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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德国主流媒体涉华客观性报道有增多之势，但是“东方主义”窠臼及“中国威胁论”仍是德国主流媒体看待中国的一般视角。目前来看，中国国际传播媒体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疫情信息“反向流动”的成效有限，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仍然影响有限。为此，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媒体应坚持据实说理、以事说理，客观报道中国抗疫成就和中国对外援助;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推进信息“反向流动”，提高中国声量;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传播，以实际行动强化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关 键 词】 德国主流媒体; 新冠肺炎; 涉华报道; 对外传播策略
202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大流行病”的新冠肺炎，以“黑天鹅事件”①的方式搅动世界，也引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骤然聚焦。对于中国形象塑造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一面及时向世界通报最新数据，一面迅速行动积极抗疫，率先控制住疫情。同时，中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时向世界分享经验，并积极向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有关国家提供帮助。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多次赞扬，这本该是中国提升国家形象的契机，然而随着世界疫情的发展，西方媒体涉华舆论却呈现越发负面的趋势。新闻媒介是“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①，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利益取向以及该国民众的基本价值认识。全球传播时代，涉华负面报道不仅影响西方民众对于中国形象的客观认知，而且影响后疫情时代各国对华政策和民间交流。因此，中国政府亟须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特点调整对外传播策略。
德国新闻传播业发达，在当今欧洲各国中声量较大，对国际舆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德国与中国经济关系紧密，但出于国家利益、文化习惯和历史原因，德国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知态度极为复杂。本文拟就5家德国主流媒体的新冠肺炎疫情涉华报道开展内容分析，探查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特征，并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外宣策略调整提供对策建议。
一、涉华报道概况
本研究使用道琼斯公司旗下的全球新闻及商业数据库Factiva，以5家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Der Spiegel）、《时代》周报（Die Zeit）、《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世界报》（Die Welt）、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为信息来源，以“Coronavirus”“COVID-19”“China”为检索词，检索时段为2020年1月20日～7月1日，经去重与人工筛选去除无关样本，最终获得涉华报道研究样本589篇。
根据图1，德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量于1月20日～1月26日和1月27日～2月2日两个时段出现高峰，其后持续下降，最低点为2月24日～3月1日时段，之后重新攀升。1月20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首次进行疫情通报，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1月23日，武汉市封城。武汉的疫情引起德国媒体关注，随之出现中国报道量高峰。自2月24日起，德国权威疾病防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开始通报国内感染人数，德国政府警告疫情可能大流行。随后，德国本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国内疫情严峻导致2月24日～3月1日这一周德国媒体对华关注度大幅下降。4月以来，德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数量基本平稳，主要关注点为中国经济恢复以及中国与世界多国的抗疫合作等。
二、涉华报道主题分析
德国主流媒体疫情报道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1月20日～3月1日）、德国本土疫情暴发期（3月2日～7月1日）。前一个阶段以涉华疫情报道为主，后一个阶段以德国本土疫情为主。
根据Factiva统计，在疫情发展的两个阶段中，德国主流媒体涉华新冠疫情报道主题多元（见图2），可细分为“疫情动态”“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抗疫措施”“疫情下的中国国际关系”四个子主题。
（一）疫情动态
1月下旬，中国武汉疫情暴发后，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高度关注，客观报道了中国的疫情发展情况、中国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数量，报道倾向基本为中性。相关报道数量的最高峰为1月27日～2月2日，从1月20日中国医学专家钟南山首次通过官方媒体确认病毒可以“人传人”、21日美国出现亚洲以外的首例确诊病例之后，德国主流媒体对疫情的关注度明显提升，涉华报道陡增。
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官方数据可信度的怀疑也贯穿始终。有媒体认为，中国给出的数据并不可信，虚假的数据还将给全球疫情发展趋势预测带来困难。有媒体提起中国在“非典”中曾有瞒报的“前科”，因此中国新冠疫情数据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①也有媒体声称，中国对控制疫情的自信反而令人生疑。2月22日的《明镜》周刊认为，中国对控制疫情展现出的信心反而令国际专家怀疑其发布数据的真实性，因为這说明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真实的数据破坏其营造的“救世主”形象。②
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几乎为零的病例数仍感怀疑。3月31日的《明镜》周刊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尽快恢复经济，为此“谎报”病例数并强调疫情在中国已得到控制。他们认为中国“瞒报”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少于中国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报告了比中国更多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③
针对6月北京出现的新一波疫情，除客观报道疫情发展及政府防疫措施外，德国媒体依旧强调对中国政府可信度的质疑，甚至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待北京这波疫情。如6月16日的《世界报》报道称，“在中国政府曾经隐瞒实情的背景下，其在新一波疫情信息发布中是否会提高透明度备受关注……在中国宣布控制住疫情后，北京的新一波疫情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种‘倒退’和‘难堪’”④。
（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中德贸易关系紧密，德国主流媒体对疫情下的经济话题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疫情高发期，德国主流媒体主要关注中国停工给德国各行业带来的影响。相关报道倾向基本为中性。中国疫情稳定后，德国主流媒体关注点转向中国国内刺激经济的措施以及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复苏前景。
据德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国的疫情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疫情导致中国市场需求下降，德国出口订单量减少——中国是德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国，出口需求走低不仅影响了德国出口企业，还影响到运输业、服务业等相关行业;另一方面是中国停工导致德国企业供应链断裂，德国国内销售和生产缺乏货源——中国是德国最大进口来源地，也是德企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停工而导致的零件缺失使得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生产面临停摆。⑤
供应链断裂给德国经济带来的“痛楚”使得德国主流媒体中屡现“逆全球化”建议。由于德国的防护器材及药品等医疗用品多从中国进口，有德国主流媒体认为“这暴露了西方国家对中国过大的依赖性”①，因此应重新审视全球供应链及全球化进程，包括回迁部分生产部门。如2月19日的《南德意志报》报道认为，尽管全球供应链对发达国家而言更有利可图，但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差。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新审视本国供应链和对其进行调整的机会。②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德国就出现了要加强本土产业链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声音。疫情期间，大量防疫物资需要从国外，特别是从中国采购的事实，进一步强化了德国在这一方面的需求。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德国乃至欧洲在后疫情时期寻求与中国产业链某种程度的脱钩。③
在中国疫情稳定、德国进入疫情高发期后，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关注度有所降低，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企业复工复产、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中国经济复苏前景以及中国在疫情过后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德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逐步复工复产是基于疫情长期存在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在控制疫情和复苏经济之间所作的平衡，中国经济逐步复苏也将逐步解决全球供应链问题。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的进口供应链同样受到海外工厂停工影响的双重阻碍下，中国国内工业生产实际恢复速度可能较慢。《时代》周报认为，供应链问题并不会很快解决，因为即使是在中国受疫情影响较少的地区，生产完全恢复正常也至少需要几周时间。④该报引用欧盟商会主席武特克（J?rg Wuttke）的话提到，“在中国加工的工业机械来自瑞士，化工产品来自德国，高端药品来自美国。封闭的世界经济将让中国严重后退”“虽然许多经济学家看到，疫情带来的教训是合作和团结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但糟糕的是，世界却越来越分裂，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⑤
关于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及中国经济复苏前景，德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经济恢复速度可能很缓慢，且与2008年金融危机中“火车头”的角色相比，中国此次不会承担拯救世界经济的角色。⑥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高国家负债及在全球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奏效的可能性小，导致中国对如“直升机撒钱”的激进手段持保留态度。其次，中国国内增长的失业率及中国家庭的储蓄习惯导致——即使有政府的大力鼓励——中国消费依旧低迷。最后，由于中国的基建市场基本饱和，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建投资也不会在帮助中国恢复经济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德国经济界及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复苏仍抱有很大指望。4月17日的《时代》周报引用德国工商总会的调查结果提出，在被调查的4000家德国公司中，大部分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要好于美国和欧洲。因此，“德国非常希望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能够重新在经济上站稳脚跟”①。
（三）中国政府抗疫措施
涉及中国抗疫措施时，德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褒贬不一。总体而言，引用世卫组织评价积极肯定中国抗疫措施的报道较多。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德国主流媒体中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看待中国“封城”“自我隔离”措施，批评的报道增多。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德国疫情进入高发期后，肯定中国抗疫措施及成果、呼吁德国向中国学习的报道增多，但同时“批判”地看待中国政府防疫措施及成效的声音也增多。德國疫情稳定后，涉及中国政府抗疫措施的报道数量减少，相关报道的主题主要为通过指责中国在疫情初期抗疫不力、向世界隐瞒信息以将世界疫情暴发归罪于中国。
积极看待中国抗疫措施的观点认为，虽然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反应有些滞后，但随后采取的抗疫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鉴于中国控制疫情的成功，德国应学习中国的抗疫措施和行动速度。如3月5日《时代》周报提到，“德国医学专家、公共卫生专家和官员共同撰写的《中国联合特派团报告》中写道：中国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充满斗志、最快、最积极的努力’，显然 Covid-19现在在中国受到控制。在过去的两周中，新感染的人数从每天近3000人下降到数百人。中国当局和流行病学家的反应是对付流行病的一课”②。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抗疫手段及其动员规模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居住习惯及人民的“奉献传统”有关，并且以牺牲个人的个性与利益为代价。由于政治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欧洲国家难以复制中国的抗疫措施。如德国之声3月5日的报道认为，“中国的许多抗疫措施在欧洲都不适用。例如，欧洲人不会接受对他们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对私人信息的侵犯，这只会使他们愤怒。此外，中国的许多防疫和监管措施与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存在的‘小区聚集型’居住文化有关。欧洲没有如‘居委会’这样的组织来监督人们是否戴口罩或是监测人们的体温”③。
“批判”看待中国抗疫效果的观点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的确诊人数显著下降，但中国的抗疫措施只能暂时隔离病毒，并不能完全消灭病毒。据德国之声3月12日的报道，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维勒（Lothar Wieler）在当天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被问道，鉴于中国湖北省抗疫的显著效果，德国是否也应该考虑采用中国的一些防疫手段时，维勒在认可中国当前强力防疫措施效果的同时，也指出强力隔离并不意味着病毒就会从世界上消失。一旦中国撤除了强力隔离措施，病例数量还是会出现增长。① 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德国主流媒体大都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对言论的控制，找回了西方媒体熟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銳批评。②
德国疫情稳定后，涉及中国政府抗疫措施的报道主题主要为指责中国在疫情初期抗疫不力、向世界隐瞒信息，将世界疫情暴发归罪于中国。德国主流媒体“甩锅”中国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指责中国卫生部门在疫情早期反应缓慢、防控不力，使得疫情没有及时得到控制;二是指责中国对内控制言论，对外隐瞒信息，导致疫情蔓延。如6月5日的《明镜》周刊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的话，称中国政府在疫情早期反应缓慢、防控不力，且对国际组织隐瞒实情，因此其对世界疫情暴发负有责任。③
（四）疫情下的中国国际关系
德国主流媒体对疫情时期中外关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国对欧援助及中美纷争上。
1.中国对欧援助
意大利疫情暴发后，在欧盟并没有回应其求助的情况下，中国向意大利提供大量救援物资并派出三批医疗专家组支援意大利。此外，中国还向世界近百个国家提供帮助。德国主流媒体对此高度警觉。
自3月24日德国政府一改之前“独善其身”的态度，决定救治意大利病人后，德国主流媒体中对中国援助欧洲动机的质疑及对中国“专制”国家体制的批评开始大幅增加，此类批评主要体现为“战略机会论”和“弥补责任论” 。
就“战略机会论”而言，德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对他国的援助是“口罩外交”，实际目的是抓住疫情提供的“战略机会”，通过援助他国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和地缘政治影响力。3月26日的《世界报》认为，美国在疫情控制方面的糟糕表现和其他行为体现出的“美国优先”原则象征着美国霸权的终结，而中国则正抓住机会建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试图通过援助他国在疫情中谋取“宣传利益”①。3月27日的《南德意志报》认为，中国意图借疫情援助施以“政治奖励”并借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借此机会建立更有利于自身的世界秩序。该报道称“意大利是G7国家中首个加入‘新丝绸之路’的国家，因此，作为政治回报，中国最先向意大利伸出援手。与此同时，中国的付出也立刻得到回报——中国公司正在意大利建造5G网络”②“当美国自己尚在挣扎且欧洲国家不愿互相帮助时，中国正在利用权力真空，将疫情危机变成提升地缘政治领导力的机会。通过向世界宣传‘中国模式’及向他国提供医疗物资，中国想将自己塑造为危机中唯一能提供帮助的国家”“中国政府已在和意大利商讨‘健康丝绸之路’，甚至想在他的领导下重建世界卫生安全体系”③。
就“弥补责任论”而言，德国主流媒体认为，疫情源于中国，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疫情大暴发，因此中国该为他国的疫情暴发负责，且中国是为了“弥补责任”而援助他国。3月25日的《时代》周报称，正是因为“中国在疫情初期掩盖了实际情况”，疫情才会在全世界大范围暴发，中国的援助是一种“赎罪”，中国正试图通过援助他国以淡化自己“罪魁祸首”的形象。④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报道认为“中国在疫情初期掩盖了实际情况”，德国主流媒体这种叙事框架背后隐含的是德国政府的利益取向。通过强调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国家体制，德国主流媒体试图用“共同观念”拉拢受众及其他西方国家，并离间西方国家与中国可能因援助而靠近的心理距离。德国是“欧盟团结”的提出者，但是在疫情中援助和团结欧盟国家的表现糟糕，不仅与欧洲各国期待其成为“有作为的德国”相悖，更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德国主流媒体试图通过将欧洲疫情暴发归罪于中国，来削弱中国援助行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色彩，同时缓解国际社会对本国的舆论压力。显然，德国主流媒体无法坦然接受中国不仅在抗疫效果方面比德国优秀，甚至有余力援助欧洲国家。“酸葡萄”心理使得德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国援助他国时，始终不忘将世界疫情暴发归罪于中国并借体制不同抹黑中国。
2.中美摩擦
在以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应为全球疫情扩散负责为核心议题的中美纷争报道中，德国主流媒体明确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指责是在转移民众关注焦点、为自己的失职寻找替罪羊。6月4日的《明镜》周刊认为，疫情中的中美冲突激化源于特朗普政府，而不是中方。①德国主流媒体普遍对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表现和推卸责任行为持批评态度，对中国政府的抗疫速度、力度和效果表示肯定，并认为中国政府的抗疫表现远胜特朗普政府。5月3日，《明镜》周刊发文指出，在控制疫情方面，美国的失职和“美国优先”与中国的高效表现、负责任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加之中国在借疫情发展地缘政治影响力，全球力量平衡可能正在发生转变。该篇文章用翔实的事实列出时间线，还原了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打造”为替罪羊的全过程，并对比了疫情暴发以来中美两国政府的抗疫措施，用事实证明了特朗普政府推卸责任的意图及其在控制疫情方面的失职。②
尽管谴责特朗普政府推卸责任的做法，但是在“中国负责论”方面，德国主流媒体普遍同意特朗普的部分观点，即认为中国因在疫情暴发的关键早期阶段掩盖了实情而导致了疫情的全球暴发。在德国疫情进入稳定期后不断出现的“甩锅中国”的报道，也体现了德国主流媒体同样有将疫情归罪中国的意图。《时代》周报5月6日的文章表示“中国被特朗普当作了自己失职的替罪羊。长期以来，特朗普和共和党都利用贸易问题攻击中国，这次疫情给了他们新的‘武器’，即指责中国是世界疫情的罪魁祸首。然而，这样的指责并不完全错误——如果不是因为北京政府缺乏透明度，中国本可以阻止疫情在全球蔓延。”③
此外，相关报道指出疫情增加了德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特朗普上台以来，随着中国在高科技、数字化与智能设备领域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加大了打压中国的力度，也向盟友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他们追随美国的政策。然而，作为欧洲对华经济依赖度及对美安全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之一，④德国既难以放弃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又在安全防务上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因此一直不愿“选边站队”，而是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伙伴关系”。⑤然而，疫情加剧了中美冲突，德国“选边站队”的压力也随之骤然增加。6月4日的《明镜》周刊认为，尽管特朗普政府正急切为其“脱钩”计划寻找伙伴，但德国不准备加入。在疫情中，中国填补了美国失职留下的领导空缺，体现了大国担当，使得德国不仅将中国看作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还将其看作共同处理国际事务的伙伴。而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的“美国优先”做法，却使德国更加疏远其旧有的美国盟友。① 三、涉华新冠肺炎报道的叙事特点
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或历史叙事的不同，在于其能通过新闻叙事主体对客观事实进行筛选和再现，在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背后隐含其想要表达的意识形态;新闻话语和叙事结构是话语行为或话语过程的表现方式。为此，本文将通过对德国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话语主题和叙事框架的分析，展现其新闻叙事特点。
（一）话语主题
一方面，德国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客观呈现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这首先基于中国疫情防控高效迅速的客观事实;其次，这与中国及时同世卫组织合作、公开透明共享信息，以及中国外宣媒体主动通过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中国抗疫信息密不可分。疫情期间，中国重点外宣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等充分利用自媒体平台以及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实时对外同步疫情信息，以及时、翔实的数据回应关注。② 德国媒体对世卫组织及中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引用率大幅提高，但是，这与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限和疫情信息发布受限有直接关系，中国信息的“反向流动” （contraflow）成效依然有限。
另一方面，德国主流媒体新冠肺炎涉华报道仍然没有摆脱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及其惯有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英国当代汉学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认为：“我们对于中国（或其他任何文明）的反应，一部分是由那里的客观现实决定，一部分则是由我们个性中有意识的利益和潜意识的需求决定的。”③部分德国主流媒体不从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看待中国的防控措施，继而发出“侵犯人权”“侵犯隐私权”“侵犯言论自由”的不实指控，体现出德国主流媒体依旧脱离不了其看待中国的“东方主义”④窠臼。
时至今日，欧洲中心主义虽然变换了表现形式，但一直以优越立场潜伏于某些西方媒体中，制约着西方受众看待问题的视角。虽然中德交往不断深入，但是不少德国媒体依旧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理解中国的行为和政策。实际上，导致德国媒体对中国防疫措施批评的根源在于中国与西方对“人权”的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所理解的人权既是个人人权，又是集体人权，即“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①但多数德国媒体无视这一根本的区别，动辄站在道德高地批评中国的人权、民主、法治问题，乃至唱衰中国政治体制。从疫情暴发初期至今，在德国媒体相关报道中贯穿始终的对中国数据真实性的怀疑、对中国“宣传中国模式”的警惕心理，也体现了德国媒体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自身優越感已经成为其看待一切中国问题的前提和桎梏。
（二）叙事框架
德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报道叙事基本都在“中国威胁论”的框架之下，他们认为中国利用疫情和欧盟及美国的援助缺位，塑造和宣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借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
德国对中国援助他国的质疑早已有之，例如认为中国的对非援助是为了本国经济利益，并且其不带政治条件的援助将使西方在非洲国家的努力失效;加之疫情影响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三个核心要素——欧洲一体化、跨大西洋联盟和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立国。这些突增的脆弱感让德国对中国几经努力、肩负责任的大国外交政策充满警惕和防范，认为中国正在寻求成为地区乃至全球霸权国家，中国崛起“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②反观中国，受传统文化“中庸之道”影响，在国际话语权中长期居于弱势地位，对“中国威胁论”的反驳声音微弱而且很难被关注，由此在承担大国责任方面常常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③
四、后疫情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全球传播叙事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类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长期斗争，而疫情带来的国际关系变化也将长期影响中国的对外交往和国家形象。针对以德国主流媒体为代表的西方涉华舆情，后疫情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应调整叙事策略，坚持不懈地讲中国故事、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讲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故事，在与各国共同抗击疫情中强化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一）客观报道中国成就和中国援助
出于历史原因，德国乃至西方民众对“宣传”都有较强的抵触心理，类似内容往往会引起反效果。从相关报道来看，中国对外传播中“事迹宣传”的内容反而引起德国媒体的质疑和反感，数据和简单事实类的信息则更容易被德国媒体接受。中国国际传播媒体应以传播客观事实和数据为主，淡化主观叙事，坚持以事说理、据实说理。
（二）使用社交媒体推进信息“反向流动”
传播技术的升级迭代使跨越国界的传播活动呈现崭新样貌。尽管数字鸿沟依然巨大并将持续存在，但是，社交媒体为中国主流媒体提供了一种直接抵达目标受众的传播平台，颠覆了传统的“借船出海”对外传播方式，使迅速的跨国信息扩散和及时的国际受众互动成为可能。①新冠疫情期间，新华社、CGTN等借助全球性的社交媒体平台，“用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垄断。随着中国主流媒体及其媒介产品走向全球，中国将在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拥有更广阔的发声平台。中国主流媒体应积极制作符合国际受众接受习惯的外宣产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推进信息的“反向流动”，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三）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比较德国主流媒体对中美两国的疫情报道，可以看到：一方面，德国媒体认为中国承担了“负责任大国”角色，而美国的“美国优先”令世界失望。如《时代》周报认为， “当美国在严格禁止欧洲公民进入的同时，中国在给予意大利医疗援助。在危机中，‘美国优先’令世界失望。美国在逃避，中国在援助。世界将会记住这一点” ② 。另一方面，在中国对欧盟援助的报道中，德国媒体认为中国的援助是其企图拉拢欧盟国家、分裂欧洲的“罪证”。这种矛盾态度说明，德国主流媒体虽然认可中国帮助弱国的责任，但是“零和思维”使其认为中国地位的上升必将成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威胁。对此，中国在对他国援助的报道中应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传播，直面西方与中国思维的不同之处，以实际行动消除持有“零和思维”国家的危机感，用承担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方案”的价值和可靠性。
（责任编辑：张冬梅）
【关 键 词】 德国主流媒体; 新冠肺炎; 涉华报道; 对外传播策略
202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大流行病”的新冠肺炎，以“黑天鹅事件”①的方式搅动世界，也引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骤然聚焦。对于中国形象塑造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一面及时向世界通报最新数据，一面迅速行动积极抗疫，率先控制住疫情。同时，中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时向世界分享经验，并积极向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有关国家提供帮助。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多次赞扬，这本该是中国提升国家形象的契机，然而随着世界疫情的发展，西方媒体涉华舆论却呈现越发负面的趋势。新闻媒介是“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①，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利益取向以及该国民众的基本价值认识。全球传播时代，涉华负面报道不仅影响西方民众对于中国形象的客观认知，而且影响后疫情时代各国对华政策和民间交流。因此，中国政府亟须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特点调整对外传播策略。
德国新闻传播业发达，在当今欧洲各国中声量较大，对国际舆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德国与中国经济关系紧密，但出于国家利益、文化习惯和历史原因，德国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知态度极为复杂。本文拟就5家德国主流媒体的新冠肺炎疫情涉华报道开展内容分析，探查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特征，并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外宣策略调整提供对策建议。
一、涉华报道概况
本研究使用道琼斯公司旗下的全球新闻及商业数据库Factiva，以5家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Der Spiegel）、《时代》周报（Die Zeit）、《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世界报》（Die Welt）、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为信息来源，以“Coronavirus”“COVID-19”“China”为检索词，检索时段为2020年1月20日～7月1日，经去重与人工筛选去除无关样本，最终获得涉华报道研究样本589篇。
根据图1，德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量于1月20日～1月26日和1月27日～2月2日两个时段出现高峰，其后持续下降，最低点为2月24日～3月1日时段，之后重新攀升。1月20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首次进行疫情通报，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1月23日，武汉市封城。武汉的疫情引起德国媒体关注，随之出现中国报道量高峰。自2月24日起，德国权威疾病防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开始通报国内感染人数，德国政府警告疫情可能大流行。随后，德国本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国内疫情严峻导致2月24日～3月1日这一周德国媒体对华关注度大幅下降。4月以来，德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数量基本平稳，主要关注点为中国经济恢复以及中国与世界多国的抗疫合作等。
二、涉华报道主题分析
德国主流媒体疫情报道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1月20日～3月1日）、德国本土疫情暴发期（3月2日～7月1日）。前一个阶段以涉华疫情报道为主，后一个阶段以德国本土疫情为主。
根据Factiva统计，在疫情发展的两个阶段中，德国主流媒体涉华新冠疫情报道主题多元（见图2），可细分为“疫情动态”“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抗疫措施”“疫情下的中国国际关系”四个子主题。
（一）疫情动态
1月下旬，中国武汉疫情暴发后，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高度关注，客观报道了中国的疫情发展情况、中国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数量，报道倾向基本为中性。相关报道数量的最高峰为1月27日～2月2日，从1月20日中国医学专家钟南山首次通过官方媒体确认病毒可以“人传人”、21日美国出现亚洲以外的首例确诊病例之后，德国主流媒体对疫情的关注度明显提升，涉华报道陡增。
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官方数据可信度的怀疑也贯穿始终。有媒体认为，中国给出的数据并不可信，虚假的数据还将给全球疫情发展趋势预测带来困难。有媒体提起中国在“非典”中曾有瞒报的“前科”，因此中国新冠疫情数据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①也有媒体声称，中国对控制疫情的自信反而令人生疑。2月22日的《明镜》周刊认为，中国对控制疫情展现出的信心反而令国际专家怀疑其发布数据的真实性，因为這说明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真实的数据破坏其营造的“救世主”形象。②
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几乎为零的病例数仍感怀疑。3月31日的《明镜》周刊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尽快恢复经济，为此“谎报”病例数并强调疫情在中国已得到控制。他们认为中国“瞒报”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少于中国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报告了比中国更多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③
针对6月北京出现的新一波疫情，除客观报道疫情发展及政府防疫措施外，德国媒体依旧强调对中国政府可信度的质疑，甚至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待北京这波疫情。如6月16日的《世界报》报道称，“在中国政府曾经隐瞒实情的背景下，其在新一波疫情信息发布中是否会提高透明度备受关注……在中国宣布控制住疫情后，北京的新一波疫情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种‘倒退’和‘难堪’”④。
（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中德贸易关系紧密，德国主流媒体对疫情下的经济话题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疫情高发期，德国主流媒体主要关注中国停工给德国各行业带来的影响。相关报道倾向基本为中性。中国疫情稳定后，德国主流媒体关注点转向中国国内刺激经济的措施以及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复苏前景。
据德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国的疫情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疫情导致中国市场需求下降，德国出口订单量减少——中国是德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国，出口需求走低不仅影响了德国出口企业，还影响到运输业、服务业等相关行业;另一方面是中国停工导致德国企业供应链断裂，德国国内销售和生产缺乏货源——中国是德国最大进口来源地，也是德企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停工而导致的零件缺失使得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生产面临停摆。⑤
供应链断裂给德国经济带来的“痛楚”使得德国主流媒体中屡现“逆全球化”建议。由于德国的防护器材及药品等医疗用品多从中国进口，有德国主流媒体认为“这暴露了西方国家对中国过大的依赖性”①，因此应重新审视全球供应链及全球化进程，包括回迁部分生产部门。如2月19日的《南德意志报》报道认为，尽管全球供应链对发达国家而言更有利可图，但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差。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新审视本国供应链和对其进行调整的机会。②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德国就出现了要加强本土产业链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声音。疫情期间，大量防疫物资需要从国外，特别是从中国采购的事实，进一步强化了德国在这一方面的需求。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德国乃至欧洲在后疫情时期寻求与中国产业链某种程度的脱钩。③
在中国疫情稳定、德国进入疫情高发期后，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关注度有所降低，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企业复工复产、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中国经济复苏前景以及中国在疫情过后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德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逐步复工复产是基于疫情长期存在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在控制疫情和复苏经济之间所作的平衡，中国经济逐步复苏也将逐步解决全球供应链问题。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的进口供应链同样受到海外工厂停工影响的双重阻碍下，中国国内工业生产实际恢复速度可能较慢。《时代》周报认为，供应链问题并不会很快解决，因为即使是在中国受疫情影响较少的地区，生产完全恢复正常也至少需要几周时间。④该报引用欧盟商会主席武特克（J?rg Wuttke）的话提到，“在中国加工的工业机械来自瑞士，化工产品来自德国，高端药品来自美国。封闭的世界经济将让中国严重后退”“虽然许多经济学家看到，疫情带来的教训是合作和团结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但糟糕的是，世界却越来越分裂，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⑤
关于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及中国经济复苏前景，德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经济恢复速度可能很缓慢，且与2008年金融危机中“火车头”的角色相比，中国此次不会承担拯救世界经济的角色。⑥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高国家负债及在全球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奏效的可能性小，导致中国对如“直升机撒钱”的激进手段持保留态度。其次，中国国内增长的失业率及中国家庭的储蓄习惯导致——即使有政府的大力鼓励——中国消费依旧低迷。最后，由于中国的基建市场基本饱和，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建投资也不会在帮助中国恢复经济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德国经济界及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复苏仍抱有很大指望。4月17日的《时代》周报引用德国工商总会的调查结果提出，在被调查的4000家德国公司中，大部分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要好于美国和欧洲。因此，“德国非常希望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能够重新在经济上站稳脚跟”①。
（三）中国政府抗疫措施
涉及中国抗疫措施时，德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褒贬不一。总体而言，引用世卫组织评价积极肯定中国抗疫措施的报道较多。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德国主流媒体中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看待中国“封城”“自我隔离”措施，批评的报道增多。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德国疫情进入高发期后，肯定中国抗疫措施及成果、呼吁德国向中国学习的报道增多，但同时“批判”地看待中国政府防疫措施及成效的声音也增多。德國疫情稳定后，涉及中国政府抗疫措施的报道数量减少，相关报道的主题主要为通过指责中国在疫情初期抗疫不力、向世界隐瞒信息以将世界疫情暴发归罪于中国。
积极看待中国抗疫措施的观点认为，虽然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反应有些滞后，但随后采取的抗疫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鉴于中国控制疫情的成功，德国应学习中国的抗疫措施和行动速度。如3月5日《时代》周报提到，“德国医学专家、公共卫生专家和官员共同撰写的《中国联合特派团报告》中写道：中国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充满斗志、最快、最积极的努力’，显然 Covid-19现在在中国受到控制。在过去的两周中，新感染的人数从每天近3000人下降到数百人。中国当局和流行病学家的反应是对付流行病的一课”②。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抗疫手段及其动员规模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居住习惯及人民的“奉献传统”有关，并且以牺牲个人的个性与利益为代价。由于政治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欧洲国家难以复制中国的抗疫措施。如德国之声3月5日的报道认为，“中国的许多抗疫措施在欧洲都不适用。例如，欧洲人不会接受对他们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对私人信息的侵犯，这只会使他们愤怒。此外，中国的许多防疫和监管措施与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存在的‘小区聚集型’居住文化有关。欧洲没有如‘居委会’这样的组织来监督人们是否戴口罩或是监测人们的体温”③。
“批判”看待中国抗疫效果的观点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的确诊人数显著下降，但中国的抗疫措施只能暂时隔离病毒，并不能完全消灭病毒。据德国之声3月12日的报道，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维勒（Lothar Wieler）在当天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被问道，鉴于中国湖北省抗疫的显著效果，德国是否也应该考虑采用中国的一些防疫手段时，维勒在认可中国当前强力防疫措施效果的同时，也指出强力隔离并不意味着病毒就会从世界上消失。一旦中国撤除了强力隔离措施，病例数量还是会出现增长。① 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德国主流媒体大都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对言论的控制，找回了西方媒体熟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銳批评。②
德国疫情稳定后，涉及中国政府抗疫措施的报道主题主要为指责中国在疫情初期抗疫不力、向世界隐瞒信息，将世界疫情暴发归罪于中国。德国主流媒体“甩锅”中国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指责中国卫生部门在疫情早期反应缓慢、防控不力，使得疫情没有及时得到控制;二是指责中国对内控制言论，对外隐瞒信息，导致疫情蔓延。如6月5日的《明镜》周刊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的话，称中国政府在疫情早期反应缓慢、防控不力，且对国际组织隐瞒实情，因此其对世界疫情暴发负有责任。③
（四）疫情下的中国国际关系
德国主流媒体对疫情时期中外关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国对欧援助及中美纷争上。
1.中国对欧援助
意大利疫情暴发后，在欧盟并没有回应其求助的情况下，中国向意大利提供大量救援物资并派出三批医疗专家组支援意大利。此外，中国还向世界近百个国家提供帮助。德国主流媒体对此高度警觉。
自3月24日德国政府一改之前“独善其身”的态度，决定救治意大利病人后，德国主流媒体中对中国援助欧洲动机的质疑及对中国“专制”国家体制的批评开始大幅增加，此类批评主要体现为“战略机会论”和“弥补责任论” 。
就“战略机会论”而言，德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对他国的援助是“口罩外交”，实际目的是抓住疫情提供的“战略机会”，通过援助他国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和地缘政治影响力。3月26日的《世界报》认为，美国在疫情控制方面的糟糕表现和其他行为体现出的“美国优先”原则象征着美国霸权的终结，而中国则正抓住机会建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试图通过援助他国在疫情中谋取“宣传利益”①。3月27日的《南德意志报》认为，中国意图借疫情援助施以“政治奖励”并借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借此机会建立更有利于自身的世界秩序。该报道称“意大利是G7国家中首个加入‘新丝绸之路’的国家，因此，作为政治回报，中国最先向意大利伸出援手。与此同时，中国的付出也立刻得到回报——中国公司正在意大利建造5G网络”②“当美国自己尚在挣扎且欧洲国家不愿互相帮助时，中国正在利用权力真空，将疫情危机变成提升地缘政治领导力的机会。通过向世界宣传‘中国模式’及向他国提供医疗物资，中国想将自己塑造为危机中唯一能提供帮助的国家”“中国政府已在和意大利商讨‘健康丝绸之路’，甚至想在他的领导下重建世界卫生安全体系”③。
就“弥补责任论”而言，德国主流媒体认为，疫情源于中国，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疫情大暴发，因此中国该为他国的疫情暴发负责，且中国是为了“弥补责任”而援助他国。3月25日的《时代》周报称，正是因为“中国在疫情初期掩盖了实际情况”，疫情才会在全世界大范围暴发，中国的援助是一种“赎罪”，中国正试图通过援助他国以淡化自己“罪魁祸首”的形象。④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报道认为“中国在疫情初期掩盖了实际情况”，德国主流媒体这种叙事框架背后隐含的是德国政府的利益取向。通过强调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国家体制，德国主流媒体试图用“共同观念”拉拢受众及其他西方国家，并离间西方国家与中国可能因援助而靠近的心理距离。德国是“欧盟团结”的提出者，但是在疫情中援助和团结欧盟国家的表现糟糕，不仅与欧洲各国期待其成为“有作为的德国”相悖，更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德国主流媒体试图通过将欧洲疫情暴发归罪于中国，来削弱中国援助行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色彩，同时缓解国际社会对本国的舆论压力。显然，德国主流媒体无法坦然接受中国不仅在抗疫效果方面比德国优秀，甚至有余力援助欧洲国家。“酸葡萄”心理使得德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国援助他国时，始终不忘将世界疫情暴发归罪于中国并借体制不同抹黑中国。
2.中美摩擦
在以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应为全球疫情扩散负责为核心议题的中美纷争报道中，德国主流媒体明确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指责是在转移民众关注焦点、为自己的失职寻找替罪羊。6月4日的《明镜》周刊认为，疫情中的中美冲突激化源于特朗普政府，而不是中方。①德国主流媒体普遍对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表现和推卸责任行为持批评态度，对中国政府的抗疫速度、力度和效果表示肯定，并认为中国政府的抗疫表现远胜特朗普政府。5月3日，《明镜》周刊发文指出，在控制疫情方面，美国的失职和“美国优先”与中国的高效表现、负责任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加之中国在借疫情发展地缘政治影响力，全球力量平衡可能正在发生转变。该篇文章用翔实的事实列出时间线，还原了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打造”为替罪羊的全过程，并对比了疫情暴发以来中美两国政府的抗疫措施，用事实证明了特朗普政府推卸责任的意图及其在控制疫情方面的失职。②
尽管谴责特朗普政府推卸责任的做法，但是在“中国负责论”方面，德国主流媒体普遍同意特朗普的部分观点，即认为中国因在疫情暴发的关键早期阶段掩盖了实情而导致了疫情的全球暴发。在德国疫情进入稳定期后不断出现的“甩锅中国”的报道，也体现了德国主流媒体同样有将疫情归罪中国的意图。《时代》周报5月6日的文章表示“中国被特朗普当作了自己失职的替罪羊。长期以来，特朗普和共和党都利用贸易问题攻击中国，这次疫情给了他们新的‘武器’，即指责中国是世界疫情的罪魁祸首。然而，这样的指责并不完全错误——如果不是因为北京政府缺乏透明度，中国本可以阻止疫情在全球蔓延。”③
此外，相关报道指出疫情增加了德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特朗普上台以来，随着中国在高科技、数字化与智能设备领域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加大了打压中国的力度，也向盟友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他们追随美国的政策。然而，作为欧洲对华经济依赖度及对美安全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之一，④德国既难以放弃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又在安全防务上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因此一直不愿“选边站队”，而是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伙伴关系”。⑤然而，疫情加剧了中美冲突，德国“选边站队”的压力也随之骤然增加。6月4日的《明镜》周刊认为，尽管特朗普政府正急切为其“脱钩”计划寻找伙伴，但德国不准备加入。在疫情中，中国填补了美国失职留下的领导空缺，体现了大国担当，使得德国不仅将中国看作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还将其看作共同处理国际事务的伙伴。而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的“美国优先”做法，却使德国更加疏远其旧有的美国盟友。① 三、涉华新冠肺炎报道的叙事特点
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或历史叙事的不同，在于其能通过新闻叙事主体对客观事实进行筛选和再现，在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背后隐含其想要表达的意识形态;新闻话语和叙事结构是话语行为或话语过程的表现方式。为此，本文将通过对德国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话语主题和叙事框架的分析，展现其新闻叙事特点。
（一）话语主题
一方面，德国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客观呈现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这首先基于中国疫情防控高效迅速的客观事实;其次，这与中国及时同世卫组织合作、公开透明共享信息，以及中国外宣媒体主动通过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中国抗疫信息密不可分。疫情期间，中国重点外宣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等充分利用自媒体平台以及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实时对外同步疫情信息，以及时、翔实的数据回应关注。② 德国媒体对世卫组织及中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引用率大幅提高，但是，这与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限和疫情信息发布受限有直接关系，中国信息的“反向流动” （contraflow）成效依然有限。
另一方面，德国主流媒体新冠肺炎涉华报道仍然没有摆脱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及其惯有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英国当代汉学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认为：“我们对于中国（或其他任何文明）的反应，一部分是由那里的客观现实决定，一部分则是由我们个性中有意识的利益和潜意识的需求决定的。”③部分德国主流媒体不从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看待中国的防控措施，继而发出“侵犯人权”“侵犯隐私权”“侵犯言论自由”的不实指控，体现出德国主流媒体依旧脱离不了其看待中国的“东方主义”④窠臼。
时至今日，欧洲中心主义虽然变换了表现形式，但一直以优越立场潜伏于某些西方媒体中，制约着西方受众看待问题的视角。虽然中德交往不断深入，但是不少德国媒体依旧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理解中国的行为和政策。实际上，导致德国媒体对中国防疫措施批评的根源在于中国与西方对“人权”的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所理解的人权既是个人人权，又是集体人权，即“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①但多数德国媒体无视这一根本的区别，动辄站在道德高地批评中国的人权、民主、法治问题，乃至唱衰中国政治体制。从疫情暴发初期至今，在德国媒体相关报道中贯穿始终的对中国数据真实性的怀疑、对中国“宣传中国模式”的警惕心理，也体现了德国媒体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自身優越感已经成为其看待一切中国问题的前提和桎梏。
（二）叙事框架
德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报道叙事基本都在“中国威胁论”的框架之下，他们认为中国利用疫情和欧盟及美国的援助缺位，塑造和宣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借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
德国对中国援助他国的质疑早已有之，例如认为中国的对非援助是为了本国经济利益，并且其不带政治条件的援助将使西方在非洲国家的努力失效;加之疫情影响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三个核心要素——欧洲一体化、跨大西洋联盟和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立国。这些突增的脆弱感让德国对中国几经努力、肩负责任的大国外交政策充满警惕和防范，认为中国正在寻求成为地区乃至全球霸权国家，中国崛起“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②反观中国，受传统文化“中庸之道”影响，在国际话语权中长期居于弱势地位，对“中国威胁论”的反驳声音微弱而且很难被关注，由此在承担大国责任方面常常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③
四、后疫情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全球传播叙事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类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长期斗争，而疫情带来的国际关系变化也将长期影响中国的对外交往和国家形象。针对以德国主流媒体为代表的西方涉华舆情，后疫情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应调整叙事策略，坚持不懈地讲中国故事、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讲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故事，在与各国共同抗击疫情中强化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一）客观报道中国成就和中国援助
出于历史原因，德国乃至西方民众对“宣传”都有较强的抵触心理，类似内容往往会引起反效果。从相关报道来看，中国对外传播中“事迹宣传”的内容反而引起德国媒体的质疑和反感，数据和简单事实类的信息则更容易被德国媒体接受。中国国际传播媒体应以传播客观事实和数据为主，淡化主观叙事，坚持以事说理、据实说理。
（二）使用社交媒体推进信息“反向流动”
传播技术的升级迭代使跨越国界的传播活动呈现崭新样貌。尽管数字鸿沟依然巨大并将持续存在，但是，社交媒体为中国主流媒体提供了一种直接抵达目标受众的传播平台，颠覆了传统的“借船出海”对外传播方式，使迅速的跨国信息扩散和及时的国际受众互动成为可能。①新冠疫情期间，新华社、CGTN等借助全球性的社交媒体平台，“用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垄断。随着中国主流媒体及其媒介产品走向全球，中国将在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拥有更广阔的发声平台。中国主流媒体应积极制作符合国际受众接受习惯的外宣产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推进信息的“反向流动”，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三）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比较德国主流媒体对中美两国的疫情报道，可以看到：一方面，德国媒体认为中国承担了“负责任大国”角色，而美国的“美国优先”令世界失望。如《时代》周报认为， “当美国在严格禁止欧洲公民进入的同时，中国在给予意大利医疗援助。在危机中，‘美国优先’令世界失望。美国在逃避，中国在援助。世界将会记住这一点” ② 。另一方面，在中国对欧盟援助的报道中，德国媒体认为中国的援助是其企图拉拢欧盟国家、分裂欧洲的“罪证”。这种矛盾态度说明，德国主流媒体虽然认可中国帮助弱国的责任，但是“零和思维”使其认为中国地位的上升必将成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威胁。对此，中国在对他国援助的报道中应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传播，直面西方与中国思维的不同之处，以实际行动消除持有“零和思维”国家的危机感，用承担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方案”的价值和可靠性。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