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央音乐学院自1950年建院时就创设了“民族音乐研究所”,将此作为建设新型音乐学院的重要方针之一。后经调整,学院研究机构先后更名为“创作研究部”(1977),“音乐研究所”(1985),“音乐学研究所”(2000)。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积累,中央音乐学院目前已拥有由老中青三代学者组成的全国一流的音乐学科研队伍,在音乐学诸多科研领域,如音乐美学、中西音乐史、民族音乐学、作曲技术理论与创作研究、音乐表演理论研究等,都产生了在全国居领先地位的学术成果,为音乐学研究所成为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奠定了丰厚的基础。1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央音乐学院自1950年建院时就创设了“民族音乐研究所”,将此作为建设新型音乐学院的重要方针之一。后经调整,学院研究机构先后更名为“创作研究部”(1977),“音乐研究所”(1985),“音乐学研究所”(2000)。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积累,中央音乐学院目前已拥有由老中青三代学者组成的全国一流的音乐学科研队伍,在音乐学诸多科研领域,如音乐美学、中西音乐史、民族音乐学、作曲技术理论与创作研究、音乐表演理论研究等,都产生了在全国居领先地位的学术成果,为音乐学研究所成为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奠定了丰厚的基础。1999年中央音乐学院开始申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根据教育部关于基地建设的有关规定,经过全面的体制改革,2000年正式将原音乐研究所改名为音乐学研究所,并于2001年9月通过审核,成为全国艺术学科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
其他文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和特点决定了其不是单纯的知识课,而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要达到课程知识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统一,无疑对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知识积淀、能力结构等各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西安鼓乐是我国现存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重要的传统乐种,自20世纪50年代初它开始引起音乐界的关注和重视以来,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其间在国家有关部门和民间音乐家的支持与帮助下,不少音乐工作者及民间音乐家致力于西安鼓乐的收集、整理、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管理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有效的课堂管理有利于有效利用时间,培养学生惜时守时、自律负责等方面的美好品德。在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中,应从加强日常管理、学生行为管理等方面入手,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效果,加强课堂管理应遵循明确思想理念、民主协商等基本原则,真正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效果。
卡拉OK(Karaoke,没有主唱的乐队伴奏)是一个由日语和英语混合而成的概念,70年代以来,在日本出现的一种以预先录制的背景音乐、电视图像和屏幕显示的歌词伴奏的演唱方式。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卡拉OK已经由简单的多轨录音带发展成为一套复杂的装
高校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担任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主要教学任务。在新世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挑战和加强自身生命力的挑战。教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应该勇敢面对挑战,在教学中转变教学理念,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教法,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大前提下,创造性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心理与自我是两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在哲学史上,笛卡尔持心我同一观,把心理现象视为自我实体的活动。康德对于真正的心我关系持不可知论态度,不予言说。费希特也持心我同一观,但他是把心理现象视为自我的存在状态,二者为质与态的关系。詹姆士的精神自我是与心理意识绝对同一的,但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把纯粹自我视为心理意识内的一个中心主体或"自我极",故二者(心与我)是不同一的。海德格尔的"在世"理论重新把心理现象(现象世界)述为自我(此在)的存在状态,又回到"质态模式"的心我同一观。根据现代的观点与科学知识,在上述几种心我
音乐美学,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学科,在我国或许可以说还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它的较大力度的发展,应该说是在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逐步深化,一部分音乐理论工作者的目光转向了这个领域。经过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和坚韧努力、勤奋耕耘,它终于在我国的音乐理论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学科建设和人材培养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面前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新的前景。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珍贵的文稿,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已故何乾三教授生前撰写的音乐美学论文和讲义遗稿的汇集。它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丰富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在于这部文稿体现了作者对待知识和学术的执着精神。我同作者相识和共事近四十年,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回忆,
同每当我读到一部我们的中青年学者撰写的学术新著时的心情一样,当我拜读徐孟东教授的这部即将付梓的专著《二十世纪的帕萨卡里亚研究》时,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欣喜。
近年来,碍于友人、同行之约,写了一些序言之类的文字,多是为音乐学家们的专著或文集而作。而为作曲家的文集作序言,则是我从未做过的事。金湘君自己曾说:为人情、应景而作,是折磨,决不动笔。然而我如今却应他之约,允诺为他的这部文集《作曲家的求索》即将付梓之际写一点什么。我承认,我之所以允诺,其中有“人情”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