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以后，全力推进改革变法运动。在他的提议下，朝廷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统筹谋划改革变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一批拥护改革变法、朝气蓬勃的官员进入了这个机构。然而，就在条例司成立后不久，以反对改革变法著称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借着编写《资治通鉴》的机会，便率先挑起了一次轰动朝野的朝堂辩论，将改革派和反对派的矛盾引向了公开化。那么，司马光究竟是如何发难的呢？
　　
　　变脸，就是川剧中的绝活，短时间内表现喜怒哀乐。我们想说的是变脸与变法也有关。本来是变法的，变着变着变法的人与反变法的人，就变脸了。而且变得快。变法的人变得越来越僵硬，甚至不近人情，专制。反变法的人越来越激动。本是就事论事的，争的是政见，后来成了意气之争，凡是你赞成的我都反对。一次有趣的辩论，是在王安石的门生吕惠卿与司马光间展开的。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跟宋神宗说，他是人才，最大特点是把理论落实到实际中。要让他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了领导改革的参谋，重要事必与他商议，关系够铁了。王安石说什么，就是吕惠卿的主张。他与司马光辩论就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辩论。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这是给皇帝提供历史的参考，写一段念一段给皇帝。一次写好萧何与曹参的关系，说，难道不是萧规曹随吗？曹参接手后，完全按萧何的来。吕后时国泰民安呀。不要变，变没用。神宗不傻啊，不会吧？萧何的法不变吗？萧规曹随是真理吗？司马光说，上古三代皇帝，主张如果一直延续，都管用。当年周武王灭商，宣布完全延续。汉武帝是听了张汤的话，完了吧？国家一天不如一天了。后来汉宣帝一改，恢复了。历史经验证明法不能乱变，得老实地萧规曹随。人治比法治更重要。可见，国家兴旺发达关键不在于变法，而在于培养人才。
　　 司马光说这话时，吕惠卿就在边上。吕惠卿说，先王法令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一年一变，有的几代一变，不变的是从来没有的。变的是制度，不变的是尊尊亲亲贵贵长长，维护道德，原则、基本理念不变。变的是具体的制度。而且萧何自己都变，先是约法三章后是《九章律》。到了后来，惠帝宣帝时，又废除了一部分《九章律》的内容。汉武帝是骄奢淫逸，与变不变法无关。汉元帝是因为用了宦官，杀了忠臣。这几个皇帝与变法无关，与执政政策有关。司马光是史臣，不按历史真实面貌来说，总说变不变，就讲不清楚了。司马光说，有道理，汉的兴衰有自己的原因，我的意思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总原则不能变。总的政策不能变。像房子，旧了桌椅，不能拆了房子呀。吕惠卿说，什么时候要拆房子了？看来你跟我们的看法差不多，你说拆房子，是什么意思呀？吕惠卿唇枪舌剑，占着理，说说吧，拆谁？我们在修房子，其实我们没什么不同呀？司马光一听急了，我是读书人，我读的是圣人的书，我是就事论事，我没想到讽刺改革变法，没针对谁。三司条例司来管财务，不伦不类，不是太麻烦了吗？我对这些有意见。说来说去，还是有意见。吕惠卿说，司马光是翰林学士，是皇上的顾问之官，有什么快说出来。不说出来不称职，如果看不到关键，说得不对，也不称职呀。（本是说变法的，就快变脸了）司马光激动了，我上过奏章，专门讨论这事，皇上您看了吗？至于我说得对不对，您看着办吧。这是摊牌了。神宗一笑，不就聊聊嘛。各说各的不要激动。至于吗？吕惠卿不要得理不饶人；司马光也不要太计较，不要伤了和气。司马光不干呀，犟。王圭着急了，使眼色给司马光。司马光本来还想说，皇上说，还有别的事呢，接着讲。这事才算过去了。
　　 当时王安石用人情况可以总结为四种人：一是反对者，待不长，像苏辙，本来与吕惠卿一样，但苏辙脑子是儒家伦理的事，不能言利，像这样天天想挣钱的事，他看不惯，他在这里天天抨击变法，宋神宗用意是好的，想各方面人都有，弄得融洽一点，想要和谐的，结果不能调和，王安石就怒了，这是卧底呀，没多久，苏辙就开了。二是忠实的参与者，像吕惠卿与李定，李定来自南方，“青苗法”颁布时，他刚来，这是从南京来的王安石的学生，刚来时，天下人对“青苗法”大加议论，认为祸国殃民，有人劝他来京不要乱说话，李定见了王安石，就说实话，南方没明确的反对意见。王安石赶紧引荐他，宋神宗提拔了他，一提就引起轩然大波，三个官员联名上书，应按规定来，把皇上的圣旨返回了，不是下了圣旨就行，中书省认为不行就可以打回。李定是王安石的人呀，因此，罢免了三人。具体事时就得翻脸，否则办不成呀。罢免了三人，舆论出来了，纷纷称赞三人，说成了是熙宁三舍人，敢于抗强权，王安石民意上好像输了。监察御史陈荐上书说李定有重大问题，做官时没给母亲守孝，这在宋代是大事，人人得而诛之的。李定的人品就有问题了，神宗派人去查，没查出，当时是回家照顾父亲，仇氏不是父亲的元配，是不是她生的，他不太清楚。只能说成是为父亲照顾，不能说是为仇氏守孝，没有证据证明是她生的。但是这事对李定影响太大了。后来朱寿昌是小妾生的，几十年没与母亲见面，他发誓寻找母亲，终于找到，朝廷激动呀，大家纷纷称赞这孝子，苏轼都为他写序。李定心里清楚，有人造谣言，原因简单，是因为他说“青苗法”好。这不是变脸了，是变形了。这是第二种人。三是用得比较投机的人，像邓绾，给皇上写信，说变法好，人民欢迎。取得了好效果，所见欣欣向荣，神宗与王安石高兴，派他进京，派宦官迎接，宋神宗第二天就接见了。与王安石一见如故。给了官做，老家人骂他，说他恬不知耻。他说，“笑骂从汝”，反正我当官了。这种人混进去，能不挨骂吗？主持变革的内部万分复杂。第四种是中途退出者，像陈升之，在南方做官时，与王安石关系不错，后来被拉来了，这人不实在，不太赞同王安石，心里不赞同，面子上维持着关系，在大家面前表现出与王安石不是一拨人，后来陈升之离开了改革的中枢，他早想退了，这看得出历史面前人与人态度不同。王安石图什么？这四种人都让人难受了。改革要顺利推进，太难了。
　　 面对这种格局，王安石必须痛下重手，此期间，他罢免一批反对者，像王拱辰等三人，吕诲提意见，会不会太过了？宋神宗征求意见，王安石说，我早置之度外。还有苏辙反对变法，神宗把苏辙的文章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他与他哥一样，写的文章主要特点是打动对方，煽动情绪，说服你，文章却没有具体内容。他们只能动员别人反对改革，这样的人，只能罢免。还有李常也被罢免。一次王安石跟赵汴说，你们这些人怎么不读书呢？赵汴说，远古时候有书读吗？朝中都出现这样的白热化。像张戬，跑到中书省去吵去，他也被罢免了。矛盾尖锐到了这个地步。达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成果了。有人上书，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