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练习毛笔字，想着当日的政治新闻，不觉写下“城狐社鼠”的字样，就顺便指给孩子们看这成语里的两种动物。不是为了教他们什么，而是我喜欢看他们从字里寻找实物特征的模样。然而说到孩子们写字，是会引人叹气的——
　　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把字写得多么好？我所见者不多，就不能说了。但是相对而言，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把字写得多么糟？我可是天天都在见识着的。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跟张容说：“你写的字，我真看不下去。”
　　他立刻回答：“我知道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他的老师头一次撕他的作业本子的时候，我非常不谅解，担心这对他的信心会有很大的伤害——虽然直到此刻，我还不能确认那样一把撕掉好几张作业纸会是完全无害的——但是我相信另一端的论理更糟，而且伪善。一位知名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兼科普作品翻译者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没有必要逼着孩子把字写好。她的理由很多，其中之一是：“反正现在连手机按键都能输入中文了，何必还坚持手写文字呢？”
　　我之所以能拜读到她这种怪论，恰恰同撕作业本事件有关。当我向学校反映“老师不该撕学生本子”之后，学校教学辅导单位大概也觉得应该有另类的教学作为或想法来跟个别的老师沟通，于是发下了这样一篇文字，讓老师和家长都参考参考。可是当我读完了这篇大作之后，反而吓得手脚发软了起来——直想在第一时间向我原先抗议的那位导师道歉。更不期然顶着科学研究之名的学者，对于教育松绑的实践，竟然已经到了这样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让我想起来同一个逻辑之下的另一批人：人本教育基金会算是指标了，他们当道了这么些年，所搞的那一套，说穿了就是“不作为的随机应变”。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先凝聚一批彼此也摸不清教育手段究竟伊于胡底的“清流”，大伙儿殊途同归地修理各式各样具有强制训练性质的教育传统和策略，反正打着“不打孩子”的大旗，就像是取得了进步潮流的尚方剑。如此，这批人士结合了种种具有时髦政治正确性的社会运动者，推广着一套大人发懒、小孩发呆的野放教育哲学，“森林小学”因之而流行了一整个学习世代，大约不能说没有发迹。
　　可是这种机制发展到后来，要不要卖教学产品呢？当然还是要的——恐怕这还是早就设计好的愿景呢！建构式数学教材卖翻了，孩子们的数学能力反而更加低落。家长们最困扰而不愿意面对的是，孩子成了肉票，家长当上肉头。那些个主张快乐学习的改革者全成了白痴教育的供货商，每隔一段时间还不忘了跑出来摘奸发伏，说某家某校又在打孩子。偏也就有主张鞭刑教育的混蛋，还真给这种单位提拨媒体曝光的机会。
　　这就是“城狐社鼠”。表面上说，是借着权势为非作歹的官僚或贵戚，人们投鼠忌器，也就纵容无已。更深微的一点是，这些混蛋所倚仗的城、社有时未必是一个政党或政治领袖，而是谁都不肯多想就服膺了的公共价值，比方说，不可以打孩子。要知道，打着不打孩子的招牌，还是可以欺负孩子的。就像打着科学的招牌，居然会轻鄙书写活动一样，大模大样欺负着我们的文化。
　　（屈彩玲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认得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