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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于“找路”，构成《原道》之特有的品格；持读已出的第一、二辑，就可知道这种品格如何使《原道》特立独行于同类严肃刊物。
面世之一、二辑，所“原”之“道”已有好几条。首先是陈明博士的“新的中体西用之道”，此“道”的根本目标，是在“新的中体西用”的基础上“统一现代化的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创造，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已经遭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拈示出它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积极意蕴，去探寻今日的中学之体应当是什么，还是必要的。体用之别，实际只是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之别，“中体西用”作为“应战”的基本原则，只是“强调中国自身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主体地位，引进西学，是为主体所用”；只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成为与科学技术结合的障碍，……二者的结合乃是人们的福祉所系”。所以“中体”之“体”并不保守，它只是要中国人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先立乎其大者，然后再去接纳应世事之西学；价值与政制、器物是可以分开的，中国的政制与器物文化诚然是大大地落伍了，但其价值文化却是有保存的价值的。总之，只要我们端正“中体西用”之意义，或者赋予“中体西用”以新义，就是一个可用的模式。
其次是李泽厚先生的“新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条“道”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的某种具体的“转换性的创造”，达成“中国传统的继续前行”，其要旨是在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以后，在英雄时代终结、激烈斗争的意识形态终结，简言之，在“历史终结”以后，精神支配引导人类前景的时代、“平淡无奇的散文年代”就会来临。这时候“心理本体”将取代“工具本体”，而成为注意的焦点，如何建构人性乌托邦，如何使每个个体全面而健康地开发成长，亦“就要提上日程”。历史“终结”了，社会依然存在，由百无聊赖而吸毒、而酗斗、而杀人、而自杀，依然存在，于是“人性建设”便成为未来时代首要工作。唯赖“人性建设”之落实，才能最终达成“天下太平”之理想，“这也就是我所谓‘新的内圣(人性建设)外王(天下太平)之道’。”这是一条很好的“道”，可惜离“目前”太遥远。
再次是何光沪先生的“新的返本开新之道”。何先生认为，孔子以前的儒教，本是有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寄托着中国人内心的“所依所持”、“幻想理想”。而后来“被统治阶级把持的儒教或被当权者看中的儒学，往往已变成权威性甚至宰制性的道德和社会教条，已把自己超越的根据换成了人间的根据，把自己宗教的力量换成了政治的力量。”中国需要的是孔子的儒教而不是被政治改造后的儒教。所以“返本”不是别的，就是“返归先秦天帝观之根本”(就时间言)、“返归民间宗教性之根本”(就社会言)、“返归共同人性的超越根基”(就学理言)。“开新”亦不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从儒学开出民主政治之花，而是“开通”、“开创”、“开放”之意：一方面“对外开放”，向“基督教神学和西方传统思想开放”(第二辑第55页)；一方面“对内开放”，对“民众心智和社会生活开放”。有了这样的“返本开新”，儒学就有了复兴的希望，中国文化就有了在未来社会立足的可能。
最后是赵峰先生的“新的天人合一之道”。赵先生认定，“天人合一”乃是“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也是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它构成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对此“核心精神”而作一种“现代诠释”，自可以摆脱“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找到存在的理由。“天人合一”不是人与宇宙的简单比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神秘契合，不是自然与人之关系的直线式理解，而是一种追求和信仰，“这种追求的指向或者这种信仰的旨归，就是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自然与人文、必然与应然的彻底完美的一致”，这种一致乃是“理性地思考人类终极命运的必然的甚至唯一的结果”。而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科学领域，只要人类还存在，或者还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追求必然与应然的统一，都必须符合“天人合一之道”。在此意义上，“天不变道亦不变”；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是开放的，“民主也好，科学也好，凡是过去没有的，现在都可以拿过来，她都不会拒绝”。
两千多年前孔子那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不知多少他的徒子徒孙。在今天开明多元之时代，“道”虽不同，但却是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而且正是因为“道不同”，才需要商量、需要讨论，才需要“相与为谋”。
(《原道》第一辑，陈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月版，7.80元；第二辑，团结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版，8.40元)
面世之一、二辑，所“原”之“道”已有好几条。首先是陈明博士的“新的中体西用之道”，此“道”的根本目标，是在“新的中体西用”的基础上“统一现代化的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创造，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已经遭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拈示出它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积极意蕴，去探寻今日的中学之体应当是什么，还是必要的。体用之别，实际只是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之别，“中体西用”作为“应战”的基本原则，只是“强调中国自身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主体地位，引进西学，是为主体所用”；只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成为与科学技术结合的障碍，……二者的结合乃是人们的福祉所系”。所以“中体”之“体”并不保守，它只是要中国人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先立乎其大者，然后再去接纳应世事之西学；价值与政制、器物是可以分开的，中国的政制与器物文化诚然是大大地落伍了，但其价值文化却是有保存的价值的。总之，只要我们端正“中体西用”之意义，或者赋予“中体西用”以新义，就是一个可用的模式。
其次是李泽厚先生的“新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条“道”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的某种具体的“转换性的创造”，达成“中国传统的继续前行”，其要旨是在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以后，在英雄时代终结、激烈斗争的意识形态终结，简言之，在“历史终结”以后，精神支配引导人类前景的时代、“平淡无奇的散文年代”就会来临。这时候“心理本体”将取代“工具本体”，而成为注意的焦点，如何建构人性乌托邦，如何使每个个体全面而健康地开发成长，亦“就要提上日程”。历史“终结”了，社会依然存在，由百无聊赖而吸毒、而酗斗、而杀人、而自杀，依然存在，于是“人性建设”便成为未来时代首要工作。唯赖“人性建设”之落实，才能最终达成“天下太平”之理想，“这也就是我所谓‘新的内圣(人性建设)外王(天下太平)之道’。”这是一条很好的“道”，可惜离“目前”太遥远。
再次是何光沪先生的“新的返本开新之道”。何先生认为，孔子以前的儒教，本是有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寄托着中国人内心的“所依所持”、“幻想理想”。而后来“被统治阶级把持的儒教或被当权者看中的儒学，往往已变成权威性甚至宰制性的道德和社会教条，已把自己超越的根据换成了人间的根据，把自己宗教的力量换成了政治的力量。”中国需要的是孔子的儒教而不是被政治改造后的儒教。所以“返本”不是别的，就是“返归先秦天帝观之根本”(就时间言)、“返归民间宗教性之根本”(就社会言)、“返归共同人性的超越根基”(就学理言)。“开新”亦不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从儒学开出民主政治之花，而是“开通”、“开创”、“开放”之意：一方面“对外开放”，向“基督教神学和西方传统思想开放”(第二辑第55页)；一方面“对内开放”，对“民众心智和社会生活开放”。有了这样的“返本开新”，儒学就有了复兴的希望，中国文化就有了在未来社会立足的可能。
最后是赵峰先生的“新的天人合一之道”。赵先生认定，“天人合一”乃是“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也是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它构成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对此“核心精神”而作一种“现代诠释”，自可以摆脱“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找到存在的理由。“天人合一”不是人与宇宙的简单比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神秘契合，不是自然与人之关系的直线式理解，而是一种追求和信仰，“这种追求的指向或者这种信仰的旨归，就是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自然与人文、必然与应然的彻底完美的一致”，这种一致乃是“理性地思考人类终极命运的必然的甚至唯一的结果”。而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科学领域，只要人类还存在，或者还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追求必然与应然的统一，都必须符合“天人合一之道”。在此意义上，“天不变道亦不变”；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是开放的，“民主也好，科学也好，凡是过去没有的，现在都可以拿过来，她都不会拒绝”。
两千多年前孔子那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不知多少他的徒子徒孙。在今天开明多元之时代，“道”虽不同，但却是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而且正是因为“道不同”，才需要商量、需要讨论，才需要“相与为谋”。
(《原道》第一辑，陈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月版，7.80元；第二辑，团结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版，8.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