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者，虽为敌，仍以德相报。
　　
　　若不是因为政见不同，苏轼与王安石绝对能成为知音挚友。他们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初入仕途时，好诗佳文已经传遍朝野。苏轼自幼博览群书， 21岁考中进士，深受欧阳修等老前辈的赏识。他们两人，相会之前就已熟知对方大名，相互倾慕，可谓神交已久。
　　遗憾的是，同朝为官后，这两名朝廷栋梁之材，反而水火不容。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服完父丧回到京师，那时王安石已是权倾一时的宰相，正在推行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苏轼作为保守党骨干，自然极力反对，他不仅在政见上与王安石针锋相对，还喜欢拿人家的文章开涮。王安石著有《字说》，把汉字“波”解释为“波者水之皮”。苏轼读后，哈哈大笑，作了个滑稽的类比：“滑者水之骨。”这令王安石颇为不快。真正激怒王安石的还是苏轼的奏章，他举例说：“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明摆着影射了王安石的“独断”。王安石火冒三丈，建议神宗：“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以王安石当时的权威，罢免苏轼简直易如反掌。然而，几天之后，王安石又找到神宗，请求不要罢免苏轼，而是责令他悔改，以观后效。可见，即使在被激怒的情况下，王安石依然不忍对苏轼痛下杀手，他爱惜这个人才。苏轼呢，意识到斗不过当朝宰相，也不想在朝廷里干了，于是请求外放。临走的那天，一帮同党为他饯行，其间有人把王安石骂得十恶不赦。苏轼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我虽视他为敌，但我确信他是个品行高洁的人。”
　　来到杭州任职后，虽然远离了政治漩涡，苏轼却不甘寂寞，忍不住又对新法说三道四。他的一言一行，自然逃不过朝廷的耳目，于是官职一降再降，最后被贬到偏僻荒凉的黄州做团练副使。
　　熙宁九年（1076年），反对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宋神宗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王安石心灰意冷，辞官回到江宁，从此安度晚年。王安石的倒台，按理说是苏轼东山再起的良机，但历史却恰恰相反。苏轼以前抨击朝政的诗文，终于被清算了，他以“做诗攻击朝廷”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苏轼的许多亲朋都噤若寒蝉，当朝官员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苏轼的性命眼看不保。这时，隐居江宁的王安石知道了消息，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国家多难，人才难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见信，思之再三，这才下旨放了苏轼。苏轼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甘冒风险救自己的，竟是自己以前的政敌。
　　后来，苏轼又重新得到重用。接到圣旨后，他并没有立即上任，而是专程去江宁谒见王安石。昔日，王安石是红极一时的宰相，孤傲的苏轼极少登门拜访，如今他赋闲在家，体弱多病，苏轼却千里迢迢地赶来看望，令他颇为感动。王安石留苏轼小住，两人游山玩水，相处甚欢。当然，他们还是谈到了政治。王安石承认，当初神宗曾有意提拔苏轼，他没少添置阻碍。苏轼笑了，说，在我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也是你。两人抚掌大笑，没有再过多地纠缠昔日的是非对错。他们都清楚：彼此虽曾为政敌，但都是为了国家社稷，绝无个人私怨；也曾水火不容，但都光明磊落，不失君子风范。那些天，这两位文坛巨匠诗酒唱和，惺惺相惜，不仅冰释前嫌，而且成为了真正的知音。
　　两年后，王安石病逝。宋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拟了一份敕书，高度评价了这位政敌的“君子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