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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中，不少是为人所熟知的，但有的因去世过早或其他原因而湮没无闻了，黄负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以致有人在编辑《革命烈士诗抄》和《革命烈士书信》时，虽然觅得有署名“负生”所写的诗，以及黄负生示儿女的《遗书》，但因不知“负生”的生平而未被编入。
黄负生作为1945年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确认的革命烈士，其一生虽短暂，但其活动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对后人不无启迪之处。我现据1981年于汉口，1991年于苏州对黄负生之子黄钢（原名黄宏济）的两次采访，并参考黄钢、谭家昆夫妇编辑的有关资料，对革命先烈黄负生介绍于后。
武汉地区党委的第一届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如下记述：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这里，对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只是提及董必武等三人，实际上，其时在武汉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还有黄负生、刘子通等人。1920年，刘伯垂从上海回武汉时带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和文件，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小组成员有陈潭秋、董必武、刘子通、黄负生等人。这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即更名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对黄负生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活动，《湖北省人物志》中是有明确介绍的。
还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黄负生就已经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对工人生存的艰难，所受的欺凌、压榨作了深入的调查。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黄负生与陈潭秋、刘子通以刘云生署名（作者按：刘，为刘子通；云为陈潭秋，字云光；生，为黄负生）发表了《汉口苦力状况》一文。文中指出：“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疾病死亡，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难堪者。”这说明了黄负生其时即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作启蒙运动于劳动大众与知识阶层中。这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也有介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便以相当大的力量直接投身到工人中去，从事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而黄负生等人深入工人群众，在接触中国的社会实际后，才更深切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光；生，为黄负生）发表了《汉口苦力状况》一文。文中指出：“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疾病死亡，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难堪者。”这说明了黄负生其时即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作启蒙运动于劳动大众与知识阶层中。这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也有介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便以相当大的力量直接投身到工人中去，从事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而黄负生等人深入工人群众，在接触中国的社会实际后，才更深切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在北京《每周评论》，湖南《湘江评论》，上海《星期评论》创刊之后，黄负生、陈潭秋、刘子通、施洋等人一起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由黄负生负责主编，编辑部即设在黄负生在武昌黄土坡27号家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后，湖北省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回武汉，与奉中央之命回武汉工作的包惠僧一起，建立了武汉地区区党委。区党委委员3人，由包惠僧任书记，陈潭秋为组织委员，黄负生为宣传委员。据包惠僧应吴德峰之邀约于1955年3月所写的文稿中谈：“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力有限，除了我已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以外，黄负生、陈潭秋、刘子通、陈荫林（作者接：为陈潭秋的八弟）、李汉俊诸同志都是一面教书，一面为党工作，只有项德英（项英）由党开支最底限度的生活费（每月15元）。”这说明了黄负生其时既要从事社会职业，也要以极大的精力开展党的工作。他是以超支的精力为信仰与追求不懈地努力。
武汉区党委机关依然设在黄负生的家中。据包惠僧回忆，他们这些人，除黄负生已婚且有子女外，都是未婚的。因此，黄负生的妻子王纯素就成了机关的主妇，不仅负责一日三餐，还料理机关事务。“负生同志也和李达一样，常称自己爱人为‘半个人’。我们叫她贤惠的嫂嫂，负生的很多进步学生，现在的老共产党员，则叫她作‘黄师母’。”这群学生中，就有夏之栩、李文宜等同志在内。
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黄负生同志走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道路，有他必然的思想基础。
黄负生原名凤清，生于1891年7月23日。据陈潭秋刊于1922年5月7日《民国日报·觉悟》的《负生底病——死》一文中所说：“负生底先人，原籍是安徽休宁县，他底父亲宦游到此（作者按：指武昌），才入了湖北籍；但是因为宦游，没有固定的生活，遂落在无产阶级中去了。”家境贫寒，使黄负生易于接触社会的下层，易萌生变革社会的思想。还在辛亥革命前，当他于武昌昙华林的工业传习所学习时，就与革命团体成员刘移荪、刘仲文这两位同班同学时相交往，还参与制造炸药，以供革命党人制造炸弹之用。在辛亥革命时，他还参加了学生新军，以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黄负生离开学生新军后去武昌中华大学任教，讲授国文，开始了与在校读书的恽代英的交往。探索救国的方略，是他们时相谈论的话题。不久，他又与恽代英、梁绍文等人一起创办了油印刊物《道枢》，黄负生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也追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当时，中华大学办有校刊《光华学报》，黄负生为《光华学报》写有不少诗文。1916年第3期的《光华学报》就刊有他所写的一诗，其中有云：“汉家边塞连烽火，楚国衣冠半沐猴。北望逐鹿知未己，中原从此不胜愁。”“短衣匹马出黄州，一夕严霜鬓已秋。”辛亥革命虽结束了帝制，但军阀混战、民生涂炭的局面，使黄负生对时局悲愤不已；但也在悲愤中更激起了他探索人生道路的执著之情。
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有《互助》杂志的记载，这是恽代英、黄负生、洗百言、梁绍文等组织的“互助社”办的刊物。不久，林育南也参加了进来。互助社作为一个“纯朴进步的民主组织”，在五四运动中是武汉地区最活跃的中坚力量，也是武汉地区最早建立的民主社团。这一社团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恽代英在日记中有记载：“?諢1917年10月8日?諣与少文、伯言、负生议定创互助社，仍以自助助人为宗旨。”互助社拟定了《互励文》，其中有云：“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以此为起点，武汉地区的这一群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地走上了追求社会改革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黄负生同恽代英、林育南、施洋等人一起在汉口华商跑马场组织举行了有上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以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为了发动商人罢市，面临军阀政府不允散发传单的困难，黄负生对恽代英说了他想出的一个主意：用纸扇以传书。这得到了恽代英的赞同。黄负生当即买来了多把白纸扇，用毛笔写上了“为了救国，全市商店罢市，此扇请传观”等字样。这在恽代英日记中也有记载：“?諢1919年6月11日?諣又发纸扇四把，扇为负生所备。”这纸扇确实起到了比散发传单更为有效的作用，武汉三镇的商家得此消息，纷纷响应这一为了民族生存的义举而罢市，策应了已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掀起的爱国运动。
1921年7月，恽代英出席少年中国学会会议从南京回武汉，当夜就在一所中学的院子里，黄负生、郑遵芳、洗百言听取了恽代英出席南京会议上争论的情况，决定成立一个类同于苏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组织，这即为以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共存社”。据郑遵芳回忆，共存社在建立和发展后，其组织是很严密的。黄负生被选为经济委员，郑遵芳为实业委员，廖焕星为宣传委员。共存社出版了刊物《我的话》，明确宣告将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社会，确定以积极切实的准备，企求阶级斗争与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人类共存，这也是“共存社”取名的由来了，是包含有这批青年所追求的目标的。
黄负生其时的世界观已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湖北有个黄负生”
作为武汉区党委的宣传委员，黄负生着力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这宣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黄负生以他所熟悉的人力车工人——社会最底层的劳苦群众作为进行工作的首选目标，这也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大，接触面广，通过他们可以使启蒙工作更快更好地向社会辐射开去。当时，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郑凯卿就化装成人力车工人去他们中活动。郑凯卿自己向黄负生汇报工作情况，也带领人力车工人如樊一狗、袁浩成等人直接同黄负生交谈。这使黄负生的宣传工作也显得有针对性，能引起广大工人的共鸣。如黄负生依据工人在重重剥削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被逼卖儿卖女的悲惨所写的《奴婢》。这首刊于1921年9月22日《民国日报·觉悟》的诗真切反映了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一餐无食儿女饥 ，/两餐无食儿女啼 ，/三餐无食卖了儿女衣。/无衣儿身寒， /无食儿肚饥，/ 若要不寒又不饥，/除非儿女各东西。/ 卖儿作人奴，/ 卖女作人婢 /卖儿钱多少 ，/不及爷娘泪。// 卖儿价如何，/不如柴米贵 。/柴米有时尽 ， /儿女无还期。/ 爷娘倚门望，/望望日已西 。//奴婢何尝不想娘，/主人鞭扑不敢望。”
中共武汉地区党委其时还积极在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铁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也不时到中共武汉机关来探访。党的机关设在黄负生一所三上三下的房子里，楼上东间住的是黄负生夫妇，西间住的是党的书记包惠僧，楼下由陈潭秋等人居住。铁路工人来访，也大都由黄负生接待。他们做的这些工作为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打下了先期的坚实基础。有了这基础，到1927年时，武汉地区参加工会的人数已从北伐前的万余人剧增到10万人。二七烈士林祥谦、施洋就是在黄土坡武汉党的机关参加党组织的。
黄负生还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当时，黄负生在湖北女子师范兼课，这为他在妇女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据当时湖北女师学生袁溥之回忆，每逢黄负生讲课时，“我们都扒在窗子外面听，课堂窗子外挤满了人，要是他课讲得不好，他这位教员又不是我们班的先生，可以不去听，我们为什么都涌着去扒窗子呢？”黄负生“向我们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和妇女解放，所以我们爱听”。袁溥之还回忆说：“我们女师十几个学生在黄老师、陈潭秋老师、刘子通老师帮助下组织了‘妇女读书会’，每星期到黄土坡去，黄、陈、刘还有李汉俊等同志辅导我们学习《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列主义著作。”“妇女读书会”的骨干有12人，有袁溥之、袁震、夏之栩、李文宜、徐全直等。也在黄土坡，夏之栩、徐全直、李文宜、陈梦兰、袁溥之等人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在黄负生等人培养下的这些妇女运动的先驱，后来在革命活动中大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们中，徐全直与陈潭秋结婚，夏之栩与赵世炎结婚，李文宜与罗亦农结婚，袁震与吴晗结婚，袁溥之与陈郁结婚。
在中共武汉地区党委建立后，《武汉星期评论》即成为武汉地区党的机关刊物。作为主编的黄负生，在原先创刊的以改造社会、改革教育、解放妇女、批判封建军阀的统治为宗旨的基础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这一刊物经常写稿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李汉俊、林育南、肖楚女、夏之栩等人。黄负生作为主编，也为刊物写了不少文章。对《武汉星期评论》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当时就有人发表评论说它是“旭日东升，生气勃勃”的“巍然独存于中国之中、大江之旁”的一面旗帜（见1923年9月《评论》第一卷第四号）。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对《武汉星期评论》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肯定。
黄负生的出色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922年春，毛泽东来到武汉，在武昌黄土坡武汉党的机关（也为黄负生的住宅）住了半个月。于此期间，毛泽东同武汉区委的组织委员陈潭秋、宣传委员黄负生有过多次谈话。黄负生的妻子王纯素曾回忆说，毛泽东“常常坐在负生的床前，握着负生的手谈话”。对黄负生编的《武汉星期评论》印象尤为深刻，当时由蔡和森主编的《湘江评论》也饮誉一时，因之毛泽东曾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袁溥之回忆说，毛泽东的这个评论，“在当时就传遍了”。
“我宁死也不会要你一分臭钱”
为了生活，黄负生一面在中华大学任教，还先后在湖北女师、致中公学、辅德中学等多所学校兼课。那时，他作为教员并无固定工资，只是按授课的钟点领取课时费。同时，又忙于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建党后党的工作。体力的超支，使他患上了咯血症，但是，正如他的学生袁溥之在他去世后刊发于《武汉星期评论》上的挽诗所写，“每一咯血，不曾休息”。恽代英也常说，“负生身体这样不好还改作业！”作为武汉地区的书记，包惠僧也曾劝黄负生休息，但黄负生还是没有听从这一劝告。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武汉星期评论》刊登了一封武汉学生揭发中华大学当局营私舞弊的来信，校长陈时在举行教职员工会议时，说黄负生污蔑破坏学校名誉，要他交出投稿人来信的原件。这被黄负生拒绝了。对中华大学的情况，身为该校教员的他当然是熟知内情的，他理直气壮地否认这是污蔑的说法，而要保护言论自由，编辑部也绝不能交出原稿。陈时在恼羞之余，令他的手下将黄负生推出了会场。“他回到家中，两眼发直，面色发青。当时，他把陈潭秋同志同我找到他的房间里，谈到同陈时冲突的经过，及被推出会场的情形，他的脸色由发青到发红，一时咳嗽与气喘发作起来，当时即吐出几口鲜血。当天一晚没有睡着，第二天早晨没有起床，从此，他病倒了。经过中、西医的诊断，认为他的肺病严重，应该作长期的休养，但是他是不能作休养的打算的，因为他不工作，我们党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同时，他们一家四口就得饿饭。”而其时，他既为中华大学解聘，由董必武介绍去任教的湖北女师也不再续聘，因之，生活费用全无着落，这时，对黄负生来说，真是贫病交加了。而党的工作是不能停顿的。黄负生自己就对陈潭秋说过，对病，“我也知道，我并且知道医治的方法，但是我没有医治的可能；医的方法，不外休息、调养两种，我底环境不让我休息，还说得上调养吗？”
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得知了黄负生病重的消息，既慑于黄负生的声望，又惮于当时武汉地区工人阶级正准备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形势，来到了黄负生的病床前，还拿出了一把银圆以示慰问，这使黄负生气恼，他扫落了这把银圆，怒骂：“我宁可穷死，也不会要你一分臭钱！” 黄负生在恶势力面前是不屈的。正如陈潭秋所说：“他是一个硬汉子，他是一个不愿意苟且偷生的硬汉子；我们想想，假若他要变了节，与旧社会妥协起来，做资产阶级底附属物，安闲，愉快……他未必壮年致病吧？未必病了还不得休息，不能调养吧？惟其他不如此，所以他竟然死了！”（见《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7日）
黄负生终因病重，延至1922年4月去世，终年仅31岁。
充满血泪的遗书
在黄负生自知不行的时候，他向武汉地区党的书记包惠僧与组织委员陈潭秋以及好友刘子通托孤，并交付了所写的遗书。这遗书，感人至深，以动人的文笔写下了一位共产党人最后的心愿。
黄负生所写遗书一，是给朋友们的。这遗书的开头就是对社会的控诉：“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杀人的利剑四面八方密如雨点似的向我刺来；我的一颗心被彼刺碎了；我底脑子被彼搅翻了……”他明确宣告，“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啊！所以我宁愿这样——死”。他对朋友们也即战友们提出：“我深望诸君切实负起这重担子，向着腐旧而万恶的社会勇猛地开放九十九生的大炮向大地轰斗起来。”他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坚信新的社会必将在中国建立起来，“我知道你们必能成功，因为你们是有这种希望的人……遥祝诸君的成功”。
黄负生所写的遗书二，是留给刘子通的，是托孤。“我现在将宏济（作者按：1938年后改名为黄钢）托与你，一切教养，均要你一人负担，他便算是你的儿子了。他将来不必姓黄，从你姓刘吧。你若是要打破这宗法制度，就随便他姓张姓李均可。”“小女宏世（作者按：惫掣年去延安后改名黄铁），伊母要送与人，送与人做小媳妇，我不愿意，若送与人做女儿，也未尝不可。这都请你留意观察保护。”最后，写了：“这些事情请你和陈潭秋包惠僧商办。”
黄负生还写有“遗笔”交代其他后事，分条列出，共九条。第一条为表明移风易俗心迹的：“我死后，尸体焚化，骨灰任意投置何处。——如万不忍抛弃，则骨灰可以坛盛葬吾母墓旁。”“不必另殓新衣”，“更要避去择期安葬开吊等恶习”。第三条是劝其妻再嫁的，“吾妻纯素，不必守节”，“望戚友向伊好言劝导”，“更望吾妻勿为旧礼教所束缚”。（作者按：黄负生的妻子王纯素后随陈潭秋去安源，在安源工人俱乐部教工人缝纫，也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学了文化。）在当时，这也确实是在破除旧礼教的束缚。第六条，是借两位友人的钱财——五十串，“至今未还”，因而“请同人代我写信，说我临终最后一刹那仍然感激他俩”。黄负生交代后事，不遗巨细，对友人的债务，也存念不忘，有一告语，这也可见他胸怀的坦荡。第七条，“我此次大病，包惠僧陈潭秋刘子通及诸同志，照拂我较亲手足情分尤为浓厚，仍恳请诸兄于我未了事代为收束。”这是嘱托，也为感谢。对同志的深情，他是永存于心的。
一代先驱走了。《武汉星期评论》为追悼黄负生出版了一期专号。他的战友陈潭秋在1922年5月7日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发表了悼念文章《负生底病——死》。陈潭秋是感佩黄负生的为人的。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恽代英日记》中就写有黄负生对他的规劝：“负生言，吾与人言好涉谐谑，可谓药石之言。”这使陈潭秋“自省”（见1917年11月24日日记）。陈潭秋还认为，黄负生的“思想最前进了”，“我们之中算负生思想最前进，最多能的了：他会诗能文，又演过戏剧，写剧本，又写论文又办报”。“他死时，那么年轻，我们都非常可惜，说他是‘蛾子！蛾子！不飞不死！’”。作为中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作为先是共产主义小组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作为同是中共武汉地区区委委员的战友，陈潭秋对黄负生是有真挚的感情的，这在他的悼文中就可以感受到：黄负生“是一个硬汉子”，“是一个不愿意苟且偷生的硬汉子”。陈潭秋认为，“致负生于病——死的原因是社会的经济制度”。因而，他的结论便是，“我们若再不设法将彼根本改造，那么，同负生一样的人还不知有多少，都非继负生被彼杀尽不止！”陈潭秋悼念黄负生，是在号召大家改变这“现社会的经济制度”，这样才能对黄负生的悼念活动有意义。
黄负生去世后，由工人党员郑凯卿将其埋葬于武汉洪山。直到惫垂年武汉解放，其女黄铁才第一次去祭奠，但已无从觅到坟头，只能“对着那一堆堆孤坟野冢，向东、南、西、北四方洒上一杯清酒”（黄铁语）。
“蛾子，蛾子，不飞不死！”陈潭秋的话，是可以作为对黄负生的品格与终身事业的确切评价的。为了自己的追求与信念，抱定宗旨是要“飞”的，哪怕这最后结果是“死”呢，也绝不停止！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负生作为1945年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确认的革命烈士，其一生虽短暂，但其活动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对后人不无启迪之处。我现据1981年于汉口，1991年于苏州对黄负生之子黄钢（原名黄宏济）的两次采访，并参考黄钢、谭家昆夫妇编辑的有关资料，对革命先烈黄负生介绍于后。
武汉地区党委的第一届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如下记述：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这里，对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只是提及董必武等三人，实际上，其时在武汉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还有黄负生、刘子通等人。1920年，刘伯垂从上海回武汉时带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和文件，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小组成员有陈潭秋、董必武、刘子通、黄负生等人。这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即更名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对黄负生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活动，《湖北省人物志》中是有明确介绍的。
还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黄负生就已经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对工人生存的艰难，所受的欺凌、压榨作了深入的调查。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黄负生与陈潭秋、刘子通以刘云生署名（作者按：刘，为刘子通；云为陈潭秋，字云光；生，为黄负生）发表了《汉口苦力状况》一文。文中指出：“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疾病死亡，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难堪者。”这说明了黄负生其时即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作启蒙运动于劳动大众与知识阶层中。这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也有介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便以相当大的力量直接投身到工人中去，从事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而黄负生等人深入工人群众，在接触中国的社会实际后，才更深切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光；生，为黄负生）发表了《汉口苦力状况》一文。文中指出：“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疾病死亡，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难堪者。”这说明了黄负生其时即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作启蒙运动于劳动大众与知识阶层中。这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也有介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便以相当大的力量直接投身到工人中去，从事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而黄负生等人深入工人群众，在接触中国的社会实际后，才更深切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在北京《每周评论》，湖南《湘江评论》，上海《星期评论》创刊之后，黄负生、陈潭秋、刘子通、施洋等人一起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由黄负生负责主编，编辑部即设在黄负生在武昌黄土坡27号家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后，湖北省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回武汉，与奉中央之命回武汉工作的包惠僧一起，建立了武汉地区区党委。区党委委员3人，由包惠僧任书记，陈潭秋为组织委员，黄负生为宣传委员。据包惠僧应吴德峰之邀约于1955年3月所写的文稿中谈：“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力有限，除了我已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以外，黄负生、陈潭秋、刘子通、陈荫林（作者接：为陈潭秋的八弟）、李汉俊诸同志都是一面教书，一面为党工作，只有项德英（项英）由党开支最底限度的生活费（每月15元）。”这说明了黄负生其时既要从事社会职业，也要以极大的精力开展党的工作。他是以超支的精力为信仰与追求不懈地努力。
武汉区党委机关依然设在黄负生的家中。据包惠僧回忆，他们这些人，除黄负生已婚且有子女外，都是未婚的。因此，黄负生的妻子王纯素就成了机关的主妇，不仅负责一日三餐，还料理机关事务。“负生同志也和李达一样，常称自己爱人为‘半个人’。我们叫她贤惠的嫂嫂，负生的很多进步学生，现在的老共产党员，则叫她作‘黄师母’。”这群学生中，就有夏之栩、李文宜等同志在内。
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黄负生同志走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道路，有他必然的思想基础。
黄负生原名凤清，生于1891年7月23日。据陈潭秋刊于1922年5月7日《民国日报·觉悟》的《负生底病——死》一文中所说：“负生底先人，原籍是安徽休宁县，他底父亲宦游到此（作者按：指武昌），才入了湖北籍；但是因为宦游，没有固定的生活，遂落在无产阶级中去了。”家境贫寒，使黄负生易于接触社会的下层，易萌生变革社会的思想。还在辛亥革命前，当他于武昌昙华林的工业传习所学习时，就与革命团体成员刘移荪、刘仲文这两位同班同学时相交往，还参与制造炸药，以供革命党人制造炸弹之用。在辛亥革命时，他还参加了学生新军，以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黄负生离开学生新军后去武昌中华大学任教，讲授国文，开始了与在校读书的恽代英的交往。探索救国的方略，是他们时相谈论的话题。不久，他又与恽代英、梁绍文等人一起创办了油印刊物《道枢》，黄负生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也追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当时，中华大学办有校刊《光华学报》，黄负生为《光华学报》写有不少诗文。1916年第3期的《光华学报》就刊有他所写的一诗，其中有云：“汉家边塞连烽火，楚国衣冠半沐猴。北望逐鹿知未己，中原从此不胜愁。”“短衣匹马出黄州，一夕严霜鬓已秋。”辛亥革命虽结束了帝制，但军阀混战、民生涂炭的局面，使黄负生对时局悲愤不已；但也在悲愤中更激起了他探索人生道路的执著之情。
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有《互助》杂志的记载，这是恽代英、黄负生、洗百言、梁绍文等组织的“互助社”办的刊物。不久，林育南也参加了进来。互助社作为一个“纯朴进步的民主组织”，在五四运动中是武汉地区最活跃的中坚力量，也是武汉地区最早建立的民主社团。这一社团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恽代英在日记中有记载：“?諢1917年10月8日?諣与少文、伯言、负生议定创互助社，仍以自助助人为宗旨。”互助社拟定了《互励文》，其中有云：“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以此为起点，武汉地区的这一群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地走上了追求社会改革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黄负生同恽代英、林育南、施洋等人一起在汉口华商跑马场组织举行了有上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以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为了发动商人罢市，面临军阀政府不允散发传单的困难，黄负生对恽代英说了他想出的一个主意：用纸扇以传书。这得到了恽代英的赞同。黄负生当即买来了多把白纸扇，用毛笔写上了“为了救国，全市商店罢市，此扇请传观”等字样。这在恽代英日记中也有记载：“?諢1919年6月11日?諣又发纸扇四把，扇为负生所备。”这纸扇确实起到了比散发传单更为有效的作用，武汉三镇的商家得此消息，纷纷响应这一为了民族生存的义举而罢市，策应了已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掀起的爱国运动。
1921年7月，恽代英出席少年中国学会会议从南京回武汉，当夜就在一所中学的院子里，黄负生、郑遵芳、洗百言听取了恽代英出席南京会议上争论的情况，决定成立一个类同于苏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组织，这即为以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共存社”。据郑遵芳回忆，共存社在建立和发展后，其组织是很严密的。黄负生被选为经济委员，郑遵芳为实业委员，廖焕星为宣传委员。共存社出版了刊物《我的话》，明确宣告将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社会，确定以积极切实的准备，企求阶级斗争与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人类共存，这也是“共存社”取名的由来了，是包含有这批青年所追求的目标的。
黄负生其时的世界观已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湖北有个黄负生”
作为武汉区党委的宣传委员，黄负生着力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这宣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黄负生以他所熟悉的人力车工人——社会最底层的劳苦群众作为进行工作的首选目标，这也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大，接触面广，通过他们可以使启蒙工作更快更好地向社会辐射开去。当时，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郑凯卿就化装成人力车工人去他们中活动。郑凯卿自己向黄负生汇报工作情况，也带领人力车工人如樊一狗、袁浩成等人直接同黄负生交谈。这使黄负生的宣传工作也显得有针对性，能引起广大工人的共鸣。如黄负生依据工人在重重剥削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被逼卖儿卖女的悲惨所写的《奴婢》。这首刊于1921年9月22日《民国日报·觉悟》的诗真切反映了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一餐无食儿女饥 ，/两餐无食儿女啼 ，/三餐无食卖了儿女衣。/无衣儿身寒， /无食儿肚饥，/ 若要不寒又不饥，/除非儿女各东西。/ 卖儿作人奴，/ 卖女作人婢 /卖儿钱多少 ，/不及爷娘泪。// 卖儿价如何，/不如柴米贵 。/柴米有时尽 ， /儿女无还期。/ 爷娘倚门望，/望望日已西 。//奴婢何尝不想娘，/主人鞭扑不敢望。”
中共武汉地区党委其时还积极在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铁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也不时到中共武汉机关来探访。党的机关设在黄负生一所三上三下的房子里，楼上东间住的是黄负生夫妇，西间住的是党的书记包惠僧，楼下由陈潭秋等人居住。铁路工人来访，也大都由黄负生接待。他们做的这些工作为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打下了先期的坚实基础。有了这基础，到1927年时，武汉地区参加工会的人数已从北伐前的万余人剧增到10万人。二七烈士林祥谦、施洋就是在黄土坡武汉党的机关参加党组织的。
黄负生还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当时，黄负生在湖北女子师范兼课，这为他在妇女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据当时湖北女师学生袁溥之回忆，每逢黄负生讲课时，“我们都扒在窗子外面听，课堂窗子外挤满了人，要是他课讲得不好，他这位教员又不是我们班的先生，可以不去听，我们为什么都涌着去扒窗子呢？”黄负生“向我们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和妇女解放，所以我们爱听”。袁溥之还回忆说：“我们女师十几个学生在黄老师、陈潭秋老师、刘子通老师帮助下组织了‘妇女读书会’，每星期到黄土坡去，黄、陈、刘还有李汉俊等同志辅导我们学习《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列主义著作。”“妇女读书会”的骨干有12人，有袁溥之、袁震、夏之栩、李文宜、徐全直等。也在黄土坡，夏之栩、徐全直、李文宜、陈梦兰、袁溥之等人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在黄负生等人培养下的这些妇女运动的先驱，后来在革命活动中大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们中，徐全直与陈潭秋结婚，夏之栩与赵世炎结婚，李文宜与罗亦农结婚，袁震与吴晗结婚，袁溥之与陈郁结婚。
在中共武汉地区党委建立后，《武汉星期评论》即成为武汉地区党的机关刊物。作为主编的黄负生，在原先创刊的以改造社会、改革教育、解放妇女、批判封建军阀的统治为宗旨的基础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这一刊物经常写稿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李汉俊、林育南、肖楚女、夏之栩等人。黄负生作为主编，也为刊物写了不少文章。对《武汉星期评论》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当时就有人发表评论说它是“旭日东升，生气勃勃”的“巍然独存于中国之中、大江之旁”的一面旗帜（见1923年9月《评论》第一卷第四号）。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对《武汉星期评论》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肯定。
黄负生的出色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922年春，毛泽东来到武汉，在武昌黄土坡武汉党的机关（也为黄负生的住宅）住了半个月。于此期间，毛泽东同武汉区委的组织委员陈潭秋、宣传委员黄负生有过多次谈话。黄负生的妻子王纯素曾回忆说，毛泽东“常常坐在负生的床前，握着负生的手谈话”。对黄负生编的《武汉星期评论》印象尤为深刻，当时由蔡和森主编的《湘江评论》也饮誉一时，因之毛泽东曾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袁溥之回忆说，毛泽东的这个评论，“在当时就传遍了”。
“我宁死也不会要你一分臭钱”
为了生活，黄负生一面在中华大学任教，还先后在湖北女师、致中公学、辅德中学等多所学校兼课。那时，他作为教员并无固定工资，只是按授课的钟点领取课时费。同时，又忙于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建党后党的工作。体力的超支，使他患上了咯血症，但是，正如他的学生袁溥之在他去世后刊发于《武汉星期评论》上的挽诗所写，“每一咯血，不曾休息”。恽代英也常说，“负生身体这样不好还改作业！”作为武汉地区的书记，包惠僧也曾劝黄负生休息，但黄负生还是没有听从这一劝告。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武汉星期评论》刊登了一封武汉学生揭发中华大学当局营私舞弊的来信，校长陈时在举行教职员工会议时，说黄负生污蔑破坏学校名誉，要他交出投稿人来信的原件。这被黄负生拒绝了。对中华大学的情况，身为该校教员的他当然是熟知内情的，他理直气壮地否认这是污蔑的说法，而要保护言论自由，编辑部也绝不能交出原稿。陈时在恼羞之余，令他的手下将黄负生推出了会场。“他回到家中，两眼发直，面色发青。当时，他把陈潭秋同志同我找到他的房间里，谈到同陈时冲突的经过，及被推出会场的情形，他的脸色由发青到发红，一时咳嗽与气喘发作起来，当时即吐出几口鲜血。当天一晚没有睡着，第二天早晨没有起床，从此，他病倒了。经过中、西医的诊断，认为他的肺病严重，应该作长期的休养，但是他是不能作休养的打算的，因为他不工作，我们党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同时，他们一家四口就得饿饭。”而其时，他既为中华大学解聘，由董必武介绍去任教的湖北女师也不再续聘，因之，生活费用全无着落，这时，对黄负生来说，真是贫病交加了。而党的工作是不能停顿的。黄负生自己就对陈潭秋说过，对病，“我也知道，我并且知道医治的方法，但是我没有医治的可能；医的方法，不外休息、调养两种，我底环境不让我休息，还说得上调养吗？”
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得知了黄负生病重的消息，既慑于黄负生的声望，又惮于当时武汉地区工人阶级正准备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形势，来到了黄负生的病床前，还拿出了一把银圆以示慰问，这使黄负生气恼，他扫落了这把银圆，怒骂：“我宁可穷死，也不会要你一分臭钱！” 黄负生在恶势力面前是不屈的。正如陈潭秋所说：“他是一个硬汉子，他是一个不愿意苟且偷生的硬汉子；我们想想，假若他要变了节，与旧社会妥协起来，做资产阶级底附属物，安闲，愉快……他未必壮年致病吧？未必病了还不得休息，不能调养吧？惟其他不如此，所以他竟然死了！”（见《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7日）
黄负生终因病重，延至1922年4月去世，终年仅31岁。
充满血泪的遗书
在黄负生自知不行的时候，他向武汉地区党的书记包惠僧与组织委员陈潭秋以及好友刘子通托孤，并交付了所写的遗书。这遗书，感人至深，以动人的文笔写下了一位共产党人最后的心愿。
黄负生所写遗书一，是给朋友们的。这遗书的开头就是对社会的控诉：“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杀人的利剑四面八方密如雨点似的向我刺来；我的一颗心被彼刺碎了；我底脑子被彼搅翻了……”他明确宣告，“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啊！所以我宁愿这样——死”。他对朋友们也即战友们提出：“我深望诸君切实负起这重担子，向着腐旧而万恶的社会勇猛地开放九十九生的大炮向大地轰斗起来。”他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坚信新的社会必将在中国建立起来，“我知道你们必能成功，因为你们是有这种希望的人……遥祝诸君的成功”。
黄负生所写的遗书二，是留给刘子通的，是托孤。“我现在将宏济（作者按：1938年后改名为黄钢）托与你，一切教养，均要你一人负担，他便算是你的儿子了。他将来不必姓黄，从你姓刘吧。你若是要打破这宗法制度，就随便他姓张姓李均可。”“小女宏世（作者按：惫掣年去延安后改名黄铁），伊母要送与人，送与人做小媳妇，我不愿意，若送与人做女儿，也未尝不可。这都请你留意观察保护。”最后，写了：“这些事情请你和陈潭秋包惠僧商办。”
黄负生还写有“遗笔”交代其他后事，分条列出，共九条。第一条为表明移风易俗心迹的：“我死后，尸体焚化，骨灰任意投置何处。——如万不忍抛弃，则骨灰可以坛盛葬吾母墓旁。”“不必另殓新衣”，“更要避去择期安葬开吊等恶习”。第三条是劝其妻再嫁的，“吾妻纯素，不必守节”，“望戚友向伊好言劝导”，“更望吾妻勿为旧礼教所束缚”。（作者按：黄负生的妻子王纯素后随陈潭秋去安源，在安源工人俱乐部教工人缝纫，也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学了文化。）在当时，这也确实是在破除旧礼教的束缚。第六条，是借两位友人的钱财——五十串，“至今未还”，因而“请同人代我写信，说我临终最后一刹那仍然感激他俩”。黄负生交代后事，不遗巨细，对友人的债务，也存念不忘，有一告语，这也可见他胸怀的坦荡。第七条，“我此次大病，包惠僧陈潭秋刘子通及诸同志，照拂我较亲手足情分尤为浓厚，仍恳请诸兄于我未了事代为收束。”这是嘱托，也为感谢。对同志的深情，他是永存于心的。
一代先驱走了。《武汉星期评论》为追悼黄负生出版了一期专号。他的战友陈潭秋在1922年5月7日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发表了悼念文章《负生底病——死》。陈潭秋是感佩黄负生的为人的。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恽代英日记》中就写有黄负生对他的规劝：“负生言，吾与人言好涉谐谑，可谓药石之言。”这使陈潭秋“自省”（见1917年11月24日日记）。陈潭秋还认为，黄负生的“思想最前进了”，“我们之中算负生思想最前进，最多能的了：他会诗能文，又演过戏剧，写剧本，又写论文又办报”。“他死时，那么年轻，我们都非常可惜，说他是‘蛾子！蛾子！不飞不死！’”。作为中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作为先是共产主义小组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作为同是中共武汉地区区委委员的战友，陈潭秋对黄负生是有真挚的感情的，这在他的悼文中就可以感受到：黄负生“是一个硬汉子”，“是一个不愿意苟且偷生的硬汉子”。陈潭秋认为，“致负生于病——死的原因是社会的经济制度”。因而，他的结论便是，“我们若再不设法将彼根本改造，那么，同负生一样的人还不知有多少，都非继负生被彼杀尽不止！”陈潭秋悼念黄负生，是在号召大家改变这“现社会的经济制度”，这样才能对黄负生的悼念活动有意义。
黄负生去世后，由工人党员郑凯卿将其埋葬于武汉洪山。直到惫垂年武汉解放，其女黄铁才第一次去祭奠，但已无从觅到坟头，只能“对着那一堆堆孤坟野冢，向东、南、西、北四方洒上一杯清酒”（黄铁语）。
“蛾子，蛾子，不飞不死！”陈潭秋的话，是可以作为对黄负生的品格与终身事业的确切评价的。为了自己的追求与信念，抱定宗旨是要“飞”的，哪怕这最后结果是“死”呢，也绝不停止！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