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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不少中学校长对清华大学招办主任孟芊说过类似的话：“我们有几个孩子真的是很优秀，他们可以拿到国外一流大学的奖学金，很可惜他们没考上清华。”当盂芊看到这一类学生在现有评价体系中无法胜出，选择浪费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复读，他觉得十分可陪。
北京大学招办副主任舒忠飞说，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怪异现象，“现在有的中学，学生比清华北大的提档线低几分，他们就劝说这个学生自愿落榜复读，来年再冲刺清华北大。有的竟会因此复读好几年。对于复读来到北大的学生，我们一视同仁，也佩服他的执着，但是我们不鼓励学生为了上北大而多次复读。”
2009年北大自主招生新政策公布后，很多复读生非常敏感地注意到新简章已经由往年的“高中毕业生”改为“高三毕业生”。
“复读多年取得高分的，要考量一下”
舒忠飞告诉本刊，北大目前已派出了大队“招生组”，进驻全国各地的重点中学“严阵以待”。而他本人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2007年，北大招生组成员的一篇日记曾被媒体披露，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当我们还在省城与他们(清华招生组)握手的时候，他们的大部队就已经深入到下面的县市，和那里的考生作面对面的交流。”
孟、舒都否认是清北两校的招生争夺手段加剧了高分复读现象。“如果说清华招的学生数是A，北大招的学生数是B，当年文理科状元数是c，那么基本上A B=C就是两校每年招收顶尖学生的情况。”
舒中飞认为北大不存在多么大的生源壓力，以至于要鼓励高分考生以北大为目的复读。“对清华来说，从来不缺少高智商生源，我们更喜欢综合素质强的学生。”孟芊说。
即便经历了高四高五，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比例也并不高。舒忠飞说，每年北大招收的学生中，复读生的比例应该会不会超过5％。
就新简章中“高中毕业生”改为“高三毕业生”的提法，北大前任招办主任刘明利特别解释说：“其实北大并没有改变对于优秀学生的判断标准。之所以提法变化，也是表明了北大的态度，那就是不鼓励学生多次因为追求考取北大而复读，但学生一旦下定决心选择复读，则他们依然有权利选择任何一所理想的学校。”
孟芊说，清华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有的学生是因为第一年出现了明显失误或者在考试技巧上不太适应，我们认为他选择复读是理智的，但是也有一些复读生是通过多年反复强化机械训练取得了高分，要考量一下，如果他后劲有限，我们就没有太大兴趣了。”
舒忠飞认为，造成高分复读现象的最大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学生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超过了高校能够提供的。”
孟芊对此的看法是，选拔体制的落后，影响了学生的人生选择。
招生体制是一个致命伤
传统意义上对于优秀生源的“技术性争夺”，早已无法满足中国高校“第一集团军”跻身国际知名院校的需要，“在招生制度上我们存在明显缺陷，所以在与国外一流大学的生源竞争中，未来我们可能会处于劣势。”孟芊说。
“这就好比是踟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外企已经进入，而国企还没有做好准备。对中国高校来说，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孟芊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招生体制还是高度计划、高度集权的，但是学生的选择却是越来越市场化的。如果我们跟国外高校竞争，就跟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的状况差不多，他们有体制性的优越，而我们背着体制的包袱。”
前两年，清华开始在香港招收免试生。一些拿了清华OFFER的香港学生，可能也拿到了别的大学的OFFER，“在香港招生，就要尊重这种机制。结果有的学生最后没有来清华，这在国外的大学来说很正常，哈佛每年的新生报道率也不到90％，但这在我们的体制下就成了问题。一个大学一年的教育容量有限，如果我把他的名额一直留到他人学这一天，那我预留多少合适?后面还有很多学生等着呢，他们会觉得不公平。”
海外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收取“占位费”，因为怕被误认为“教育乱收费”，这个想法并没有实施。最后又通过别的渠道，清华在香港的招生才能顺利进行。
“清华是高校里的国家队，代表国家水平，我们致力于培养领军人物，所以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改善招生选拔的体制。”孟芊表示，“我们赶上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给了我们一个有可能在高考制度上动土的时机，不过我们需要辗转腾挪地找到一条出路。”
2000年以后，带着优良教育机制和高额奖学金的双重优势，香港的大学撬走了多名北大清华录取的高分考生。
对此，舒忠飞很“达观”，“香港的大学在内地只招几百人，且学费昂贵，奖学金也不容易申请到。相对而言，北大等内地高校在历史积淀、学科、生源等各方面也有特色和优势，况且我们国家每年1000万考生，北大只招3000多个，完全有选择余地。”
而孟芊对于外界对清华“抢状元”和“沦为二流大学”的说法表示无奈。“如果清华招的状元多了，就成了唯分数论；招的状元少了，就有人说清华成二流学校了。其实，我们对状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招生过程中，我们的老师会对考生的情况进行了解。如果综合素质存在明显缺陷，我们会想办法让他放弃填报清华的想法，即使是状元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过去曾经多次这么做过。”
不过总的说来，孟芊认为香港大学的参与对于清华生源数量和质量没有显著影响，但面对国外名校，他们却感到一种压力。“目前看来，国外的大学吸收国内优质生源数量还不多，但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事情。这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如何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问题。”更希望推出一个高水平考试
清华把“五校联考”中的综合测试简称为AAA测试(AdvancedAssessmentforAdmission)，这种类似于美国SAT考试的叫法，其实有一层更深的用意。
“我们推出这个考试不仅仅是为了选人，更希望能推出一个高水平考试，通过这种考试，可以把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挑选出来。”孟芊说。
清华联合复旦、南京大学等推出五校联考，北大随之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与其说是两个学校的PK，不如说是两种新规则的PK。
舒忠飞说，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就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探索自主招生，北大也在试点高校名单之列。除了商考之外，北大还有一些自主招生，会根据各中学办学条件和生源质量综合考虑，下达一部分名额到中学。
他介绍说，北大的自主招生报名没有限制，但门槛还是有的。经过专家组筛选，通过初步审核后，北大在每个省份都会组织一场笔试，笔试合格者到北大参加面试。层层选拔后，这些学生也要参加高考，但会根据他选拔考试的表现给予不同程度的分数优惠。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也是自主招生的方式之一，不过高考还是主要的， 自主招生是一个补充。”
孟芊却认为，“自主招生”这个词不够合理；“加强大学自主权，最主要的就是招生自主，如果认可中国大学有招生自主权，那么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是自主招生进来的。”
而实际上，就连清华在招生的问题上也受制于人。据清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比如我们在一个省的招生计划是30个，但是只发现了29个符合我们要求的学生，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地方行政部门最强烈的抵抗，对大学来说，就连这么一点点自主权都没有。招生名额只能加不能减，大学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也不多见。”
这样的问题多了，让清华北大“忍无可忍”，终于在教育改革的支持下尝试着“重新洗牌”。“但招生自主权需要一个良好的规范，需要舆论支持和行业自律，否则肯定出问题。”孟芊说。
谁是新一轮规则的制定者
孟芊说，地方政府都希望当地多一些考生去清华，因为有多少人考上清华北大，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招生考试部门的绩效考核标准之一。
“这也是基础教育的尴尬，中学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输送大学新生，还要培养高素质的青年人，但现实是即使一个中学素质教育搞得再好，高考成绩不好，他就会面临招生、办学上的一系列麻烦，反之就会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经济政治利益双丰收。”
他认为，目前現状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太合理，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把公平等同于一张考卷，同时又要求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出现。”
孟芊说，如果可以真正推行高校招生自主，高校之间一定还有竞争，但是会是更高层面的竞争，是围绕对人才测评水平的竞争，而不仅仅是争几个高分考生。
“在目前体制下，你不能指望通过一次高考进行测量，但也不是所有高校都有能力自己进行考核，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清华制定选拔学生的标准，而是希望对特点相近的大学，我们设计的考试成绩都能够对他们有参考意义。”换句话说，清华希望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其他的高校也可以受惠于这个规则。
他透露，事实上已经有学校表达了和清华合作的意愿，“我们希望成为考试规则和选拔标准的制定者，我们要的是我们认定的好学生，要符合我们的价值体系。”如此，清华也就可以脱离地方行政化和既有招生制度的束缚。
“我们的社会有阶层之分，教育是打破阶层的唯一阶梯。一个人的身份，可以通过上大学来改变，高考体制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它让人们可以稳定的从下层向上层流动。如果这种公平没有了，就很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高校招生考试公平又是教育公平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在每条轨道上，我们都要有明确的标准程序，不按成绩招生是错的，关键是成绩怎么给。成绩既不能是非量化的，又不能简单求和”。盂芊强调，公平是高招新体制最重要的基石。
北京大学招办副主任舒忠飞说，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怪异现象，“现在有的中学，学生比清华北大的提档线低几分，他们就劝说这个学生自愿落榜复读，来年再冲刺清华北大。有的竟会因此复读好几年。对于复读来到北大的学生，我们一视同仁，也佩服他的执着，但是我们不鼓励学生为了上北大而多次复读。”
2009年北大自主招生新政策公布后，很多复读生非常敏感地注意到新简章已经由往年的“高中毕业生”改为“高三毕业生”。
“复读多年取得高分的，要考量一下”
舒忠飞告诉本刊，北大目前已派出了大队“招生组”，进驻全国各地的重点中学“严阵以待”。而他本人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2007年，北大招生组成员的一篇日记曾被媒体披露，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当我们还在省城与他们(清华招生组)握手的时候，他们的大部队就已经深入到下面的县市，和那里的考生作面对面的交流。”
孟、舒都否认是清北两校的招生争夺手段加剧了高分复读现象。“如果说清华招的学生数是A，北大招的学生数是B，当年文理科状元数是c，那么基本上A B=C就是两校每年招收顶尖学生的情况。”
舒中飞认为北大不存在多么大的生源壓力，以至于要鼓励高分考生以北大为目的复读。“对清华来说，从来不缺少高智商生源，我们更喜欢综合素质强的学生。”孟芊说。
即便经历了高四高五，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比例也并不高。舒忠飞说，每年北大招收的学生中，复读生的比例应该会不会超过5％。
就新简章中“高中毕业生”改为“高三毕业生”的提法，北大前任招办主任刘明利特别解释说：“其实北大并没有改变对于优秀学生的判断标准。之所以提法变化，也是表明了北大的态度，那就是不鼓励学生多次因为追求考取北大而复读，但学生一旦下定决心选择复读，则他们依然有权利选择任何一所理想的学校。”
孟芊说，清华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有的学生是因为第一年出现了明显失误或者在考试技巧上不太适应，我们认为他选择复读是理智的，但是也有一些复读生是通过多年反复强化机械训练取得了高分，要考量一下，如果他后劲有限，我们就没有太大兴趣了。”
舒忠飞认为，造成高分复读现象的最大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学生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超过了高校能够提供的。”
孟芊对此的看法是，选拔体制的落后，影响了学生的人生选择。
招生体制是一个致命伤
传统意义上对于优秀生源的“技术性争夺”，早已无法满足中国高校“第一集团军”跻身国际知名院校的需要，“在招生制度上我们存在明显缺陷，所以在与国外一流大学的生源竞争中，未来我们可能会处于劣势。”孟芊说。
“这就好比是踟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外企已经进入，而国企还没有做好准备。对中国高校来说，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孟芊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招生体制还是高度计划、高度集权的，但是学生的选择却是越来越市场化的。如果我们跟国外高校竞争，就跟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的状况差不多，他们有体制性的优越，而我们背着体制的包袱。”
前两年，清华开始在香港招收免试生。一些拿了清华OFFER的香港学生，可能也拿到了别的大学的OFFER，“在香港招生，就要尊重这种机制。结果有的学生最后没有来清华，这在国外的大学来说很正常，哈佛每年的新生报道率也不到90％，但这在我们的体制下就成了问题。一个大学一年的教育容量有限，如果我把他的名额一直留到他人学这一天，那我预留多少合适?后面还有很多学生等着呢，他们会觉得不公平。”
海外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收取“占位费”，因为怕被误认为“教育乱收费”，这个想法并没有实施。最后又通过别的渠道，清华在香港的招生才能顺利进行。
“清华是高校里的国家队，代表国家水平，我们致力于培养领军人物，所以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改善招生选拔的体制。”孟芊表示，“我们赶上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给了我们一个有可能在高考制度上动土的时机，不过我们需要辗转腾挪地找到一条出路。”
2000年以后，带着优良教育机制和高额奖学金的双重优势，香港的大学撬走了多名北大清华录取的高分考生。
对此，舒忠飞很“达观”，“香港的大学在内地只招几百人，且学费昂贵，奖学金也不容易申请到。相对而言，北大等内地高校在历史积淀、学科、生源等各方面也有特色和优势，况且我们国家每年1000万考生，北大只招3000多个，完全有选择余地。”
而孟芊对于外界对清华“抢状元”和“沦为二流大学”的说法表示无奈。“如果清华招的状元多了，就成了唯分数论；招的状元少了，就有人说清华成二流学校了。其实，我们对状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招生过程中，我们的老师会对考生的情况进行了解。如果综合素质存在明显缺陷，我们会想办法让他放弃填报清华的想法，即使是状元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过去曾经多次这么做过。”
不过总的说来，孟芊认为香港大学的参与对于清华生源数量和质量没有显著影响，但面对国外名校，他们却感到一种压力。“目前看来，国外的大学吸收国内优质生源数量还不多，但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事情。这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如何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问题。”更希望推出一个高水平考试
清华把“五校联考”中的综合测试简称为AAA测试(AdvancedAssessmentforAdmission)，这种类似于美国SAT考试的叫法，其实有一层更深的用意。
“我们推出这个考试不仅仅是为了选人，更希望能推出一个高水平考试，通过这种考试，可以把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挑选出来。”孟芊说。
清华联合复旦、南京大学等推出五校联考，北大随之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与其说是两个学校的PK，不如说是两种新规则的PK。
舒忠飞说，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就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探索自主招生，北大也在试点高校名单之列。除了商考之外，北大还有一些自主招生，会根据各中学办学条件和生源质量综合考虑，下达一部分名额到中学。
他介绍说，北大的自主招生报名没有限制，但门槛还是有的。经过专家组筛选，通过初步审核后，北大在每个省份都会组织一场笔试，笔试合格者到北大参加面试。层层选拔后，这些学生也要参加高考，但会根据他选拔考试的表现给予不同程度的分数优惠。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也是自主招生的方式之一，不过高考还是主要的， 自主招生是一个补充。”
孟芊却认为，“自主招生”这个词不够合理；“加强大学自主权，最主要的就是招生自主，如果认可中国大学有招生自主权，那么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是自主招生进来的。”
而实际上，就连清华在招生的问题上也受制于人。据清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比如我们在一个省的招生计划是30个，但是只发现了29个符合我们要求的学生，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地方行政部门最强烈的抵抗，对大学来说，就连这么一点点自主权都没有。招生名额只能加不能减，大学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也不多见。”
这样的问题多了，让清华北大“忍无可忍”，终于在教育改革的支持下尝试着“重新洗牌”。“但招生自主权需要一个良好的规范，需要舆论支持和行业自律，否则肯定出问题。”孟芊说。
谁是新一轮规则的制定者
孟芊说，地方政府都希望当地多一些考生去清华，因为有多少人考上清华北大，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招生考试部门的绩效考核标准之一。
“这也是基础教育的尴尬，中学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输送大学新生，还要培养高素质的青年人，但现实是即使一个中学素质教育搞得再好，高考成绩不好，他就会面临招生、办学上的一系列麻烦，反之就会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经济政治利益双丰收。”
他认为，目前現状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太合理，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把公平等同于一张考卷，同时又要求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出现。”
孟芊说，如果可以真正推行高校招生自主，高校之间一定还有竞争，但是会是更高层面的竞争，是围绕对人才测评水平的竞争，而不仅仅是争几个高分考生。
“在目前体制下，你不能指望通过一次高考进行测量，但也不是所有高校都有能力自己进行考核，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清华制定选拔学生的标准，而是希望对特点相近的大学，我们设计的考试成绩都能够对他们有参考意义。”换句话说，清华希望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其他的高校也可以受惠于这个规则。
他透露，事实上已经有学校表达了和清华合作的意愿，“我们希望成为考试规则和选拔标准的制定者，我们要的是我们认定的好学生，要符合我们的价值体系。”如此，清华也就可以脱离地方行政化和既有招生制度的束缚。
“我们的社会有阶层之分，教育是打破阶层的唯一阶梯。一个人的身份，可以通过上大学来改变，高考体制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它让人们可以稳定的从下层向上层流动。如果这种公平没有了，就很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高校招生考试公平又是教育公平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在每条轨道上，我们都要有明确的标准程序，不按成绩招生是错的，关键是成绩怎么给。成绩既不能是非量化的，又不能简单求和”。盂芊强调，公平是高招新体制最重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