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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还是扩大内需?
受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真正开始实行一项旨在扩大国内需求的革命。中央政府4万亿的国内市场扩大计划，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中国掀起了创造国内需求的“大跃进”。还有美国不少智囊机构给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要给予中国支持以扩大国内市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扩大内需并非始自今日，早在90年代后期遭遇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内需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的重点是经济结构调整。但今日重谈内需问题时，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五年的过渡期已于2006年12月11结束，中国自那时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到了2009年，中国的贸易、投资、金融和外汇储备都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稳步上升。
这种实力地位的变化与中国融入世界的方式息息相关。中国从2000年开始明确把“走出去”作为一项继续推进中国发展的战略。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06年，中国在《十一五规划(草案)》里第一次提出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这是中国发展战略的一次大变革。对于长期秉持内向发展的民族来说，向世界宣誓“走出去”不能不说是观念上天翻地覆的变化。
十年前，朱锫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答记者问时，谨慎预计人民币的未来，“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现在还言之过早。”十年过去，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话题已经成为各类媒体的头版头条。2009年3月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新储备货币”、改革已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这是中国对一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关系的最新认识。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不仅是政府呼吁和国际压力，也有经济界实实在在的利益需求。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商业因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乐意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就算是边陲小镇，也不难见到人民币的流通。因为有交易的需要，周边国家才持续关心人民币能否境外流通，而这显然离不开主权政府对处于控制之外的、具有极强流动能力的货币运行的认识。
贸易过程中，货币发挥结算功能相当重要，很多感性的认识也源于企业的交易行为。据新近出版的《朱铸基答记者问》一书记载，2002年朱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认为，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建设更具有均衡效应的经济关系时，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朱总理这样回答如何平衡中国和少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中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办加工厂，把我们有竞争力的元器件和零部件运到这个国家去组装，这可以帮助它的百姓就业，另外，它可以收税。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市场再出口到别的国家，这也是一条路子。”
这样一连串生产链条下来，假设用不同货币置换双方的收益，那么光是汇率损失就是一大笔钱。如果到中国采购，围绕中国的产品转，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显然最为快捷和方便。除了政府坚定的战略性安排之外，推动中国产品世界化的有利途径必然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资源矿产、制造业与服务业海外投资
此次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但是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不可阻挡。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突破20亿美元到2008年突破500亿美元，短短五年间提高了25倍，速度惊人。
传统观点认为公司之所以向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公司具备强大的专有优势，而国际扩张有利于利用这些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中国作为拥有深厚传统的新兴国家，企业界执行“走出去”战略，显然不再只是限于利用当地优势，也存有配合国家的发展，全方位运用中国优势，以重新塑造资源分配布局的动力。
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而言，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多数是资源、矿产行业，西方一些媒体就煽动说，中国像100年前的帝国主义者那样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产，显然忘记了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建立在一个十分复杂的基础上，不是当年的垂直型分工，而是有一个交叉网状的国际分工体系支持。在这一分工网络中，首要的是产业链的类别和性能。
资源矿产是中国“走出去”的核心产业。据商务部2009年9月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监管的136家央企中，有117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从境外子企业资产、销售收入、从业人员占国内相应指标比例来看，中国正在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意义的公司。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粮集团、中化集团、中远集团、中钢集团和五矿集团等。这些个企业无一例外，都符合资源、矿产性产业特征。商务部每年公布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先进工作者表彰名单中，资源矿产类企业占据了绝大部分。
资源、矿产性产业的投资，一般投资额度大、周期长，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交易方式才能保障确定的收益。即便是汇率操作，由于负有相当的金融风险，并非是目前中国可行的战略举措。和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由于交易链条相对较长、涉及的地区和人物差异性极大，极易受汇率波动影响；而服务业的本地化特征则强调了本国面向的汇率政策更加合适。从经济学角度看，由于服务业的消费和购买基本是一体的，短期波动频繁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因此，这三类型的企业对于中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发出同一个声音。
在构成“走出去”制造业竞争力的成本中，海运成本被认为是主要原因之一。据《中国证券报》2008年6月18日报道，由于油价日益攀升，国际海运成本将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对于一些出口商而言，海运成本已取代了关税，成为成本核算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拓展世界市场的重新均衡已经开始。根据CIBC世界市场公司的统计，油价因素已占到货运总成本的一半左右，而这将直接摊入其在国外市场的销售价格。显然，不利因素是变动过于快捷。
由此而言，一种稳定、逐步升级的汇率政策变革可以创造不同的分配机制。这个分配性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元的利益变化来说，更为重要。
货币收益的国家间分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围绕美元和日元互换问题的兴衰历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一段传奇。日元升值是否有利于日本经济更均衡发展，是否构成90年代“失去十年”的罪魁祸首，抑或是美国政治金融精英的一种阴谋，至今人们的观点尚未统一。就如同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一样，到底是美国人设计的大战略所致，还是苏联人自己走了死胡同，迄今也是众说纷纭。
正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大转折在国家间分配不均造成的长期性结果，日本经济自70年代初期崛起之后的历史是中国塑造世界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傅高义1985年在中国出版了《日本的成功与美 国的复兴一书》，这本书是作者1982年从哈佛大学带薪休假一年到日本实地造访，考察了造船、机床、九州煤炭工业基地的复兴和信息革命之后完成的。傅高义之所以在完成《日本名列第一》之后短短几年内再度探究日本的成功之道，实在是进一步认识到“日本的强大，归根结底是日本经济的强大，是它的国际竞争力强大”。
日本的政治人物时不时批评现政府，说日本没有一项战略，其实日本曾经有过被强大的美国所担忧的经济战略。在日本的语境里，“战略”一词更多与战争结合在一起。当大家转引日本政治家的话语说日本缺乏足够长远的战略，主要是指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退回到武功立国的纷争。日本的经济战略在90年代已被世界银行所认可，就是政府角色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
傅高义极为赞赏日本造船业的辉煌历史，认为该产业体现了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合作的精良程度。不过，傅高义没有直白揭示的是，日本造船业的辉煌被美国塑造的货币体系变革击溃，迄今也难以重现霸主地位。
1956年日本造船业的吨位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日本经济走出去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日本造船业的成功造就了日本贸易的兴盛，但这并非本文转述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核心是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对造船业产生的冲击性影响。
当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之时，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很深的日本经济遭遇巨大的挑战，由于当时日本造船公司的业务都以美元结算，当日元对美元的汇价从360日元突然降至308日元时，这些公司收到的款数一下子就减少15％。此后，日元继续升值导致日本在船价上的优势化为乌有，日本造船业接受的订货量持续下滑。造船业的下滑，打击了贸易兴盛所必需的信息提供，日本的企业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更不必说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继续抬高后，海外直接投资的日本时代飞速到来。
善于搭便车的日本，在美国国际经济战略的突然变革之际，实在是有些措手不及。国家战略变革看上去轻易而动，但背后受其影响的却是千百万普通居民、和大小企业富强理念的破灭。正因为此，古人说“兵者，国之大事”，战略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变革极为深远地改变了东亚的秩序，其后从日本手头接过来的正是东亚四小龙，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展开也正是在货币体系大变革的战略机遇期中。如今，中国再度面临变革性机会。
区域内贸易与结算货币
中国在70年代初井未意识到东亚存在日本领导的“雁型”地区经济分工格局。不过，自中国有意愿重新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联系上之后，就立即介入了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秩序之中。这不仅是地缘战略布局的结果。因为面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东亚地区的市场距离中国最近。
从贸易格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贸易超过一半以上都是与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完成的，鼎盛时期的1991年曾达到67％，但从2004年开始下降。
香港、日本和美国是中国开展国际贸易的三个关键伙伴，可以说是中国贸易格局转换的指示器。1987年香港的对华贸易额开始超过日本，同一年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超过了原油出口额。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放开贸易权之后，沿海经济带的国际经济联系能力进一步增强，日本重新夺回丢失的老大位置，而香港的地位下滑。
中国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超越日本控制力的征途，拓展东亚经济地区的范围和深度。保障中国获取这一领域控制权的一项关键性政策是出口导向政策的完全形成，1994年1月1日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之后中国出口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入世之后，贸易环境发生大的变化，2004年中美贸易超过中日贸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中国需要重新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以及由谁来实现和完成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也就是说要寻找新的支持动力。
对于在东亚地区从事广泛贸易关系的中日企业来说，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是至关重要的。2009年8月在北京大学东北亚区域一体化中心的研讨会上，日本东洋大学邻原行雄教授提及，鉴于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如果亚洲区域内贸易、直接投资等实体经济的资金结算不能在区域内完成，都要依靠美国来周转，那么无形中就给世界增添了风险。当然，日本方面不可能让中国人民币一支独大。
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试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商定的办法，境内外企业均可以办理贸易融资业务，覆盖的地区包括东盟十国。需要提及的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将在2010年全面建成，推动这一建设的除了金融危机的国际压力之外，也有中国企业向东盟直接投资125％的增长态势。有了东盟作为进一步拓展的试验场，中国的战略利益已经外溢到境外了。
20多年前，美日两国战略人士曾为到底美国的经济是否只是美国本土范围内的经济产生过争议，这场争论其内涵之一就是澄清领土范围与领土范围之外两个经济范围的比重，用当前的话语来说是分析清楚海外利益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而言，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建设是中国崛起的两个轮子。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两者究竟能否相互配合，就成为战略研究和决策者的重要任务。
受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真正开始实行一项旨在扩大国内需求的革命。中央政府4万亿的国内市场扩大计划，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中国掀起了创造国内需求的“大跃进”。还有美国不少智囊机构给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要给予中国支持以扩大国内市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扩大内需并非始自今日，早在90年代后期遭遇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内需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的重点是经济结构调整。但今日重谈内需问题时，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五年的过渡期已于2006年12月11结束，中国自那时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到了2009年，中国的贸易、投资、金融和外汇储备都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稳步上升。
这种实力地位的变化与中国融入世界的方式息息相关。中国从2000年开始明确把“走出去”作为一项继续推进中国发展的战略。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06年，中国在《十一五规划(草案)》里第一次提出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这是中国发展战略的一次大变革。对于长期秉持内向发展的民族来说，向世界宣誓“走出去”不能不说是观念上天翻地覆的变化。
十年前，朱锫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答记者问时，谨慎预计人民币的未来，“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现在还言之过早。”十年过去，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话题已经成为各类媒体的头版头条。2009年3月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新储备货币”、改革已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这是中国对一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关系的最新认识。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不仅是政府呼吁和国际压力，也有经济界实实在在的利益需求。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商业因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乐意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就算是边陲小镇，也不难见到人民币的流通。因为有交易的需要，周边国家才持续关心人民币能否境外流通，而这显然离不开主权政府对处于控制之外的、具有极强流动能力的货币运行的认识。
贸易过程中，货币发挥结算功能相当重要，很多感性的认识也源于企业的交易行为。据新近出版的《朱铸基答记者问》一书记载，2002年朱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认为，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建设更具有均衡效应的经济关系时，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朱总理这样回答如何平衡中国和少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中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办加工厂，把我们有竞争力的元器件和零部件运到这个国家去组装，这可以帮助它的百姓就业，另外，它可以收税。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市场再出口到别的国家，这也是一条路子。”
这样一连串生产链条下来，假设用不同货币置换双方的收益，那么光是汇率损失就是一大笔钱。如果到中国采购，围绕中国的产品转，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显然最为快捷和方便。除了政府坚定的战略性安排之外，推动中国产品世界化的有利途径必然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资源矿产、制造业与服务业海外投资
此次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但是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不可阻挡。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突破20亿美元到2008年突破500亿美元，短短五年间提高了25倍，速度惊人。
传统观点认为公司之所以向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公司具备强大的专有优势，而国际扩张有利于利用这些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中国作为拥有深厚传统的新兴国家，企业界执行“走出去”战略，显然不再只是限于利用当地优势，也存有配合国家的发展，全方位运用中国优势，以重新塑造资源分配布局的动力。
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而言，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多数是资源、矿产行业，西方一些媒体就煽动说，中国像100年前的帝国主义者那样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产，显然忘记了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建立在一个十分复杂的基础上，不是当年的垂直型分工，而是有一个交叉网状的国际分工体系支持。在这一分工网络中，首要的是产业链的类别和性能。
资源矿产是中国“走出去”的核心产业。据商务部2009年9月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监管的136家央企中，有117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从境外子企业资产、销售收入、从业人员占国内相应指标比例来看，中国正在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意义的公司。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粮集团、中化集团、中远集团、中钢集团和五矿集团等。这些个企业无一例外，都符合资源、矿产性产业特征。商务部每年公布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先进工作者表彰名单中，资源矿产类企业占据了绝大部分。
资源、矿产性产业的投资，一般投资额度大、周期长，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交易方式才能保障确定的收益。即便是汇率操作，由于负有相当的金融风险，并非是目前中国可行的战略举措。和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由于交易链条相对较长、涉及的地区和人物差异性极大，极易受汇率波动影响；而服务业的本地化特征则强调了本国面向的汇率政策更加合适。从经济学角度看，由于服务业的消费和购买基本是一体的，短期波动频繁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因此，这三类型的企业对于中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发出同一个声音。
在构成“走出去”制造业竞争力的成本中，海运成本被认为是主要原因之一。据《中国证券报》2008年6月18日报道，由于油价日益攀升，国际海运成本将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对于一些出口商而言，海运成本已取代了关税，成为成本核算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拓展世界市场的重新均衡已经开始。根据CIBC世界市场公司的统计，油价因素已占到货运总成本的一半左右，而这将直接摊入其在国外市场的销售价格。显然，不利因素是变动过于快捷。
由此而言，一种稳定、逐步升级的汇率政策变革可以创造不同的分配机制。这个分配性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元的利益变化来说，更为重要。
货币收益的国家间分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围绕美元和日元互换问题的兴衰历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一段传奇。日元升值是否有利于日本经济更均衡发展，是否构成90年代“失去十年”的罪魁祸首，抑或是美国政治金融精英的一种阴谋，至今人们的观点尚未统一。就如同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一样，到底是美国人设计的大战略所致，还是苏联人自己走了死胡同，迄今也是众说纷纭。
正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大转折在国家间分配不均造成的长期性结果，日本经济自70年代初期崛起之后的历史是中国塑造世界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傅高义1985年在中国出版了《日本的成功与美 国的复兴一书》，这本书是作者1982年从哈佛大学带薪休假一年到日本实地造访，考察了造船、机床、九州煤炭工业基地的复兴和信息革命之后完成的。傅高义之所以在完成《日本名列第一》之后短短几年内再度探究日本的成功之道，实在是进一步认识到“日本的强大，归根结底是日本经济的强大，是它的国际竞争力强大”。
日本的政治人物时不时批评现政府，说日本没有一项战略，其实日本曾经有过被强大的美国所担忧的经济战略。在日本的语境里，“战略”一词更多与战争结合在一起。当大家转引日本政治家的话语说日本缺乏足够长远的战略，主要是指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退回到武功立国的纷争。日本的经济战略在90年代已被世界银行所认可，就是政府角色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
傅高义极为赞赏日本造船业的辉煌历史，认为该产业体现了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合作的精良程度。不过，傅高义没有直白揭示的是，日本造船业的辉煌被美国塑造的货币体系变革击溃，迄今也难以重现霸主地位。
1956年日本造船业的吨位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日本经济走出去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日本造船业的成功造就了日本贸易的兴盛，但这并非本文转述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核心是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对造船业产生的冲击性影响。
当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之时，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很深的日本经济遭遇巨大的挑战，由于当时日本造船公司的业务都以美元结算，当日元对美元的汇价从360日元突然降至308日元时，这些公司收到的款数一下子就减少15％。此后，日元继续升值导致日本在船价上的优势化为乌有，日本造船业接受的订货量持续下滑。造船业的下滑，打击了贸易兴盛所必需的信息提供，日本的企业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更不必说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继续抬高后，海外直接投资的日本时代飞速到来。
善于搭便车的日本，在美国国际经济战略的突然变革之际，实在是有些措手不及。国家战略变革看上去轻易而动，但背后受其影响的却是千百万普通居民、和大小企业富强理念的破灭。正因为此，古人说“兵者，国之大事”，战略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变革极为深远地改变了东亚的秩序，其后从日本手头接过来的正是东亚四小龙，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展开也正是在货币体系大变革的战略机遇期中。如今，中国再度面临变革性机会。
区域内贸易与结算货币
中国在70年代初井未意识到东亚存在日本领导的“雁型”地区经济分工格局。不过，自中国有意愿重新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联系上之后，就立即介入了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秩序之中。这不仅是地缘战略布局的结果。因为面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东亚地区的市场距离中国最近。
从贸易格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贸易超过一半以上都是与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完成的，鼎盛时期的1991年曾达到67％，但从2004年开始下降。
香港、日本和美国是中国开展国际贸易的三个关键伙伴，可以说是中国贸易格局转换的指示器。1987年香港的对华贸易额开始超过日本，同一年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超过了原油出口额。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放开贸易权之后，沿海经济带的国际经济联系能力进一步增强，日本重新夺回丢失的老大位置，而香港的地位下滑。
中国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超越日本控制力的征途，拓展东亚经济地区的范围和深度。保障中国获取这一领域控制权的一项关键性政策是出口导向政策的完全形成，1994年1月1日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之后中国出口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入世之后，贸易环境发生大的变化，2004年中美贸易超过中日贸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中国需要重新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以及由谁来实现和完成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也就是说要寻找新的支持动力。
对于在东亚地区从事广泛贸易关系的中日企业来说，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是至关重要的。2009年8月在北京大学东北亚区域一体化中心的研讨会上，日本东洋大学邻原行雄教授提及，鉴于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如果亚洲区域内贸易、直接投资等实体经济的资金结算不能在区域内完成，都要依靠美国来周转，那么无形中就给世界增添了风险。当然，日本方面不可能让中国人民币一支独大。
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试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商定的办法，境内外企业均可以办理贸易融资业务，覆盖的地区包括东盟十国。需要提及的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将在2010年全面建成，推动这一建设的除了金融危机的国际压力之外，也有中国企业向东盟直接投资125％的增长态势。有了东盟作为进一步拓展的试验场，中国的战略利益已经外溢到境外了。
20多年前，美日两国战略人士曾为到底美国的经济是否只是美国本土范围内的经济产生过争议，这场争论其内涵之一就是澄清领土范围与领土范围之外两个经济范围的比重，用当前的话语来说是分析清楚海外利益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而言，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建设是中国崛起的两个轮子。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两者究竟能否相互配合，就成为战略研究和决策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