考虑或迫于政治压力迁往其他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动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恰恰相反，中国拥有不断增长的熟练劳动力、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高度发达的制造业能力，必将在那些较少受到低成本竞争影响的行业中加速发展，特别是对复杂性、可靠性和成本效率具有较高要求的高科技产业。
疫情中，高度嵌入国际产业链的行业受到的影响往往更大。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不少国家都试图搬回本土，全球制造业格局也会因此而调整。对于控制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国家，则通过就近配置预备产能等手段进行供应链条的纵向整合。2020年9月发布的《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华的生产型受访企业中，70.6%不打算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14%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迁移至美国以外的目的地;7%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同时迁至海外和中国其他地区;仅有3.7%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迁至美国（包括其海外领地）。 东南亚國家成为了企业投资转移时的首选目的地，获得了9.8%受访企业的青睞，较上一年同期（13.1%）有所下滑。美国在投资转移目的地排名中位居第四，仅有4.3%的受访企业计划将运营转移至美国。中国市场仍然是其“美国总部重要利润来源”（32.1%，较2019年上升9.4个百分点）。可见，美国企业依然将中国消费市场视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包括美国在内的跨国公司仍将继续依靠中国来满足大部分的采购需求，同时培养更多的贸易伙伴，以减少过度依赖单一来源的风险。
参考文献：
[1]马国春，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科技政策走向研判.创新科技，2020，（11）.
[2]司嘉.中美之间下一个“战场”在哪里？[OB/OL].华语智库， https：//ishare.ifeng.com/c/s/7xpMljRZeuU.
[3]普华永道.《上海美国商会中国商业环境调查》各年度系列报告[OB/OL].https：//www.pwccn.com/zh.html.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张莉莉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地缘科技博弈 新冠肺炎疫情 制造业回流
一、疫情之下各国纷纷鼓励产业链回流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逆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全球化供应链可能将转变为将战略物资集中在本土的自给自足型供应。为了加强公共卫生和抗疫物资安全和分散突发事件带来的供应风险，不少国家采取措施调整了药品、医疗器械等相关的产业链，例如增加备选供应商、缩短供应距离等。美国、欧盟成员国和日本等国都陆续出台相应措施，以保障供应链安全、鼓励产业链回流。在疫情爆发后，法国曾表示要“取回民生医疗行业控制权”。2020年3月31日，特朗普在白宫新冠病毒疫情资讯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对于美国的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本土所产生所有支出，政府将给予100%的报销。
二、中美摩擦叠加，地缘科技博弈加剧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不断在找借口将责任推卸其他国家，尤其是作为“震中”的中国，甚至“向中国索赔”。疫情冲击下，贸易谈判协议落實的难度增加，尽管中方在自身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已竭力完成协议目标，美国依然数度挑起纠纷。
疫情之下，除了中美之经贸摩擦之外，两国之间的地缘科技博弈也显著加剧。美国自2019年5月以来已对华为发起了三轮制裁。2020年5月，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再度升级，禁止代工厂为华为供货。部分供应商迫于美国的压力切断了对华为的芯片供应，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制裁升级。同年6月，美国官方开始试探中方台海底线，提出“台湾防卫法案”以确保美国在台的足够军力与中国大陆进行抗衡，以率先掌握对台湾的控制权。同月，美国参议员全票通过《香港自治法》，以针对“港区国安法”。中美在多个领域激烈交锋，“修昔底德陷阱”下中美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
在2020年大选中，相较特朗普对中美经贸问题的关注，拜登更为强调中国科技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他在竞选网站上说，中国政府正积极投资电池、人工智能、5G这些重要技术领域，“努力超越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掌控未来的产业”。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过程中的系列政策宣示显示，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将日益聚焦科技领域，而对华科技政策的核心在于增强美自身竞争优势。拜登政府很可能延续特朗普时期针对中国的所谓“全政府战略”，继续对华科技遏制打压政策，包括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华持续施压、限制敏感技术对华出口特别是针对华为等公司的一系列封锁措施（马国春，2020）。另外，拜登在竞选中多次表述，将采取有别于特朗普单边主义做法，联合盟友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因此，拜登很可能重拾奥巴马时代的对华多边路线、对华科技进行施压。
三、我国产业链面临向外转移的压力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虽然参与程度较高，但是相对弱势，仍处于新兴产业链的中下游。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中国的平均月工资从2007年到2018年上涨了263%，促使企业寻找成本更低的替代劳动力。中美贸易摩擦也直接加剧了产业链从中国外迁的风险竞争。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全球产业链短期中断，更引发了产业链从中国外迁以满足备份需求的恐慌。印度和越南等邻近国家也积极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国际投资者。部分产业链由中国向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比如，2019年索尼关闭了在北京的智能手机工厂，将生产转移到泰国。富士康于2020年7月宣布计划投资10亿美元扩建其在印度南部的一家工厂，用于组装苹果手机，这是富士康在苹果的施压之下将自己的工厂逐渐转移出中国的一种行为。
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近50%。受益于中美贸易战，越南在过去几年中对美国的制成品出口迅速增长。其作为中国低成本替代品生产国的地位正在加强。比如，三星于2019年结束了在中国的手机生产将生产转移到印度和越南。耐克和阿迪达斯也已将其大部分制造和鞋类基地从中国迁到了越南。此外，越南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以减少贸易壁垒，改善其商品的市场准入。越南还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但同时越南未来的发展很可能受到其劳动力规模的制约。
四、中国制造业外迁并不意味制造业会回流美国
（一）制造业回迁美国短期内难以实现
长期以来，欧美产业因国际分工出现的制造业空心化，出现了很多外包生产、离岸生产。例如，美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已达到GDP的80%以上，消费者使用的电子产品、服装、玩具、日用品大都依赖进口。虽然企业有研发优势，但因为缺乏制造商，美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量产，也使得制造业技术创新乏力，同时也剥夺了大量普通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推行制造业回流，此次疫情使该议题被再次提到日程上。未来美国企业会进行权衡考虑，将一些关键生产回输本土，或建立备用供应商，以减少公司对任何单一供应商或国家的风险敞口，提高供应的安全性。疫情之下，各国会努力降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性，将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业供应链转回本土，对附加值不高的产品，则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生产基地等方式规避单一国家的供应风险。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产业回迁”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为此推出税改方案，但效果并不明显。疫情暴发后，美国各界更为担忧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再次抛出“供应链回流”等论调。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在华美企回迁美国，更是成立了250亿美元“回流基金”为回迁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改变供应链布局耗资巨大，疫情期间跨国企业的现金收入也受到较大影响，加上美本土疫情严重、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回迁美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司嘉，2020）。 （二）在华美企回迁意愿不强
截至2020年底，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8.47%，与2019年（8.51%）基本持平。该数字从50年代的30%左右持续下跌到近10年来的9%以下（见图1）。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11.4%，较2019年的历史最低水平增加了0.5个百分点。
《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对在华的美国企业的“投资转移意愿”及目的地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在华美企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场，尽管2019年有小幅的下降，2020年却上升到了接近2018年的水平。当问及“如果向外转移投资的话会选择的目的地”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搬往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国家，而选择搬回美国的企业占比从2018年的7%下降到了2020年的4%（见图2）。墨西哥从2018年开始成为在华跨国公司考虑的一个重要目的国。
五、小结
在疫情冲击之下，中国体现出了较强的应急能力，社会治理能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增强自身信心的同时也受到了跨境资本的青睐。放眼未来，国内大循环所引领的庞大的市场还将继续给中国作为全球的供应链中心提供强大的支撑。虽然不少制造企业出于成本的考虑或迫于政治压力迁往其他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动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恰恰相反，中国拥有不断增长的熟练劳动力、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高度发达的制造业能力，必将在那些较少受到低成本竞争影响的行业中加速发展，特别是对复杂性、可靠性和成本效率具有较高要求的高科技产业。
疫情中，高度嵌入国际产业链的行业受到的影响往往更大。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不少国家都试图搬回本土，全球制造业格局也会因此而调整。对于控制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国家，则通过就近配置预备产能等手段进行供应链条的纵向整合。2020年9月发布的《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华的生产型受访企业中，70.6%不打算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14%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迁移至美国以外的目的地;7%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同时迁至海外和中国其他地区;仅有3.7%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迁至美国（包括其海外领地）。 东南亚國家成为了企业投资转移时的首选目的地，获得了9.8%受访企业的青睞，较上一年同期（13.1%）有所下滑。美国在投资转移目的地排名中位居第四，仅有4.3%的受访企业计划将运营转移至美国。中国市场仍然是其“美国总部重要利润来源”（32.1%，较2019年上升9.4个百分点）。可见，美国企业依然将中国消费市场视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包括美国在内的跨国公司仍将继续依靠中国来满足大部分的采购需求，同时培养更多的贸易伙伴，以减少过度依赖单一来源的风险。
参考文献：
[1]马国春，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科技政策走向研判.创新科技，2020，（11）.
[2]司嘉.中美之间下一个“战场”在哪里？[OB/OL].华语智库， https：//ishare.ifeng.com/c/s/7xpMljRZeuU.
[3]普华永道.《上海美国商会中国商业环境调查》各年度系列报告[OB/OL].https：//www.pwccn.com/zh.html.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