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永远记得6岁那年的除夕。
　　1988年岁末，我独自在母親的宿舍等她归来。室外天寒地冻，宿舍内因悄声燃烧的蜂窝煤而温暖了许多。
　　我饿了，开始不停往那口冒着蒸汽的铝锅望去，随着蒸汽一同弥漫的，是满屋的粉蒸肉香味。
　　我到底还是抵不住肉香的诱惑，揭开锅盖，夹了一片粉蒸肉放进嘴里，心里想着“再吃一片就好”，嘴上却不停，连吃了半碗。
　　我吃得正酣，母亲带着一身冷气回来了。她推门而入时，我嘴里正含着一块肥肉。母亲扫视了屋内一圈，直盯着我，走了过来。当即一顿连扇带打，我张着嘴哇哇大哭，半块肉连同涎水掉了出来。
　　揍过我之后，母亲端起那碗粉蒸肉甩门而出，留下我一人在她贫陋的职工宿舍里不停抽噎。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又端着那碗粉蒸肉回来了。她愠怒已消，面容恢复到一贯的丧气，顺手把碗放进锅里重新热了热，然后端出来，让我跟她一块吃。
　　吃完那碗粉蒸肉，按母亲的说法，“就算是过了除夕”。

2

　　母亲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体罚我，在那时已成习惯，而且往往毫无缘由。
　　成年以后，我才重新满怀酸楚地触碰这些记忆，连同多年来对母亲生活的思考，以及来自周围的零散信息，才隐约得出一些答案。
　　早在我尚不记事的幼年，母亲便因多疑整日与我父亲争吵。她偏执地认定，父亲在他厂里有个相好的，而父亲偏偏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妻子数次追闹到单位之后，他直接消失得杳无踪迹。
　　母亲更加觉得自己的生活失败透顶了。她原先是国营塑料厂的缝纫工，婚姻遭遇变故没多久，便被调换成烧火工，只有噪音和孤独与她为伴。每况愈下的处境加之原有的性格，在她身上形成了恶性循环。
　　她常常无端地、趾高气扬地对车间的临时工颐指气使，或者和正式工产生摩擦，回到宿舍面对我时，经常是一触即发的殴打。
　　在对我施暴的同时，母亲还会从口中喷发出强烈的愤懑：“磊，磊！你就是我的拖累。”父亲给我取的“磊”字，愈发招致母亲的怨愤。
　　我理解母亲当时的处境。
　　而使我最终对母亲充满怜悯的，是每次揍完我后，她抱着我放声哭泣的声音。多年来，这样的哀啼常常在我梦中隐约传来，让我一次次惊醒。
　　即便是那样普天同庆的除夕之夜，在母亲和我的世界里，也愈加像一出悲剧。

3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春风，也吹拂到我们这个山区小县城，母亲和我的生活也不再那么捉襟见肘了。
　　母亲所在的车间被私人老板承包，工人工资由计时变为计件，当时母亲的工种已经调回缝纫工，整天在缝纫机前缝蛇皮袋，一个5分钱，一天能做三四百个。为了多挣钱，母亲每天都在工厂里干得热火朝天。
　　私人老板另有一个竹制品厂，母亲和一些同事又挤时间揽制作麻将凉席的活儿。她先将打成小块的小竹板钻孔，再穿进塑胶管连接整齐，母亲遍布双手的伤痕和茧疤就是那时留下的。
　　当然，每个月领到的工资足以令母亲喜笑颜开好一阵。几乎每次，母亲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市场买点肉，用草绳拴挂在自行车的车头，招摇过市地骑回家。
　　母亲总会麻利地将蜂窝煤炉和灶具搬到屋门口，菜籽油烧得滚烫，肉片入锅的“欻啦”声，锅铲炒动的节奏，升腾而起的油烟随之传来……我紧张而愉悦地站在一旁，看母亲弯着腰皱着眉头，全然沉浸在这场表演中。
　　待炒菜的气味弥漫在整个走廊上，隔壁屋子传来一句短促的“好香呀”时，我忽然间，也是第一次想到“幸福”这个词，并小心翼翼地试图去理解其中的含义。
　　甜脆的蒜薹炒肉，呛辣的青椒炒肉，汁浓汤香的大烩菜，软糯烫口的粉蒸肉……在那段时光的流转中轮番出锅，从屋外被端到屋里。
　　生活的忙碌也逐渐让母亲的心境趋于平和。
　　那时我已上了初中，看得出来，母亲风雨无阻地往返于塑料厂、竹制品厂和家里的疲惫身影背后，全是满足和信心。
　　如果问我，这些年我最希望停留哪段时光，那无疑是这个阶段。母亲让我看到了她勤劳、坚强的一面，在我性格走向成熟的时期，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务实不虚”是这个时候的母亲教给我的。

4

　　虽然母亲的脾气依然暴躁，但她依旧给予我尽可能多的爱，用属于她的方式。
　　一个爱八卦的中年妇女，有段时间成天往我家跑，目的是说服母亲嫁给一个河北的煤矿工人。那段时间，那个妇女常常紧紧跟随在母亲身后，像个影子一样寸步不离。这令母亲，尤其是我，感到极度厌烦。
　　最终，母亲松了口，答应见他一面。见面地点是这个妇女的家里，妇女领着母亲，母亲领着我。
　　妇女不停地对母亲讲对方的好处，母亲则细细追问男方家庭子女的情况，我一言不发，心中泛着莫名的伤感，不情愿地跟在最后。
　　男人木讷、老实，半天才说上一句话，似乎眼见事情要成，那妇女乐开了花似的不停地说：“多好的男人呀，实在，靠得住，以后肯定亏不了你们母子。”
　　但后来，母亲翻了脸。
　　午饭时，介绍人让男人出去买点酒菜，她也想趁机问问母亲的意见。母亲什么都没说，被问得紧了，就不耐烦地喊一句：“急什么急，再观察观察。”
　　男人买了半斤肉和一些下酒菜，那妇女就拿着去厨房忙活了，不大一会儿，饭菜做好，我们几个人围在桌前。有饭菜堵嘴，男人更加没有话说，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菜。
　　那桌饭上恰好有一道粉蒸肉，母亲先给我的碗里夹了两片，可是我并没有食欲，只是用筷子在碗里乱戳。对面的男人则不停地给自己碗里夹肉，不大一会儿，一碗粉蒸肉眼见着就要被他扫光。 　　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不等吃完，“啪”的一声将筷子拍在桌上，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那妇女慌了神追出来，可显然拦不住气头上的母亲。
　　母亲最终扔下了一句话：“在我面前，谁也別想抢我儿子的肉！”

5

　　此后每年的年夜饭，我家桌上照例都有粉蒸肉，但不知什么缘由，我很少再动筷子了。
　　2001年，我考上省城的大学，母亲也分到了职工安置房。那年寒假回家过年，母亲特意操持了满满一大桌酒菜。
　　我笑着问她：“两个人怎么吃得完？”
　　母亲高声说：“剩再多我也愿意。今年你考上大学，咱家又住进新房，必须好好庆祝。”
　　桌上仍然有粉蒸肉，我忽然就想起了1988年的那个除夕，便开玩笑和母亲说：“妈，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次过年，我偷吃了半碗粉蒸肉，你把我打了一顿？”
　　母亲的视线在杯盘间来回移动，笑容却如同落潮一般逐渐退去：“咋不记得……你得体谅你妈当时的处境……”
　　接着，母亲讲了那天我不知道的事。那时，我们的生活非常窘迫，厂里的工资常常不够娘俩的开销。眼见着到了年关，母亲还是凑不齐置办年货的钱，只好在除夕那天早上跟厂里的同事借。
　　母亲央求许久，一个电工终于从家里拿出一块肉来，说：“只能帮这些了。”
　　母亲拿了肉回来，拌了红薯和米粉蒸了一碗蒸肉，算是那天晚上的年夜饭。忙完这些，她再出门办事，迎面碰上了电工的媳妇。她辱骂我母亲，非要她把那块肉还回来。母亲和她大吵了一场，回来就端走我吃过的那碗肉要还给她。
　　后来，还是工友们劝住了争吵的双方，我和母亲才得以吃到那半碗粉蒸肉，度过那个除夕，迎接新年。
　　母亲讲完，眼泪就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过了好一会儿，母亲才问我：“你还记得呀？”
　　我赶忙说：“不是，只不过刚刚想起来，随口问一句。”
　　母亲又问：“那你后来咋不爱吃粉蒸肉了？”
　　我沉默了半天才说：“太肥了，吃不动。”

6

　　又过了十多年，母亲早已退休，我也参加工作好几年，因为经年疲于奔命，很久都没能好好团聚。直到2014年，我在省城付了首付买了房，才把母亲接到新房子里过了个年。
　　母亲真的老了，她从前暴躁的脾气和高亢的声音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跟我讲话时语速缓慢，声音也谨慎轻柔起来，连看我的眼神，也常常带着一种迟钝的幸福。
　　那顿年夜饭由我亲自操持，我想给母亲做些新鲜的，于是除夕一早，我就去超市买了一堆海鲜，忙活了一下午做了一桌菜。母亲笑眯眯地望着精致的杯盘，看着那些大闸蟹、白灼虾、多宝鱼、花蛤和扇贝……就让我教她吃这些东西。
　　吃了几口，她淡淡地说：“过年还是要吃肉啊。”
　　此时的我，已经很少吃肉了。但思绪忽然就回到1988年的除夕，我知道，那碗粉蒸肉飘溢的糯香味，将永远萦绕在我们母子之间。
　　（余 照摘自网易人间工作室，黄思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