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在上海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长陈沂是开国将帅中唯一的文人。他来头不小，本名余万能，笔名陈毅。党内一度有“大小陈毅”之称，后为避与陈毅元帅重名，改名陈沂。1930年，他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就在上海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的创立。次年考入北平的中国大学，成为学生运动领袖，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担任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送南京。出狱后，进入太行山区参加抗日战争，先后担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冀鲁豫日报社长、八路军115师宣传部长、华东局宣传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
　　建国后，陈沂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首任部长，筹建总政文工团、《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八一体工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有名的“文化将军”。
　　陈沂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黑龙江劳动21年。1961年，在罗荣桓元帅干预下，陈沂被摘掉右派帽子，担任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创作了小说《白山黑水》。

　　“文革”开始后，陈沂遭到批斗，被造反派拘押，送到农村劳动。1973年，他去成都求见老上级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李大章不但没有见他，还向江青告密，江青责令黑龙江方面将陈沂抓回去关押。
　　1978年3月，夫人马楠拿着陈沂写的申诉信进京找到中组部长胡耀邦，耀邦深深感叹道：“整整20年，不容易呀，不容易呀。3个月内我给他解决问题。”随后就把信交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立刻批给总政解决。不到一个星期，中央就做出决定，撤销陈沂以前的处分，恢复党籍、军籍与原定级别。1979年4月，陈沂被派到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从经历来说，陈沂应该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右派，其实不然。1985年，我调入上海市委宣传部时，他已退居二线。听机关的老人说，陈沂主管宣传部的那几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位“老右派”却“左”得出奇。
　　1987年1月，胡耀邦不再担任总书记。机关里传开了一件令人扼腕的“新闻”——在此以前，陈沂刚在北京和耀邦见过面，还拿着两人的合影向熟人炫耀。谁知一听到耀邦这位救命恩人下台的消息，陈沂立刻打电话给耀邦秘书，要求销毁合影。对方很不客气地回答：耀邦同志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原先对这位文化将军残存的一丝敬重从此烟消云散。
　　不久以后，我就和他发生了正面冲突。当时我负责的宣传部研究室在筹备编辑出版《上海文化年鉴》，但是既无经费，又无工作人员名额，提出申请后迟迟未获上级批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发牢骚说：“我们做点正经事的，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几个退休老人、下台官僚搞什么《当代中国的上海》，钱又多，人又多，也没见搞出什么名堂。”谁知隔墙有耳，马上有人向担任主编的陈沂告密。陈沂闹到市委那里，说我诬蔑老干部。那年头，这是很大罪名。当时我已获中央组织部派遣准备去香港工作。就在调令下达前一天被市委扣起，说是有人舉报，需要调查核实。
　　几天后，副书记曾庆红找我谈话。我不得不承认事实，但也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庆红像老大哥一样把我狠批了一顿，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改掉狂放不羁的文人习气，不然早晚会碰壁。当然，我那次就没去成香港。不过在庆红的关心下，《上海文化年鉴》倒是很快就成气候了。认识陈沂以后，我更不愿以左派右派来看待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