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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上海解放60周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与文汇报社联合举办《共和国的曙光》征文活动，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文汇报》副刊“笔会”与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世纪》杂志陆续刊载了大部分入选稿件。征文活动已圆满结束，征文集《共和国的曙光》已由文汇出版社出版。本刊发表征文集前言，并从中选登两篇作品，以飨读者。
2009年4月末，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上海解放60周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与文汇报社联合举办了题为“共和国的曙光”的征文，向社会广泛征稿。至征文截稿期9月30日止，共收到应征稿件六百余篇。经认真阅读和挑选，从中选出75篇，合为一集，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书名即取《共和国的曙光》。
此中大部分文章，已在《文汇报》副刊“笔会”和中央文史馆、上海文史馆主办的《世纪》杂志陆续刊出，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现集中到一起阅读，更能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由于本次征文以实录当年的真实经历为宗旨，尤其强调当事人的第一手的回忆，因此历史感和史料性较强，情感的真挚程度更显突出。作者大多是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身份不一，角度有别，有的是部队南下干部，有的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有的是旧政府职员，也有学生、市民、店员，等等，这种由多元视角组合成的历史观察和历史记录，最有可能成为信史的旁证和参照。在阅读上，这样的相互参读，也能给人以种种意想不到的触发和启示，得到思索和发现的乐趣。本书澄清了一些历史的迷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回忆，保存了不少行将湮没的第一手材料。因当事人大多已在八十高龄，有的年逾九旬，有读者称这次征文为一项史料抢救工作，实不为过。有些事件，如解放初有解放军官兵闯入宋庆龄宅引起她的不快，林晖在《最初的日子》里通过当年陈毅的批评回顾了此事，朱玖琳的《中共邀请宋庆龄北上揭秘》则从中央对此事的关注及一系列的善后工作上进行了梳理。对于程潜在湖南起义，程不吾的《程潜在我家决策和平起义》和王大象的《长沙和平起义中的情报英雄周竹安》，从不同角度作了叙述。同一人物和事件，却有不同的解释和判断，这对读者是最有利的，每个人都可以据此作出自己进一步的分析——这才是真正的读史。此外，对于爱国民主人士对共和国的创建立下的历史功绩，对于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初建时的情景，对于解放前后的上海报界，对于上海广播电台的演变，对于黎明前的宣传和策反工作，对于当时那些大知识分子如张元济、陶行知、丰子恺、巴金、翦伯赞、陈翰伯、吴朗西、王元化、贾植芳、吴祖光……的心境和行踪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相信都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这次征文设一二三等奖，获奖名单亦附书后。
因征文和编稿工作量大，时间极为仓促，书中有错漏之处，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文汇报社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09年12月1日
我们家的故事
吴祖昌
1948年解放前夕，父亲吴瀛毅然辞去在南京“行政院”的职务，来到上海，在四川北路余庆坊旧居整理“故宫盗宝案”资料，为向新政府申诉宽情做准备。除六哥、七姐外，我们兄弟姐妹都中断了在南京的工作与学习，聚集到上海。四姐在四川北路底的卫生防疫站工作，三姐、二哥、五姐、六姐、我和八妹都失业、失学在家等待解放。
大哥祖光是全国知名的进步作家。1945年11月在他主编的重庆《新民晚报》副刋“西方夜谭”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震撼了全国，早已引起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特别“关注”。1946年到1947年，他在上海创作並演出了话剧《捉鬼传》、《嫦娥奔月》，影射声讨国民党统治，从而上了军警特务的黑名单，为逃避抓捕去了香港。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就有军警特务到他平时常去喝茶的维多利咖啡馆抓他，幸亏他已走了。
二姐吴珊一家抗战胜利后去了台湾。我们去信，希望他们赶快回上海等待解放，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没有想到这竟使我们分别了整整半个世纪。
5月27日，上海终于解放了。我们全家在父亲的带领下，兴奋地涌上街头。上海的电台里播放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整个上海沸腾起来了。父亲挥笔写下了：“天降王师壶浆迎，江东父老望旗旌。渡江五月惊奇略，横海千军扫逆鲸。三载鏖兵除暴政，万民额手颂新生。秦皇汉武都陈迹，从此神州见太平。”
新时代来临了，共和国的曙光照到我家，我们家掀起了参加革命的热潮。喜爱文艺的六姐吴乐第一个参加了上海团市委所属的青年文工团，打腰鼓、唱歌、上街宣传、舞台演出，意气风发。后来她又随铁路文工团参加了抗美援朝。五姐吴徕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6月30日在沪江大学集中学习，被分配到长江支队新闻工作队，7月上旬随军南下福州，接管了福建省广播电台，成为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个普通话播音员。三姐吴皋参加了街道妇联工作，后来转到上海市五金金属供应公司任财务股长、工会主席。二哥祖康因山西省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急需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而离开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四姐吴冬继续在卫生部门工作，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在反细菌战中发挥了作用。留在南京读书的七姐吴荽，父亲本要她高中毕业后报考医学院，但在“为解救七千万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南同胞奉献青春”的号召下，她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1949年11月2日和三千多名青年伙伴一起走上了向西南进军的征程，历时三个月，步行三千里(总行程八千里)，被评为“行军模范”。后分配到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几年后提为处长。1949年，在她出发前返回上海家中告别时，曾私下告诉我们她入了党，尤其让她兴奋的是在南京解放后地下党员会师大会上，她意外地碰见了当时在国立音乐学院读书的六哥祖强，真是高兴极了。祖强随音乐学院搬到天津，后转到北京。他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会主席，代表我国青年，1950年秋天出席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学联大会、世界青年联欢节。1952年进了留苏预备班，1953年成为首届留苏生，去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创作了《红色娘子军》《鱼美人》《二泉映月》《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多部乐曲，並成为中外知名的音乐教育家。大哥祖光也结束了在香港担任电影编导的生活，赶在共和国成立日回到了青岛，10月2日回到阔别十余年的北京，迎来了为人民共和国创作的春天。他当时个人的志愿只想做一个没有拘束的自由写作者，但已被安排在中央电影局担任电影导演，大名鼎鼎的陈波儿代表组织向他交代了任务，他只得服从。于是就下工厂体验生活，并编导了讲纱厂女工的故事影片。后来他又编导拍摄了《梅兰芳舞台艺术》(上、下)及程砚秋的戏曲片《荒山泪》。
解放后变化最大的还是父亲，他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负责押送故宫国宝南运的第一人，又因为朋友、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 打抱不平而陷入“故宫盗宝案”，吃了宽枉官司。解放不久他就收到陈毅市长签署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聘书。那时父亲已将“故宫盗宝案”的申诉材料寄给北京的毛主席。1950年初，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受毛主席委托来上海，在上海大厦接见了由市委统战部部长周而复陪同的父亲。董老代表毛主席对父亲的申诉作了答复。他首先肯定了父亲对创建故宫博物院、保护国家文物所作的贡献，表示了对父亲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明确表示将为“故宫盗宝案”昭雪的态度。26年的冤案，终于洗雪有日，父亲兴奋之余，与徐森玉老先生一道，为文管会的创建四出寻找办公场所。不幸血压升高，患脑溢血而卧床不起，右手失去活动能力。他以顽强的毅力锻炼左手功能，没有多久，就能用左手写字、绘画了。两三年内，他作画多幅，寄给分散在各地的儿女，要大家看看自己的生活能力。
1 955年，祖光大哥将父母接到北京安居。大哥在迎接父母的同时，也迎来了十多个装满文物古董的大箱子。这是父亲一生以自己的工薪收入购买收藏的文物古董。这些文物也经历了抗日战争，自南京逃往重庆，在重庆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有几幅珍贵的字画因放在防空洞内受潮霉烂受损，又花重金重新装裱收藏，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南京，再转上海，这次又回到北京。大哥看到这些古董，有些发愁了：这里有不少是国宝级的文物，价值连城，放在家里怎么办?他想，父亲必定会同意将这些尽心竭力保护下来的文物捐献给国家。当时父亲已患病四年，讲话口齿不清，但头脑思路清楚。大哥找机会对父亲说；“新中国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世代期望终于出现的一个可以代表全民意志的、廉洁的政府，这些宝物我们自己保管、照顾都十分困难，我的意思是全都捐献给国家，好不好?”父亲完全听明白了，他满脸笑容，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大哥立即找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说明此事，郑振铎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大哥的朋友。郑先生和著名文物鉴赏家唐兰教授第二天就来到我们家，全家动手将箱子打开，重要文物一一过目。郑、唐二位十分兴奋，啧啧赞赏不止。郑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经过兵荒马乱，居然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并问：“需要多少钱南国家收购?”大哥立即回答：“是无偿捐献，不要任何代价。”父亲微笑点头，表示了全家都是这个意思。那天郑、唐两位精选了241件文物，运往故宫博物院。30年后的1985年10月8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篇《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的文章，其中列举出30位捐献者的名字，第一位就是我们的父亲吴景洲(父亲字“景洲”)。
父亲对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国家文物的保护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晚年又将一生收藏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父母亲还将如此众多的子女送上革命道路，这都是他们对我们国家作出的贡献。
解放前热闹非凡的家，随着兄姐们纷纷离去而变冷清了，家里只剩下父母、我和八妹。母亲每天为服侍父亲而忙碌。后来兄姐们又送来了三个孙辈(吴彬、吴欢和吴欣)，也由她照顾。她支持了兄姐嫂子们的工作，当然，我也做了几年“代理爸爸”。
1949年，我和八妹吴楚进了市北中学继续学业，是第一批宣誓的青年团员，并都成为学生党员。1952年我高中毕业放弃了清华、同济建筑系的高考志愿，留校担任政治教师、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50年，为教育事业整整奋斗了半个世纪。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教育工作者，我感到非常自豪。八妹吴楚担任了市北中学第一任团委书记，高中毕业后保送进入北京外交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
我们一家众多的兄弟姐妹，就这样在共和国的曙光照耀下纷纷参加了革命工作。现在，这11位兄弟姐妹还有6位健在，最年长的二姐已95岁。我们今生无怨无悔，并将在共和国最好的日子里安度晚年。
2009年4月末，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上海解放60周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与文汇报社联合举办了题为“共和国的曙光”的征文，向社会广泛征稿。至征文截稿期9月30日止，共收到应征稿件六百余篇。经认真阅读和挑选，从中选出75篇，合为一集，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书名即取《共和国的曙光》。
此中大部分文章，已在《文汇报》副刊“笔会”和中央文史馆、上海文史馆主办的《世纪》杂志陆续刊出，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现集中到一起阅读，更能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由于本次征文以实录当年的真实经历为宗旨，尤其强调当事人的第一手的回忆，因此历史感和史料性较强，情感的真挚程度更显突出。作者大多是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身份不一，角度有别，有的是部队南下干部，有的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有的是旧政府职员，也有学生、市民、店员，等等，这种由多元视角组合成的历史观察和历史记录，最有可能成为信史的旁证和参照。在阅读上，这样的相互参读，也能给人以种种意想不到的触发和启示，得到思索和发现的乐趣。本书澄清了一些历史的迷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回忆，保存了不少行将湮没的第一手材料。因当事人大多已在八十高龄，有的年逾九旬，有读者称这次征文为一项史料抢救工作，实不为过。有些事件，如解放初有解放军官兵闯入宋庆龄宅引起她的不快，林晖在《最初的日子》里通过当年陈毅的批评回顾了此事，朱玖琳的《中共邀请宋庆龄北上揭秘》则从中央对此事的关注及一系列的善后工作上进行了梳理。对于程潜在湖南起义，程不吾的《程潜在我家决策和平起义》和王大象的《长沙和平起义中的情报英雄周竹安》，从不同角度作了叙述。同一人物和事件，却有不同的解释和判断，这对读者是最有利的，每个人都可以据此作出自己进一步的分析——这才是真正的读史。此外，对于爱国民主人士对共和国的创建立下的历史功绩，对于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初建时的情景，对于解放前后的上海报界，对于上海广播电台的演变，对于黎明前的宣传和策反工作，对于当时那些大知识分子如张元济、陶行知、丰子恺、巴金、翦伯赞、陈翰伯、吴朗西、王元化、贾植芳、吴祖光……的心境和行踪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相信都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这次征文设一二三等奖，获奖名单亦附书后。
因征文和编稿工作量大，时间极为仓促，书中有错漏之处，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文汇报社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09年12月1日
我们家的故事
吴祖昌
1948年解放前夕，父亲吴瀛毅然辞去在南京“行政院”的职务，来到上海，在四川北路余庆坊旧居整理“故宫盗宝案”资料，为向新政府申诉宽情做准备。除六哥、七姐外，我们兄弟姐妹都中断了在南京的工作与学习，聚集到上海。四姐在四川北路底的卫生防疫站工作，三姐、二哥、五姐、六姐、我和八妹都失业、失学在家等待解放。
大哥祖光是全国知名的进步作家。1945年11月在他主编的重庆《新民晚报》副刋“西方夜谭”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震撼了全国，早已引起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特别“关注”。1946年到1947年，他在上海创作並演出了话剧《捉鬼传》、《嫦娥奔月》，影射声讨国民党统治，从而上了军警特务的黑名单，为逃避抓捕去了香港。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就有军警特务到他平时常去喝茶的维多利咖啡馆抓他，幸亏他已走了。
二姐吴珊一家抗战胜利后去了台湾。我们去信，希望他们赶快回上海等待解放，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没有想到这竟使我们分别了整整半个世纪。
5月27日，上海终于解放了。我们全家在父亲的带领下，兴奋地涌上街头。上海的电台里播放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整个上海沸腾起来了。父亲挥笔写下了：“天降王师壶浆迎，江东父老望旗旌。渡江五月惊奇略，横海千军扫逆鲸。三载鏖兵除暴政，万民额手颂新生。秦皇汉武都陈迹，从此神州见太平。”
新时代来临了，共和国的曙光照到我家，我们家掀起了参加革命的热潮。喜爱文艺的六姐吴乐第一个参加了上海团市委所属的青年文工团，打腰鼓、唱歌、上街宣传、舞台演出，意气风发。后来她又随铁路文工团参加了抗美援朝。五姐吴徕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6月30日在沪江大学集中学习，被分配到长江支队新闻工作队，7月上旬随军南下福州，接管了福建省广播电台，成为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个普通话播音员。三姐吴皋参加了街道妇联工作，后来转到上海市五金金属供应公司任财务股长、工会主席。二哥祖康因山西省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急需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而离开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四姐吴冬继续在卫生部门工作，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在反细菌战中发挥了作用。留在南京读书的七姐吴荽，父亲本要她高中毕业后报考医学院，但在“为解救七千万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南同胞奉献青春”的号召下，她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1949年11月2日和三千多名青年伙伴一起走上了向西南进军的征程，历时三个月，步行三千里(总行程八千里)，被评为“行军模范”。后分配到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几年后提为处长。1949年，在她出发前返回上海家中告别时，曾私下告诉我们她入了党，尤其让她兴奋的是在南京解放后地下党员会师大会上，她意外地碰见了当时在国立音乐学院读书的六哥祖强，真是高兴极了。祖强随音乐学院搬到天津，后转到北京。他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会主席，代表我国青年，1950年秋天出席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学联大会、世界青年联欢节。1952年进了留苏预备班，1953年成为首届留苏生，去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创作了《红色娘子军》《鱼美人》《二泉映月》《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多部乐曲，並成为中外知名的音乐教育家。大哥祖光也结束了在香港担任电影编导的生活，赶在共和国成立日回到了青岛，10月2日回到阔别十余年的北京，迎来了为人民共和国创作的春天。他当时个人的志愿只想做一个没有拘束的自由写作者，但已被安排在中央电影局担任电影导演，大名鼎鼎的陈波儿代表组织向他交代了任务，他只得服从。于是就下工厂体验生活，并编导了讲纱厂女工的故事影片。后来他又编导拍摄了《梅兰芳舞台艺术》(上、下)及程砚秋的戏曲片《荒山泪》。
解放后变化最大的还是父亲，他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负责押送故宫国宝南运的第一人，又因为朋友、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 打抱不平而陷入“故宫盗宝案”，吃了宽枉官司。解放不久他就收到陈毅市长签署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聘书。那时父亲已将“故宫盗宝案”的申诉材料寄给北京的毛主席。1950年初，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受毛主席委托来上海，在上海大厦接见了由市委统战部部长周而复陪同的父亲。董老代表毛主席对父亲的申诉作了答复。他首先肯定了父亲对创建故宫博物院、保护国家文物所作的贡献，表示了对父亲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明确表示将为“故宫盗宝案”昭雪的态度。26年的冤案，终于洗雪有日，父亲兴奋之余，与徐森玉老先生一道，为文管会的创建四出寻找办公场所。不幸血压升高，患脑溢血而卧床不起，右手失去活动能力。他以顽强的毅力锻炼左手功能，没有多久，就能用左手写字、绘画了。两三年内，他作画多幅，寄给分散在各地的儿女，要大家看看自己的生活能力。
1 955年，祖光大哥将父母接到北京安居。大哥在迎接父母的同时，也迎来了十多个装满文物古董的大箱子。这是父亲一生以自己的工薪收入购买收藏的文物古董。这些文物也经历了抗日战争，自南京逃往重庆，在重庆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有几幅珍贵的字画因放在防空洞内受潮霉烂受损，又花重金重新装裱收藏，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南京，再转上海，这次又回到北京。大哥看到这些古董，有些发愁了：这里有不少是国宝级的文物，价值连城，放在家里怎么办?他想，父亲必定会同意将这些尽心竭力保护下来的文物捐献给国家。当时父亲已患病四年，讲话口齿不清，但头脑思路清楚。大哥找机会对父亲说；“新中国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世代期望终于出现的一个可以代表全民意志的、廉洁的政府，这些宝物我们自己保管、照顾都十分困难，我的意思是全都捐献给国家，好不好?”父亲完全听明白了，他满脸笑容，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大哥立即找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说明此事，郑振铎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大哥的朋友。郑先生和著名文物鉴赏家唐兰教授第二天就来到我们家，全家动手将箱子打开，重要文物一一过目。郑、唐二位十分兴奋，啧啧赞赏不止。郑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经过兵荒马乱，居然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并问：“需要多少钱南国家收购?”大哥立即回答：“是无偿捐献，不要任何代价。”父亲微笑点头，表示了全家都是这个意思。那天郑、唐两位精选了241件文物，运往故宫博物院。30年后的1985年10月8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篇《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的文章，其中列举出30位捐献者的名字，第一位就是我们的父亲吴景洲(父亲字“景洲”)。
父亲对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国家文物的保护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晚年又将一生收藏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父母亲还将如此众多的子女送上革命道路，这都是他们对我们国家作出的贡献。
解放前热闹非凡的家，随着兄姐们纷纷离去而变冷清了，家里只剩下父母、我和八妹。母亲每天为服侍父亲而忙碌。后来兄姐们又送来了三个孙辈(吴彬、吴欢和吴欣)，也由她照顾。她支持了兄姐嫂子们的工作，当然，我也做了几年“代理爸爸”。
1949年，我和八妹吴楚进了市北中学继续学业，是第一批宣誓的青年团员，并都成为学生党员。1952年我高中毕业放弃了清华、同济建筑系的高考志愿，留校担任政治教师、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50年，为教育事业整整奋斗了半个世纪。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教育工作者，我感到非常自豪。八妹吴楚担任了市北中学第一任团委书记，高中毕业后保送进入北京外交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
我们一家众多的兄弟姐妹，就这样在共和国的曙光照耀下纷纷参加了革命工作。现在，这11位兄弟姐妹还有6位健在，最年长的二姐已95岁。我们今生无怨无悔，并将在共和国最好的日子里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