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1906—1992），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福建军区独立第1团团长、独立第8师师长、军区参谋长，红12军34师第100团团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是红34师仅存为数不多的人员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第6军分区副司令员兼警备旅副旅长，第9军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赵（尔陆）韩（伟）纵队副司令员、第20兵团67军军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看到韩伟将军的照片，想到的第一个词语就是“坚毅”。怀着对红34师的崇高敬意，我们采访了韩伟将军之子韩京京。说起父亲、说起红34师、说起陈树湘、说起闽西红军六千子弟兵，他那份深情、那份大爱，发自心底，溢于言表。似有说不完的话，甚至说着说着，几度哽咽、几度洒泪。
　　“我爸对我很好，从来没有打骂过我……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从总参军务部下班回到家中，去叫父亲吃午餐。只见他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眼直视，眼神中透着悲痛和哀伤，棱角分明的双唇紧闭，嘴角上挂着刚毅和不屈。我心里一惊，忙进里屋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告诉我：上午来了两位负责编撰红军长征史料的同志，请你爸爸写一篇关于红34师与湘江战役的回忆文章。……”

血漫湘江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战役规模的一次战斗，敌我双方参战兵力超过30万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但采取的是“抬轿子式”的队形。前面是红1军团和红3军团，像两把尖刀。分列队伍左右前方两翼的是红8军团和红9军团。红5军团在轿子的最后面，红34师在红5军团的最后面，红100团在红34师的最后面。中革军委和中央政府的“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像轿子一样在最中间。那时，韩伟是红34师100团团长。也就是说，红34师是全军的后卫，红100团是后卫的后卫。韩伟肩头上担子的沉重可想而知。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已经过了潇水，马上要突破湘江的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下来了，给红34师的命令是在8、9军团之后担任全军的总后卫。中央红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境内，突破湘江，本来想用三天时间打过湘江去，结果25日命令下达，从11月26日一直到12月1日，到第六天的时候，中央纵队才过江。
　　韩伟将军在《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中这样描述：
　　11月26日，我们团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刘伯承参谋长介绍了敌情：何键第一路军已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军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军尾我直追，第四、第五路军向东安集结。他指出：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追，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之侧。讲到这里，刘参谋长拿出一份军委电报向我们宣布：红34师目前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8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读毕，他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红34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34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韩京京说：“34师作为整个中央红军的总后卫，它在27、28号接到的命令，本来它都可以进关了，由于8、9军团打龙虎关不克，打了两天没打进去，怎么办？只好折向北，走到永安关和雷口关，所以34师还得继续在后面阻击，等着8、9军团进到雷口关后才能在它们的后面进关，就又多阻击了大概一两天的时间，部队的消耗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它正面的部队不是桂系不是湘军，而是打仗不打折扣的中央军。进去以后，本来28号接到的命令是接红6师的阵地，红6师是接红5师的阵地，结果红5师已经伤亡过半，撤出阵地，向界首一带转移，红6师接收的阵地已经从新圩后撤，退到了水车、文市这一带。等到34师来接红6師的阵地时，红6师已经基本打光了，只剩下红18团一个残部，就编入红34师，由我父亲带领的100团指挥。紧接着就地构筑工事，就是现在灌阳县水车乡一带和文市这一带，临时构筑阻击阵地，阻击从侧翼上来的桂系部队。”
　　韩伟在《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中这样描述：

　　在敌人四面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军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浴血奋战，顽强地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30日，在我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剧烈。……我师广大指战员依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杀伤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是日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向我军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整个阵地上空，信号弹、照明弹，各种炮弹的火花交织在一起。守卫在前沿阵地的我团2营营长侯世奎响亮地提出：“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抢渡湘江。”
　　……
　　在激烈的血战中，全师指战员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同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由于我师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掩护中央、军委和兄弟部队于12月1日晨渡过了湘江。
　　韩京京说：“湘江战役中朱德总司令为指挥作战与各军团和纵队有大量往来电报，这种向下一级的指挥电报较为多见，而越过军团，向下两级直接给师的指挥电报较少。其中，在中央纵队过湘江最关键的12月1日凌晨5时，朱总司令直接发给陈树湘、程翠林的‘万万火急’电报要求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最坚决的作战，直至最后一个战斗员止……’而同日14时，朱总司令给陈、程的‘万万火急’电报除向红34师通报敌情并指示作战方向外，还明确命令：‘三十四师受军委直接指挥……’到12月3日，中央纵队已全部过湘江，总后卫红34师已处于中央军、桂军的包围之中时，朱总司令又以‘万万火急’电令陈、程：‘归还主力如时间上已不可能……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 　　“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革军委对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的高度信任和关注。而正如朱总司令电报中所要求的，红34师在完成了湘江战役中掩护全军的任务后突围，尽管全师包括师长、政委在内的六千红军将士壮烈牺牲，但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等记载，红34师仍有部分人员在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突围后返回了湘南，与湘南红军独立大队会合，在宜昌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最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使命。”

生死诀别

　　在红34师（尚有五六百人）冲出敌人合围向湘南转移的危急关头，陈树湘命令韩伟率师主力继续突围，自己率101团余部百余人作最后的掩护。韩伟第一次拒绝了师长的命令。他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在，这个师就在。我带100团（尚余150余人）掩护，你率领师主力赶快突围到湘南去。”
　　他们两人都清楚，“最后的掩护”意味着什么。两位生死战友就这样诀别了。
　　陈树湘年长韩伟一岁，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他们多少次协同作战，相互支援。在湘江战役中他们生死与共，在共同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抢渡湘江的任务后，他们又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韩伟在率部完成掩护师主力突围任务后，原本近2000人的大团仅余30多人。面对漫山的敌人，退到无路可退的时候，他让每人留一颗手榴弹，剩下的都集中在一起，然后命令战士们分散突围，能走几个算几个。他自己率5名干部将敌人引到崖边，最后6人就从都庞岭和宝界岭的大山上跳了下去。3人牺牲，其余3人被当地老乡救下。
　　陈树湘在率领部队返回湘南后的突围作战中腹部受伤，命令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部队继续突围，自己仅带两名警卫员掩护。子弹全部打光后，陈树湘落入敌手。为了邀赏，敌人用担架抬着他欲送往省城。1934年12月18日晚上，他们走到湖南道县驷马桥，夜宿祠堂。第二天清晨，敌人发现陈树湘已经死亡。原来陈树湘为了不让敌人的如意算盘得逞，趁敌不备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敌人不甘心，又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头，先在道县城门上示众3天，而后又送往长沙。
　　“79年后的端午节，我终于找到了陈树湘师长失去了头颅的遗骸。他被当地百姓趁黑夜埋在了潇水堤岸的斜坡上，当地党委和政府于近年为他立了碑。我们肃立在他的碑前，泪水止不住淌了下来……”
　　韩京京讲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陈师长没有后人，连外甥、侄子等也没有。我在想，即使是有功利心的人站出来说，这是我的叔叔、舅舅，总有后人血脉祭奠着他，可是一个后人都没有留下。更让人心酸的是，他留下的唯一一张像是根据我父亲口述的一张素描画……于是，我请著名军旅雕塑家刘林大师为他塑了三尊标准像。一尊被他的故乡长沙博物馆收藏，回到了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战斗的地方;另一尊我赠给了他1930年带过的红4军特务大队——如今的某部红3连，这个英雄连队曾走出了罗荣桓、张宗逊、谭希林等一批将帅。连队的官兵们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四时祭祀，新兵入伍都会在他的像前宣誓，要像他那样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还有一尊安放在我们家中，与我父亲的像肩并肩，就像他们当年一起战斗的岁月那样。”

跳崖未死

　　韩伟将军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幸存者。他从宝界岭的大山上跳了下去，竟然没死，被当地的老百姓救了。
　　“我是2011年的时候带着儿子、媳妇到那个地方看了，跳下去6个人活了3个，当时死了3个。他们真是万幸，活着的3个人里面，我父亲一个，一个营长，还有一个团的司号长。团的司号长腿摔断了，走不了了。他们被当地的老百姓救了。那人叫王本森，是个土郎中，上山采药，看见了他们，3个人颤颤巍巍地你扶着我，我扶着你，于是就把他们给救下来了，在他们家的红薯窖里面藏了7天。我们去的时候那个红薯窖还在，3个人就在里面藏了7天，老百姓就给他们饭吃。7天之后，搜山的國民党军彻底走了，他们才出来。根据当地老百姓回忆，司号长叫罗金党，腿折了，不能走了。然后我父亲和他的那个营长，叫侯世奎，他们两个人脱下了军装，两个皮包，两支驳壳枪，还有4发子弹，一支枪里还剩下2发子弹，那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打死要逮他的人，给自己留1发。还有包里面的几十块银圆，都留在了老百姓家。当地老百姓给他们炒了几斤糯米，然后一人一条扁担，一副索子，就是绳子，扮成挑夫的模样，就去找红军了。”1955年，侯世奎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金党伤好了之后就去找红军，一路走走走，走到了广西的南丹县，实在是找不到了，就留在了南丹县。他有个手艺是编筐，篾匠。80年代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哎呀，团长还活着呢，一封信写过来。那个时候已经有政策了，每位老红军每月有100块钱左右的抚恤金。我父亲看了信以后说，我知道这个人，这是我的司号长。”
　　韩伟跳崖没死，被老百姓救了。但是在找红军的过程中被曾经的“战友”、叛徒张荣华出卖了，继而被捕入狱。后因全国性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才被释放回到延安。
　　“有一次，毛主席到抗大演讲，看到我父亲在下面听课，课后就把他叫到跟前来，说韩伟你到了延安为什么不来看我。我父亲说怕你工作太忙。主席说不是怕我工作忙，然后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你恐怕这里出问题了，你坐监狱了，回来以后觉得没脸见人了，你这是有思想负担了，没关系，要丢掉包袱，迎接新的战斗。毕业了，抗大准备让我父亲留下来当教员，因为他在红军教导队的时候就当教员，当过好多次指挥员、教员，有经验。但我父亲不愿意干，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希望用血与火来洗刷他坐监的耻辱，当时想的可能是我要立功，我得打仗。他就写封信给主席要求上前线，主席看了之后觉得不错，把他叫去，说聂荣臻同志带领115师的独立团要挺进晋察冀，你就到那里去，那里正需要干部，但是有一个条件，到那里先不许带兵，先教一期学员，把学员教好了，培养好种子了你才能带兵。就这么着，我父亲就到了晋察冀。” 　　提起开国大典，人们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阅兵，当时韩伟负责步兵师训练。韩伟参加过两次大阅兵，第一次是他率队参加的1931年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阅兵仪式，第二次是他指挥训练的部队参加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因为有第一次阅兵仪式的经验，在筹备开国大典阅兵仪式的时候，毛主席、周恩来等领袖就想起我父亲了。”
　　在“文革”期间，因为坐过国民党监狱，韩伟将军也受到了免职审查，后因毛泽东干预此事才还了韩伟将军的清白。“我父亲经常读书、练习毛笔字。‘文革’的时候，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就在家抄写毛主席语录、著作等，一笔一画，现在没人这么写了。毛主席诗词抄写得更多，平均每个月抄一遍。”
　　我们看到那一摞摞抄写整齐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无不动容。那字一笔一画的，写得像字帖一样，或许韩伟将军把对毛主席这位革命导师的深情厚谊都嵌入这些字中了吧！

魂归闽西

　　当年，韩伟应邀将回忆文章写成了。韩京京说：“只记得收到文章已被录用的通知那天是建军节，在全家每年一度的聚餐时，父亲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死了以后把骨灰放到闽西去。’我们一下子都愣了，这哪跟哪啊，说你怎么回事啊，挺吉利的日子你说什么死啊。那年他80岁，就留下来这么一句话，我们当时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慌忙支吾过去了。到了1992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最后脑子还清醒，又跟我们说了一遍，‘我死了之后把我骨灰放到闽西去’。”
　　他惦念闽西啊，他一生放不下闽西子弟啊，生不能相伴，死却想相守，守着那片家园，守着那片以万千闽西子弟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幸福家园。
　　“在编写全军战术条例的时候，他去过福州好多次，但就是没有回过闽西。我当时还想福州到龙岩也没多远啊，你叫个吉普车一下就到了，为什么不去呢？后来我渐渐明白，他可能是有点不堪回首。他在闽西扩红扩到什么程度，人家都叫他‘扩红团长’，你说什么什么司令不知道，但你说‘扩红团长’都知道。他在闽西当分区司令员的时候，就是负责征兵的，到处扩红，扩了那么多的红军。后来我查看资料，闽西籍将军有60多位呢，大多数都听说过名字。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军区的吴岱将军。吴将军离休了之后，和我爸聊天，说，韩司令，你可是我的大救星啊，你到我们那里扩红，就把我给扩出去了，要不然就没我了，没我现在这个样子了，成了共和国的将军。”
　　湘江战役之于长征来说，使红军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也为红军的历史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但对于韩伟将军及湘江战役的幸存者来说，想起并肩作战的战友血肉横飞倒在自己身边，却是一个永远都迈不过去的坎儿。
　　“1992年，父亲去世了。我和爱人张微微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送回到他带领几千闽西子弟长征的出发地——闽西龙岩。途经福州，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走下飞机时，就看到了当时还健在的‘闽西两老’魏金水和伍洪祥，以及诸多我知名和不知名的伯伯、叔叔来接父亲了，我心想这就是战友情啊，看到这场景我的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
　　“骨灰安放的那天下着小雨，当我来到闽西革命公墓时，我又一次震惊了！下着小雨，上百位老人聚集在骨灰堂外的台阶上。我心想不就安放个骨灰嘛，像八宝山那样，有一个骨灰堂，往里面一搁不就完了，还搞了那么一个仪式，那么多人。当时地委邱副书记陪着我，我说，你们地委组织了这么大规模啊。他说，不是我们组织的，就是你们昨天来了，这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扩红团长’回来了，来的全是些老人，他们是来给韩老这个‘扩红团长’送行的。当时我的眼泪就止都止不住。”

　　韩京京哽咽着说：“我想，他帶着几千闽西子弟去长征，一个都没回来，全死在湘江边上了，他就把自己的骨灰放回到战友们的家乡，告慰战友们的父老来了，所以他的骨灰就这么放在闽西了。之后我们年年去扫墓，随着扫墓，我对父亲的事情了解得越来越多。
　　“有一次我陪父亲去看望时任民政部长的程子华伯伯。民政部一位主管优抚工作的司长也如约来到，谈话开门见山：韩老，您要求给红34师六千官兵追认烈士，可是按规定……爸爸拍着桌子站了起来：34师只剩了我一个团以上干部，我上哪儿去找证明人……”
　　是啊，红34师那六千闽西子弟兵在哪里呢？他们的师长在哪里呢？
　　多年来，韩京京追寻着父亲的足迹和思绪，从文家市到三湾，从井冈山到龙岩再到湘江畔，查阅了许多史料，慢慢解读着湘江战役，慢慢感受着父亲的战友情。
　　“2009年，湘江战役过去75周年的日子，我遵照父亲的遗愿在湘江畔为红34师牺牲的六千将士立了一块‘无字碑’。碑面上，我几经反复，始终想不到适当的言词来祭奠他们，最后只好在基座上刻下了：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永垂不朽。
　　“很长一个时期总是有人说，湘江战役是一场败仗，红34师是全军覆灭了，成了文学创作的‘禁区’。有些人片面地解读历史，说国民党军有意放红军西去，甚至有些人在以‘讲故事’的形式编造历史！这是史实吗？我说，不！我近乎完整地找回了那段历史，这段历史是苦难的，但它的结局是辉煌的，尽管又经历了近十年的探索，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终于将全党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上来。
　　“我为红34师6000将士立了碑，为陈树湘烈士塑了像，我追寻先辈的足迹走到了潇、湘水边……陈树湘大爹爹（我们全家，我爱人和儿子，已经决定这样称呼他了）英灵九泉之下应安息了吧？陈树湘、程翠林、蔡中、王光道、苏达清、彭竹峰、梅林……六千没有子嗣的红军将士该安息了吧？我想，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就是你们的后代，我们还要把你们的信仰、把你们‘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传给下一代。”
　　永远的湘江，永远的丰碑。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没有留下名字，但留下了精神。生命已逝，精神永存。如今，一代又一代都在缅怀六千闽西红军将士，代代相传讲述六千闽西红军将士的故事，六千闽西红军将士的革命精神传承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