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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正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时，张晶经历疾病袭扰，休学3年；大学毕业，满怀憧憬之际，她被迫下放锻炼“改造”，遭遇唐山大地震，焦急中，为了得到家人的消息，张晶徒步4天4夜，从唐山走到北京。
在自己的事业之旅中，当翻译工作驾轻就熟的时候，她给自己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投身科研，并到日本深造；当科研成果接连获奖，受到国内外观注时，她踏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在知天命的年龄开始了驻外记者生涯，在日本8年，成果频出，深为日本同行赞许……
张晶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她的人生信条：活着就要奋斗，有了正确的目标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经历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整个城市毁于一旦，一时间20多万人罹难，无数家庭流离失所。当时张晶正在唐山的一所中学当英语老师，暑假和全校400多名师生一起在丰南县”三夏”劳动，这里离地震震中仅有几公里，能幸免于难，张晶至今想来还是感叹不已，那是她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
“那天晚上，我胃病犯了，怎么也睡不着。凌晨3点多，突然，地动了，我一下就跳下床，叫醒房东和同室的4个女学生往外跑。这时候，强烈的地震已经使破旧的房门变形，几个人用全身的力气才推开大门。后来才发现身上、手上都已经被落下来的砖块砸伤。”
就在张晶她们跑出门的一刹那，身后的房屋坍塌了，接着，一片又一片的房屋开始倒下，随后就是死一般的寂静，那种让人窒息的寂静令每个人都感到恐慌和无措。
不知道过了多久，开始传来各种叫喊声。大人在喊孩子，孩子在找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一片废墟当中是那样凄惨，使人第一次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和无助。
“当时在房屋坍塌之前只有我们20多个人跑出来，这20多人又和陆陆续续跑出来的人在废墟里挖了一天一夜。村支书顾不上自己的母亲，先救这些前来帮助‘三夏’的学生；赤脚女医生也不顾自己的亲人，背着医药箱先来抢救学生。 等第二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800多户村民和400多名学生全找到了，可有六分之一是尸体……村民的死亡比例远远超过学生。”
地震第四天，张晶从一个刚刚修好的收音机中得知北京、天津也地震了，她的心又揪了起来，父母、先生和儿子都在北京，张晶急得团团转，她决定回北京一趟。
厨房大师傅还特地烙了一摞饼，装了一水壶的水，对张晶说：“你走吧，多保重！”
走在路上，碰到接运唐山伤员的卡车，张晶就跟司机商量，不让上车，就把自己的干粮分一些给司机。就这样，坐一段车，再走一段路，有路过的车再坐一段。4天4夜后，张晶到北京时已经不成人样了。好在父母安然无恙，可是因公公要做直肠癌手术，丈夫和儿子到天津去了，他们都受了伤。张晶顾不上歇息，又扒火车往天津赶，将受伤的丈夫、儿子从地震棚中接回北京。
由于地震后交通中断，她回到单位时超假5天，在给领导的检讨中张晶写道：“虽然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想想毛泽东6个亲人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
科研之路苦也甜
转到科研岗位对张晶来说有些偶然。1987年1月，张晶调入了中国科协管理研究中心，当时主要负责单位的对外联络和翻译工作。在给中外学者当翻译的过程中，张晶也对管理科学产生了兴趣。
1989年4月，张晶被单位派到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做特别研究员，为期两年。当时，日本科技厅招收特别研究员的制度刚刚建立，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先进国家的博士后到日本的国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当年，日本招收了56名特别研究员，张晶所在的研究所就有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韩国、荷兰等国的9个博士后。张晶要和他们一样，每半年向全所作一次学术讲演，每一年交一份论文，并由日本科技厅印刷出版。
“我敢于接受这个任务，理所当然要按时完成。我的研究水平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荣誉，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学者的声誉，以及今后是否还能继续派人到这里做研究的问题。可是对我来说谈何容易呀！和这些博士后研究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不仅要补上科技管理的基础理论，按时独立完成指定课题的研究报告，还要从头学习用电脑打字、制图，使用现代化的科研设备等等。所以，那时候的压力很大，好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笨鸟先飞，张晶把休息时间和其他同事外出观光度假的时间都用在了科研上，别人用十分劲儿，张晶肯定用十二分劲儿。半年后，张晶的第一次学术演讲得到了全所的一致好评。
接下来的考验是写论文，经过反复论证，张晶确定了自己的选题：战后中日科技比较研究。
“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因为单纯研究日本科技，我肯定比不过日本学者，单纯研究中国问题就没有必要跑到日本来做了，而两国的比较研究正是一项空白，又是双方都很需要的。”
做比较研究，意味着必须对两个国家的情况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必须阅读大量的两个国家的科技资料。1年之后，一份长达10万余字的论文完成了。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以10年为一阶段进行纵向比较，后半部分则选出了7个有代表性的领域横向进行比较，重点是剖析形成差异的原因。论文用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论证，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原东京大学校长向坊隆和著名社会科学家野芳郎都亲笔写信，充分肯定论文的价值。此后，研究所不断派张晶出去讲演，国内也很重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将该论文作为资料印发给有关部门。
1991年，张晶结束两年的研究工作，回到国内，工作彻底转向科技管理的研究领域，这期间她发表了几十篇高质量的论文，多次在国际研讨会上演讲。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聘请她担任信息管理课的兼职教授，她同时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亚非国际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知道张晶是外行出身的北大同学说：“你可真有点闯劲儿。”
1994年，经日本方面推荐，张晶获得了当年的剑桥国际优秀人物奖。
当好驻外记者第一关：学开车
问到在日本当记者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张晶毫不犹豫地说：“学开车。”
1994年10月，张晶随先生吴仲国一起赴日本，组建科技日报驻东京记者站，并任驻站记者。当时，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张晶在管理科学领域驾轻就熟，而对新闻，可以说是从未接触临阵磨枪，张晶开始恶补“功课”。
人说万事开头难，50岁的人了，专业要改行，环境要适应，工作要完成，哪一桩、哪一件不比开车难，可张晶就是觉得在日本千难万难都不如开车难。
在日本，要取得驾照必须要在正规的驾驶学校学习并取得毕业证。这种驾校费用昂贵，教学非常严格，要求标准之高也是很多国家难以相比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驾驶证，张晶夫妇乘船到离东京很远的伊豆大岛驾校。
“每天的理论课和实践课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大量的外来语单词都要从头记，手握在方向盘上本来就紧张，教练讲得又快，单词还没反应过来，动作就更跟不上。所以，往往一个项目几堂课都通不过。理论课的考试是限时间回答50个问题和100个问题。问题像智力测验，加上语言艰深，对我们外国人来说真是难上加难。我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当年我考北京大学也没费这么大劲儿。”
好不容易坚持到第13天，张晶实在不想学下去了，可是一想到半途而废就白白花了国家13万日元，而且以后工作也需要会开车，她又咬咬牙坚持下来。终于用33天的时间拿到了驾驶证。
驻外八年 妙笔生花
对于张晶而言，丰富的人生阅历是一笔丰厚的财富，退休以后的她依然继续着自己的奋斗，而她最真实的生命印记也留存于她无数的作品中。
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张晶、吴仲国夫妇的《东瀛八年——中国科技记者日本见闻》正式出版，该书共收录了吴仲国、张晶夫妇发表的1100多篇报道的一部分作品，包括人物、友情、领导人专访、采访纪实、企业风采、科研院所、科技综述、科技述评等。
张晶说：“8年间，我们的足迹遍及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采访了许多企业、政府机关、大学和研究所，也到过渔场、农村、老年公寓和儿童乐园，不仅有机会接触到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更有机会深入了解普通日本民众。我们深感日本有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和成功的管理经验，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的民族传统，当然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训。”
翻开这本几十万字的书，日本科技发展的脉络一一展现，张晶夫妇的足迹也隐含其中。一篇篇生动的文章引领着你步入一个多彩的科技王国，《长野冬奥会科技巡礼》、《IT大潮中的传统产业》、《朱总理乘坐日本超导磁悬浮列车》、《日本纳米技术扫描》、《日本缘何败北美国》、《绿色的质量》、《垃圾革命礼赞》、《转基因食品在日本》、《日本宇宙开发何去何从》……
介绍比嘉照夫教授和他的EM（Effective Micro-organism——有效微生物群）时，他们为了形象直观地说明用EM污水处理装置处理的污水达到饮用水标准，举了具志川市立图书馆的例子：“馆长说着就打开水龙头喝了起来，记者上前也喝了几口，水倒是甘甜如泉，可刚吃完生鱼片，又用的是5年前处理的水，可别拉肚子，但时至今日，记者安然无恙。”掩卷想来，让人忍俊不禁。
在她写的《立志妇女解放的人——访日本21世纪职业财团顾问赤松良子》一文中，张晶写良子小时候很有反叛意识，骑车上街，有的人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女孩子骑车，真疯了！怎么显摆也是个丫头片子！”
这“显摆”，这“丫头片子”，地地道道的北京话，此处竟用得如此传神，人物也一下鲜活起来……
克服困难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张晶说：“不少人说我命好，心想事成。的确，30年来，我给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一个个都实现了。但是，‘事’绝不是一想就‘成’的。要想事成就必须奋斗，必须付出艰苦的代价。这是我半生的奋斗体会。其实，在我的人生中经历了很多愿意不愿意的磨难……”
在北师大女附中上高三时，一向爱好运动、身体健康的张晶被诊断患上了肺结核。那时候，她是校舢板队的队长，曾经获得过3次全市冠军，她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得病。张晶的病情很严重，在锁骨下面有一个空洞，很难治愈。在医院，看着别人住院、出院，自己很着急，而自己的同学则一个个考上了哈军工、北工院，憧憬着为祖国的氢弹、原子弹、火箭奉献青春。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梅树民安慰张晶说：“当年王观澜生病的时候，毛主席曾经说过：既来之，则安之……”
张晶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将这次生病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她还将快乐带给身边的病友们，大家亲切地称她是“快乐的小蜜蜂”。
1964年，休学3年的张晶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日本语专业学习。大二时，“文革”开始了。好不容易上大学了，这时候又没时间学习了。怎么办？恰巧因为关节炎，张晶每天要到北大校医院作烤电治疗。这是一个可利用的好机会。她把专业书拆成一张张的单页纸，利用趴在床上烤电的时候学习，一有人进来，就说，这是我刚从地上捡起来的废纸。就这样，原本45天的治疗时间被张晶有意识地拖成了两个45天，学完了大四的课程——日本文学史。
“文革”十年，张晶抓紧每一点可利用的时间，不断充实自己，补学了大学没学完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语。没想到，这些都在日后的工作、学习中派上了大用场。谈到中学时光，张晶背诵起保尔的那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在日本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日本同行问刚刚作完报告的张晶：“身为女性，科研、采访工作占了大量时间，把丈夫丢在家里顾不上，自己怎么想？”张晶不假思索地说：“人生下来就是和困难连在一起的，就是要克服困难，要和天斗，和地斗，和困难斗，克服了困难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台下的各位惊讶之余连连感叹：真不愧是中国女性！
那种勇往直前、不怕困难、乐观面对困难的精神，是那个时代赋予张晶和无数同代人的历史记忆，今天，这样的精神仍然是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自己的事业之旅中，当翻译工作驾轻就熟的时候，她给自己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投身科研，并到日本深造；当科研成果接连获奖，受到国内外观注时，她踏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在知天命的年龄开始了驻外记者生涯，在日本8年，成果频出，深为日本同行赞许……
张晶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她的人生信条：活着就要奋斗，有了正确的目标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经历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整个城市毁于一旦，一时间20多万人罹难，无数家庭流离失所。当时张晶正在唐山的一所中学当英语老师，暑假和全校400多名师生一起在丰南县”三夏”劳动，这里离地震震中仅有几公里，能幸免于难，张晶至今想来还是感叹不已，那是她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
“那天晚上，我胃病犯了，怎么也睡不着。凌晨3点多，突然，地动了，我一下就跳下床，叫醒房东和同室的4个女学生往外跑。这时候，强烈的地震已经使破旧的房门变形，几个人用全身的力气才推开大门。后来才发现身上、手上都已经被落下来的砖块砸伤。”
就在张晶她们跑出门的一刹那，身后的房屋坍塌了，接着，一片又一片的房屋开始倒下，随后就是死一般的寂静，那种让人窒息的寂静令每个人都感到恐慌和无措。
不知道过了多久，开始传来各种叫喊声。大人在喊孩子，孩子在找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一片废墟当中是那样凄惨，使人第一次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和无助。
“当时在房屋坍塌之前只有我们20多个人跑出来，这20多人又和陆陆续续跑出来的人在废墟里挖了一天一夜。村支书顾不上自己的母亲，先救这些前来帮助‘三夏’的学生；赤脚女医生也不顾自己的亲人，背着医药箱先来抢救学生。 等第二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800多户村民和400多名学生全找到了，可有六分之一是尸体……村民的死亡比例远远超过学生。”
地震第四天，张晶从一个刚刚修好的收音机中得知北京、天津也地震了，她的心又揪了起来，父母、先生和儿子都在北京，张晶急得团团转，她决定回北京一趟。
厨房大师傅还特地烙了一摞饼，装了一水壶的水，对张晶说：“你走吧，多保重！”
走在路上，碰到接运唐山伤员的卡车，张晶就跟司机商量，不让上车，就把自己的干粮分一些给司机。就这样，坐一段车，再走一段路，有路过的车再坐一段。4天4夜后，张晶到北京时已经不成人样了。好在父母安然无恙，可是因公公要做直肠癌手术，丈夫和儿子到天津去了，他们都受了伤。张晶顾不上歇息，又扒火车往天津赶，将受伤的丈夫、儿子从地震棚中接回北京。
由于地震后交通中断，她回到单位时超假5天，在给领导的检讨中张晶写道：“虽然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想想毛泽东6个亲人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
科研之路苦也甜
转到科研岗位对张晶来说有些偶然。1987年1月，张晶调入了中国科协管理研究中心，当时主要负责单位的对外联络和翻译工作。在给中外学者当翻译的过程中，张晶也对管理科学产生了兴趣。
1989年4月，张晶被单位派到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做特别研究员，为期两年。当时，日本科技厅招收特别研究员的制度刚刚建立，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先进国家的博士后到日本的国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当年，日本招收了56名特别研究员，张晶所在的研究所就有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韩国、荷兰等国的9个博士后。张晶要和他们一样，每半年向全所作一次学术讲演，每一年交一份论文，并由日本科技厅印刷出版。
“我敢于接受这个任务，理所当然要按时完成。我的研究水平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荣誉，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学者的声誉，以及今后是否还能继续派人到这里做研究的问题。可是对我来说谈何容易呀！和这些博士后研究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不仅要补上科技管理的基础理论，按时独立完成指定课题的研究报告，还要从头学习用电脑打字、制图，使用现代化的科研设备等等。所以，那时候的压力很大，好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笨鸟先飞，张晶把休息时间和其他同事外出观光度假的时间都用在了科研上，别人用十分劲儿，张晶肯定用十二分劲儿。半年后，张晶的第一次学术演讲得到了全所的一致好评。
接下来的考验是写论文，经过反复论证，张晶确定了自己的选题：战后中日科技比较研究。
“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因为单纯研究日本科技，我肯定比不过日本学者，单纯研究中国问题就没有必要跑到日本来做了，而两国的比较研究正是一项空白，又是双方都很需要的。”
做比较研究，意味着必须对两个国家的情况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必须阅读大量的两个国家的科技资料。1年之后，一份长达10万余字的论文完成了。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以10年为一阶段进行纵向比较，后半部分则选出了7个有代表性的领域横向进行比较，重点是剖析形成差异的原因。论文用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论证，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原东京大学校长向坊隆和著名社会科学家野芳郎都亲笔写信，充分肯定论文的价值。此后，研究所不断派张晶出去讲演，国内也很重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将该论文作为资料印发给有关部门。
1991年，张晶结束两年的研究工作，回到国内，工作彻底转向科技管理的研究领域，这期间她发表了几十篇高质量的论文，多次在国际研讨会上演讲。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聘请她担任信息管理课的兼职教授，她同时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亚非国际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知道张晶是外行出身的北大同学说：“你可真有点闯劲儿。”
1994年，经日本方面推荐，张晶获得了当年的剑桥国际优秀人物奖。
当好驻外记者第一关：学开车
问到在日本当记者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张晶毫不犹豫地说：“学开车。”
1994年10月，张晶随先生吴仲国一起赴日本，组建科技日报驻东京记者站，并任驻站记者。当时，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张晶在管理科学领域驾轻就熟，而对新闻，可以说是从未接触临阵磨枪，张晶开始恶补“功课”。
人说万事开头难，50岁的人了，专业要改行，环境要适应，工作要完成，哪一桩、哪一件不比开车难，可张晶就是觉得在日本千难万难都不如开车难。
在日本，要取得驾照必须要在正规的驾驶学校学习并取得毕业证。这种驾校费用昂贵，教学非常严格，要求标准之高也是很多国家难以相比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驾驶证，张晶夫妇乘船到离东京很远的伊豆大岛驾校。
“每天的理论课和实践课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大量的外来语单词都要从头记，手握在方向盘上本来就紧张，教练讲得又快，单词还没反应过来，动作就更跟不上。所以，往往一个项目几堂课都通不过。理论课的考试是限时间回答50个问题和100个问题。问题像智力测验，加上语言艰深，对我们外国人来说真是难上加难。我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当年我考北京大学也没费这么大劲儿。”
好不容易坚持到第13天，张晶实在不想学下去了，可是一想到半途而废就白白花了国家13万日元，而且以后工作也需要会开车，她又咬咬牙坚持下来。终于用33天的时间拿到了驾驶证。
驻外八年 妙笔生花
对于张晶而言，丰富的人生阅历是一笔丰厚的财富，退休以后的她依然继续着自己的奋斗，而她最真实的生命印记也留存于她无数的作品中。
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张晶、吴仲国夫妇的《东瀛八年——中国科技记者日本见闻》正式出版，该书共收录了吴仲国、张晶夫妇发表的1100多篇报道的一部分作品，包括人物、友情、领导人专访、采访纪实、企业风采、科研院所、科技综述、科技述评等。
张晶说：“8年间，我们的足迹遍及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采访了许多企业、政府机关、大学和研究所，也到过渔场、农村、老年公寓和儿童乐园，不仅有机会接触到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更有机会深入了解普通日本民众。我们深感日本有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和成功的管理经验，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的民族传统，当然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训。”
翻开这本几十万字的书，日本科技发展的脉络一一展现，张晶夫妇的足迹也隐含其中。一篇篇生动的文章引领着你步入一个多彩的科技王国，《长野冬奥会科技巡礼》、《IT大潮中的传统产业》、《朱总理乘坐日本超导磁悬浮列车》、《日本纳米技术扫描》、《日本缘何败北美国》、《绿色的质量》、《垃圾革命礼赞》、《转基因食品在日本》、《日本宇宙开发何去何从》……
介绍比嘉照夫教授和他的EM（Effective Micro-organism——有效微生物群）时，他们为了形象直观地说明用EM污水处理装置处理的污水达到饮用水标准，举了具志川市立图书馆的例子：“馆长说着就打开水龙头喝了起来，记者上前也喝了几口，水倒是甘甜如泉，可刚吃完生鱼片，又用的是5年前处理的水，可别拉肚子，但时至今日，记者安然无恙。”掩卷想来，让人忍俊不禁。
在她写的《立志妇女解放的人——访日本21世纪职业财团顾问赤松良子》一文中，张晶写良子小时候很有反叛意识，骑车上街，有的人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女孩子骑车，真疯了！怎么显摆也是个丫头片子！”
这“显摆”，这“丫头片子”，地地道道的北京话，此处竟用得如此传神，人物也一下鲜活起来……
克服困难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张晶说：“不少人说我命好，心想事成。的确，30年来，我给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一个个都实现了。但是，‘事’绝不是一想就‘成’的。要想事成就必须奋斗，必须付出艰苦的代价。这是我半生的奋斗体会。其实，在我的人生中经历了很多愿意不愿意的磨难……”
在北师大女附中上高三时，一向爱好运动、身体健康的张晶被诊断患上了肺结核。那时候，她是校舢板队的队长，曾经获得过3次全市冠军，她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得病。张晶的病情很严重，在锁骨下面有一个空洞，很难治愈。在医院，看着别人住院、出院，自己很着急，而自己的同学则一个个考上了哈军工、北工院，憧憬着为祖国的氢弹、原子弹、火箭奉献青春。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梅树民安慰张晶说：“当年王观澜生病的时候，毛主席曾经说过：既来之，则安之……”
张晶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将这次生病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她还将快乐带给身边的病友们，大家亲切地称她是“快乐的小蜜蜂”。
1964年，休学3年的张晶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日本语专业学习。大二时，“文革”开始了。好不容易上大学了，这时候又没时间学习了。怎么办？恰巧因为关节炎，张晶每天要到北大校医院作烤电治疗。这是一个可利用的好机会。她把专业书拆成一张张的单页纸，利用趴在床上烤电的时候学习，一有人进来，就说，这是我刚从地上捡起来的废纸。就这样，原本45天的治疗时间被张晶有意识地拖成了两个45天，学完了大四的课程——日本文学史。
“文革”十年，张晶抓紧每一点可利用的时间，不断充实自己，补学了大学没学完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语。没想到，这些都在日后的工作、学习中派上了大用场。谈到中学时光，张晶背诵起保尔的那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在日本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日本同行问刚刚作完报告的张晶：“身为女性，科研、采访工作占了大量时间，把丈夫丢在家里顾不上，自己怎么想？”张晶不假思索地说：“人生下来就是和困难连在一起的，就是要克服困难，要和天斗，和地斗，和困难斗，克服了困难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台下的各位惊讶之余连连感叹：真不愧是中国女性！
那种勇往直前、不怕困难、乐观面对困难的精神，是那个时代赋予张晶和无数同代人的历史记忆，今天，这样的精神仍然是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