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后，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大多数农民子女，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也可以离开故乡去南方打工。考上大学的底层精英，毕业后大多能有一份收入不错并受人尊敬的职业。去沿海打工的乡村青年，在流水线上挣到了远比在故乡种田多得多的钱。他们自然觉得社会变得更公平，自己的上升通道更畅通。其实现在回头看看，单就生活质量相比，他们比现在毕业后成为“蚁族”的青年生存状态究竟好多少？
　　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大多数底层青年，决不会因为纵向对比——即比较自己和自己父辈生存状态而觉得满意，而是自然地横向比较：为什么自己天资不差，也很勤奋，就是难以获得上升的机会？社会总的财富虽然增加很多，底层人群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但在贫富差距加大、权力导致腐败加剧的社会现实面前，底层青年不但不会满意，反而会更加愤怒。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用很大篇幅论述了为什么法国革命发生的时期并不是普罗大众生活最糟糕的时期，而是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政府也开始实施一些改革的时候。那时法国民众对公权力极度愤怒和仇恨，觉得难以忍受。当前制约平民子弟特别是底层青年进入上升通道的最大原因，乃是公权力过于强势，对社会资源垄断过甚。因此大学毕业生才会挤破头去当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是分蛋糕的。分蛋糕的人如果权力太大，受到的监督与制约有限，那么谁还愿意去做蛋糕呢？
　　以历史的视野看今日中国，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在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底层上升通道方面取得的成就。但任何人不是生活在历史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当国者乃至社会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应充分体察公平之潮浩浩荡荡，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我们现在的体制还远不能适应这种态势，要有足够的危机感：穷人有出路，富人才有出路，这个国家也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