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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儿童如何辨识？我国心理学家指出，儿童在心理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的表现比同龄人的平均表现高两个标准差，可以被粗略判断为超常儿童。1%-3%的比例，仅仅囊括了那些认知能力、学习成绩比较突出的智力超常兒童。
如果未能被及时辨别并获得相匹配的支持，这些孩子极有可能被埋没。作为创新人才的重要后备库，超常儿童所面临的教育境况并不乐观。
夹缝中生存
20世纪70年代末，恰逢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亟需人才。按照“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思想，打破常规教育方式、以多元化课程培养学生创造力，成为我国培养超常儿童的最初探索。为响应“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当时超常儿童的辨识明显偏向理科突出的学生。90年代后，以培养杰出人才为核心的加速式教育遭到质疑，个别智力超常、情商不够的负面案例被媒体曝出、放大，加剧了社会对超常儿童教育的误解，超常儿童教育的规模呈现萎缩之态。目前，仅有北京八中、人大附中、东北育才学校等少数学校设有超常儿童培养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开设少年班，致力于培养早慧少年。
以中科大少年班为例，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共毕业3162名学生，90%以上考取了国内外研究生，达到了非常高的深造比例;19%供职于科教界，超过200人成为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教授;另有72%的学生活跃在企业界、金融界，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占35%。这些数据，记录了超常儿童教育曾取得的突出成效。然而，在缺乏系统性政策支持和规范的情况下，超常儿童教育发展至今依然是触碰大众神经的敏感话题。
稍显尴尬的处境，并不影响家长想要将孩子送进超常班的热情。据报道，2014年北京一超常班公开招生，在预计招生人数约60人的情况下，迎来近3000人报考，录取率约为50：1。
“盛况”空前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一些家长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待，认为孩子聪明过人，把考试视作科学诊断;另一方面，“超常班”往往有明确的升学通道，孩子一旦进入，便可以在心仪的学校接受整体贯通培养，这无疑是家长心目中稳健的升学“捷径”。也有部分家长有更“深”的考量——“超常班”不仅能让孩子享有名校环境、名师资源，也是提前编织关系网的机会，为未来打破阶层做准备。
趋之若鹜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的超常儿童？能否通过训练，将普通孩子塞入超常儿童教育的“快车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主任施建农表示，除了到专业研究测评机构进行鉴定，年龄可以作为粗略的辨识参考，“一般来说，当4岁儿童整体或某一方面的表现，超过了6岁儿童的平均水平，就可以被视为超常。”但超常并不等于“超前”，施建农以长短不一的橡皮筋举例解释：“把短的拉长，和未经施力的相比，可能看上去长了一些，但是如果用同样的力气同时去拉两者，本身长的肯定会更长。试图通过训练让普通儿童变成超常儿童并不合理。”家长一门心思对孩子进行超前教育来赶“超常”的浪潮，只是教育焦虑的外显，不仅会让孩子感觉痛苦，还会给夹缝中求生的超常儿童教育造成困扰，加剧对其教育公平性的质疑。
在施建农看来，关于公平性的争议，背后的逻辑其实不难梳理。“就像男生和女生一起吃饭，食堂规定每人一碗饭，看上去很公平，但男生吃不饱，女生吃不了。这其实不是公平，而是平均主义。”
当前的教育环境，无可否认只能照顾到大部分学生，早慧学生难以获得针对性的支持，而在流动和乡村儿童中，发掘超常儿童的工作面临更多资源分配的挑战。2009年，中科院心理所发起了“青云学子计划”公益项目，评估和支持流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超常儿童，辗转京郊打工子弟学校招收到24个学生，希望通过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相融合的创新途径，为他们打开教育公平的一扇窗。然而，受异地高考等政策影响，这场“穷孩子”的人生实验，最终未能完成预期目标。
在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创造力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黎看来，智力超常儿童和智力落后儿童一样，都属于特殊教育群体。因常态教育无法满足早慧儿童的学习需求，才有了超常儿童教育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其本质是为了提供适合的教育资源，支持早慧儿童的发展。
成长的烦恼
对超常儿童教育的质疑，与超常儿童早期培养方式有关——更关注他们理科的学习效果，忽视了低年龄潜在的隐患。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首个少年班成立，21位被选中的少年里，最大的16岁，最小的仅11岁。面对低龄的学生，少年班班主任汪惠迪需要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煮鸡蛋，晚上还要替他们关灯。这群孩子虽然天资卓群，但是在生活自理能力或心理发展方面，还处在与他们真实年龄相吻合的阶段。
“神童”身份被媒体不断放大，化作了推波助澜的“捧杀”。最常被提及的典型案例宁铂，小小年纪和副总理对弈连赢两局，让他名声大噪。他在少年班里读书、和同学们仰望夜空的照片充斥于报道和纪录片中，全国上下热切地关注着“神童”的一举一动。一年后，宁铂因为理论物理不是自己擅长的专业，想要转学却没能成功。无法选择热爱的领域，加之媒体的曝光、社会的赞誉，“神童”的称号让宁铂感到的不是荣光，而是心理与精神上的折磨。
宁铂毕业后的出路，与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伤仲永”的慨叹之余，公众对超常儿童教育平添了几分争论。如今的少年班，将入学年龄推后至15岁左右，并有了“在校期间以学为主，不接受采访”的规定。学校负责人曾这样解释：“孩子经不起夸，过分的曝光对他们的成长不利，会让他们产生惧怕感，担心考不好对不起这些夸奖，就不愿意再去尝试。”
调整年龄标尺，一部分考量是将“智商超常，社会发展能力滞后”纳入评测范畴，但现行的标尺是否足够科学合理？对那些“年龄不符但能力相符”的孩子，超常儿童教育的大门是否应该关闭？依据多年来的研究，施建农表示，在引导得当的情况下，超常儿童的学习能力和速度都比普通儿童快，在其他方面也比别人敏感。从儿童发展本身来说，年龄不应该成为最主要的限制条件。 的确有一批年纪虽小、学习能力却远超同龄人的孩子，强迫他们在常态的教育节奏中学习自己已经掌握的内容就是在浪费时间。不久前，施建农接触到一名数学超常的小学生，跟随大学生参加微积分的网课，教授的评语是“只有这个孩子听懂了”。“一个不满11岁的孩子能听懂大学微积分，还让他坐在小学课堂里听加减乘除，对他而言就是折磨。”施建农如是说。
除了年龄，身体素质情况、心理承受能力等都会影响超常儿童的学习状况。为此，施建农提出“体育为基础、德育为核心，培养创新精神为重点”的教学方式，以充足的体育运动促进学生的身体与大脑发育，同时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领导力等。在中科院心理所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八中少儿班特别重视体育，并提出了“自然体育”的概念，让学生走进大自然学习、探索，锻炼体魄和意志品质。“身体和健康是基础，不仅适合超常儿童，也适合所有的孩子。”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超常儿童的独特性会让他们比同龄人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不过，一项面向192名超常儿童和1015名非超常儿童的心理健康调查研究显示，超常儿童比同龄人具有更少的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和多动症，随着智力升高，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减少。研究者也说明，受样本数量影响，结果可能会与此前已有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状况。
我们对于人类大脑的认知还相当有限，如同面对一片广袤的森林，勘探工作刚刚起步，下定论不免为时过早。“成长的烦恼”所折射出的是人类对“神童”的迷恋和幻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超越常人，拥有更高的成就，契合社会对于“人才”和“成功”的定义，导致了人们对超常儿童过高的寄望，以至于结果未能达到期待时，喟叹声超过了正常的阈值。浮躁与非理性，为“神童情结”的根深蒂固提供了土壤。
谈及超常儿童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施建农表示，首先是让这群孩子获得匹配发展的教育支持，使“聪明”孩子不至于变坏;其次才是发挥才能，成为社会和国家所需的人才。
呼唤因材施教
曾经，超常儿童教育一度遍地开花，其初衷是为国家培养具有创造力的贤才。但在评价体系并未改变的背景下，考试的压力始终存在，導致学生为考而学、教师为考而教。许多一线实践中，超常儿童教育异化为过度关注分数，培养出一批批“应试学霸”，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则严重不足，与本来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一些在理科学习上表现并不突出、却在其他领域有潜能的学生，也很难获得相应的学习支持。
是否只有智力超常、学业超常的孩子才能被定义为超常儿童？对此，程黎表示：“如果按照在某个方面比同龄人具有显著优势来定义，超常儿童的比例大约能占到10%-15%，更多孩子可以被纳入超常儿童教育体系，接受适合的教育。”
“智商测试只能测出几类聪明人，很多其他领域的潜能无法测出。”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张学新告诉记者，“数学、棋类等方面的潜能相对容易测试，但只将目光聚焦于这些领域来定义超常儿童就太狭隘了，会忽略大量人才。”
当家长发现孩子在某方面兴趣浓厚，应该予以鼓励和支持。在张学新看来，兴趣源于才能，否则无法长时间维持。而兴趣能使孩子进行自我强化，哪怕天赋不是最佳，也有可能创造出成果。“天赋只是影响成果的部分因素，孩子是否有机会展现出兴趣、能否获得支持，以及个人的意志力与激情等，这些对最终成果的影响更为重要。”他的个人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读中学时，张学新在竞赛中的表现并不算突出，但是各科成绩都保持不错的状态，得到老师的鼓励，他的学习动力更强，加上日积月累的努力，最终在专业研究领域得到了回馈。
早年间，加速式教育模式被我国普遍采用，速度快、课程深，的确能满足“快出人才”的需求，能为超常儿童提供学习挑战、加强他们的学习动机。但人为缩短学龄期也存在弊端，比如知识存在断层、基础不扎实等，加之学业压力大、成长环境特殊，作为唯一模式面向全体，自然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如今，从理论界到实践领域已经意识到寻找不同模式的重要性，一些学校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在更广大的地区，科学的超常儿童教育依旧缺乏。这些本有更丰富可能的孩子，或卷入刷题队伍，或多元潜能被忽视，前景并不明朗。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师，而师资正是超常儿童教育的短板。施建农介绍，当前师范院校的特殊教育专业多为盲聋哑残儿童培养教师队伍，尚未出现大规模针对超常儿童教育的师资培养，而兼顾超常和低常群体的教师需求，应是特殊教育的题中之义。在他眼中，超常儿童的需求不尽相同，有的适合压缩学制，有的适合充实教育，正所谓“因材施教”，无一不需要师资建设的后盾。
从现有的国际经验来看，针对超常儿童，一方面可以建立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除经费投入，还要配备日常所需的学习场所，设立专门的超常儿童研究中心提供课程指导、研究数据等。另一方面，大多数重视超常儿童教育的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来提供支持与保障。包括施建农在内的专家也为此呼吁，“要在特殊教育法里增加超常儿童教育的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保障”。
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去年全年，我国登记在册的新生儿一共有1003.5万人。不包括那些尚未登记的婴童们，这些呱呱坠地的生命中，蕴藏着数量可观的超常儿童。他们的成长不会因教育模式尚在探索而暂停。如何加快脚步找到科学规范的教育路径，避免人才浪费，依然是超常儿童教育的待解题。
如果未能被及时辨别并获得相匹配的支持，这些孩子极有可能被埋没。作为创新人才的重要后备库，超常儿童所面临的教育境况并不乐观。
夹缝中生存
20世纪70年代末，恰逢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亟需人才。按照“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思想，打破常规教育方式、以多元化课程培养学生创造力，成为我国培养超常儿童的最初探索。为响应“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当时超常儿童的辨识明显偏向理科突出的学生。90年代后，以培养杰出人才为核心的加速式教育遭到质疑，个别智力超常、情商不够的负面案例被媒体曝出、放大，加剧了社会对超常儿童教育的误解，超常儿童教育的规模呈现萎缩之态。目前，仅有北京八中、人大附中、东北育才学校等少数学校设有超常儿童培养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开设少年班，致力于培养早慧少年。
以中科大少年班为例，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共毕业3162名学生，90%以上考取了国内外研究生，达到了非常高的深造比例;19%供职于科教界，超过200人成为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教授;另有72%的学生活跃在企业界、金融界，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占35%。这些数据，记录了超常儿童教育曾取得的突出成效。然而，在缺乏系统性政策支持和规范的情况下，超常儿童教育发展至今依然是触碰大众神经的敏感话题。
稍显尴尬的处境，并不影响家长想要将孩子送进超常班的热情。据报道，2014年北京一超常班公开招生，在预计招生人数约60人的情况下，迎来近3000人报考，录取率约为50：1。
“盛况”空前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一些家长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待，认为孩子聪明过人，把考试视作科学诊断;另一方面，“超常班”往往有明确的升学通道，孩子一旦进入，便可以在心仪的学校接受整体贯通培养，这无疑是家长心目中稳健的升学“捷径”。也有部分家长有更“深”的考量——“超常班”不仅能让孩子享有名校环境、名师资源，也是提前编织关系网的机会，为未来打破阶层做准备。
趋之若鹜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的超常儿童？能否通过训练，将普通孩子塞入超常儿童教育的“快车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主任施建农表示，除了到专业研究测评机构进行鉴定，年龄可以作为粗略的辨识参考，“一般来说，当4岁儿童整体或某一方面的表现，超过了6岁儿童的平均水平，就可以被视为超常。”但超常并不等于“超前”，施建农以长短不一的橡皮筋举例解释：“把短的拉长，和未经施力的相比，可能看上去长了一些，但是如果用同样的力气同时去拉两者，本身长的肯定会更长。试图通过训练让普通儿童变成超常儿童并不合理。”家长一门心思对孩子进行超前教育来赶“超常”的浪潮，只是教育焦虑的外显，不仅会让孩子感觉痛苦，还会给夹缝中求生的超常儿童教育造成困扰，加剧对其教育公平性的质疑。
在施建农看来，关于公平性的争议，背后的逻辑其实不难梳理。“就像男生和女生一起吃饭，食堂规定每人一碗饭，看上去很公平，但男生吃不饱，女生吃不了。这其实不是公平，而是平均主义。”
当前的教育环境，无可否认只能照顾到大部分学生，早慧学生难以获得针对性的支持，而在流动和乡村儿童中，发掘超常儿童的工作面临更多资源分配的挑战。2009年，中科院心理所发起了“青云学子计划”公益项目，评估和支持流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超常儿童，辗转京郊打工子弟学校招收到24个学生，希望通过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相融合的创新途径，为他们打开教育公平的一扇窗。然而，受异地高考等政策影响，这场“穷孩子”的人生实验，最终未能完成预期目标。
在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创造力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黎看来，智力超常儿童和智力落后儿童一样，都属于特殊教育群体。因常态教育无法满足早慧儿童的学习需求，才有了超常儿童教育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其本质是为了提供适合的教育资源，支持早慧儿童的发展。
成长的烦恼
对超常儿童教育的质疑，与超常儿童早期培养方式有关——更关注他们理科的学习效果，忽视了低年龄潜在的隐患。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首个少年班成立，21位被选中的少年里，最大的16岁，最小的仅11岁。面对低龄的学生，少年班班主任汪惠迪需要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煮鸡蛋，晚上还要替他们关灯。这群孩子虽然天资卓群，但是在生活自理能力或心理发展方面，还处在与他们真实年龄相吻合的阶段。
“神童”身份被媒体不断放大，化作了推波助澜的“捧杀”。最常被提及的典型案例宁铂，小小年纪和副总理对弈连赢两局，让他名声大噪。他在少年班里读书、和同学们仰望夜空的照片充斥于报道和纪录片中，全国上下热切地关注着“神童”的一举一动。一年后，宁铂因为理论物理不是自己擅长的专业，想要转学却没能成功。无法选择热爱的领域，加之媒体的曝光、社会的赞誉，“神童”的称号让宁铂感到的不是荣光，而是心理与精神上的折磨。
宁铂毕业后的出路，与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伤仲永”的慨叹之余，公众对超常儿童教育平添了几分争论。如今的少年班，将入学年龄推后至15岁左右，并有了“在校期间以学为主，不接受采访”的规定。学校负责人曾这样解释：“孩子经不起夸，过分的曝光对他们的成长不利，会让他们产生惧怕感，担心考不好对不起这些夸奖，就不愿意再去尝试。”
调整年龄标尺，一部分考量是将“智商超常，社会发展能力滞后”纳入评测范畴，但现行的标尺是否足够科学合理？对那些“年龄不符但能力相符”的孩子，超常儿童教育的大门是否应该关闭？依据多年来的研究，施建农表示，在引导得当的情况下，超常儿童的学习能力和速度都比普通儿童快，在其他方面也比别人敏感。从儿童发展本身来说，年龄不应该成为最主要的限制条件。 的确有一批年纪虽小、学习能力却远超同龄人的孩子，强迫他们在常态的教育节奏中学习自己已经掌握的内容就是在浪费时间。不久前，施建农接触到一名数学超常的小学生，跟随大学生参加微积分的网课，教授的评语是“只有这个孩子听懂了”。“一个不满11岁的孩子能听懂大学微积分，还让他坐在小学课堂里听加减乘除，对他而言就是折磨。”施建农如是说。
除了年龄，身体素质情况、心理承受能力等都会影响超常儿童的学习状况。为此，施建农提出“体育为基础、德育为核心，培养创新精神为重点”的教学方式，以充足的体育运动促进学生的身体与大脑发育，同时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领导力等。在中科院心理所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八中少儿班特别重视体育，并提出了“自然体育”的概念，让学生走进大自然学习、探索，锻炼体魄和意志品质。“身体和健康是基础，不仅适合超常儿童，也适合所有的孩子。”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超常儿童的独特性会让他们比同龄人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不过，一项面向192名超常儿童和1015名非超常儿童的心理健康调查研究显示，超常儿童比同龄人具有更少的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和多动症，随着智力升高，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减少。研究者也说明，受样本数量影响，结果可能会与此前已有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状况。
我们对于人类大脑的认知还相当有限，如同面对一片广袤的森林，勘探工作刚刚起步，下定论不免为时过早。“成长的烦恼”所折射出的是人类对“神童”的迷恋和幻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超越常人，拥有更高的成就，契合社会对于“人才”和“成功”的定义，导致了人们对超常儿童过高的寄望，以至于结果未能达到期待时，喟叹声超过了正常的阈值。浮躁与非理性，为“神童情结”的根深蒂固提供了土壤。
谈及超常儿童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施建农表示，首先是让这群孩子获得匹配发展的教育支持，使“聪明”孩子不至于变坏;其次才是发挥才能，成为社会和国家所需的人才。
呼唤因材施教
曾经，超常儿童教育一度遍地开花，其初衷是为国家培养具有创造力的贤才。但在评价体系并未改变的背景下，考试的压力始终存在，導致学生为考而学、教师为考而教。许多一线实践中，超常儿童教育异化为过度关注分数，培养出一批批“应试学霸”，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则严重不足，与本来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一些在理科学习上表现并不突出、却在其他领域有潜能的学生，也很难获得相应的学习支持。
是否只有智力超常、学业超常的孩子才能被定义为超常儿童？对此，程黎表示：“如果按照在某个方面比同龄人具有显著优势来定义，超常儿童的比例大约能占到10%-15%，更多孩子可以被纳入超常儿童教育体系，接受适合的教育。”
“智商测试只能测出几类聪明人，很多其他领域的潜能无法测出。”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张学新告诉记者，“数学、棋类等方面的潜能相对容易测试，但只将目光聚焦于这些领域来定义超常儿童就太狭隘了，会忽略大量人才。”
当家长发现孩子在某方面兴趣浓厚，应该予以鼓励和支持。在张学新看来，兴趣源于才能，否则无法长时间维持。而兴趣能使孩子进行自我强化，哪怕天赋不是最佳，也有可能创造出成果。“天赋只是影响成果的部分因素，孩子是否有机会展现出兴趣、能否获得支持，以及个人的意志力与激情等，这些对最终成果的影响更为重要。”他的个人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读中学时，张学新在竞赛中的表现并不算突出，但是各科成绩都保持不错的状态，得到老师的鼓励，他的学习动力更强，加上日积月累的努力，最终在专业研究领域得到了回馈。
早年间，加速式教育模式被我国普遍采用，速度快、课程深，的确能满足“快出人才”的需求，能为超常儿童提供学习挑战、加强他们的学习动机。但人为缩短学龄期也存在弊端，比如知识存在断层、基础不扎实等，加之学业压力大、成长环境特殊，作为唯一模式面向全体，自然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如今，从理论界到实践领域已经意识到寻找不同模式的重要性，一些学校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在更广大的地区，科学的超常儿童教育依旧缺乏。这些本有更丰富可能的孩子，或卷入刷题队伍，或多元潜能被忽视，前景并不明朗。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师，而师资正是超常儿童教育的短板。施建农介绍，当前师范院校的特殊教育专业多为盲聋哑残儿童培养教师队伍，尚未出现大规模针对超常儿童教育的师资培养，而兼顾超常和低常群体的教师需求，应是特殊教育的题中之义。在他眼中，超常儿童的需求不尽相同，有的适合压缩学制，有的适合充实教育，正所谓“因材施教”，无一不需要师资建设的后盾。
从现有的国际经验来看，针对超常儿童，一方面可以建立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除经费投入，还要配备日常所需的学习场所，设立专门的超常儿童研究中心提供课程指导、研究数据等。另一方面，大多数重视超常儿童教育的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来提供支持与保障。包括施建农在内的专家也为此呼吁，“要在特殊教育法里增加超常儿童教育的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保障”。
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去年全年，我国登记在册的新生儿一共有1003.5万人。不包括那些尚未登记的婴童们，这些呱呱坠地的生命中，蕴藏着数量可观的超常儿童。他们的成长不会因教育模式尚在探索而暂停。如何加快脚步找到科学规范的教育路径，避免人才浪费，依然是超常儿童教育的待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