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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担负再造青春中国重任的必定是青年，因为只有青年才具有青春的活力。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国的希望不在保留以往衰落就死的颓败中国，而在于创造未来充满生命活力的青春中华
1916年5月，年仅27岁的李大钊在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后，从日本回到祖国，暂居上海。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反袁斗争的最后时期，政局动荡。5月22日、29日，川督陈宦和湘督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这二人原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们的倒戈给已经焦头烂额、忧惧成疾的袁世凯致命一击。6月6日，袁世凯不治而亡。6月7日，因袁世凯实行帝制而辞职的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宣布8月1日前重开国会。
为了进一步施展政治抱负，在反袁斗争中威望空前提高的原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和蒲殿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担任编辑部主任。李大钊遂于7月11日启程北上。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8月15日，第一份《晨钟报》面世。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发刊词”的文章《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这也是李大钊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李大钊在文中向国人第一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张——创造青春之中华。他说，《晨钟报》的使命就是“青春中华之创造”。这是他当时的理想，也是他对国人，首先是对青年的号召。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曾参与编注《李大钊文集》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朱成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李大钊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因此把这份新生的报纸当作宣传青春中华主张，启迪和鼓舞青年自觉奋斗的园地。”
《晨钟之使命》一文是李大钊第一次正式地向社会提出他的“青春中华”宣言，正式向青年发出奋起自觉的呼唤。随后，他又陆续在《晨钟报》发表了10余篇短文，大多都是围绕激发青年这一主题的。
但李大钊阐述“青春中华”思想最早的文章，却不是《晨钟之使命》，而是另一篇完成更早并且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经典之作——《青春》。
再造青春中华
《青春》一文最早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但它的创作日期却在《晨钟之使命》之前，“大概是1916年3月至5月，他回国前的几个月”，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说。
杨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青春》准确的写作日期现已无从考证，但它创作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国内反对帝制斗争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2月23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暂缓登基。3月23日，正式发表取消帝制令。“因此，这篇诞生于春天的文章，既是指自然现象春天来临，也是指国家政治现象，文中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写作《青春》时，李大钊虽远在日本，但一直非常关心国内的斗争局势。“在反袁斗争的高潮期，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坚信一定会胜利。”朱成甲说，李大钊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黎明与黑暗之交，中国的黎明即将来临，中国的青春即将来临，“正是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乐观和信心”。
反袁斗争的胜利，让原本沉寂、悲观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中很多人都相信，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对于即将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国家却充满了分歧与困惑。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处于民族危机之中。民国的成立也没有摆脱这种危机。因此，在近代，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曾经长期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从不承认自己的落后，视自己身上“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语)；另一种是看到了自己的缺点与病根，陷于沮丧与消沉，否定中国的历史。
“《青春》实际上就是在回答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朱成甲说，李大钊在回国前还写了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民彝与政治》，“它们都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是《民彝与政治》侧重政治理论基础，《青春》着眼于哲学基础。因此，《青春》一文很抽象，充满了哲学思辨，并不好懂。”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这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所束缚，背上了包袱。
他一方面反对对于自己的缺点和病根自欺和掩饰，另一方面反对发现自己的缺点与病根后，消极、悲观。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为了证明中华仍然存在“青春”。李大钊从宇宙、地球、社会、历史一直谈到人生。
在李大钊看来，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它所具有的这种生命活力也是无始无终的。此生命活力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宇宙的无尽的“青春”。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认为地球也有无尽的青春，人类也有无尽的青春，并且引出民族有无尽的青春，国家有无尽的青春，青年有无尽的青春。也就是说，李大钊所说的“青春”实际上就是生命活力！
由上述逻辑出发，李大钊指出，袁世凯的旧的中华民国可以死灭，而不必保留；新的充满青春活力的中华可以再造、再生。
那么，该如何再造青春中华呢？李大钊认为，中华是否能回春再造，衰老的民族是否能变成青春的民族，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寄望青年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领着一个高个子青年来到位于红楼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通过交谈，李大钊觉得这个青年言谈、见识非同一般，就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话。”而当时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李大钊，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的时常登門请教，却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
多年后的1949年，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进入北平，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30年前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一直被认为是青年的挚友和导师，“他对青年的关心和帮助，应该正是从《青春》开始的”，朱成甲说。
在《青春》一文中，李大钊说，能够担负再造青春中国重任的必定是青年，因为只有青年才具有青春的活力。他说，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国的希望不在保留以往衰落就死的颓败中国，而在于创造未来充满生命活力的青春中华。
那么，青年怎样才能担此重任呢？
李大钊认为，青年一方面应当不断摆脱已成的各种观念的束缚影响，每天都保持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另一方面应当放弃对金钱、权力的追求，摆脱机械生活的负担。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有“回天再造之精神”，有“拔山盖世之气魄”。
在李大钊看来，青年需要冲破的束缚包括自我的束缚和客观现实的束缚。前者主要是指使人苦恼，使人堕落、消沉的种种庸俗欲望，而后者则是指“历史之积尘”。他说，这二者都足为青年所累。如果能摆脱这些束缚，青年就能有特立独行的气概，就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昂头阔步，乘风破浪，就能有优美高尚的生活，有无尽的青春。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这就是通往青春之道，青年应沿着这条道路，“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李大钊是这样号召青年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李大钊一生清廉。北京大学当时(1918年)规定，教授每月“初级为240元，随后可以加到280元”。这样待遇，按当时普通生活标准，至少可以供养四五十口人的生活。但是李大钊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生活十分简朴。省下来的钱大部分用于活动经费，或是接济贫困学生。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常为生活费发愁。最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关照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免得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近代史上的完人
在撰写《青春》时，李大钊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论和主张，对于中国革命同样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化进程遭到了一个大的挫败，国内一度弥漫着非常严重的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情绪，不少青年陷入颓废甚至自杀。
“《青春》对于反对当时和以后青年中的消极思想，促进他们的精神自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朱成甲说，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理想主义，迫切需要乐观主义，迫切需要思想上的强者。
李大钊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主张时，中华民国成立已近5年。经过将近5年的实践，辛亥革命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的问题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朱成甲认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论，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贡献，就在于它弥补了中国之前民主革命中的某些不足。
“‘青春中华’与孙中山原先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中国旧传统、旧势力采取了彻底破坏的不妥协态度。它认为一个理想的青春中华的诞生，只能在旧的白首中华死亡的基础之上。”朱成甲说，这种以彻底破旧为前提、为使命的理想主义，比之孙中山原来的那种新旧合一的理想主义，“明显地前进了”。
年仅27岁的李大钊之所以能写出《青春》这种有思想高度的文章，“与他的独特性是分不开的，”杨琥说。
李大釗早年就读于袁世凯创办的北洋法政学堂，一度拥护袁世凯。后来信奉过康梁的改良主义。到日本留学后，由于结识了章士钊等人，受其影响很大，转而支持革命民主主义。回国后又追随陈独秀、胡适，从事新文化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一个人身上连贯地反映了20多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和主要社会思潮的变迁。可以说，在其同时代人中还有第二个。”杨琥说。
李大钊一生朋友很多，论敌、政敌亦不少。然而，他的论敌可以攻击他的信仰、言论、文章，但不会攻击他的人品；他的政敌，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不敢攻击他的人格。胡乔木评价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完人”。
1918年，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就得益于章士钊的推荐。按照李大钊当时的资历，是进不了北京大学的。但章士钊对他的才能非常赏识，大胆推荐，而当时蔡元培校长居然“一说即行”，也同样是了不起的胆识。
进入北大的李大钊没有辜负二人的赏识，很快就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标志着他正式投身到这个阵营的，还是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青春》。两年后，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6年5月，年仅27岁的李大钊在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后，从日本回到祖国，暂居上海。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反袁斗争的最后时期，政局动荡。5月22日、29日，川督陈宦和湘督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这二人原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们的倒戈给已经焦头烂额、忧惧成疾的袁世凯致命一击。6月6日，袁世凯不治而亡。6月7日，因袁世凯实行帝制而辞职的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宣布8月1日前重开国会。
为了进一步施展政治抱负，在反袁斗争中威望空前提高的原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和蒲殿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担任编辑部主任。李大钊遂于7月11日启程北上。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8月15日，第一份《晨钟报》面世。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发刊词”的文章《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这也是李大钊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李大钊在文中向国人第一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张——创造青春之中华。他说，《晨钟报》的使命就是“青春中华之创造”。这是他当时的理想，也是他对国人，首先是对青年的号召。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曾参与编注《李大钊文集》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朱成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李大钊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因此把这份新生的报纸当作宣传青春中华主张，启迪和鼓舞青年自觉奋斗的园地。”
《晨钟之使命》一文是李大钊第一次正式地向社会提出他的“青春中华”宣言，正式向青年发出奋起自觉的呼唤。随后，他又陆续在《晨钟报》发表了10余篇短文，大多都是围绕激发青年这一主题的。
但李大钊阐述“青春中华”思想最早的文章，却不是《晨钟之使命》，而是另一篇完成更早并且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经典之作——《青春》。
再造青春中华
《青春》一文最早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但它的创作日期却在《晨钟之使命》之前，“大概是1916年3月至5月，他回国前的几个月”，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说。
杨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青春》准确的写作日期现已无从考证，但它创作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国内反对帝制斗争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2月23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暂缓登基。3月23日，正式发表取消帝制令。“因此，这篇诞生于春天的文章，既是指自然现象春天来临，也是指国家政治现象，文中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写作《青春》时，李大钊虽远在日本，但一直非常关心国内的斗争局势。“在反袁斗争的高潮期，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坚信一定会胜利。”朱成甲说，李大钊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黎明与黑暗之交，中国的黎明即将来临，中国的青春即将来临，“正是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乐观和信心”。
反袁斗争的胜利，让原本沉寂、悲观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中很多人都相信，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对于即将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国家却充满了分歧与困惑。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处于民族危机之中。民国的成立也没有摆脱这种危机。因此，在近代，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曾经长期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从不承认自己的落后，视自己身上“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语)；另一种是看到了自己的缺点与病根，陷于沮丧与消沉，否定中国的历史。
“《青春》实际上就是在回答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朱成甲说，李大钊在回国前还写了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民彝与政治》，“它们都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是《民彝与政治》侧重政治理论基础，《青春》着眼于哲学基础。因此，《青春》一文很抽象，充满了哲学思辨，并不好懂。”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这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所束缚，背上了包袱。
他一方面反对对于自己的缺点和病根自欺和掩饰，另一方面反对发现自己的缺点与病根后，消极、悲观。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为了证明中华仍然存在“青春”。李大钊从宇宙、地球、社会、历史一直谈到人生。
在李大钊看来，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它所具有的这种生命活力也是无始无终的。此生命活力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宇宙的无尽的“青春”。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认为地球也有无尽的青春，人类也有无尽的青春，并且引出民族有无尽的青春，国家有无尽的青春，青年有无尽的青春。也就是说，李大钊所说的“青春”实际上就是生命活力！
由上述逻辑出发，李大钊指出，袁世凯的旧的中华民国可以死灭，而不必保留；新的充满青春活力的中华可以再造、再生。
那么，该如何再造青春中华呢？李大钊认为，中华是否能回春再造，衰老的民族是否能变成青春的民族，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寄望青年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领着一个高个子青年来到位于红楼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通过交谈，李大钊觉得这个青年言谈、见识非同一般，就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话。”而当时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李大钊，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的时常登門请教，却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
多年后的1949年，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进入北平，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30年前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一直被认为是青年的挚友和导师，“他对青年的关心和帮助，应该正是从《青春》开始的”，朱成甲说。
在《青春》一文中，李大钊说，能够担负再造青春中国重任的必定是青年，因为只有青年才具有青春的活力。他说，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国的希望不在保留以往衰落就死的颓败中国，而在于创造未来充满生命活力的青春中华。
那么，青年怎样才能担此重任呢？
李大钊认为，青年一方面应当不断摆脱已成的各种观念的束缚影响，每天都保持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另一方面应当放弃对金钱、权力的追求，摆脱机械生活的负担。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有“回天再造之精神”，有“拔山盖世之气魄”。
在李大钊看来，青年需要冲破的束缚包括自我的束缚和客观现实的束缚。前者主要是指使人苦恼，使人堕落、消沉的种种庸俗欲望，而后者则是指“历史之积尘”。他说，这二者都足为青年所累。如果能摆脱这些束缚，青年就能有特立独行的气概，就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昂头阔步，乘风破浪，就能有优美高尚的生活，有无尽的青春。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这就是通往青春之道，青年应沿着这条道路，“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李大钊是这样号召青年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李大钊一生清廉。北京大学当时(1918年)规定，教授每月“初级为240元，随后可以加到280元”。这样待遇，按当时普通生活标准，至少可以供养四五十口人的生活。但是李大钊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生活十分简朴。省下来的钱大部分用于活动经费，或是接济贫困学生。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常为生活费发愁。最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关照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免得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近代史上的完人
在撰写《青春》时，李大钊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论和主张，对于中国革命同样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化进程遭到了一个大的挫败，国内一度弥漫着非常严重的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情绪，不少青年陷入颓废甚至自杀。
“《青春》对于反对当时和以后青年中的消极思想，促进他们的精神自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朱成甲说，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理想主义，迫切需要乐观主义，迫切需要思想上的强者。
李大钊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主张时，中华民国成立已近5年。经过将近5年的实践，辛亥革命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的问题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朱成甲认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论，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贡献，就在于它弥补了中国之前民主革命中的某些不足。
“‘青春中华’与孙中山原先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中国旧传统、旧势力采取了彻底破坏的不妥协态度。它认为一个理想的青春中华的诞生，只能在旧的白首中华死亡的基础之上。”朱成甲说，这种以彻底破旧为前提、为使命的理想主义，比之孙中山原来的那种新旧合一的理想主义，“明显地前进了”。
年仅27岁的李大钊之所以能写出《青春》这种有思想高度的文章，“与他的独特性是分不开的，”杨琥说。
李大釗早年就读于袁世凯创办的北洋法政学堂，一度拥护袁世凯。后来信奉过康梁的改良主义。到日本留学后，由于结识了章士钊等人，受其影响很大，转而支持革命民主主义。回国后又追随陈独秀、胡适，从事新文化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一个人身上连贯地反映了20多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和主要社会思潮的变迁。可以说，在其同时代人中还有第二个。”杨琥说。
李大钊一生朋友很多，论敌、政敌亦不少。然而，他的论敌可以攻击他的信仰、言论、文章，但不会攻击他的人品；他的政敌，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不敢攻击他的人格。胡乔木评价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完人”。
1918年，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就得益于章士钊的推荐。按照李大钊当时的资历，是进不了北京大学的。但章士钊对他的才能非常赏识，大胆推荐，而当时蔡元培校长居然“一说即行”，也同样是了不起的胆识。
进入北大的李大钊没有辜负二人的赏识，很快就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标志着他正式投身到这个阵营的，还是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青春》。两年后，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