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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卡瓦菲斯[2]1863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70年后在那里死于喉癌。卡瓦菲斯是一个富裕商人家庭的第九个孩子，这个家庭的繁荣随着他父亲的逝世而迅速衰落。9岁时，这位未来的诗人前往卡瓦菲斯父子公司设有分公司的英国，又于16岁时返回亚历山大。他是在希腊东正教的宗教背景下长大的。有一阵子，他曾就读于亚历山大一间商校赫尔墨斯学校，有些资料告诉我们，他在那里时，对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更感兴趣，而非经商之道。不过，这可能只是诗人传记中的陈腔滥调而已。
1882年，卡瓦菲斯19岁时，亚历山大爆发了一场反欧洲运动，酿成颇多流血（至少就那个世纪的标准而言），英国出动海军报复，轰炸该城市。由于卡瓦菲斯与母亲刚于不久前去了君士坦丁堡，因此他错过了目击也许是他一生中发生于亚历山大的唯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在接下去的三年间，他住在君士坦丁堡——这三年对他的发展很重要。正是在君士坦丁堡，他持续了好几年的重要日记停止了——停止之处写有“亚历山大”。28岁的时候，卡瓦菲斯找到第一份工作，在公共工程部水利局做临时职员。这个临时职位，变成颇固定的工作：他做了30年，偶尔在亚历山大股票交易所当经纪人，赚取外快。
每个诗人在翻译中都有所失，卡瓦菲斯也不例外。例外的是，他也有所得。他有所得，不仅因为他是一位颇有教谕意味的诗人，而且因为早在1900年—1910年，他就开始在诗中剔除诗歌的一切繁复表达手法——丰富的意象，明喻，夸耀的格律，还有上面已经提到的押韵。这是一种成熟的简练，而为了进一步达到简练，卡瓦菲斯诉诸“贫乏”的手段，使用原始意义的文字。因此，他把翡翠称为“绿”，把身体描写成“年轻而美丽”。这种技巧源自于卡瓦菲斯明白到语言不是认知的工具而是消化的工具，明白到人类是一个天生的小市民，使用语言的目的就像他使用住房和衣物一样。诗歌似乎是惟一能够击败语言的武器——利用语言自己的手段。
卡瓦菲斯使用“贫乏”的形容词，制造了意料不到的效果，它建立了某种精神上的同义反复，松开读者的想象力；而较精细的意象或明喻则会抓住那想象力或使那想象力局限于意象所取得的成就。基于这些理由，从逻辑上讲，翻译卡瓦菲斯几乎是朝诗人所走的方向迈出下一步——这一步，卡瓦菲斯本人也可能会走。
也许，他不必走这一步：仅是他对隐喻的处理，就足以使他在他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甚至更早就停下来。卡瓦菲斯做了一件简单的事。隐喻通常由两个因素构成：描写的对象（I·A·理查兹把它称为“要旨”）和与第一个对象发生意象上或仅仅有语法上的联系的对象（“载体”）。第二部分通常包含的暗示，为作者提供了实际上无穷地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一首诗的功能之所在。卡瓦菲斯所做的，是几乎从他的诗人生涯的最初，就直接跳到第二部分：在他的诗人生涯的其余时间里，他专心发展和详细阐述第二部分那些不言明的概念，而懒得返回第一部分，因第一部分已被假设是不言自明的。那个“载体”，就是亚历山大；那个“要旨”，就是人生。
二
《卡瓦菲斯的亚历山大》有一个副题——“一个进行中的神话的研究”。虽然“进行中的神话”这一说法，是乔治·塞弗里斯发明的，但是如果把它称为“一个进行中的隐喻的研究”也无不可。神话通常是指前希腊时期，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卡瓦菲斯本人对众多文人（卡瓦菲斯的同胞和外国人）就各种希腊主题所持的陈腐观点——神话和英雄的创造、民族主义热情等——的看法，则“神话”一词似乎是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选择。
卡瓦菲斯的亚历山大并不完全是约克纳帕托法县（译注：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小说中虚构的地名），也不是蒂尔布里镇（译注：美国诗人E·A·罗宾逊诗中虚构的地名）或斯普恩河（译注：美国诗人E·L·马斯特斯诗中虚构的地名）。它首先是一个邋遢和荒凉的地方，处于这样一个衰落阶段，也即腐朽的一般特点被遗憾的情绪所削弱。可以说，苏伊士运河1869年启用，使亚历山大黯然失色的程度，甚于罗马人的统治、基督教的兴起和阿拉伯人的征服全部加在一起：亚历山大商业存在的主要来源——船运，大部分转移到塞得港。不过，卡瓦菲斯倒是可以将这种变化，看成是一千八百年前克娄巴特拉最后一批船在亚克兴之役后从同一条路线逃跑的遥远时代的回声。
他自称是历史诗人，凯利的书则代表了某种考古学努力。不过，我们应该想到，“历史”这个词同样适用于民族事业和个人生活。两者都包含记忆、记录和解释。《卡瓦菲斯的亚历山大》是某种向上伸展的考古学，因为基利是在处理一个想象中的城市的各种地层；他以最谨慎的态度工作，因为他明白到这些地层很容易混淆。基利至少清楚地区别了五种地层：实际的城市、隐喻的城市、感官的城市、神话中的亚历山大和希腊主义的世界。他最后制作了一个图表，指明每首诗属于哪个类别。这本书是对想象中的亚历山大的绝佳指南一样，就像E·M·福斯特那本著作是真实的亚历山大的绝佳指南。（福斯特的書献给卡瓦菲斯，而福斯特还是第一个把卡瓦菲斯介绍给英语读者的人。）
基利的发现很有帮助，他的方法也很有帮助。而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某些结论，那是因为这个现象以前大于、现在依然大于他的发现所能解释的。然而，对这个现象的规模的理解，却有赖于凯利作为卡瓦菲斯作品的译者的出色表现。如果基利在这本书中没有谈及某些事，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已在翻译中做了。
无可避免地，历史写作——尤其是古历史写作——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风格的含糊性，这种风格的含糊性要么是由互相矛盾的证据之丰富性造成的，要么是由对该证据做出明确而互相矛盾的评估造成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自己，有时候听起来就像后来那些喜欢使用矛盾说法的人，更别提塔西佗了。换句话说，含糊是力求客观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力求客观则是自浪漫主义以降每个严肃的诗人或多或少都要参与的。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卡瓦菲斯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走了；我们还知道他钟情于历史。
到本世纪初，卡瓦菲斯已获得那种客观的、尽管适当地含糊的冷淡语调，他将在接下去的30年间，使用这种不带感情的语调。他的历史感，更确切地说，他的阅读品味，支配了他，并为他提供了一个面具。他读的是人，更是诗人。在这方面，卡瓦菲斯是一座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尤其是普塞洛斯）的图书馆。他尤其是一个钟摆，在涉及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和公元最初四个世纪这个时期里希腊—罗马互相影响的文件和铭文之间摆动。正是前者的中性节奏和后者高度形式化的哀怜，造就了卡瓦菲斯风格独特的用语，造就了这种介于纪录与墓志铭之间的混合物。这种措词，无论是应用于他的“历史诗”或应用于适当的抒情题材，都会创造一种奇怪的真实性的效果，把他的痴迷和幻想从唠叨中拯救出来，使最朴素的言辞染上克制的色彩。在卡瓦菲斯笔下，感伤的陈腔滥调和惯技变成——很像他那些“贫乏”的形容词——一个面具。 当你讨论一个诗人，划分各种界线总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基利的考古学要求划分界线。基利向我们介绍卡瓦菲斯时，卡瓦菲斯已大约找到他的声音和他的主题。那时，卡瓦菲斯已年过40，对很多事情已拿定了主意，尤其是对实际上的城市亚历山大，他已决定留在那里。基利很有说服力地谈到卡瓦菲斯作出这个决定之困难。除了六七首不相关的诗外，这个“实际上”的城市并没有出现在卡瓦菲斯220首诗作中。最早出现的是那些“隐喻”的或神话的城市。这正好证明基利的论点，因为乌托邦思想哪怕是当它转向过去，也往往暗示现在难以忍受的性质，卡瓦菲斯的情况正是如此。那个地方愈是邋遢和荒凉，你想使它显得有生气的愿望就愈是强烈。很难说卡瓦菲斯决定留在亚历山大是有某种极端希腊的东西在起作用（仿佛他已选择了听从命运的安排，而命运把他安排在那里），而阻止我们这样说的，是卡瓦菲斯本人对神话学化的厌恶；也许读者方面也明白到，每一种选择在根本上是对自由的一种逃避。
卡瓦菲斯决定留下来的另一个解释是，他不太喜欢自己，不认为自己应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他想象中的亚历山大存在着，生动如那个实际的城市。艺术是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不过，这句话的重点落在“存在”这个字上，它是创造过程，既非逃避现实也非美化现实。无论如何，卡瓦菲斯的情况不是美化，他在作品中对整个感官城市的处理就足以证明这点。
一个人惟一可以用来对付时间的工具，是记忆，而正是卡瓦菲斯独一无二、感官的历史记忆使他如此与众不同。爱的机制暗示，感官与精神之间存在某个桥梁，有时达到神化的程度；来生的概念不仅暗含于我们的结合中，而且暗含于我们的分离中。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卡瓦菲斯的诗在处理那种希腊式的“特别爱情”，以及附带地触及一般的沉思和渴望时，都是一些企图（或不如说，是一些已承认的失败），旨在复活曾经被爱过的影子。或者：照片。
卡瓦菲斯与其说是比较感官与历史，不如说是把感官与历史等同起来。他跟读者（和他自己）讲古希腊爱神——世界的统治者——的故事。在卡瓦菲斯的口中，这故事听起来令人信服，并因为他的历史诗专注于希腊世界的衰落而更加令人信服。他作为个人，把希腊世界的衰落这一处境反映在微型画中，或镜中。仿佛他在处理他的微型画时难以达到精确似地，卡瓦菲斯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亚历山大及毗邻的希腊世界的大模型。这是一幅壁画，而如果它看上去是碎片式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反映其创造者，大部分原因则是希腊世界处于低潮时期，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碎片式的。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它开始坍塌，接着几个世纪的战争、冲突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则不断使它分崩离析，就像各种矛盾撕碎一个人的精神。惟一使这些杂乱、四零八散的碎片维持在一起的力量，是伟大的希腊语言；卡瓦菲斯也可以如此形容自己的一生。也许我们在卡瓦菲斯詩中听到的最坦率的声音，是他以一种高度强烈的迷人语调，列出希腊生活方式的种种美妙——享乐主义、艺术、智者派哲学，以及“尤其是我们伟大的希腊语言”。
注 释
[1] 本文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于一》，由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翻译，全文有删减。
[2] 卡瓦菲斯：希腊现代诗人， 生于埃及亚历山大， 少年时代曾在英国待过七年， 后来除若干次出国旅行和治病外， 他都生活在亚历山大。卡瓦菲斯是希腊最重要的现代诗人， 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风简约，集客观性、戏剧性和教谕性于一身。埃利蒂斯在其诺贝尔文学奖演说曾有这样一句话：“另一个极点是卡瓦菲斯， 他与艾略特并驾齐驱，从诗歌中消除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达到结构简练和词语精确的完善境界。”这句话道出了卡瓦菲斯的重要地位并高度概括了他的作品风格。
[3] 埃德蒙·基利和E.M.福斯特，都是将卡瓦菲斯的作品由希腊语翻译成英语的著名翻译家，大部分卡瓦菲斯的中译本都首先得益于他们的英文翻译。
1882年，卡瓦菲斯19岁时，亚历山大爆发了一场反欧洲运动，酿成颇多流血（至少就那个世纪的标准而言），英国出动海军报复，轰炸该城市。由于卡瓦菲斯与母亲刚于不久前去了君士坦丁堡，因此他错过了目击也许是他一生中发生于亚历山大的唯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在接下去的三年间，他住在君士坦丁堡——这三年对他的发展很重要。正是在君士坦丁堡，他持续了好几年的重要日记停止了——停止之处写有“亚历山大”。28岁的时候，卡瓦菲斯找到第一份工作，在公共工程部水利局做临时职员。这个临时职位，变成颇固定的工作：他做了30年，偶尔在亚历山大股票交易所当经纪人，赚取外快。
每个诗人在翻译中都有所失，卡瓦菲斯也不例外。例外的是，他也有所得。他有所得，不仅因为他是一位颇有教谕意味的诗人，而且因为早在1900年—1910年，他就开始在诗中剔除诗歌的一切繁复表达手法——丰富的意象，明喻，夸耀的格律，还有上面已经提到的押韵。这是一种成熟的简练，而为了进一步达到简练，卡瓦菲斯诉诸“贫乏”的手段，使用原始意义的文字。因此，他把翡翠称为“绿”，把身体描写成“年轻而美丽”。这种技巧源自于卡瓦菲斯明白到语言不是认知的工具而是消化的工具，明白到人类是一个天生的小市民，使用语言的目的就像他使用住房和衣物一样。诗歌似乎是惟一能够击败语言的武器——利用语言自己的手段。
卡瓦菲斯使用“贫乏”的形容词，制造了意料不到的效果，它建立了某种精神上的同义反复，松开读者的想象力；而较精细的意象或明喻则会抓住那想象力或使那想象力局限于意象所取得的成就。基于这些理由，从逻辑上讲，翻译卡瓦菲斯几乎是朝诗人所走的方向迈出下一步——这一步，卡瓦菲斯本人也可能会走。
也许，他不必走这一步：仅是他对隐喻的处理，就足以使他在他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甚至更早就停下来。卡瓦菲斯做了一件简单的事。隐喻通常由两个因素构成：描写的对象（I·A·理查兹把它称为“要旨”）和与第一个对象发生意象上或仅仅有语法上的联系的对象（“载体”）。第二部分通常包含的暗示，为作者提供了实际上无穷地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一首诗的功能之所在。卡瓦菲斯所做的，是几乎从他的诗人生涯的最初，就直接跳到第二部分：在他的诗人生涯的其余时间里，他专心发展和详细阐述第二部分那些不言明的概念，而懒得返回第一部分，因第一部分已被假设是不言自明的。那个“载体”，就是亚历山大；那个“要旨”，就是人生。
二
《卡瓦菲斯的亚历山大》有一个副题——“一个进行中的神话的研究”。虽然“进行中的神话”这一说法，是乔治·塞弗里斯发明的，但是如果把它称为“一个进行中的隐喻的研究”也无不可。神话通常是指前希腊时期，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卡瓦菲斯本人对众多文人（卡瓦菲斯的同胞和外国人）就各种希腊主题所持的陈腐观点——神话和英雄的创造、民族主义热情等——的看法，则“神话”一词似乎是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选择。
卡瓦菲斯的亚历山大并不完全是约克纳帕托法县（译注：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小说中虚构的地名），也不是蒂尔布里镇（译注：美国诗人E·A·罗宾逊诗中虚构的地名）或斯普恩河（译注：美国诗人E·L·马斯特斯诗中虚构的地名）。它首先是一个邋遢和荒凉的地方，处于这样一个衰落阶段，也即腐朽的一般特点被遗憾的情绪所削弱。可以说，苏伊士运河1869年启用，使亚历山大黯然失色的程度，甚于罗马人的统治、基督教的兴起和阿拉伯人的征服全部加在一起：亚历山大商业存在的主要来源——船运，大部分转移到塞得港。不过，卡瓦菲斯倒是可以将这种变化，看成是一千八百年前克娄巴特拉最后一批船在亚克兴之役后从同一条路线逃跑的遥远时代的回声。
他自称是历史诗人，凯利的书则代表了某种考古学努力。不过，我们应该想到，“历史”这个词同样适用于民族事业和个人生活。两者都包含记忆、记录和解释。《卡瓦菲斯的亚历山大》是某种向上伸展的考古学，因为基利是在处理一个想象中的城市的各种地层；他以最谨慎的态度工作，因为他明白到这些地层很容易混淆。基利至少清楚地区别了五种地层：实际的城市、隐喻的城市、感官的城市、神话中的亚历山大和希腊主义的世界。他最后制作了一个图表，指明每首诗属于哪个类别。这本书是对想象中的亚历山大的绝佳指南一样，就像E·M·福斯特那本著作是真实的亚历山大的绝佳指南。（福斯特的書献给卡瓦菲斯，而福斯特还是第一个把卡瓦菲斯介绍给英语读者的人。）
基利的发现很有帮助，他的方法也很有帮助。而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某些结论，那是因为这个现象以前大于、现在依然大于他的发现所能解释的。然而，对这个现象的规模的理解，却有赖于凯利作为卡瓦菲斯作品的译者的出色表现。如果基利在这本书中没有谈及某些事，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已在翻译中做了。
无可避免地，历史写作——尤其是古历史写作——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风格的含糊性，这种风格的含糊性要么是由互相矛盾的证据之丰富性造成的，要么是由对该证据做出明确而互相矛盾的评估造成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自己，有时候听起来就像后来那些喜欢使用矛盾说法的人，更别提塔西佗了。换句话说，含糊是力求客观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力求客观则是自浪漫主义以降每个严肃的诗人或多或少都要参与的。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卡瓦菲斯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走了；我们还知道他钟情于历史。
到本世纪初，卡瓦菲斯已获得那种客观的、尽管适当地含糊的冷淡语调，他将在接下去的30年间，使用这种不带感情的语调。他的历史感，更确切地说，他的阅读品味，支配了他，并为他提供了一个面具。他读的是人，更是诗人。在这方面，卡瓦菲斯是一座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尤其是普塞洛斯）的图书馆。他尤其是一个钟摆，在涉及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和公元最初四个世纪这个时期里希腊—罗马互相影响的文件和铭文之间摆动。正是前者的中性节奏和后者高度形式化的哀怜，造就了卡瓦菲斯风格独特的用语，造就了这种介于纪录与墓志铭之间的混合物。这种措词，无论是应用于他的“历史诗”或应用于适当的抒情题材，都会创造一种奇怪的真实性的效果，把他的痴迷和幻想从唠叨中拯救出来，使最朴素的言辞染上克制的色彩。在卡瓦菲斯笔下，感伤的陈腔滥调和惯技变成——很像他那些“贫乏”的形容词——一个面具。 当你讨论一个诗人，划分各种界线总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基利的考古学要求划分界线。基利向我们介绍卡瓦菲斯时，卡瓦菲斯已大约找到他的声音和他的主题。那时，卡瓦菲斯已年过40，对很多事情已拿定了主意，尤其是对实际上的城市亚历山大，他已决定留在那里。基利很有说服力地谈到卡瓦菲斯作出这个决定之困难。除了六七首不相关的诗外，这个“实际上”的城市并没有出现在卡瓦菲斯220首诗作中。最早出现的是那些“隐喻”的或神话的城市。这正好证明基利的论点，因为乌托邦思想哪怕是当它转向过去，也往往暗示现在难以忍受的性质，卡瓦菲斯的情况正是如此。那个地方愈是邋遢和荒凉，你想使它显得有生气的愿望就愈是强烈。很难说卡瓦菲斯决定留在亚历山大是有某种极端希腊的东西在起作用（仿佛他已选择了听从命运的安排，而命运把他安排在那里），而阻止我们这样说的，是卡瓦菲斯本人对神话学化的厌恶；也许读者方面也明白到，每一种选择在根本上是对自由的一种逃避。
卡瓦菲斯决定留下来的另一个解释是，他不太喜欢自己，不认为自己应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他想象中的亚历山大存在着，生动如那个实际的城市。艺术是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不过，这句话的重点落在“存在”这个字上，它是创造过程，既非逃避现实也非美化现实。无论如何，卡瓦菲斯的情况不是美化，他在作品中对整个感官城市的处理就足以证明这点。
一个人惟一可以用来对付时间的工具，是记忆，而正是卡瓦菲斯独一无二、感官的历史记忆使他如此与众不同。爱的机制暗示，感官与精神之间存在某个桥梁，有时达到神化的程度；来生的概念不仅暗含于我们的结合中，而且暗含于我们的分离中。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卡瓦菲斯的诗在处理那种希腊式的“特别爱情”，以及附带地触及一般的沉思和渴望时，都是一些企图（或不如说，是一些已承认的失败），旨在复活曾经被爱过的影子。或者：照片。
卡瓦菲斯与其说是比较感官与历史，不如说是把感官与历史等同起来。他跟读者（和他自己）讲古希腊爱神——世界的统治者——的故事。在卡瓦菲斯的口中，这故事听起来令人信服，并因为他的历史诗专注于希腊世界的衰落而更加令人信服。他作为个人，把希腊世界的衰落这一处境反映在微型画中，或镜中。仿佛他在处理他的微型画时难以达到精确似地，卡瓦菲斯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亚历山大及毗邻的希腊世界的大模型。这是一幅壁画，而如果它看上去是碎片式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反映其创造者，大部分原因则是希腊世界处于低潮时期，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碎片式的。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它开始坍塌，接着几个世纪的战争、冲突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则不断使它分崩离析，就像各种矛盾撕碎一个人的精神。惟一使这些杂乱、四零八散的碎片维持在一起的力量，是伟大的希腊语言；卡瓦菲斯也可以如此形容自己的一生。也许我们在卡瓦菲斯詩中听到的最坦率的声音，是他以一种高度强烈的迷人语调，列出希腊生活方式的种种美妙——享乐主义、艺术、智者派哲学，以及“尤其是我们伟大的希腊语言”。
注 释
[1] 本文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于一》，由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翻译，全文有删减。
[2] 卡瓦菲斯：希腊现代诗人， 生于埃及亚历山大， 少年时代曾在英国待过七年， 后来除若干次出国旅行和治病外， 他都生活在亚历山大。卡瓦菲斯是希腊最重要的现代诗人， 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风简约，集客观性、戏剧性和教谕性于一身。埃利蒂斯在其诺贝尔文学奖演说曾有这样一句话：“另一个极点是卡瓦菲斯， 他与艾略特并驾齐驱，从诗歌中消除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达到结构简练和词语精确的完善境界。”这句话道出了卡瓦菲斯的重要地位并高度概括了他的作品风格。
[3] 埃德蒙·基利和E.M.福斯特，都是将卡瓦菲斯的作品由希腊语翻译成英语的著名翻译家，大部分卡瓦菲斯的中译本都首先得益于他们的英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