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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傅钟亲述改编八路军命令的宣布：洛川会议整整开了4天
1937年8月25日，一个为世人永远铭记的部队诞生了，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傅钟时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他后来回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是在著名的洛川会议上宣布的。
从8月22日到25日，洛川会议整整开了4天。会址设在陕西渭北高原的洛川县冯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里。毛泽东同志在私塾先生那孔窑洞里办公、居住，会间修订文件的同志也到那里去。另一孔窑洞是教室，中间放了些长的、方的、粗糙的、古朴的桌子，拼成整齐的一排，20多个人挤在周围坐下，便算是会场了。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凯丰、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徐向前、张浩、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犯有严重错误、被解除军事职务、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也到会了。会上还有李富春同志，承担了记录之劳……
会议是在日军不断增兵华北，国民党军队出现溃退趋势，全体红军整装待发的情况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留在了云阳红军总部主持工作，没有到会。第一方面军已经出动，罗荣桓同志正率领部队东进，也没有到会。同我一起在“抗大”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到会了……
会前最为同志们注目的是周恩来同志。在我看来，他仍像10多年前在旅欧总支部那样英姿勃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春天起，他不仅奔波于西安—延安之间，而且一去杭州，两上牯岭，同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反复进行会谈，直到会议前夕还和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由于他不辞劳苦，据理力争，终于使我党同国民党的政治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得到确立;红军——当时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从此，我们可以汇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惊涛骇浪中大显身手……
主持（洛川）会议的是张闻天同志。会前几个月，他和毛泽东、朱德同志等一起，更是夜以继日地操劳，对红军如何改编，如何对日作战，作了精心的筹划，周密的部署，完成了出师抗日的大量准备工作……8月初，他又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明确提出了红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以游击运动战“协助友军”的作战方针……
会议讨论最热烈的，是战略任务、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用形象的比喻阐明雄伟、深远的战略思想，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说，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他特别提到紧邻东北的冀东，在抗战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明确指出，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贺龙同志动作快，把这个任务抢到手……
会议确定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11位同志组成。
最庄严的时刻到了！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至此，红军虽然放弃了自己用血与火铸造的光荣称号，却实现了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为之奋斗6年之久的直接对日作战的宏愿，与会同志无不为之振奋！
……八路军总部的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镇的大操场里举行……队伍四周围满了手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旗帜的各界代表和群众。这里的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他们限制群众和学生到场，但即使如此，也挡不住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他们对红军的热爱。人们拥进会场，有的爬到附近的树上、屋顶上，观看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邓小平主持大会，全体指战员跟随朱总司令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的内容和红军时期明显不同，是把“实行抗日救国纲领”作为第1条。弼时同志郑重宣布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加起来不过11条，却包括了争取民众、影响友军、创造模范抗日军队的大道理，是我们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
最后一项是国际友人讲话。穿着八路军服装的乔治·哈特姆（马海德），面对出征的战士，用汉语说，我们欢送八路军到哪里去？到华北前线去。去干什么？拖住日本侵略军的尾巴，打他的“后沟子”（此处指脊梁骨）……
开国上将陈士榘亲述广阳伏击战：亲入虎穴抓俘虏
平型关首战告捷后，时任第115师343旅参谋长陈士榘率部连续出击，参加了广阳伏击战。陈士榘回忆：
11月3日，侦察人员向我报告，日军正向广阳方向前进。于是，我们连夜进行兵力部署，将部队埋伏在广阳到松塔之间的大川里。
初冬的夜空，群星闪烁，寒风将树摇得呼呼作响。我们站在山头上仔细观察部队埋伏的现场，看不到一个人影和一丝亮光，夜色中，周围的大山默默地耸立，和我们一样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等待着将日军埋葬在它的深沟大壑之中的那一刻。
我們转了一圈，发现树林中的战士三三两两挤在一起，背靠着背取暖。由于天冷，谁也睡不着，有些人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我们怕惊扰了他们，便悄悄从树林边绕过，到了另一个山沟，又见七八个战士聚集在一起，有人在讲着什么，其他人都围着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被这情景吸引，我们慢慢走近这些战士，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同志，正给周围几个新战友讲自己打日军的经验。“不是说日军很难打吗？”新战士问。 “这都是那些恐日派造出来的。”老战士说，“他们不敢打，就说日军厉害、难打。其实日军也是人，子弹照样打得进，刺刀照样穿得过，只要勇敢地打，一定能把他们消灭掉。”
“这么说，明天我们一定能打胜了！”
11月4日响午时分，日军第20师团主力4000余人大部分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区。好，进口袋了！我们的心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下午3点多钟，“咣！”一声信号枪响，英勇的685团、686团的各路伏兵从山间、林中猛虎般地杀了出来，喊杀声、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榴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震撼山谷。
这一突然的袭击，使日军无不惊慌失措。他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我军压在山沟里，欲进不成，欲逃不能，加上辎重队的骡马一乱，队伍霎时就变得七零八落，人仰马翻。有些日本兵虽然一边跑，一边射击，但也无济于事。他们乱了一阵之后，才清醒过来，重新组织力量，利用山沟洼地进行抵抗。我们的战士在公路上东冲西杀，将这伙日军切成数段，分别围歼。日军也使出他们的招数，作垂死挣扎。
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686团3营的通信员来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已进入广阳镇，街内除极少数散兵负隅顽抗外，包围圈内再没有日军的踪迹了。我和李团长当即决定将指挥所转移到广阳镇里，以便指挥消灭残敌和组织转运伤员。师部同意我们的决定，并让我们尽可能抓几个日军俘虏。
进入广阳镇后，战士们已经用手榴弹消灭了房子里的日军，只剩下1个日本兵藏在院子里。有人主张用手榴弹炸死他算了，我马上制止说：“不能炸死，要抓活的！现在要消灭他很容易，1颗手榴弹或几颗子弹就够了。可是上级一再要求我们最好能抓到俘虏，这就要请大家想想办法了。”
我让战士们先将小房子团团围住，利用夜幕，我悄悄地移到了窗口，接着用不久前才学会的几句日语喊道：“缴枪不杀，宽待日本俘虏！”这个日本兵不但不肯出来，还向外打枪。
我们又喊了一气，那个日本兵才不向外打枪了，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明白，明白。”但等了一会，不见他出来，于是我们冲进屋去，原来那家伙站在老乡的粮食筐里欲动不能，吓得浑身发抖。我知道这是不了解我们的政策所致，想给他解释解释，可除了“缴枪不杀，宽待俘虏”几句话以外，别的日语我们就不会说了。正当着急之时，我突然想起汉文和日文有许多字形字意是相同的，马上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宽待俘虏”等话。他看后也连忙写道“理解”。一番笔谈，我们得知他是“79联队辎重兵军曹加滕幸夫”。
我们把他带到686团指挥所，李天佑同志一看我带了个活的日本兵来，高兴地笑着说：“好啊！你到底抓了个活的回来了。你走了以后，师里打电话问你，我说你抓俘虏去了，师里还说你是个‘冒失鬼’，让我告诉你注意安全。”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冒险，能抓到俘虏？”
开国元帅聂荣臻亲述八路军首战平型关：为何徐海东部没有参战
1937年，八路军取得了出师华北前线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面抗战后的第一个大胜仗，那便是平型关大捷。聂荣臻时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役。聂荣臻后来回忆：
1937年9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因此多次要求我军尽快向灵丘方向開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
我记得，到达上寨的时间是9月23日。在这里，我同林彪会合了。我问他前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我也表示可以打一仗。随后师主力连夜赶往距平型关30余里的冉庄待命。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坂垣第5师团。9月24日，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于翌日大举进攻的可能。我和林彪下达了出击命令：343旅本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344旅随后开进。
白崖台一线，距敌预计经过的公路仅二三里地。那天夜里，下起倾盆大雨。战士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服装，只得任凭秋雨湿透征衣，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趟过去。
徐海东同志的344旅走在后边，闯过去了一个多团，另一部分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我看到有的战士急于过去被洪水冲走了，就同林彪商量，这个旅过来的一部分作预备队，没有过来的不再强渡，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了。
所以，平型关伏击只使用了由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685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686团。
经过大半宿行军，我们赶到目的地。部队部署完毕，我举起望远镜朝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看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这时，山沟里传来汽车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已隐约可见。这是坂垣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共4000多人。他们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那种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真使我们难于忍受。
清晨7时，我们下达了攻击命令，一下子把敌人的指挥系统打乱了。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异常混乱。我同林彪研究了一下，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立刻，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击，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
这次伏击战的战果，可以说是很壮观的。公路上，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我在察看战果的时候，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我说，丢手榴弹，消灭他！那时，我们的战士还以为把敌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日军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平型关大战后，不少爱国人士曾经议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久驻华北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尚不能打一个小胜仗，为什么刚到前线、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八路军，却能一举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官兵士气高涨。战前，同志们就憋足了劲，决心严惩侵略者;战斗中，战士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
对此，时任685团团长的杨得志深有感受，他曾讲述平型关战役的战斗场景：
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2、3营的阵地上展开了。2营5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叫“猛子”。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1个人刺死10多个日本兵。他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日军在向他逼近。曾贤生拉响了仅有的1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连的指导员身负重伤，依然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性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30多位同志，仍然顽强地与敌人拼杀！3营的9连和10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空隙，他们也能飞速地捡起石块将日本兵的脑壳砸碎。战斗到最后，两个连队眼睛都打红了，尽管伤亡都超过了半数，战斗情绪却依然旺盛得很。
聂荣臻亲述百团大战：胜利中也有问题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
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
发动正太路破袭战，是1940年春天，我到晋东南时就酝酿确定的。那一次，我们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过正太路破袭战的问题。先后参加议论的有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和我。
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7月22日，总部发布了《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
我们接到总部的命令后，按照要求，立刻进行了部署。
由于战前的充分准备和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们的行动。20日晚，我军在正太路全线准时发起攻击。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的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这个时刻，不只我们这里，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蒲路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此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对于百团大战，聂荣臻后来反思说：“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首先是在宣传上出了毛病。”
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时，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件事。有种传说，说这个战役事先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那个报告上讲，要两面破袭正太路。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是游击战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说成是百团大战，这就是战略问题了。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还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戰作战方针的。
开国上将陈锡联亲述关家垴之战：日军士兵在死人堆里抱头痛哭
关家垴战斗是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时任第129师385旅副旅长的陈锡联后来回忆：
战斗中，彭德怀副总司令亲临我第769团视察，命令部队攻下敌人阵地。敌火力很强，且有飞机扫射轰炸，我（军）数次冲锋，伤亡很大。但是，我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勇猛攻击，几经反复，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终将敌人大部歼灭，敌60余人退至垴顶一块狭小地域固守待援。据被日军抓去逃回来的百姓说，日军士兵在死人堆里抱头痛哭。
此时，敌2000余人在10多架飞机配合下赶来增援，我旅奉令撤出战斗。残敌在援兵接应下，遗尸280余具，仓皇逃走。
关家垴之战，是我旅在历次反“扫荡”中打得最为艰苦惨烈的一次战斗，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我讲一件事：第13团有一名文化干事，叫张文彦，是东北大学电机工程系的一名高才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来我旅。在关家垴战斗中，他负重伤，临终前告诉身边的同志说，他一生无所求，只希望组织上能接纳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把口袋里仅有的几块钱拿出来作为党费。他还把他非常喜爱的一支派克笔送给团政委，感谢团政委对他的培养和教育，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百团大战结束后，我把他的要求向邓小平政委作了汇报，邓小平当即宣布追认张文彦同志为模范共产党员。
陈锡联亲述夜袭阳明堡飞机场：日军双方对打起来，自相残杀好一阵才发现是误会 在战场上，抗日军民，面对日军的飞机，往往唯有哀嘆。
山东老八路初冶平曾回忆说，日本飞机每次都在机翼下携带4枚炸弹，在发现中国军民后，丧心病狂的日机总是先用机枪扫射，吓得缺乏经验的老百姓卧倒，然后向人群最密集处投掷炸弹。日本飞行员既残忍又自大，面对八路军步枪手的射击，反而飞得更低，“低得眼看要擦着屋脊树梢了，机身上的‘红膏药’一清二楚，机舱里的日本兵也能看清眉目”。眼看日军驾驶飞机屠杀百姓，战士们急不可耐地用“老掉牙的老套筒仰身向空中开了两枪”，当然没有效果，只能是“恨得牙根发痒，却有劲使不上，焦躁气愤自不必说”。八路军的武器比日本兵的武器差远了，“枪一响，‘红膏药’更疯狂地投弹扫射”。
即使武器如此悬殊，在抗战战场上，仍涌现了许多值得铭记的防空作战战例！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夜袭阳明堡一役，“小钢炮”陈锡联也在此战中一战成名，他后来回忆：
（1937年）10月中旬的一天，部队来到代县以南一带。敌人的飞机一会儿两架，一会儿三架，不断从我们头顶掠过，疯狂到了极点。战士们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
从敌机活动的规律来看，机场可能离这儿不远。问老乡，才知道隔河10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果然有个机场。各营的干部纷纷要求：“下命令吧，干掉它！”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敌人机场里共有24架敌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这里。敌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都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里只有一小股守卫部队。看来，敌人正忙于夺取太原，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绕到背后来揍它。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我们当即决定下手。我问一个小战士：“飞机全身包着铁皮，子弹穿不透，怎么办？”小战士毫不犹豫，举起右拳在空中摇了摇，干脆而响亮地回答：“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捶它！”
10月19日晚7时多，部队出发。时任769团政治处组织干事余述生后来回忆：“走了一里多地就到了徒涉点，我们一个接一个跳下河，水齐腰深，大家手挽手，冲着水浪往前走。河水不但很深，且流得很急，冲得我们摇摇摆摆。河底的淤泥特别深，一停脚就有陷进去的危险;好些人把鞋袜都陷掉了，赤着脚上了岸。大家拖着湿透的棉衣棉裤，直奔飞机场。”
10连、11连同时发起攻击，一部歼击日军警卫分队，一部迅速扑向机群。虽说八路军战士们过去经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扫射，但如此近距离地接近飞机，却是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他们扑到飞机面前，忍不住感叹机身之大，有的战士枪都不打了，边感叹边用手摸，有的索性爬上机翼，差点儿忘了此次战斗的目的。好在11连连长及时提醒，战士们才醒悟过来，纷纷端着步枪、机枪、冲锋枪破坏飞机。
眼看扫射效果不怎么样，几个战士拿起手榴弹对着飞机扔去。余述生说：“正在打击敌人第三次反扑的时候，一架飞机的气缸被手榴弹命中，一股浓密的黑烟卷着红火冲了几丈高，火舌舐着机身，顷刻间，整个飞机都被熊熊烈火烧着了。这一下，可找到窍门了。所有二十几架飞机都烧起来了，机场成了一片火海。”
经1小时激战，769团付出伤亡30余人的代价，击毁24架日机，歼灭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陈锡联后来回忆：
驻在阳明堡镇里的日军装甲车急急赶来增援时，我们已经撤出了战斗。但是机场里的残敌却把增援他们的部队误认为是我军又发起了攻击。于是，日军双方对打起来。他们自相残杀好一阵才发现是误会。
接到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捷报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十分高兴，他不仅向当地群众宣布了这一好消息，还和他们算了一笔账：一架飞机值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多少小米？这些小米又能让多少人吃一年？账一算完，群众热烈欢呼。刘伯承后来在对阳明堡之战作总结时，称赞其“侦察清楚，部署周密，动作突然干脆”。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这次战斗，陈锡联与母亲重新联系上。陈锡联自14岁在家乡参加游击队后，辗转各地，与母亲断了联系。有一天，陈锡联的母亲从报纸上看到关于阳明堡战斗的报道，其中提到“陈锡联”的名字，便抱着试一试心态的她给八路军总部写了一封信，陈锡联收到后悲喜万分，悲的是，母亲仍过着吃苦受累、饥寒交迫的生活;喜的是，数年别离后，终于收到了母亲的音讯。迫于战争，陈锡联没有在回信中向母亲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只告诉她自己在外面生活还好，等形势安定些再回家探望。
开国上将杨成武亲述黄土岭战斗中的两个外国人：白求恩大夫像巍巍太行山，阿部规秀只是太行山脚下的一堆粪土
1939年11月21日，日本东京广播电台公布了阿部规秀于11月7日在黄土岭战斗中阵亡的消息。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11月3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率领主力在雁宿崖全歼日军600余人。日军第2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得知部属被歼，恼羞成怒，于第二天亲率2000余人，从张家口急驰而来，进行报复。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接到一分区敌情报告后，要求杨成武以少数兵力迎击敌人，把敌人引向黄土岭一带有利的伏击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率领这支敌兵的指挥官，是赫赫有名的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统领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临行前，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十三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8时30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这是后来从缴获的日本《朝日新闻》上查到的。日军真是利令智昏，狂妄至极。
11月6日，敌人倾师东奔黄土岭。晚间，敌人搭起帐篷。我们的部队乘夜展开，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夜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第二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军迎头杀出，整个黄土岭东部弥漫在一片炮火硝烟之中……
黄土岭东有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那里是敌人指挥部。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瞭望。这情景，恰被1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他急忙把目标指示给1团的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正打在敌指挥官人群中，随着“哐、哐、哐"几声巨响，敌军官立刻倒下一片…… 敌人失去指挥官，极度恐慌，他们抬着指挥官的尸体，朝黄土岭拼命突围，又遭到我3团、特务团迎头痛击。这一仗共歼灭900多名日军，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大批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鬼子。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总结，聂司令员突然打来电话，喜悦地高声说：“成武同志，好消息啊！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我祝贺你们啊。”
我又惊又喜，放下电话，我向旁边正在统计战果的秘书陈子端喊道：“老陈，聂司令员说，我们打死了阿部中将，总部祝贺我们哩！”陈子端一怔，拍着统计表叫道：“是中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死鬼呐，哈哈哈……”在场的人们都高兴得开怀大笑。
巧的是，当时有十七八个群众被敌人关押在东边的小屋里，他们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被炸倒了，连那条大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他们无一负伤，暗中称奇：八路军的炮真神。
我急忙给1团打电话，转告了这个喜讯，并且要他們立刻到战场寻找阿部中将的遗物。当天，阿部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嵌金包银的指挥刀被我们搜到。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五回岭情报站转来日军的一封信，信是写给我的，信口还插3根鸡毛，以示“万分火急”。我拆开一看，竟是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写的。信中写道：
杨师长麾下：
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的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我把此信拿给同志们看，同志们会心地笑了。我当即复信，驳斥他所谓“国家争论与我们无关，参加战争只是为了吃饭”之类的言论，指出他就是法西斯的侵略工具。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是必胜的。
在胜利的喜悦中，我更深深怀念牺牲的同志。白求恩大夫在分区甘河净医院，不顾指间受伤，为一名伤员动手术，不幸感染病毒。他带着高烧、病痛，继续救治黄土岭战斗中下来的伤员。后因自己病情恶化，终于在11月12日和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我的心情异常悲痛。原想反“扫荡”胜利后，把白求恩大夫请到分区司令部来好好休息几日，再请他为我们一分区卫生工作作些指示，谁知竟不能了……
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日本侵略者阿部规秀中将，一个是加拿大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一个是在侵略战争中命丧太行山，一个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是在长城脚下这块古战场上逝去的。但是，白求恩大夫的精神和业绩像巍巍太行山一样永远屹立在中华大地上，而阿部规秀只是太行山脚下的一堆粪土。
开国上将王新亭亲述沁源围困战：防不胜防的地雷，把日伪军生命线变成死
在抗战史上，有一个经典战例永载史册：8万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沁源人，在883天内进行了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最终迫使侵略军逃离沁源。这便是沁源围困战。
1942年，日军对太岳地区实施第6次大“扫荡”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企图以政治上的怀柔笼络，配合军事行动，来“蚕食”我军根据地为其“治安区”。沁源被选为“山岳剿共实验区”，日军企图以在此地的“实验”，为整个华北的军政统治积累经验、开辟道路。
针对日军这一企图，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对敌实行长期围困，从精神上挫败日军征服企图的斗争方针。王新亭当时先后任太岳军区政委、太岳纵队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司令员，他后来回忆：
我们指示围困沁源指挥部，首先要做到两点：一、搞一次空室清野，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转移;二、按照划分的战区，派出游击集团，分片保护群众，打击进山搜捕群众的日伪军。
当沁源县指挥部的动员号令下达以后，群众立即行动，积极响应。马上摔掉自己家的箱箱柜柜、坛坛罐罐，藏好带不走的粮食，填死村上祖祖辈辈用过的水井，背起日常必用的衣物和用具，担上婴儿，扶老携幼，迁移到深山里。
在主力部队和民兵掩护下，在短短五六天，1.6万余人的秘密大转移全部完成，给日军侵占地区及其周围制造了一个1600平方里范围的“有鬼（日寇）无人（沁源人民）区”。当时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在城关、阎寨、中峪、交口4个据点里，共有4600多人，无论贫富，也无论士绅、名流或挑担小贩，没有一人停留在村镇里不走的，更没有一人去归顺日军的;而由城关西南到中峪、亢驿，东南到霍登、桑凹，西北到李园、李成，北到崔庄、郭道，东北到交口、圣佛岭，五条大道，50多个大村镇（占全县五分之四），方圆300里的空间里，没个人影，简直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在上述村镇）连饮水井都用粪土填塞了，碾磨也破坏了，埋藏粮食衣物的土洞则被群众星夜挖空。日军一无所获，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日军无水吃，无奈只好到几里外的沁河驮水;无粮吃，只有去田间弄些生玉米充饥;睡觉连木板、席片都找不到，只得铺杂草就地而卧。驻沁源日军大队长伊藤少佐向临汾师团司令部写信求援说：“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粮，天天有病倒的……”
春节过后，群众的粮食吃光了。城关有个老乡趁黑夜回村，把自家磨盘下埋藏的3斗小麦取了出来。围困斗争指挥部受到启发，马上组成“抢粮”小组，利用日军夜间警戒疏忽，摸进城关日军据点抢粮。不但抢粮得手，还摸清了日军的驻地和哨位。
此后，抢粮运动又逐渐发展成为劫敌运动。人们先是回家背自己埋藏的粮食，后来摸进敌人的据点，拿敌人的东西。有一个退伍军人，夜里爬进敌人的马棚，偷了一匹马，等敌人发觉时，他已骑马扬长而去。一个民兵摸进据点，把敌人一箱子弹扛跑了。甚至连井上的辘轳、碾盘上的转轴，也被群众拿了出来，日军几乎连水也喝不上。伪山西《新民日报》的通讯里记述日军当时的处境：“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进入播种季节后，太岳区党委指挥部组织起了抢耕队、抢种队。白天在距离敌据点较远的地里耕种，夜晚潜入敌据点附近地里耕种。有时被碉堡上的敌人发现了，部队和民兵在前面打枪掩护，老百姓在后面仍扶犁摇鞭，抓紧耕种。小麦成熟后，我军又和敌人在抢收粮食上斗智斗勇。在应对我抢粮劫敌斗争中，日伪军奔忙许久，所抢得的粮食还不够民夫和伤兵吃，只能寄望于从沁源外运来大米、罐头救急。但是，这一点希望也渐渐破灭了。
在抢粮、劫敌运动之后，指挥部把全县民兵编成12个“轮战队”，分成战斗、训练、生产3个班，保证作战生产两不误。38团则抽调大批战斗骨干，带领民兵在日军的补给线上展开大规模的地雷战。为了提升民兵地雷战技战术能力，太岳军区及时开办了石雷训练班。王新亭回忆：
民兵们还经常研究日伪军的活动特点和行动规律，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击敌方法。仅在地雷方面，就研究出许多种类。比如，日伪军中了民兵的踏雷以后就胁迫民夫走前头，为他们开路，替他们送死。民兵们创造了踏拉雷（即前边的踏上挂弦，后边爆炸）。用这种方法放过民夫，专炸日本鬼子。
后来，旧伪军听得雷声响，就向大道两旁的水沟里躲避，民兵们又发明了连踏雷，让地雷在沟内连续爆炸，使日伪军无处藏身。为了防止日寇使用探雷器侦察和刨出地雷，民兵们又研究出雷下雷，当日伪军刨出上边的地雷后，让下边的地雷爆炸，使日伪军丧命，吓得日伪军惊呼：“送粮怕进鬼门关，背粮怕走沁河滩。”
所以日伪军一二百人行军，往往要摆成几里长的纵队，一边搜索，一边前进。沁源到交口的距离仅40里，在我军民的沿途打击下，日伪军通常要行走一天时间才能到达。我广大军民把日伪军赖以生存的这条生命线，变成了一条死径。当时，还在日伪军内部流传着“过了圣佛岭（沁源至交口必经之地）、进入鬼门关……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的悲句，由于我军民不断袭击日伪军和运输队。使其给养和物资严重不足，迫使驻守沁源的日寇把几十匹战马也杀了吃了。
1945年3月，沁源党政军民总动员，向沁源、交口守敌发动总围攻。在我军民猛烈围攻之下，日伪军于1945年4月11日从沁源逃回了沁县老巢。日寇的“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最终以惨败而告结束。
开国元帅徐向前亲述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率部转战晋东南。1938年4月，徐向前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率由129师和115师各一部组成的“路东纵队”挺进冀南，创建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为了打破敌人的“扫荡”，从1月到5月，八路军前后和敌人战斗了400余次。徐向前后来总结了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
1939年1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开国元帅徐向前时任129师副师长，他后来回忆，为了打破敌人的“扫荡”，从1月到5月间，八路军前后和敌人战斗了400余次。他总结了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
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800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18至45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寇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寇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无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
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開国大将徐海东亲述日本强盗的野蛮残酷
开国大将徐海东，1937年8月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在冀察晋一带，他率部经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目睹敌人对民众的残酷野蛮，他后来回忆：
我们参加这个伟大的抗战，已经有半年多了。在战斗中，我们目击了日本强盗对民众的残酷野蛮。
我们收复繁峙后，到从前的伤兵医院里去检查剩余的药品，走到医院门外，就已臭不可当，进去一看，原来400余名我军伤兵，完全被日敌屠杀干净，横七竖八的到处躺着。在东门外的河湾，二三百民众和伤兵也被日敌屠杀了。在大营，老百姓被打死刺死烧死的，总计有一千多人。我们进城的时候，瞧见东边树上吊着一具死尸，西边屋檐上也挂着一具死尸，到处血淋淋地飘着臭气。大营的房屋被烧掉十分之八，在余烬里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在灵邱，沿路两侧烧杀景况比大营更甚。敌人向洪子店进攻，在温塘附近，中我埋伏失败之后，疯狂逞凶，大肆屠杀。新庄共有154人，被杀118人，只有少数人逃了命。洪子店被杀数十人，房子大部被烧。 第二天，敌人由平山退到东回合，那地方的妇女，从10岁起到70岁止都被奸淫。年轻的有的投井自杀，有的竟被奸死，有的躺着几天不能起床。日军在南峪北峪，娘子关一带，强迫40岁以下的妇女搽粉穿新衣服，陪他们取乐。夜晚男子们被强迫出去放哨站岗，房子被日军强占，妇女们被迫陪宿。不从的，除掉硬行强迫之外，还添上种种特别的污辱。在娘子关的沙河滩，日本牵了老百姓两头牛，给了3斤米，说是公买公卖。老百姓不高兴，他们就说，有米给你还是好的呢！牵了老百姓的毛驴只给2毛钱，也说是公买公卖。这一类的事情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
群众遭受了这种残酷的剥削，更坚定了他们抗日的决心。灵邱、广灵和大营都自动组织游击队了。此外，各地都有自卫队，民众自动把守各小路，隘路，到各处放哨，如果没有军队或政府的路条，任何人都不能通行。美国高级参赞有一次没有带着路条，一个人走在前面，被一个童子团的孩子用矛指着胸脯，死活不放他过去。后来他再也不一个人独自跑到前面了。
一方面由于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另一方面更因为八路军的纪律好，老百姓和军队普遍的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我们无论到哪里，和老百姓都像是一家人。
例如在洪子镇的战斗中，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自动到火线上来帮助我们抬伤兵，完全用不着我们自己操心。方山之战，老百姓送来大量的馒头，我们的战士吃了两天还吃不完。我们有九十几个受伤的战士住在东黄岸，三四十里以内的老百姓自动地送来了700多只鸡，灵寿、平山一带的老百姓送来了几千个鸡蛋，战士们连拒绝都不能说，说了有的人还不高兴，结果只好放开吃，吃了半个多月还剩下许多。
河北出产很好的白菜，各处老百姓都挑来大量的白菜慰问战士，久不吃蔬菜的战士们，无论怎样吃也还是够的，吃不掉的都变成黄色。还有一种是前清时拿来进贡的黄小米，老百姓也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单就东黄岸一处，这家几升，那家一斗，就给受伤的战士们凑足了好几担。
在我们到过的地方，无论贫富都非常热情。我们在前方也常常感到粮食的困难，因为和后方交通断切了的关系，不能得到接济，这种时候亦有富户们热情帮助，自动捐助粮食。当我们驻扎平山县时，我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有机会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捐助150担小麦。我们有时也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宁愿军队忍受，从不曾强迫征收。
开国大将黄克诚亲述八路军干部任职：“戏点到谁谁就唱”
1938年，徐海东因身体原因，离开部队前往延安治病和学习，344旅旅长一职空缺。对于344旅旅长的任职，发生了一个插曲。黄克诚时任344旅政委，他后来回忆：
第687团团长田守尧，是红十五军团的老同志，论资格、能力，由他代理旅长较为合适。朱总司令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朱总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完全赞成由田守尧代理旅长职务。于是朱总司令就找田守尧谈了话，明确告诉田守尧由他代任344旅旅长职务，仍兼第687团团长，等候总部任命。
但嗣后朱总司令打电报给总部和延安，毛泽东、彭德怀回电说另派人前来任职。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向朱老总建议说：“老总，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了。你还是再拍一份电报，把详细情况报告给延安和总部，说明事先已同田守尧本人谈过话，田代理旅长不好再改变了，否则会影响情绪和今后的工作。”朱总司令说：“这有什么关系！戏点到谁谁就唱，共产党员嘛！”
后来总部从343旅调杨得志任344旅代旅长，田守尧有点不高兴。朱总司令对我说：“召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于是我就召集党委会，朱总司令也出席了。会议开始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说话。我只好带头发言。由于我当时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发言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朱老总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我们说：“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开国上将许世友亲述粉碎日军冬季大“扫荡”
许世友将军与山东有着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在抗战时期，他是胶东军区的司令员，在青岛、烟台、威海地区率兵驰骋，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围剿”。他曾回忆在胶东粉碎日军冬季大“扫荡”：
1942年11月，上级通知我们，日酋冈村宁次已经由北平飞往烟台。
冈村宁次是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他亲临胶东，决不是偶然的。胶东半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日本法西斯“大东亚圣战”的战略计划中，一直把胶东作为往来于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以战养战”的补给基地之一。罗荣桓同志率领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山东以后，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胶东是未上到枪身上的一把刺刀。”
1942年，上级决定成立胶东军区，在敌人的冬季大“扫荡”之前，我来到胶东，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11月17日，敌人突然由青岛、高密派出六七百辆汽车，沿烟青路、烟潍路向莱阳、栖霞、福山等地大量增兵。日军出动1.5万人，加上伪军和投降派赵保原等部5000余人，总兵力达2万多人，另有海、空军配合“扫荡”。敌人曾得意地夸下海口说：“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胶东地区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反“扫荡”斗争中，各村普遍实行坚壁清野，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野蛮残酷的“三光”（抢光、杀光、烧光）政策。他们大力支援我军作战，当向导，递情报，送给养，挖地道，隐藏军用物资，掩护与疏散伤病员，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和自我牺牲精神。
例如，日军常常利用狼狗搜寻地洞口，这是很厉害的一手。群眾研究出一种好办法，即用辣椒面拌上烟梗末撒在地洞口周围，狼狗一闻到这种刺激性很强的气味，连打喷嚏，嗅觉顿失。 再如，当时部队的女同志和地方妇女干部多数剪了短发。敌人在“扫荡”中，见到妇女就查头发，专门抓捕、杀害安假发髻的妇女。在妇救会的动员下，东海几个县的妇女纷纷铰掉发髻，使敌人真假难辨。
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我军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炸得敌人胆战心惊，草木皆兵。在伪军中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到了牙山，进了鬼门关！”
后来，敌人精心策划的冬季大“扫荡”损兵折将，疲惫不堪，不得不于12月底收兵回窜。胶东抗战史上日军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扫荡”，被胜利地粉碎了。
左权亲述八路军抗战两年的战果：八路军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的共产党员
1938年12月，左权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1939年，他在《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中谈到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战果：
两年抗战，八路军究竟有什么成绩呢？有些什么收获呢？我们的成绩和收获是难以统计的;我们有在战略上辅助了全国抗战，也有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给予全国民众精神上的收获，这些巨大的收获是不能以数目字来表明的，单就直接在战场上的胜利，很难有一个完整的统计。因之，我们只能根据已接到的各部队的报告来作出概略统计。
总结两年来（实际上前年9月20日到今年5月30日）八路军直接协同友军或单独作战（绝大多数是单独作战），共计2689次，这是比较大的战斗，许多小战斗和向敌侦察袭击等战斗均不在内，即比较大的战斗，平均每日在两次以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平型关、阳明堡、平鲁、井坪、灵丘、午城镇、井沟、南偏城、宁武、平社、牛武村、岱岳、洪子店、旧关、定州、保定、望都、昌平、兴平、深州、徕水、琉璃河、门头沟、清风店、神头岭、响堂铺、沽尚镇、水冶镇、马房、威县、长乐村、张店镇，王安镇、西合营、彭城镇、可店、香山、王家池、冯家沟、耿家庄、阜平、张家湾、直峪、滑石片、上阳武、川口、益县、巨鹿、辽县、齐会、大曹村、卧佛寺、曲周、香城固、南宫、黄家庄、猫儿寨、景县、徐沙村、大营镇、大宗家、北魏镇、三十里铺、卧佛堂、大王庄、董庄、上下细腰涧、对村林、大龙华等战斗，尤其是最后这几次，最为剧烈，战斗每持续至数昼夜之久，敌人伤亡每次百计或千计。
这些战斗大多是八路军主动积极去寻求的，我们常常处于机动地位，因此我们能常常灵巧机动地战胜敌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两年来在这2689次较大的战斗中，我们共杀伤日军65090人，伪军15430人，骡马4361匹。俘虏日军385名、伪军9615名，缴获骡马5020匹。击毙敌联队长以上军官多名。共计策反官兵（包括伪军）19361名，摧毁伪组织更不计其数。破坏铁路437次，共计653.5公里，破坏公路734次，共计1230.5公里，毁车站36处，破坏桥梁387座，收回敌人电线10万公斤，这些破坏多是在战斗中进行的。此外缴获和破坏敌人资财则更多，缴获步马枪就有2万余支，轻重机关枪400余挺，缴获与毁坏大小炮100余门、汽车2000余辆，毁伤飞机20余架，其他东西难计其数。
有人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但是上述这些数字便足以粉碎他们的造谣诬蔑。这些胜利与成绩，决非取巧所能取得的，自然八路军的胜利依靠它的正确主张与办法，依靠其艺术的作战指导与主观的努力，而我们所付的流血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两年来仅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抗战中阵亡将士计有1.6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其中有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贺龙师长中毒，陈锦秀、叶成焕、邓永辉、朱仰兴等同志阵亡。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的共产党员。我们以无限的哀痛谨向这些作了壮烈牺牲的英勇将士深致哀悼与崇高的敬意，向无数的光荣负伤的将士致以亲切的慰问与关怀。
抗戰6周年，开国元帅朱德亲述抗战的困难与前途：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的数十万大军，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怪事奇闻
1943年6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党内同志纷纷撰写文章，纪念抗战6周年，朱德写下了《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文中，朱德专门专门谈到抗战的困难与前途：
敌后残酷斗争已进入第7个年度。胜利更加接近，则困难亦将更加增多。具体表现为：
（一）敌寇由“碉堡”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如筑据点碉堡与护沟护墙，来把我根据地分割破碎（特别是在冀鲁平原上），并加紧对各个被分割的根据地之封锁，使我军被迫分散，而活动与转移渐加困难。
（二）敌寇对我军作战，由围攻到“扫荡”，最近更用连续“扫荡”、反复“扫荡”，以及对我后方的奔袭等战术，来求消灭我军、蚕食我根据地。虽被我军不断打败，但我之消耗因之加多，缴获因之减少。
（三）敌寇实行“三光”政策，大杀我人民，大捕我壮丁，以摧残我根据地内的人力;大烧我房屋，大抢我粮食、器具、财物，以破坏我根据地内的物力财力。我方虽实行坚壁清野、空舍等工作，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不免遇到困难。
（四）我军之弹药、被服、医药、粮饷等等，三四年来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补充。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的数十万大军，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怪事奇闻，而这确是我们抗战中的事实，自然也应该说是奇迹。
然而我们还是克服了上述这些困难。我们看清敌后困难的环境，采取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我们实行精简政策，实行分散游击的战术，对付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以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而灵活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之“维持”政策，以对付敌之“蚕食”政策;我们以军民密切合作，广泛组织民兵与武装工作队与更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对付敌之“三光”政策;我们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生产运动，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无饷无弹无衣无药等困难。
这样坚持了敌后6年的抗战，保存了我们主要的根据地与我军的精锐，并还能给敌寇以更多的打击，更好地建设自己的根据地，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抗日军队，保证我们的胜利。 ……
抗战6周年的今天，在盟国方面是：中、苏、英、美及其他同盟国相互间空前团结，军火生产力大大超过法西斯国家，战争经验逐渐丰富，战略行动配合一致，并取得了北非、瓜岛、阿图等地的伟大胜利，开始进行战略总反攻。
在法西斯强盗方面是：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内部困难更加增多，欧洲占领区中各国人民武装反抗与罢工、息工、逃亡已成群众运动，军火生产由于盟机轰炸而开始减低，人民中胜利信心已被悲观失败情绪所代替，德意之间和德日之间的矛盾日益露骨，而日寇的困难则更多，主要表现于：
（一）由于战线之延长，占领区之辽阔，无可避免地引起陆地上兵力分散，海洋上运输困难，加以日寇造船业既不如英美之发达，钢铁生产又不足，遂使日寇的船舰成为最大的困难。
（二）6年来我国的抗击，与一年半来英美澳等盟军的打击，已使敌寇战斗力逐渐减低，这不特在陆战是这样，而在海战与空战中也可以看到。
（三）6年战争也使得日寇国内经济走上困难的道路。
（四）由于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力量加强与作战胜利和我国的坚持抗战，使日寇的战略地位陷入不利的形势中。
（五）由于英美苏的团结及已开始联合作战并在斯城、北非取得伟大胜利，使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受到严重的打击，今后还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因而就使得日寇在国际上陷于更孤立的状态中。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第7年抗战的有利条件。
我們有了有利的国际形势、又有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能够胜利。这是我们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我们有办法能够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我们这7年：开国元帅彭德怀亲述八路军在华北抗战概况
1944年8月，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对美军观察组进行了3次谈话，讲述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节选）：
7年来，敌人对华北我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办法，五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
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进合击”转变到“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我们并不否认，日寇辛苦经营华北七年，是有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不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制。
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的，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胜利地坚持下去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当敌人“扫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出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
这就是八路军所以能屹然独存于敌后并制胜的秘诀。
最近，我们获得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于去年8月1日所刊载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称我军“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又有伪《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有《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其中对我军有如下的描述：“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枪，使用绳子把它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的。”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杀。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惧的。
我们相信，如果有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当增强百倍……
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
下期预告：将帅口述抗战故事（二）——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热血山河——将领讲述八路军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2月第1版等）
1937年8月25日，一个为世人永远铭记的部队诞生了，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傅钟时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他后来回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是在著名的洛川会议上宣布的。
从8月22日到25日，洛川会议整整开了4天。会址设在陕西渭北高原的洛川县冯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里。毛泽东同志在私塾先生那孔窑洞里办公、居住，会间修订文件的同志也到那里去。另一孔窑洞是教室，中间放了些长的、方的、粗糙的、古朴的桌子，拼成整齐的一排，20多个人挤在周围坐下，便算是会场了。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凯丰、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徐向前、张浩、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犯有严重错误、被解除军事职务、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也到会了。会上还有李富春同志，承担了记录之劳……
会议是在日军不断增兵华北，国民党军队出现溃退趋势，全体红军整装待发的情况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留在了云阳红军总部主持工作，没有到会。第一方面军已经出动，罗荣桓同志正率领部队东进，也没有到会。同我一起在“抗大”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到会了……
会前最为同志们注目的是周恩来同志。在我看来，他仍像10多年前在旅欧总支部那样英姿勃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春天起，他不仅奔波于西安—延安之间，而且一去杭州，两上牯岭，同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反复进行会谈，直到会议前夕还和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由于他不辞劳苦，据理力争，终于使我党同国民党的政治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得到确立;红军——当时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从此，我们可以汇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惊涛骇浪中大显身手……
主持（洛川）会议的是张闻天同志。会前几个月，他和毛泽东、朱德同志等一起，更是夜以继日地操劳，对红军如何改编，如何对日作战，作了精心的筹划，周密的部署，完成了出师抗日的大量准备工作……8月初，他又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明确提出了红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以游击运动战“协助友军”的作战方针……
会议讨论最热烈的，是战略任务、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用形象的比喻阐明雄伟、深远的战略思想，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说，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他特别提到紧邻东北的冀东，在抗战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明确指出，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贺龙同志动作快，把这个任务抢到手……
会议确定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11位同志组成。
最庄严的时刻到了！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至此，红军虽然放弃了自己用血与火铸造的光荣称号，却实现了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为之奋斗6年之久的直接对日作战的宏愿，与会同志无不为之振奋！
……八路军总部的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镇的大操场里举行……队伍四周围满了手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旗帜的各界代表和群众。这里的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他们限制群众和学生到场，但即使如此，也挡不住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他们对红军的热爱。人们拥进会场，有的爬到附近的树上、屋顶上，观看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邓小平主持大会，全体指战员跟随朱总司令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的内容和红军时期明显不同，是把“实行抗日救国纲领”作为第1条。弼时同志郑重宣布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加起来不过11条，却包括了争取民众、影响友军、创造模范抗日军队的大道理，是我们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
最后一项是国际友人讲话。穿着八路军服装的乔治·哈特姆（马海德），面对出征的战士，用汉语说，我们欢送八路军到哪里去？到华北前线去。去干什么？拖住日本侵略军的尾巴，打他的“后沟子”（此处指脊梁骨）……
开国上将陈士榘亲述广阳伏击战：亲入虎穴抓俘虏
平型关首战告捷后，时任第115师343旅参谋长陈士榘率部连续出击，参加了广阳伏击战。陈士榘回忆：
11月3日，侦察人员向我报告，日军正向广阳方向前进。于是，我们连夜进行兵力部署，将部队埋伏在广阳到松塔之间的大川里。
初冬的夜空，群星闪烁，寒风将树摇得呼呼作响。我们站在山头上仔细观察部队埋伏的现场，看不到一个人影和一丝亮光，夜色中，周围的大山默默地耸立，和我们一样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等待着将日军埋葬在它的深沟大壑之中的那一刻。
我們转了一圈，发现树林中的战士三三两两挤在一起，背靠着背取暖。由于天冷，谁也睡不着，有些人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我们怕惊扰了他们，便悄悄从树林边绕过，到了另一个山沟，又见七八个战士聚集在一起，有人在讲着什么，其他人都围着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被这情景吸引，我们慢慢走近这些战士，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同志，正给周围几个新战友讲自己打日军的经验。“不是说日军很难打吗？”新战士问。 “这都是那些恐日派造出来的。”老战士说，“他们不敢打，就说日军厉害、难打。其实日军也是人，子弹照样打得进，刺刀照样穿得过，只要勇敢地打，一定能把他们消灭掉。”
“这么说，明天我们一定能打胜了！”
11月4日响午时分，日军第20师团主力4000余人大部分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区。好，进口袋了！我们的心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下午3点多钟，“咣！”一声信号枪响，英勇的685团、686团的各路伏兵从山间、林中猛虎般地杀了出来，喊杀声、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榴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震撼山谷。
这一突然的袭击，使日军无不惊慌失措。他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我军压在山沟里，欲进不成，欲逃不能，加上辎重队的骡马一乱，队伍霎时就变得七零八落，人仰马翻。有些日本兵虽然一边跑，一边射击，但也无济于事。他们乱了一阵之后，才清醒过来，重新组织力量，利用山沟洼地进行抵抗。我们的战士在公路上东冲西杀，将这伙日军切成数段，分别围歼。日军也使出他们的招数，作垂死挣扎。
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686团3营的通信员来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已进入广阳镇，街内除极少数散兵负隅顽抗外，包围圈内再没有日军的踪迹了。我和李团长当即决定将指挥所转移到广阳镇里，以便指挥消灭残敌和组织转运伤员。师部同意我们的决定，并让我们尽可能抓几个日军俘虏。
进入广阳镇后，战士们已经用手榴弹消灭了房子里的日军，只剩下1个日本兵藏在院子里。有人主张用手榴弹炸死他算了，我马上制止说：“不能炸死，要抓活的！现在要消灭他很容易，1颗手榴弹或几颗子弹就够了。可是上级一再要求我们最好能抓到俘虏，这就要请大家想想办法了。”
我让战士们先将小房子团团围住，利用夜幕，我悄悄地移到了窗口，接着用不久前才学会的几句日语喊道：“缴枪不杀，宽待日本俘虏！”这个日本兵不但不肯出来，还向外打枪。
我们又喊了一气，那个日本兵才不向外打枪了，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明白，明白。”但等了一会，不见他出来，于是我们冲进屋去，原来那家伙站在老乡的粮食筐里欲动不能，吓得浑身发抖。我知道这是不了解我们的政策所致，想给他解释解释，可除了“缴枪不杀，宽待俘虏”几句话以外，别的日语我们就不会说了。正当着急之时，我突然想起汉文和日文有许多字形字意是相同的，马上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宽待俘虏”等话。他看后也连忙写道“理解”。一番笔谈，我们得知他是“79联队辎重兵军曹加滕幸夫”。
我们把他带到686团指挥所，李天佑同志一看我带了个活的日本兵来，高兴地笑着说：“好啊！你到底抓了个活的回来了。你走了以后，师里打电话问你，我说你抓俘虏去了，师里还说你是个‘冒失鬼’，让我告诉你注意安全。”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冒险，能抓到俘虏？”
开国元帅聂荣臻亲述八路军首战平型关：为何徐海东部没有参战
1937年，八路军取得了出师华北前线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面抗战后的第一个大胜仗，那便是平型关大捷。聂荣臻时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役。聂荣臻后来回忆：
1937年9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因此多次要求我军尽快向灵丘方向開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
我记得，到达上寨的时间是9月23日。在这里，我同林彪会合了。我问他前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我也表示可以打一仗。随后师主力连夜赶往距平型关30余里的冉庄待命。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坂垣第5师团。9月24日，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于翌日大举进攻的可能。我和林彪下达了出击命令：343旅本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344旅随后开进。
白崖台一线，距敌预计经过的公路仅二三里地。那天夜里，下起倾盆大雨。战士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服装，只得任凭秋雨湿透征衣，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趟过去。
徐海东同志的344旅走在后边，闯过去了一个多团，另一部分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我看到有的战士急于过去被洪水冲走了，就同林彪商量，这个旅过来的一部分作预备队，没有过来的不再强渡，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了。
所以，平型关伏击只使用了由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685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686团。
经过大半宿行军，我们赶到目的地。部队部署完毕，我举起望远镜朝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看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这时，山沟里传来汽车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已隐约可见。这是坂垣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共4000多人。他们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那种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真使我们难于忍受。
清晨7时，我们下达了攻击命令，一下子把敌人的指挥系统打乱了。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异常混乱。我同林彪研究了一下，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立刻，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击，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
这次伏击战的战果，可以说是很壮观的。公路上，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我在察看战果的时候，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我说，丢手榴弹，消灭他！那时，我们的战士还以为把敌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日军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平型关大战后，不少爱国人士曾经议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久驻华北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尚不能打一个小胜仗，为什么刚到前线、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八路军，却能一举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官兵士气高涨。战前，同志们就憋足了劲，决心严惩侵略者;战斗中，战士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
对此，时任685团团长的杨得志深有感受，他曾讲述平型关战役的战斗场景：
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2、3营的阵地上展开了。2营5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叫“猛子”。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1个人刺死10多个日本兵。他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日军在向他逼近。曾贤生拉响了仅有的1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连的指导员身负重伤，依然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性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30多位同志，仍然顽强地与敌人拼杀！3营的9连和10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空隙，他们也能飞速地捡起石块将日本兵的脑壳砸碎。战斗到最后，两个连队眼睛都打红了，尽管伤亡都超过了半数，战斗情绪却依然旺盛得很。
聂荣臻亲述百团大战：胜利中也有问题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
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
发动正太路破袭战，是1940年春天，我到晋东南时就酝酿确定的。那一次，我们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过正太路破袭战的问题。先后参加议论的有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和我。
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7月22日，总部发布了《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
我们接到总部的命令后，按照要求，立刻进行了部署。
由于战前的充分准备和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们的行动。20日晚，我军在正太路全线准时发起攻击。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的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这个时刻，不只我们这里，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蒲路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此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对于百团大战，聂荣臻后来反思说：“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首先是在宣传上出了毛病。”
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时，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件事。有种传说，说这个战役事先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那个报告上讲，要两面破袭正太路。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是游击战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说成是百团大战，这就是战略问题了。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还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戰作战方针的。
开国上将陈锡联亲述关家垴之战：日军士兵在死人堆里抱头痛哭
关家垴战斗是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时任第129师385旅副旅长的陈锡联后来回忆：
战斗中，彭德怀副总司令亲临我第769团视察，命令部队攻下敌人阵地。敌火力很强，且有飞机扫射轰炸，我（军）数次冲锋，伤亡很大。但是，我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勇猛攻击，几经反复，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终将敌人大部歼灭，敌60余人退至垴顶一块狭小地域固守待援。据被日军抓去逃回来的百姓说，日军士兵在死人堆里抱头痛哭。
此时，敌2000余人在10多架飞机配合下赶来增援，我旅奉令撤出战斗。残敌在援兵接应下，遗尸280余具，仓皇逃走。
关家垴之战，是我旅在历次反“扫荡”中打得最为艰苦惨烈的一次战斗，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我讲一件事：第13团有一名文化干事，叫张文彦，是东北大学电机工程系的一名高才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来我旅。在关家垴战斗中，他负重伤，临终前告诉身边的同志说，他一生无所求，只希望组织上能接纳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把口袋里仅有的几块钱拿出来作为党费。他还把他非常喜爱的一支派克笔送给团政委，感谢团政委对他的培养和教育，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百团大战结束后，我把他的要求向邓小平政委作了汇报，邓小平当即宣布追认张文彦同志为模范共产党员。
陈锡联亲述夜袭阳明堡飞机场：日军双方对打起来，自相残杀好一阵才发现是误会 在战场上，抗日军民，面对日军的飞机，往往唯有哀嘆。
山东老八路初冶平曾回忆说，日本飞机每次都在机翼下携带4枚炸弹，在发现中国军民后，丧心病狂的日机总是先用机枪扫射，吓得缺乏经验的老百姓卧倒，然后向人群最密集处投掷炸弹。日本飞行员既残忍又自大，面对八路军步枪手的射击，反而飞得更低，“低得眼看要擦着屋脊树梢了，机身上的‘红膏药’一清二楚，机舱里的日本兵也能看清眉目”。眼看日军驾驶飞机屠杀百姓，战士们急不可耐地用“老掉牙的老套筒仰身向空中开了两枪”，当然没有效果，只能是“恨得牙根发痒，却有劲使不上，焦躁气愤自不必说”。八路军的武器比日本兵的武器差远了，“枪一响，‘红膏药’更疯狂地投弹扫射”。
即使武器如此悬殊，在抗战战场上，仍涌现了许多值得铭记的防空作战战例！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夜袭阳明堡一役，“小钢炮”陈锡联也在此战中一战成名，他后来回忆：
（1937年）10月中旬的一天，部队来到代县以南一带。敌人的飞机一会儿两架，一会儿三架，不断从我们头顶掠过，疯狂到了极点。战士们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
从敌机活动的规律来看，机场可能离这儿不远。问老乡，才知道隔河10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果然有个机场。各营的干部纷纷要求：“下命令吧，干掉它！”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敌人机场里共有24架敌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这里。敌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都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里只有一小股守卫部队。看来，敌人正忙于夺取太原，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绕到背后来揍它。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我们当即决定下手。我问一个小战士：“飞机全身包着铁皮，子弹穿不透，怎么办？”小战士毫不犹豫，举起右拳在空中摇了摇，干脆而响亮地回答：“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捶它！”
10月19日晚7时多，部队出发。时任769团政治处组织干事余述生后来回忆：“走了一里多地就到了徒涉点，我们一个接一个跳下河，水齐腰深，大家手挽手，冲着水浪往前走。河水不但很深，且流得很急，冲得我们摇摇摆摆。河底的淤泥特别深，一停脚就有陷进去的危险;好些人把鞋袜都陷掉了，赤着脚上了岸。大家拖着湿透的棉衣棉裤，直奔飞机场。”
10连、11连同时发起攻击，一部歼击日军警卫分队，一部迅速扑向机群。虽说八路军战士们过去经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扫射，但如此近距离地接近飞机，却是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他们扑到飞机面前，忍不住感叹机身之大，有的战士枪都不打了，边感叹边用手摸，有的索性爬上机翼，差点儿忘了此次战斗的目的。好在11连连长及时提醒，战士们才醒悟过来，纷纷端着步枪、机枪、冲锋枪破坏飞机。
眼看扫射效果不怎么样，几个战士拿起手榴弹对着飞机扔去。余述生说：“正在打击敌人第三次反扑的时候，一架飞机的气缸被手榴弹命中，一股浓密的黑烟卷着红火冲了几丈高，火舌舐着机身，顷刻间，整个飞机都被熊熊烈火烧着了。这一下，可找到窍门了。所有二十几架飞机都烧起来了，机场成了一片火海。”
经1小时激战，769团付出伤亡30余人的代价，击毁24架日机，歼灭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陈锡联后来回忆：
驻在阳明堡镇里的日军装甲车急急赶来增援时，我们已经撤出了战斗。但是机场里的残敌却把增援他们的部队误认为是我军又发起了攻击。于是，日军双方对打起来。他们自相残杀好一阵才发现是误会。
接到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捷报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十分高兴，他不仅向当地群众宣布了这一好消息，还和他们算了一笔账：一架飞机值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多少小米？这些小米又能让多少人吃一年？账一算完，群众热烈欢呼。刘伯承后来在对阳明堡之战作总结时，称赞其“侦察清楚，部署周密，动作突然干脆”。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这次战斗，陈锡联与母亲重新联系上。陈锡联自14岁在家乡参加游击队后，辗转各地，与母亲断了联系。有一天，陈锡联的母亲从报纸上看到关于阳明堡战斗的报道，其中提到“陈锡联”的名字，便抱着试一试心态的她给八路军总部写了一封信，陈锡联收到后悲喜万分，悲的是，母亲仍过着吃苦受累、饥寒交迫的生活;喜的是，数年别离后，终于收到了母亲的音讯。迫于战争，陈锡联没有在回信中向母亲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只告诉她自己在外面生活还好，等形势安定些再回家探望。
开国上将杨成武亲述黄土岭战斗中的两个外国人：白求恩大夫像巍巍太行山，阿部规秀只是太行山脚下的一堆粪土
1939年11月21日，日本东京广播电台公布了阿部规秀于11月7日在黄土岭战斗中阵亡的消息。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11月3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率领主力在雁宿崖全歼日军600余人。日军第2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得知部属被歼，恼羞成怒，于第二天亲率2000余人，从张家口急驰而来，进行报复。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接到一分区敌情报告后，要求杨成武以少数兵力迎击敌人，把敌人引向黄土岭一带有利的伏击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率领这支敌兵的指挥官，是赫赫有名的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统领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临行前，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十三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8时30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这是后来从缴获的日本《朝日新闻》上查到的。日军真是利令智昏，狂妄至极。
11月6日，敌人倾师东奔黄土岭。晚间，敌人搭起帐篷。我们的部队乘夜展开，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夜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第二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军迎头杀出，整个黄土岭东部弥漫在一片炮火硝烟之中……
黄土岭东有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那里是敌人指挥部。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瞭望。这情景，恰被1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他急忙把目标指示给1团的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正打在敌指挥官人群中，随着“哐、哐、哐"几声巨响，敌军官立刻倒下一片…… 敌人失去指挥官，极度恐慌，他们抬着指挥官的尸体，朝黄土岭拼命突围，又遭到我3团、特务团迎头痛击。这一仗共歼灭900多名日军，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大批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鬼子。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总结，聂司令员突然打来电话，喜悦地高声说：“成武同志，好消息啊！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我祝贺你们啊。”
我又惊又喜，放下电话，我向旁边正在统计战果的秘书陈子端喊道：“老陈，聂司令员说，我们打死了阿部中将，总部祝贺我们哩！”陈子端一怔，拍着统计表叫道：“是中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死鬼呐，哈哈哈……”在场的人们都高兴得开怀大笑。
巧的是，当时有十七八个群众被敌人关押在东边的小屋里，他们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被炸倒了，连那条大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他们无一负伤，暗中称奇：八路军的炮真神。
我急忙给1团打电话，转告了这个喜讯，并且要他們立刻到战场寻找阿部中将的遗物。当天，阿部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嵌金包银的指挥刀被我们搜到。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五回岭情报站转来日军的一封信，信是写给我的，信口还插3根鸡毛，以示“万分火急”。我拆开一看，竟是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写的。信中写道：
杨师长麾下：
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的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我把此信拿给同志们看，同志们会心地笑了。我当即复信，驳斥他所谓“国家争论与我们无关，参加战争只是为了吃饭”之类的言论，指出他就是法西斯的侵略工具。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是必胜的。
在胜利的喜悦中，我更深深怀念牺牲的同志。白求恩大夫在分区甘河净医院，不顾指间受伤，为一名伤员动手术，不幸感染病毒。他带着高烧、病痛，继续救治黄土岭战斗中下来的伤员。后因自己病情恶化，终于在11月12日和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我的心情异常悲痛。原想反“扫荡”胜利后，把白求恩大夫请到分区司令部来好好休息几日，再请他为我们一分区卫生工作作些指示，谁知竟不能了……
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日本侵略者阿部规秀中将，一个是加拿大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一个是在侵略战争中命丧太行山，一个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是在长城脚下这块古战场上逝去的。但是，白求恩大夫的精神和业绩像巍巍太行山一样永远屹立在中华大地上，而阿部规秀只是太行山脚下的一堆粪土。
开国上将王新亭亲述沁源围困战：防不胜防的地雷，把日伪军生命线变成死
在抗战史上，有一个经典战例永载史册：8万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沁源人，在883天内进行了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最终迫使侵略军逃离沁源。这便是沁源围困战。
1942年，日军对太岳地区实施第6次大“扫荡”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企图以政治上的怀柔笼络，配合军事行动，来“蚕食”我军根据地为其“治安区”。沁源被选为“山岳剿共实验区”，日军企图以在此地的“实验”，为整个华北的军政统治积累经验、开辟道路。
针对日军这一企图，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对敌实行长期围困，从精神上挫败日军征服企图的斗争方针。王新亭当时先后任太岳军区政委、太岳纵队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司令员，他后来回忆：
我们指示围困沁源指挥部，首先要做到两点：一、搞一次空室清野，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转移;二、按照划分的战区，派出游击集团，分片保护群众，打击进山搜捕群众的日伪军。
当沁源县指挥部的动员号令下达以后，群众立即行动，积极响应。马上摔掉自己家的箱箱柜柜、坛坛罐罐，藏好带不走的粮食，填死村上祖祖辈辈用过的水井，背起日常必用的衣物和用具，担上婴儿，扶老携幼，迁移到深山里。
在主力部队和民兵掩护下，在短短五六天，1.6万余人的秘密大转移全部完成，给日军侵占地区及其周围制造了一个1600平方里范围的“有鬼（日寇）无人（沁源人民）区”。当时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在城关、阎寨、中峪、交口4个据点里，共有4600多人，无论贫富，也无论士绅、名流或挑担小贩，没有一人停留在村镇里不走的，更没有一人去归顺日军的;而由城关西南到中峪、亢驿，东南到霍登、桑凹，西北到李园、李成，北到崔庄、郭道，东北到交口、圣佛岭，五条大道，50多个大村镇（占全县五分之四），方圆300里的空间里，没个人影，简直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在上述村镇）连饮水井都用粪土填塞了，碾磨也破坏了，埋藏粮食衣物的土洞则被群众星夜挖空。日军一无所获，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日军无水吃，无奈只好到几里外的沁河驮水;无粮吃，只有去田间弄些生玉米充饥;睡觉连木板、席片都找不到，只得铺杂草就地而卧。驻沁源日军大队长伊藤少佐向临汾师团司令部写信求援说：“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粮，天天有病倒的……”
春节过后，群众的粮食吃光了。城关有个老乡趁黑夜回村，把自家磨盘下埋藏的3斗小麦取了出来。围困斗争指挥部受到启发，马上组成“抢粮”小组，利用日军夜间警戒疏忽，摸进城关日军据点抢粮。不但抢粮得手，还摸清了日军的驻地和哨位。
此后，抢粮运动又逐渐发展成为劫敌运动。人们先是回家背自己埋藏的粮食，后来摸进敌人的据点，拿敌人的东西。有一个退伍军人，夜里爬进敌人的马棚，偷了一匹马，等敌人发觉时，他已骑马扬长而去。一个民兵摸进据点，把敌人一箱子弹扛跑了。甚至连井上的辘轳、碾盘上的转轴，也被群众拿了出来，日军几乎连水也喝不上。伪山西《新民日报》的通讯里记述日军当时的处境：“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进入播种季节后，太岳区党委指挥部组织起了抢耕队、抢种队。白天在距离敌据点较远的地里耕种，夜晚潜入敌据点附近地里耕种。有时被碉堡上的敌人发现了，部队和民兵在前面打枪掩护，老百姓在后面仍扶犁摇鞭，抓紧耕种。小麦成熟后，我军又和敌人在抢收粮食上斗智斗勇。在应对我抢粮劫敌斗争中，日伪军奔忙许久，所抢得的粮食还不够民夫和伤兵吃，只能寄望于从沁源外运来大米、罐头救急。但是，这一点希望也渐渐破灭了。
在抢粮、劫敌运动之后，指挥部把全县民兵编成12个“轮战队”，分成战斗、训练、生产3个班，保证作战生产两不误。38团则抽调大批战斗骨干，带领民兵在日军的补给线上展开大规模的地雷战。为了提升民兵地雷战技战术能力，太岳军区及时开办了石雷训练班。王新亭回忆：
民兵们还经常研究日伪军的活动特点和行动规律，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击敌方法。仅在地雷方面，就研究出许多种类。比如，日伪军中了民兵的踏雷以后就胁迫民夫走前头，为他们开路，替他们送死。民兵们创造了踏拉雷（即前边的踏上挂弦，后边爆炸）。用这种方法放过民夫，专炸日本鬼子。
后来，旧伪军听得雷声响，就向大道两旁的水沟里躲避，民兵们又发明了连踏雷，让地雷在沟内连续爆炸，使日伪军无处藏身。为了防止日寇使用探雷器侦察和刨出地雷，民兵们又研究出雷下雷，当日伪军刨出上边的地雷后，让下边的地雷爆炸，使日伪军丧命，吓得日伪军惊呼：“送粮怕进鬼门关，背粮怕走沁河滩。”
所以日伪军一二百人行军，往往要摆成几里长的纵队，一边搜索，一边前进。沁源到交口的距离仅40里，在我军民的沿途打击下，日伪军通常要行走一天时间才能到达。我广大军民把日伪军赖以生存的这条生命线，变成了一条死径。当时，还在日伪军内部流传着“过了圣佛岭（沁源至交口必经之地）、进入鬼门关……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的悲句，由于我军民不断袭击日伪军和运输队。使其给养和物资严重不足，迫使驻守沁源的日寇把几十匹战马也杀了吃了。
1945年3月，沁源党政军民总动员，向沁源、交口守敌发动总围攻。在我军民猛烈围攻之下，日伪军于1945年4月11日从沁源逃回了沁县老巢。日寇的“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最终以惨败而告结束。
开国元帅徐向前亲述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率部转战晋东南。1938年4月，徐向前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率由129师和115师各一部组成的“路东纵队”挺进冀南，创建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为了打破敌人的“扫荡”，从1月到5月，八路军前后和敌人战斗了400余次。徐向前后来总结了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
1939年1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开国元帅徐向前时任129师副师长，他后来回忆，为了打破敌人的“扫荡”，从1月到5月间，八路军前后和敌人战斗了400余次。他总结了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
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800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18至45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寇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寇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无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
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開国大将徐海东亲述日本强盗的野蛮残酷
开国大将徐海东，1937年8月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在冀察晋一带，他率部经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目睹敌人对民众的残酷野蛮，他后来回忆：
我们参加这个伟大的抗战，已经有半年多了。在战斗中，我们目击了日本强盗对民众的残酷野蛮。
我们收复繁峙后，到从前的伤兵医院里去检查剩余的药品，走到医院门外，就已臭不可当，进去一看，原来400余名我军伤兵，完全被日敌屠杀干净，横七竖八的到处躺着。在东门外的河湾，二三百民众和伤兵也被日敌屠杀了。在大营，老百姓被打死刺死烧死的，总计有一千多人。我们进城的时候，瞧见东边树上吊着一具死尸，西边屋檐上也挂着一具死尸，到处血淋淋地飘着臭气。大营的房屋被烧掉十分之八，在余烬里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在灵邱，沿路两侧烧杀景况比大营更甚。敌人向洪子店进攻，在温塘附近，中我埋伏失败之后，疯狂逞凶，大肆屠杀。新庄共有154人，被杀118人，只有少数人逃了命。洪子店被杀数十人，房子大部被烧。 第二天，敌人由平山退到东回合，那地方的妇女，从10岁起到70岁止都被奸淫。年轻的有的投井自杀，有的竟被奸死，有的躺着几天不能起床。日军在南峪北峪，娘子关一带，强迫40岁以下的妇女搽粉穿新衣服，陪他们取乐。夜晚男子们被强迫出去放哨站岗，房子被日军强占，妇女们被迫陪宿。不从的，除掉硬行强迫之外，还添上种种特别的污辱。在娘子关的沙河滩，日本牵了老百姓两头牛，给了3斤米，说是公买公卖。老百姓不高兴，他们就说，有米给你还是好的呢！牵了老百姓的毛驴只给2毛钱，也说是公买公卖。这一类的事情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
群众遭受了这种残酷的剥削，更坚定了他们抗日的决心。灵邱、广灵和大营都自动组织游击队了。此外，各地都有自卫队，民众自动把守各小路，隘路，到各处放哨，如果没有军队或政府的路条，任何人都不能通行。美国高级参赞有一次没有带着路条，一个人走在前面，被一个童子团的孩子用矛指着胸脯，死活不放他过去。后来他再也不一个人独自跑到前面了。
一方面由于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另一方面更因为八路军的纪律好，老百姓和军队普遍的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我们无论到哪里，和老百姓都像是一家人。
例如在洪子镇的战斗中，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自动到火线上来帮助我们抬伤兵，完全用不着我们自己操心。方山之战，老百姓送来大量的馒头，我们的战士吃了两天还吃不完。我们有九十几个受伤的战士住在东黄岸，三四十里以内的老百姓自动地送来了700多只鸡，灵寿、平山一带的老百姓送来了几千个鸡蛋，战士们连拒绝都不能说，说了有的人还不高兴，结果只好放开吃，吃了半个多月还剩下许多。
河北出产很好的白菜，各处老百姓都挑来大量的白菜慰问战士，久不吃蔬菜的战士们，无论怎样吃也还是够的，吃不掉的都变成黄色。还有一种是前清时拿来进贡的黄小米，老百姓也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单就东黄岸一处，这家几升，那家一斗，就给受伤的战士们凑足了好几担。
在我们到过的地方，无论贫富都非常热情。我们在前方也常常感到粮食的困难，因为和后方交通断切了的关系，不能得到接济，这种时候亦有富户们热情帮助，自动捐助粮食。当我们驻扎平山县时，我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有机会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捐助150担小麦。我们有时也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宁愿军队忍受，从不曾强迫征收。
开国大将黄克诚亲述八路军干部任职：“戏点到谁谁就唱”
1938年，徐海东因身体原因，离开部队前往延安治病和学习，344旅旅长一职空缺。对于344旅旅长的任职，发生了一个插曲。黄克诚时任344旅政委，他后来回忆：
第687团团长田守尧，是红十五军团的老同志，论资格、能力，由他代理旅长较为合适。朱总司令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朱总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完全赞成由田守尧代理旅长职务。于是朱总司令就找田守尧谈了话，明确告诉田守尧由他代任344旅旅长职务，仍兼第687团团长，等候总部任命。
但嗣后朱总司令打电报给总部和延安，毛泽东、彭德怀回电说另派人前来任职。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向朱老总建议说：“老总，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了。你还是再拍一份电报，把详细情况报告给延安和总部，说明事先已同田守尧本人谈过话，田代理旅长不好再改变了，否则会影响情绪和今后的工作。”朱总司令说：“这有什么关系！戏点到谁谁就唱，共产党员嘛！”
后来总部从343旅调杨得志任344旅代旅长，田守尧有点不高兴。朱总司令对我说：“召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于是我就召集党委会，朱总司令也出席了。会议开始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说话。我只好带头发言。由于我当时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发言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朱老总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我们说：“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开国上将许世友亲述粉碎日军冬季大“扫荡”
许世友将军与山东有着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在抗战时期，他是胶东军区的司令员，在青岛、烟台、威海地区率兵驰骋，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围剿”。他曾回忆在胶东粉碎日军冬季大“扫荡”：
1942年11月，上级通知我们，日酋冈村宁次已经由北平飞往烟台。
冈村宁次是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他亲临胶东，决不是偶然的。胶东半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日本法西斯“大东亚圣战”的战略计划中，一直把胶东作为往来于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以战养战”的补给基地之一。罗荣桓同志率领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山东以后，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胶东是未上到枪身上的一把刺刀。”
1942年，上级决定成立胶东军区，在敌人的冬季大“扫荡”之前，我来到胶东，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11月17日，敌人突然由青岛、高密派出六七百辆汽车，沿烟青路、烟潍路向莱阳、栖霞、福山等地大量增兵。日军出动1.5万人，加上伪军和投降派赵保原等部5000余人，总兵力达2万多人，另有海、空军配合“扫荡”。敌人曾得意地夸下海口说：“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胶东地区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反“扫荡”斗争中，各村普遍实行坚壁清野，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野蛮残酷的“三光”（抢光、杀光、烧光）政策。他们大力支援我军作战，当向导，递情报，送给养，挖地道，隐藏军用物资，掩护与疏散伤病员，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和自我牺牲精神。
例如，日军常常利用狼狗搜寻地洞口，这是很厉害的一手。群眾研究出一种好办法，即用辣椒面拌上烟梗末撒在地洞口周围，狼狗一闻到这种刺激性很强的气味，连打喷嚏，嗅觉顿失。 再如，当时部队的女同志和地方妇女干部多数剪了短发。敌人在“扫荡”中，见到妇女就查头发，专门抓捕、杀害安假发髻的妇女。在妇救会的动员下，东海几个县的妇女纷纷铰掉发髻，使敌人真假难辨。
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我军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炸得敌人胆战心惊，草木皆兵。在伪军中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到了牙山，进了鬼门关！”
后来，敌人精心策划的冬季大“扫荡”损兵折将，疲惫不堪，不得不于12月底收兵回窜。胶东抗战史上日军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扫荡”，被胜利地粉碎了。
左权亲述八路军抗战两年的战果：八路军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的共产党员
1938年12月，左权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1939年，他在《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中谈到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战果：
两年抗战，八路军究竟有什么成绩呢？有些什么收获呢？我们的成绩和收获是难以统计的;我们有在战略上辅助了全国抗战，也有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给予全国民众精神上的收获，这些巨大的收获是不能以数目字来表明的，单就直接在战场上的胜利，很难有一个完整的统计。因之，我们只能根据已接到的各部队的报告来作出概略统计。
总结两年来（实际上前年9月20日到今年5月30日）八路军直接协同友军或单独作战（绝大多数是单独作战），共计2689次，这是比较大的战斗，许多小战斗和向敌侦察袭击等战斗均不在内，即比较大的战斗，平均每日在两次以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平型关、阳明堡、平鲁、井坪、灵丘、午城镇、井沟、南偏城、宁武、平社、牛武村、岱岳、洪子店、旧关、定州、保定、望都、昌平、兴平、深州、徕水、琉璃河、门头沟、清风店、神头岭、响堂铺、沽尚镇、水冶镇、马房、威县、长乐村、张店镇，王安镇、西合营、彭城镇、可店、香山、王家池、冯家沟、耿家庄、阜平、张家湾、直峪、滑石片、上阳武、川口、益县、巨鹿、辽县、齐会、大曹村、卧佛寺、曲周、香城固、南宫、黄家庄、猫儿寨、景县、徐沙村、大营镇、大宗家、北魏镇、三十里铺、卧佛堂、大王庄、董庄、上下细腰涧、对村林、大龙华等战斗，尤其是最后这几次，最为剧烈，战斗每持续至数昼夜之久，敌人伤亡每次百计或千计。
这些战斗大多是八路军主动积极去寻求的，我们常常处于机动地位，因此我们能常常灵巧机动地战胜敌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两年来在这2689次较大的战斗中，我们共杀伤日军65090人，伪军15430人，骡马4361匹。俘虏日军385名、伪军9615名，缴获骡马5020匹。击毙敌联队长以上军官多名。共计策反官兵（包括伪军）19361名，摧毁伪组织更不计其数。破坏铁路437次，共计653.5公里，破坏公路734次，共计1230.5公里，毁车站36处，破坏桥梁387座，收回敌人电线10万公斤，这些破坏多是在战斗中进行的。此外缴获和破坏敌人资财则更多，缴获步马枪就有2万余支，轻重机关枪400余挺，缴获与毁坏大小炮100余门、汽车2000余辆，毁伤飞机20余架，其他东西难计其数。
有人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但是上述这些数字便足以粉碎他们的造谣诬蔑。这些胜利与成绩，决非取巧所能取得的，自然八路军的胜利依靠它的正确主张与办法，依靠其艺术的作战指导与主观的努力，而我们所付的流血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两年来仅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抗战中阵亡将士计有1.6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其中有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贺龙师长中毒，陈锦秀、叶成焕、邓永辉、朱仰兴等同志阵亡。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的共产党员。我们以无限的哀痛谨向这些作了壮烈牺牲的英勇将士深致哀悼与崇高的敬意，向无数的光荣负伤的将士致以亲切的慰问与关怀。
抗戰6周年，开国元帅朱德亲述抗战的困难与前途：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的数十万大军，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怪事奇闻
1943年6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党内同志纷纷撰写文章，纪念抗战6周年，朱德写下了《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文中，朱德专门专门谈到抗战的困难与前途：
敌后残酷斗争已进入第7个年度。胜利更加接近，则困难亦将更加增多。具体表现为：
（一）敌寇由“碉堡”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如筑据点碉堡与护沟护墙，来把我根据地分割破碎（特别是在冀鲁平原上），并加紧对各个被分割的根据地之封锁，使我军被迫分散，而活动与转移渐加困难。
（二）敌寇对我军作战，由围攻到“扫荡”，最近更用连续“扫荡”、反复“扫荡”，以及对我后方的奔袭等战术，来求消灭我军、蚕食我根据地。虽被我军不断打败，但我之消耗因之加多，缴获因之减少。
（三）敌寇实行“三光”政策，大杀我人民，大捕我壮丁，以摧残我根据地内的人力;大烧我房屋，大抢我粮食、器具、财物，以破坏我根据地内的物力财力。我方虽实行坚壁清野、空舍等工作，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不免遇到困难。
（四）我军之弹药、被服、医药、粮饷等等，三四年来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补充。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的数十万大军，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怪事奇闻，而这确是我们抗战中的事实，自然也应该说是奇迹。
然而我们还是克服了上述这些困难。我们看清敌后困难的环境，采取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我们实行精简政策，实行分散游击的战术，对付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以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而灵活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之“维持”政策，以对付敌之“蚕食”政策;我们以军民密切合作，广泛组织民兵与武装工作队与更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对付敌之“三光”政策;我们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生产运动，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无饷无弹无衣无药等困难。
这样坚持了敌后6年的抗战，保存了我们主要的根据地与我军的精锐，并还能给敌寇以更多的打击，更好地建设自己的根据地，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抗日军队，保证我们的胜利。 ……
抗战6周年的今天，在盟国方面是：中、苏、英、美及其他同盟国相互间空前团结，军火生产力大大超过法西斯国家，战争经验逐渐丰富，战略行动配合一致，并取得了北非、瓜岛、阿图等地的伟大胜利，开始进行战略总反攻。
在法西斯强盗方面是：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内部困难更加增多，欧洲占领区中各国人民武装反抗与罢工、息工、逃亡已成群众运动，军火生产由于盟机轰炸而开始减低，人民中胜利信心已被悲观失败情绪所代替，德意之间和德日之间的矛盾日益露骨，而日寇的困难则更多，主要表现于：
（一）由于战线之延长，占领区之辽阔，无可避免地引起陆地上兵力分散，海洋上运输困难，加以日寇造船业既不如英美之发达，钢铁生产又不足，遂使日寇的船舰成为最大的困难。
（二）6年来我国的抗击，与一年半来英美澳等盟军的打击，已使敌寇战斗力逐渐减低，这不特在陆战是这样，而在海战与空战中也可以看到。
（三）6年战争也使得日寇国内经济走上困难的道路。
（四）由于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力量加强与作战胜利和我国的坚持抗战，使日寇的战略地位陷入不利的形势中。
（五）由于英美苏的团结及已开始联合作战并在斯城、北非取得伟大胜利，使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受到严重的打击，今后还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因而就使得日寇在国际上陷于更孤立的状态中。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第7年抗战的有利条件。
我們有了有利的国际形势、又有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能够胜利。这是我们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我们有办法能够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我们这7年：开国元帅彭德怀亲述八路军在华北抗战概况
1944年8月，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对美军观察组进行了3次谈话，讲述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节选）：
7年来，敌人对华北我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办法，五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
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进合击”转变到“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我们并不否认，日寇辛苦经营华北七年，是有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不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制。
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的，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胜利地坚持下去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当敌人“扫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出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
这就是八路军所以能屹然独存于敌后并制胜的秘诀。
最近，我们获得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于去年8月1日所刊载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称我军“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又有伪《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有《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其中对我军有如下的描述：“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枪，使用绳子把它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的。”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杀。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惧的。
我们相信，如果有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当增强百倍……
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
下期预告：将帅口述抗战故事（二）——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热血山河——将领讲述八路军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2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