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小说潮流纷呈，从最初政治话语主导到当下的思潮纷涌，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主掌文坛到现代派全面席卷开来，走过了一个从单一到丰富，从现实主义出发，再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复杂历程。路遥小说身处现代派思潮，却敢于“迎风而立”，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既传承了“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的优长，又启迪当时及其后的现实主义创作。当下的“先锋小说”等新潮小说向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回归，更显示了路遥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刻影响力和巨大魅力。
　　【关键词】路遥 当代小说 现实主义小说
　　
　　众所周知，当代小说在文革后，进入了一个最为自由、最为宽松的历史时期，创作空前繁荣，思潮潮流涌动。陕西作家路遥在文坛风起云涌、文学观念剧变的上世纪80年代文坛，仍然一如既往地高扬现实主义大旗，执着的坚守着现实主义创作，在对现实主义丰富发展的同时，启迪了其后的蔚为可观的现实主义创作，其创作实践甚称当代文学最美的收获。
　　一、“十七年”小说之与路遥现实主义创作
　　文革前的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十七年”小说同样打上了时代的深刻烙印。被称为路遥文学教父的柳青，正是“十七年”文学、“十七年”小说的代表。柳青和柳青的《创业史》对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路遥对于柳青遗传的不仅是他文学上的苦行精神，更有他创作主题和手法上的继承与开拓。
　　写政治，写政治化的人生，是柳青创作的主要题材和内容。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也是通过对一件件政治事件的串联，进而反映这些事件在人们心中掀起的波澜。但路遥没有单纯地停留在政治事件的表面，而是在一系列政治斗争中，或明或暗，或强或弱中反映社会的变革。他从经济、历史、文化、伦理道德与风俗民情角度把握政治，开拓了柳青简单的政治视角，呈现了价值的多元化。政治化人生的书写中路遥更是突破了柳青以政治凌驾于亲情、爱情、乡情的局限，写出了人物命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例如对高老、田福军、苗凯这些政治人物的生活化描写。
　　在创作手法上，路遥借鉴了柳青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并且将其丰富和发展。在小说结构布局上，路遥继承了柳青《创业史》的结构特色，不以中心事件贯穿作品，摈弃了传统小说以情节取胜的手法；在典型的塑造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典型已完全不同于《创业史》中的典型，突破了柳青从共性出发的典型观，创造了从生活出发，从个人体验出发，从个性出发的典型观；人物心理描写上，路遥摆脱了《创业史》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时政治理念的束缚，写出了与具体环境相适应的人物心理情感与思想性格。
　　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与路遥现实主义创作
　　以“伤痕文学”为发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继后的小说创作让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文坛话语声不断，从大的方面而言，无论他们对文革历史，还是对当时改革进程，亦或是更早历史阶段的关注，都理应将这三个思潮归总在现实主义的主流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都应属于“改革文学”阵营，但细析之，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还是与以上三类文学有鲜明的区别。
　　“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体现的“以人性理论为基础、以人道思想为武器，确立同封建理学相对立的，以‘人’为中心的文学宗旨”与路遥小说对人性的关注是有相当程度的视角契合的。所不同的是，“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在人性主题下，不乏路遥所歌颂的优美人性的同时，更鞭挞了个体生命中的病态畸形的人性，而路遥小说的“无榜样意识”，更着力于塑造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人，人性的阴暗只是复杂人性的一个方面。
　　“伤痕小说”在倾述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时，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 “反思小说”中得以深化，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而在路遥的作品中，更多的是以政治历史事件转而化为一幕幕舞台的布景，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是美好、温良、传统的情愫，张扬的是生活的希望、未来的美好、人性的本善和结局的完满，伤痕、控诉、揭露、反思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主调在路遥作品中荡然无存，张扬理性、理想构建成为路遥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调。
　　《平凡的世界》是“改革小说”中的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不可避免烙上了改革小说的特征，也遭遇了改革小说的尴尬。尴尬之一表现在如何塑造人物方面，既然是弘扬主旋律的主流文学，就必须要遵守一条“潜规则”：作品中歌颂的人物不能有任何闪失。《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田福军、田晓霞等可以说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人格、道德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可挑剔之处。人物的塑造缺少复杂性、有失真实性。尴尬之二是作家虽然身处改革年代，但却远离改革现场，改革事件的运作过程和操作过程的不深入知晓，必然导致对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一些政策性操作的潜规则描写不够。作者对自己经历中没有涉及的领域的人物无法真实把握，如田福军这样的官场上的改革人物。
　　三、“新写实小说”之与路遥现实主义创作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新潮小说式微后，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的新写实小说登上文坛。新写实小说在对“真实”的理解上和路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有不大一样的地方。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是要求典型化的真实,对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提纯和净化,而新写实小说对生活则“毫无过滤之意而将原样原汁的生活形态端给了读者”。在直面人生、关照生活上，新写实小说注重描述生活的原生态，抛弃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开始向原型流变。，而路遥小说的关注点绝不是生活的琐碎和真实，对生活的写照是为了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服务，为路遥所构建的小说架构服务。
　　在作品结构构建上，新写实主义是以一种生活流的方式来结构作品，对生活进行横断面的切割和组合，故事发展往往是偶然的，不带因果关联的无序状态。路遥作为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践行者，在《平凡的世界》中构建了开放式的三条主线（双水村、孙少平和田福军三条线索）并行的宏大叙事结构，造就了《平凡的世界》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品格。
　　在作家情感介入方面，新写实小说主张作家“情感的零度介入”，而路遥却认为：“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
　　新写实小说因为直录生活，而得以潜入现实，找到了一方为现实主义所遗忘的土地，开阔了文学创作的范围，然而其理想的匮缺则是与路遥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新写实小说沉溺于还原生活，描写小人物的生老病死状态，透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情绪。路遥小说则张扬人生理想，关注活跃在城乡交叉地带上各类人的奋斗历程和精神生活。
　　四、“先锋小说”之与路遥现实主义创作
　　在“白洋淀诗派”、“朦胧诗”、“荒诞派”等等的共同源流下，“先锋派小说”高擎“先锋精神”在上世纪80年代登场。秉承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形成了一种从自我存在出发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文学思潮，颠覆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原则，摒弃了现实主义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出发点。“先锋小说”把“写什么”转换为“怎么写”，其明显特征就是“反故事”和在结构上搞叙事圈套。“先锋小说”注重小说对表现技巧和形式的注重和追求，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
　　比之于路遥小说，“先锋小说”无疑是晦涩、难懂的，缺少了路遥的温情、朴实、简单。然而将其文本与路遥传统现实主义文本相比较，将两类文本置于历史的语境下去细细品味，“先锋小说”对形式的探索正是路遥小说所缺失的。
　　相对于路遥小说关注当下，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平凡的世界》力图展现“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直面人生，关注人生，张扬美好人性而言，“先锋小说”又是无法比拟和企及的。先锋派小说主要从历史中寻找题材，使当代文学在这一阶段逸出现实、逸出当代的视野之外，当下的体验在先锋派小说中也“空缺”。“先锋小说”忽略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成为代号或符号，被称为“符号化”，而路遥从高加林开始就为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贡献了一个又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典型；“先锋小说”没有扎实的内容，以艰涩、冰冷和无从理解的小说外表，表达对现实的态度——拒绝和超越，其内容的感召和理想引领作用更无从谈起，而路遥小说，尤其是《平凡的世界》，正是以温和、丰富的小说外表，积极关注现实，融入现实，对未来充满希骥和理想，构成了路遥文本的独特吸引力和魅力所在。
　　当先锋派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回归，在继续进行形式实验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活的体验性。像林白、陈染的作品甚至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同时他们已经从历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表明他们已经不再对现实失语了。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彰显了路遥选择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不竭生命力。■
　　参考文献
　　①王海，《现实主义精神的现照——论<平凡的世界>的人物把握》[J].《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5(1):39-40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写实”小说座谈辑录》[J].《文学评论》,1991（3）
　　③钟山,《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J].1989（3）:1-3
　　（作者：安徽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实习编辑：张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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