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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1日，上午9点不到，华东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师大”）的百人报告厅已满满当当。
50多岁的杨斌是苏州一中高级语文教师，早上6点半，乘坐高铁来到上海，到了华师大报告厅，他发现自己只能坐在墙角的地上了。
9点半，一位老人缓步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少顷，掌声长时间地响起——84岁的李泽厚登场了。
满头银发，乡音未改，他招手示意管理人员让门外的人们进来，接着说，“也许有人是想过来看看猴子表演。你们可以进来，（不想听了）也可以自由地出去。”
这是李泽厚此次上海之行的最后一课，完全公开。此前10天，他已在华师大连开四场伦理学讨论课，从“回应桑德尔”出发，主题围绕着“道德、伦理与人性”和“市场与道德”展开。
以这样公开授课的方式和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年轻学子们交流，于在国外多年的李泽厚还是第一次。各方聚焦之下，公开课似乎演变为文化事件。有媒体称，思想者李泽厚“没有过时，未被超越”。
“作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少见的原创型哲学家，李泽厚的现实感一直很强。多年来虽然人在美国，目光却从来没有离开故国的土地和人民。”华师大哲学系主任郁振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为什么瞄准桑德尔
此次开讲，李泽厚树了一个理论“靶子”——“全球学术明星”桑德尔。
桑德尔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作为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其在哈佛大学开设的本科通识课程——公正课（Justice），30年来有超过14000名学生选修，创下哈佛大学的历史纪录。最近几年，他的讲课视频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
有学者认为，李泽厚此次扯着桑德尔的衣襟来国内开讲，“这种‘反主为客’的逆转，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荒诞感。”
报告中得知，上世纪90年代，李泽厚就读过一批社群主义的书，其中包括桑德尔的《民主的不满》。而桑德尔在近两年的畅销书《公正》和《钱不能买什么》中提出的“市场社会”的严重问题，李泽厚认为值得参考和深思。
“这个时代用桑德尔的话说，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市场时代’，对于市场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李先生可能觉得非常重要。”华师大哲学系教授付长珍对本刊记者说，“和桑德尔提倡的‘公共的善’不同，李泽厚强调‘和谐高于正义’。在李泽厚看来，中国社会是个情理交融的社会，基于此基础上的伦理理念，可以为救治由市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个思想资源。”
企业家邓德隆是李泽厚口中最熟悉他理论的人之一。他透露，或许因为桑德尔目前在中国学生和年轻人中影响力很大，李泽厚觉得有必要来回应一下桑德尔。
“在西方，像桑德尔这样以社群主义反抗自由主义以及现代化，有一种解毒作用，能促进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善。但李先生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如果桑德尔的东西太多，恰恰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邓德隆说。
“公平”还是“正义”
桑德尔的“正义”课程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他善于通过案例来引出一些重要话题，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讨论。
对桑德尔以非学院化的语言讲述伦理学的方法，李泽厚比较欣赏：“能深入浅出地触及要害，虽然在理论上并无原创。”
因此，李泽厚选择了以桑德尔式的讨论课方式与他隔空对话。
“不做答辩会，不做记者招待会，最初设想是十几个人一起交流。希望明确提出几个问题，提示大家，也包括我，一起思考。”李泽厚如此定义这次讨论课。
但十几个人的交流最终扩充至百人，后因参与人数太多，校方又另外开设了一间视频教室。
讨论开放而平等。每次两小时的课程，李泽厚不停地抛出问题，再追问。
华师大哲学系研究生黄家光第一个回答了李泽厚的问题——桑德尔的“Justice”应翻译为“公平”还是“正义”。
“第一场刚开始有些拘谨，以为李先生会多讲一些，没想到他上来就抛出了问题。”黄家光回忆。在他眼中，李泽厚像一位武学已臻化境的宗师，完全掌控着局面。“他不会对每个问题都立即回应，而是一直在鼓励和启发我们，不断将讨论引向深入。”
一辆失控的火车面前有两条轨道，一条站着一个胖子，另一条站着五个人，作为司机的你选择牺牲哪一方？四名船员在海上漂流，因为饥饿，其中三人吃掉了最羸弱的少年，活了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吃人是合理的还是一种犯罪？
桑德尔经常引用的两个经典案例，被李泽厚拿来说明他与桑德尔的不同。
漫长而开放的讨论后，李泽厚亮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在西方的伦理学之外加上“情”的因素。
第一场讨论，李泽厚准备了10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天赋人权”、“代孕问题”、“先养90岁父亲还是10个饥饿濒临死亡的孩子”等问题都未及讨论。
期待和失望
从探讨自己与桑德尔伦理理念的异同，谈到作为人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又以9·11事件中恐怖分子之死与救火队员牺牲为例，讨论了两种道德（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区分；最后谈到如何看待作为哲学的伦理学。李泽厚的四次讨论课，用《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的话说，“渐入佳境”。
第四课的最后，李泽厚回答了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伦理学。
“最近几年，李先生特别着力于他的伦理学思想的发展。”郁振华说，“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品格特别强的学问。关于公平、正义、道德等问题的讨论，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当下面临的现实问题。”
作为本次课程的结语，李泽厚再次提出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问题，期待中国的知识分子抱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去思考中国如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
但多位参与讨论课的人士表示，今天的中国学界对李泽厚思想的了解程度已远不如前。
黄家光说，自己哲学系的同学虽然都知道李泽厚的名字，但没读过他著作的大有人在。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白彤东感觉“有些人可能是‘追星’去的，没有真正针对李泽厚的思想讨论起来。”刘绪源认为整场讨论“热烈有余，深度不足”。
“李先生本来希望学界能对他的思想提出些不一样的看法，但在这一点上他可能会比较失望。”邓德隆说。
50多岁的杨斌是苏州一中高级语文教师，早上6点半，乘坐高铁来到上海，到了华师大报告厅，他发现自己只能坐在墙角的地上了。
9点半，一位老人缓步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少顷，掌声长时间地响起——84岁的李泽厚登场了。
满头银发，乡音未改，他招手示意管理人员让门外的人们进来，接着说，“也许有人是想过来看看猴子表演。你们可以进来，（不想听了）也可以自由地出去。”
这是李泽厚此次上海之行的最后一课，完全公开。此前10天，他已在华师大连开四场伦理学讨论课，从“回应桑德尔”出发，主题围绕着“道德、伦理与人性”和“市场与道德”展开。
以这样公开授课的方式和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年轻学子们交流，于在国外多年的李泽厚还是第一次。各方聚焦之下，公开课似乎演变为文化事件。有媒体称，思想者李泽厚“没有过时，未被超越”。
“作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少见的原创型哲学家，李泽厚的现实感一直很强。多年来虽然人在美国，目光却从来没有离开故国的土地和人民。”华师大哲学系主任郁振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为什么瞄准桑德尔
此次开讲，李泽厚树了一个理论“靶子”——“全球学术明星”桑德尔。
桑德尔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作为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其在哈佛大学开设的本科通识课程——公正课（Justice），30年来有超过14000名学生选修，创下哈佛大学的历史纪录。最近几年，他的讲课视频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
有学者认为，李泽厚此次扯着桑德尔的衣襟来国内开讲，“这种‘反主为客’的逆转，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荒诞感。”
报告中得知，上世纪90年代，李泽厚就读过一批社群主义的书，其中包括桑德尔的《民主的不满》。而桑德尔在近两年的畅销书《公正》和《钱不能买什么》中提出的“市场社会”的严重问题，李泽厚认为值得参考和深思。
“这个时代用桑德尔的话说，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市场时代’，对于市场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李先生可能觉得非常重要。”华师大哲学系教授付长珍对本刊记者说，“和桑德尔提倡的‘公共的善’不同，李泽厚强调‘和谐高于正义’。在李泽厚看来，中国社会是个情理交融的社会，基于此基础上的伦理理念，可以为救治由市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个思想资源。”
企业家邓德隆是李泽厚口中最熟悉他理论的人之一。他透露，或许因为桑德尔目前在中国学生和年轻人中影响力很大，李泽厚觉得有必要来回应一下桑德尔。
“在西方，像桑德尔这样以社群主义反抗自由主义以及现代化，有一种解毒作用，能促进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善。但李先生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如果桑德尔的东西太多，恰恰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邓德隆说。
“公平”还是“正义”
桑德尔的“正义”课程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他善于通过案例来引出一些重要话题，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讨论。
对桑德尔以非学院化的语言讲述伦理学的方法，李泽厚比较欣赏：“能深入浅出地触及要害，虽然在理论上并无原创。”
因此，李泽厚选择了以桑德尔式的讨论课方式与他隔空对话。
“不做答辩会，不做记者招待会，最初设想是十几个人一起交流。希望明确提出几个问题，提示大家，也包括我，一起思考。”李泽厚如此定义这次讨论课。
但十几个人的交流最终扩充至百人，后因参与人数太多，校方又另外开设了一间视频教室。
讨论开放而平等。每次两小时的课程，李泽厚不停地抛出问题，再追问。
华师大哲学系研究生黄家光第一个回答了李泽厚的问题——桑德尔的“Justice”应翻译为“公平”还是“正义”。
“第一场刚开始有些拘谨，以为李先生会多讲一些，没想到他上来就抛出了问题。”黄家光回忆。在他眼中，李泽厚像一位武学已臻化境的宗师，完全掌控着局面。“他不会对每个问题都立即回应，而是一直在鼓励和启发我们，不断将讨论引向深入。”
一辆失控的火车面前有两条轨道，一条站着一个胖子，另一条站着五个人，作为司机的你选择牺牲哪一方？四名船员在海上漂流，因为饥饿，其中三人吃掉了最羸弱的少年，活了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吃人是合理的还是一种犯罪？
桑德尔经常引用的两个经典案例，被李泽厚拿来说明他与桑德尔的不同。
漫长而开放的讨论后，李泽厚亮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在西方的伦理学之外加上“情”的因素。
第一场讨论，李泽厚准备了10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天赋人权”、“代孕问题”、“先养90岁父亲还是10个饥饿濒临死亡的孩子”等问题都未及讨论。
期待和失望
从探讨自己与桑德尔伦理理念的异同，谈到作为人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又以9·11事件中恐怖分子之死与救火队员牺牲为例，讨论了两种道德（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区分；最后谈到如何看待作为哲学的伦理学。李泽厚的四次讨论课，用《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的话说，“渐入佳境”。
第四课的最后，李泽厚回答了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伦理学。
“最近几年，李先生特别着力于他的伦理学思想的发展。”郁振华说，“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品格特别强的学问。关于公平、正义、道德等问题的讨论，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当下面临的现实问题。”
作为本次课程的结语，李泽厚再次提出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问题，期待中国的知识分子抱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去思考中国如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
但多位参与讨论课的人士表示，今天的中国学界对李泽厚思想的了解程度已远不如前。
黄家光说，自己哲学系的同学虽然都知道李泽厚的名字，但没读过他著作的大有人在。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白彤东感觉“有些人可能是‘追星’去的，没有真正针对李泽厚的思想讨论起来。”刘绪源认为整场讨论“热烈有余，深度不足”。
“李先生本来希望学界能对他的思想提出些不一样的看法，但在这一点上他可能会比较失望。”邓德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