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看过的《智利说不》和《维莱塔去天堂》两部电影，从两个角度反映了智利历史上一段苦难岁月。前者讲述皮诺切特下台的过程，后者则是关于南美“新歌运动”先驱、智利现代民谣之母维莱塔·帕拉的故事。
　　南美这块被太阳烧炙的大地，总以一种浓重的色彩射杀无数艺术家的内心。它又背负着漂泊的命运，在生命被放逐的间隙静静歌颂着自由，维莱塔就是这样一位漂泊者。另一位智利人巴勃罗·聂鲁达同样拥有漂泊的灵魂，即便在去世后仍难归于平静。
　　聂鲁达的尸体前不久被取出棺木查验，因为人们怀疑他死于皮诺切特军政府毒杀。诗人的死因或许是永远难解之谜，他的诗句却在智利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而他的左翼身份使其与南美“新歌运动”领袖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就包括两位智利最重要的“新歌运动”代表维莱塔·帕拉和维克多·哈拉。
　　“流放的人在这里停下/变成岩石/在祖国安居。”诗句散发着一种宿命感。这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大诗人为自己写下墓志铭，似乎也早早宣告“新歌运动”音乐家们的必然命运。
　　“新歌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智利和阿根廷浮出水面。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阿根廷《新闻记者圈》杂志，是给著名女歌手梅塞德斯·索萨等人的新风格所做的定义。
　　那时的南美，正处于一个变动激荡的年代：民主选举呼声高涨，民族独立口号响彻云霄，而不断发生的政变与屠杀则穿插其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新歌兴起于社会中下层，在学生那里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南美“抗议歌曲”的角色。
　　1969年的第一届智利新歌音乐节上，“新歌运动”的名字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正式确立。此类歌曲是以民谣为主的音乐样式，歌词则饱含浓烈的政治意味。
　　新歌音乐家除了在歌曲中流露出政治理念，往往还寻求另一种抗争的出发点，这就是关心普通人的疾苦。因为，他们年轻时也饱受困苦生活的磨砺。维莱塔的父亲是一名潦倒的教师，而维克多出身佃农家庭，他后来考上了智利大学戏剧学院，在很长时间里，连一张车票都买不起。
　　《一切都颠倒了》是维莱塔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因对社会直白而凌厉的批判闻名于世：“白痴当了教师，强盗当了总统，小偷当了法官，一切都颠倒了……”
　　她是游吟歌者，曾爱上一位比她小19岁的瑞士音乐家；她最有名的曲子是《感谢生活》，歌词充满了阴霾散去后的明媚阳光：“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情深意重/她给了我泪水和欢笑/使我能分辨苦难和痛苦。”
　　然而，性格中的征服性使她处处逞强，注定是一个在命运的不同的门边彷徨的人。她的虔诚与批判充满攻击性，近乎给自己的敏感写悼词。她不断制造传奇，在圣地亚哥创办“民间歌手之家”，让自己像安第斯山上雌雄同体的雄鹰，展开受伤的翅膀，庇护太多需要拯救的灵魂。
　　1967年，舔完自己伤口的维莱塔开枪自杀。成千上万的民众为她送葬，走在最前列的是未来的“人民总统”阿连德。进入20世纪70年代，圣地亚哥郊外的农民们将自己的棚户区取名为维莱塔·帕拉，但皮诺切特专政时期，所有关于维莱塔·帕拉的名字都遭禁用。
　　维克多则属于维莱塔的学生辈，在维莱塔去世后，还去后者的一对子女、新歌运动传人安吉尔和伊莎贝拉开设的“帕拉姐弟之家”，唱了五年歌。1973年，这个地方也惨遭关闭，伊莎贝拉被放逐。同一年，维克多写下歌曲《人民必胜》，并在集会上演唱以支持阿连德，招来政变中上台的军政府仇恨。他在一座体育场遭受酷刑后被处决，44颗子弹穿过身体。这座体育场，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
　　临终前，维克多以革命者的态度写下绝唱《我们是5000个人》（被关押在体育场里的人数）。最后一句歌词是：“当我不得不控诉恐怖/歌啊，你让我唱得多么艰难。”
　　多年以后，摇滚明星斯汀就皮诺切特的黑暗统治写下《他们独自跳舞》，副标题是“奎卡舞” （Cueca Solo）。这是智利特有的表现男女爱情的舞蹈，也在七八十年代被禁。斯汀的歌讲述死了男人的女人们在独舞，情绪压抑而悲壮。
　　主要在智利发生的“新歌运动”，是一种为自由讴歌的音乐，每一首曲子都很接地气，却是悲壮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