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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期间，约请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8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将长达4万余字的《兴国调查》整理成文。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提到、分析的8个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了比较分析。2008年6月，我又重新走访散居在兴国县永丰乡、均村乡的8户农民的后人，调查他们的生活变迁，并从这8户农民及其后人身上，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三农”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作了统计。这些农民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汇报。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一点不觉得疲倦。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他们同意后，再记在本子上。毛泽东还向他们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本来他还要调查儿童、妇女的情形、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要“诱敌深入”，撤离罗坊，向根据地退却，于是调查会只开了一周便结束了。
八位农民后来的情况
当年接受毛泽东“兴国调查”的8位农民，在调查会后，大部分随军行动。其中，傅济庭、陈北平、雷汉香等6人随即参加了红军。
傅济庭，这位红军预备队营长，负责召集其余7人开会的干部，是兼开小作坊的农民。因家中小作坊账目未清，曾表示回家处理账目后再当红军。但与毛泽东相处一星期，思想发生了变化，在调查会一结束就带头当了红军。他读书6年，文化程度较高，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工作。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他请假回家处理小作坊账目，曾带回一张与毛泽东、贺子珍合影的照片给乡邻们看。他在家3天后返回部队，途经崇贤圩，黑夜里被人怀疑为“AB团”探子，杀害于河滩上。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评为革命烈士。
陈北平，革命前是教书先生，1930年冬请假探亲，因正值“肃反”高潮，他被仇家诬告为“AB团”，从家中被抓走，解送到永丰区遭杀害。1982年复查，村里上报了材料，他被追认为烈士。
陈侦山，革命前是一个兼看“风水”的农民，参加红军后成为红三军团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1934年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牺牲在广昌县东华山保卫战中。
黄大春，革命前是兼做鞭炮手艺的农民。他参加红军后的第二年又回到村里，在半个月内动员了同村一批做鞭炮的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后杳无音信。
雷汉香，雇农出身，革命前是泥水匠学徒。参加红军后，一直没有脱离部队，跟随三军团参加了长征，牺牲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钟得五，革命前是账房先生，参加红军后从未返回老家。钟来发是他的侄子，为避战祸，在其母亲的带领下举家逃往福建，新中国成立后才返回原籍，并过继给钟得五为子。
李昌英，佃农出身，当初在调查会上强烈要求当红军，但他年已48岁，未被红军接受，回到村里工作。1935年因生活所迫，年过五旬的他受雇于商人当挑夫，后患痢疾客死在赣州。
温奉章，佃农出身，是当时参加调查会的8位农民中唯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幸运者。他当时因腿疾没有被批准当红军。随红军向根据地退却时返家，因行走不便与毛泽东在路上邂逅相遇。毛泽东自己出资派警卫员在附近农家雇请了一辆牛角车（即独轮车），找人将温奉章扶上车，一路护送到吉安。温奉章回到村里后曾到红军后方医院当炊事员。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当了红二十四师一名普通战士。红二十四师向闽粤边境突围时，队伍被打散，他讨饭回乡从事农耕。20世纪60年代末，新余县在罗坊筹建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纪念馆时，曾两度接他去作报告，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1972年，他因患鼻咽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家中，时年64岁。
当年参加调查会的8位农民，先后有7人当了红军，6人成为革命烈士。当年他们大都是中共党员和红军预备队营连级干部。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天下穷人的解放，他们不奢望得到革命胜利后的什么待遇。他们同无数中国农民一样，胸怀坦荡，默默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革命。
1988年对八个家庭后代的调查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毛泽东当年调查过的8户农民家庭，经过多年的历史演变，他们后辈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组成联合调查组找到8位农民的后人，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测算，并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新老一辈都未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
调查报告从四个方面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了对照和比较：
劳动方式、生产工具——8个农户的后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他们和祖辈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犁、耙、锄、铲，几乎没有变化。
口粮和债务——8个农户过去有7户吃不饱，1988年也有7户口粮不足，缺粮数相近，1930年有8户欠债，1987年仍有7户欠债。
文化程度——据统计，老一代人在毛泽东调查时，平均读书5.1年，新一代人在1988年调查中平均读书5.3年，仅增加了0.2年。
生活水平——1987年8户农民人均年收入166元，处在贫困线之下，远远低于同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06元的标准。
这份调查报告出炉后，在某内刊上登载过，其中的结论部分被一些报刊陆续转载披露，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激起了人们对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生活的热情关注，促进了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
1990年，中央政策研究室重新布置对“兴国调查”8位农民后代的生产生活再作调查的任务。江西省社科联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再度组织调查组，对这8户农民开展追踪调查，自1995年至1996年11月上旬，先后作了三次调查，形成了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
2008年的调查：八位农民后代的现状
2008年五六月，我重新走访了8位农民的后代，调查、了解他们目前的生产生活情况。
（一）傅济庭之孙傅传芬
傅传芬全家有10口人，他自己在县城打工，2个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全家年收入10多万元。4个孙辈都在上中小学和幼儿园，其中大儿子的2个小孩在广州读书。
傅传芬的大儿子在村公路边单独兴建了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出租给别人开摩托车修理店。小儿子也在老屋旁边平整了一块150平方米的土地，并购买了部分建筑材料准备兴建新房。
傅传芬家有轻便摩托车1辆，电冰箱1台，彩电2台，电话1部，手机1部，安装了闭路电视。现用压水井，但已购买了安装自来水的水塔等材料，准备安装自来水。有家用碾米机1台。
（二）陈北平继子陈显来
陈显来，1939年生，曾就读南昌铁路学院（1959年），暑假后该学院解散，从此在家务农。
陈显来家有6口人。 儿子、儿媳和2个孙子都在外打工，2007年赚回4万多元。陈显来夫妻在家务农，2007年收稻谷2500斤，摘木梓20担（榨油140斤），出栏生猪1头。
陈显来家原来的房子在半山腰上，交通很不方便。2006年，他家又在村级水泥公路边兴建了一层砖混结构新房，占地面积130平方米。
陈显来家有摩托车1辆，彩电1台，VCD 1部，电话1部，手机4部，安装有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器，打了压水井。
（三）陈侦山继子陈昉琼
陈昉琼已于1999年去世，其妻刘秀英，现年74岁。5个儿子均已成家，家庭总人口28人，生活在村里属中上水平。大儿子以前在赣州与人合伙开店卖家用电器，其他4个儿子都在福建承包建筑工程。现除了老四、老五仍在福建发展外，其余均已回乡创业。
陈昉琼的5个儿子中有4个另外建了新房，占地面积均在120平方米以上。老四的房子不仅内装修较好，家具、电器齐全，外墙还贴了瓷砖，在村里很显眼。老大虽然没有另建新房，但房子经过粉刷装修，收拾得干净整洁，倒也住得舒适。
5个儿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又有一门手艺，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老大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广阔的人缘，经常做些转手生意，每年至少可以赚二三万元。老二回乡后承包了当地的几个建筑工程，还在村公路边兴办纸筋厂，收入也很可观。老四今年又在福建增加投资30多万元，新招工人30多人，规模不断壮大。老五夫妻在福建帮老四管理工地，年收入也不少于6万元。
5个儿子家家都有摩托车、彩电、音响、VCD、电话、手机，安装了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和自来水。老四家还用上了电冰箱和组合家具。
（四）黄大春继子黄英明
黄英明，住永丰乡茶石村，现年67岁。家庭总人口6人，其中继子一家4口建房另居。
黄英明以前会木匠活，还会做爆竹。现在爆竹不允许小作坊生产，年纪大了木匠活也干不了，只好在家照管亲生女儿的2个小孩。
黄英明家属五保户，2007年共领救济款2070元。2007年初，黄英明患慢性心肌梗塞，后住院治疗，花医药费2300元，幸好有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800多元。但仍需长期服药，每天药费10多元，成了一个负担。
继子黄春园，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在赣县田村一个砖厂打工，工资七八百元。儿媳在家养猪，年出栏生猪10头左右，可获利1万元。孙子初中毕业后学了电脑，现在县城某广告公司打工，除去吃用，每月剩余500元。孙女在广东打工。
黄英明家的住房是1969年后陆续建成的，土木结构，两层，占地面积120平方米。1999年，其继子又在旁边兴建砖混结构新房一层，占地面积110平方米，2006年续建第二层。今年进行了粉刷装修，看起来很漂亮。
黄英明家有摩托车2辆，彩电2台，电话1部，手机1部，安装了自来水和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
黄英明家的交通很方便，水泥公路接通了兴国县城和赣县，每天有2部中巴车从家门口经过。
（五）雷汉香孙子雷怡来
雷怡来，1953年生。雷怡来家有6口人，儿子、儿媳均在外打工，除去吃用每人每月剩余1000多元。雷怡来夫妻在家务农和照管孙子。2007年收稻谷31担，摘油茶4担（榨油80斤），出栏生猪1头。
雷怡来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其妻从2007年开始患高血压、慢性心肌梗塞等病，每天药费10多元。2007年花医药费2000多元，因为是门诊，只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报销了100多元。
雷怡来家里原有老屋一栋，1994年在村口路边新建砖瓦房一幢，占地约120平方米，后陆续添建附属建筑，占地100平方米。现又进行了粉刷装修。雷怡来家有摩托车1辆，轻便摩托车1辆，彩电1台，VCD 1台，电话1部，安装有家用自来水。
（六）钟得五堂孙钟来发
钟来发， 1952年生，初中毕业，现在家务农。2007年收稻谷50担，出售30担；出栏生猪1头。2007年开始养母猪1头，现已开始产崽。
儿子、儿媳均在东莞打工，工资平均每人每月1900元。
钟来发家现住房为1984年所建，土木结构，两层，已粉刷装修，占地面积100平方米，附建26平方米。
钟来发家有摩托车1辆，彩电1台，轻便摩托车1辆，电话1部，手机1部，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1套，引山泉水自用。
（七）李昌英之孙李吉锴
李吉锴家现有15口人。他们夫妻都在家务农，耕种7亩责任田，养1头母猪，100多只鸭子。8个儿子有7个在外打工，1个在读大学。全家年收入近10万元。
李吉锴家的住房面积较大，但因为人口较多，仍不够住。2008 年新建了砖混结构住房1幢，占地面积120平方米。
李吉锴家有彩电1台，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器1套，手机1部，家用碾米机1台，引山泉水自用。
（八）温奉章之子温常鑫
温常鑫，现年64岁，初中毕业，原为民办教师，1985年转为公办教师。2008年上半年退休，退休后月工资1500多元。名下共有15口人，3个儿子均已成家分开另过。最大的孙子18虚岁，已高中毕业，还有1个孙子在赣州读技校；最小的孙子5虚岁，尚未上幼儿园。
温常鑫的大儿子在家种田兼做木匠，二儿子和三儿子都是夫妻双双在广东打工。大儿子和三儿子都已建房另居，只有二儿子一家和温常鑫住在老房子里。
这几年，公购粮免了，“三提五统”没有了，还有种粮补贴，本来温常鑫家的日子很好过了，但因为病痛多，花了钱，日子还是很拮据。温常鑫从2003年开始患腰椎盘突出，至今治病已花了4万元。虽然有医保，但因为没人服侍，不能住院治疗，只好看门诊，医药费报销不了。其妻钟元贞，2008年患病2次，一次是胃窦炎，一次是肾结石，差点死了。花了8000多元医药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报销了500元。其余看门诊费不能报。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儿子娶了两次亲，花费不少。特别是二儿子，现在的媳妇文化低，赚的钱勉强只够自己开销，生活还是比较困难。
1988年和2008年两次调查的比较
从1988年对8户家庭后代的第一次调查到2008年，时间过去了20年。这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时期，也是中国“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就的时期。特别是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不仅在农村取消了千百年来的“皇粮国税”，而且还发放种粮补贴，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生活和医疗得到了有效的保障。20年中，这8户农民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现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大部分还过上了小康生活。真可谓“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
这8户家庭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生活环境有了巨大改变。首先，交通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8户家庭都生活在山区，离圩镇最远的15公里，最近的2.5公里。前辈过的是“日走山路，夜打灯笼”、“出门三步羊肠道，百里千斤靠肩挑”的日子。这种状况在1988年调查时仍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现在，有6户家门前修通了水泥公路，有的路还开通了直达县城的客运班线。1987年8户农户中只有3户接线通电，共有8辆自行车。现在8户皆“路通电通水通”，家家有摩托车，有的家庭达五六辆。其次，改变了信息闭塞的状况。1988年，8户农民没有1户有电话，仅有1户购买了电视机。现在，不仅家家开通了程控电话，安装了闭路电视（或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而且还用上了手机，做到足不出户也能知道天下大事。
（二）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年，这8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有166元，比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低297元。2007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287元，比20年前增长了13倍。8户农民的收入不仅有大幅度的增加，其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8年，8户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来自种田和家庭养殖业，占总收入的93.4%，货币收入甚微。现在，他们中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脱离农业生产。在被调查的92人中有40人长年在外务工或经商，务工收入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如陈侦山继子陈昉琼一家，1988年调查时缺一个半月的口粮，欠债500元。其后代通过外出务工挣钱，现在不仅口粮不缺，而且家家建了新房。其四子在福建承包工程，成了村里响当当的富户。
（三）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在物质生活方面，1988年，8户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粮现象，只能过“番薯丝拌饭”的日子；除了过年过节，基本上没有肉吃。可以说，他们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现在，他们不仅家家粮食有余，而且村村都有卖肉点，鸡鸭鱼肉，想吃就吃。除了自酿的米酒，家家都储有数量不等的白酒或啤酒。他们都“有车（摩托车）有房”，过上了以前只有城里人才能过上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龙头一开，流水哗哗”的生活，完全跨越了温饱线。有的学者将当代农民的小康标准概括为“出门有摩托，吃饭有酒喝，睡觉有老婆”三句话，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8户农民均已跨进了小康行列。
在精神生活方面，除了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外，8户农民都有自己的电视，可以随时观看喜爱的电视节目。有的村庄还有自己的庙会和戏团。有的乡村办起了幼儿园，小孩可以自愿选择满意的地方就读。
在生活、医疗保障方面，建立了困难群体救助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
（四）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1988年调查时，8户农民后代的思想都比较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等、靠、要”的思想比较普遍，有的要求贷款，有的希望给予救济。现在他们户户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凭着智慧和汗水融入到现代化都市生活之中，明白了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创造的道理。特别是他们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纷纷花血本进行教育投资。现在，他们的后代中，有1人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有4人中学毕业后读了技校。有的从小就把小孩送到南昌、福建、广州等地上学，希望他们学业有成，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8个农户家庭地处深山，生产条件差。1987年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仅低于当时全国农民的水平，也低于同期兴国全县农民的生活水平。1988年调查时发现，“第一次革命”虽然使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生活上仍处在贫困状态。最近的调查表明，仅仅20年的时光，8户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大部分还过上了小康生活。
这8户农家的变迁，就像几滴水珠，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亿农民的命运。从8户农民家庭的变化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强国之路，也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
（责任编辑刘荣刚）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作了统计。这些农民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汇报。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一点不觉得疲倦。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他们同意后，再记在本子上。毛泽东还向他们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本来他还要调查儿童、妇女的情形、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要“诱敌深入”，撤离罗坊，向根据地退却，于是调查会只开了一周便结束了。
八位农民后来的情况
当年接受毛泽东“兴国调查”的8位农民，在调查会后，大部分随军行动。其中，傅济庭、陈北平、雷汉香等6人随即参加了红军。
傅济庭，这位红军预备队营长，负责召集其余7人开会的干部，是兼开小作坊的农民。因家中小作坊账目未清，曾表示回家处理账目后再当红军。但与毛泽东相处一星期，思想发生了变化，在调查会一结束就带头当了红军。他读书6年，文化程度较高，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工作。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他请假回家处理小作坊账目，曾带回一张与毛泽东、贺子珍合影的照片给乡邻们看。他在家3天后返回部队，途经崇贤圩，黑夜里被人怀疑为“AB团”探子，杀害于河滩上。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评为革命烈士。
陈北平，革命前是教书先生，1930年冬请假探亲，因正值“肃反”高潮，他被仇家诬告为“AB团”，从家中被抓走，解送到永丰区遭杀害。1982年复查，村里上报了材料，他被追认为烈士。
陈侦山，革命前是一个兼看“风水”的农民，参加红军后成为红三军团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1934年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牺牲在广昌县东华山保卫战中。
黄大春，革命前是兼做鞭炮手艺的农民。他参加红军后的第二年又回到村里，在半个月内动员了同村一批做鞭炮的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后杳无音信。
雷汉香，雇农出身，革命前是泥水匠学徒。参加红军后，一直没有脱离部队，跟随三军团参加了长征，牺牲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钟得五，革命前是账房先生，参加红军后从未返回老家。钟来发是他的侄子，为避战祸，在其母亲的带领下举家逃往福建，新中国成立后才返回原籍，并过继给钟得五为子。
李昌英，佃农出身，当初在调查会上强烈要求当红军，但他年已48岁，未被红军接受，回到村里工作。1935年因生活所迫，年过五旬的他受雇于商人当挑夫，后患痢疾客死在赣州。
温奉章，佃农出身，是当时参加调查会的8位农民中唯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幸运者。他当时因腿疾没有被批准当红军。随红军向根据地退却时返家，因行走不便与毛泽东在路上邂逅相遇。毛泽东自己出资派警卫员在附近农家雇请了一辆牛角车（即独轮车），找人将温奉章扶上车，一路护送到吉安。温奉章回到村里后曾到红军后方医院当炊事员。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当了红二十四师一名普通战士。红二十四师向闽粤边境突围时，队伍被打散，他讨饭回乡从事农耕。20世纪60年代末，新余县在罗坊筹建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纪念馆时，曾两度接他去作报告，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1972年，他因患鼻咽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家中，时年64岁。
当年参加调查会的8位农民，先后有7人当了红军，6人成为革命烈士。当年他们大都是中共党员和红军预备队营连级干部。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天下穷人的解放，他们不奢望得到革命胜利后的什么待遇。他们同无数中国农民一样，胸怀坦荡，默默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革命。
1988年对八个家庭后代的调查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毛泽东当年调查过的8户农民家庭，经过多年的历史演变，他们后辈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组成联合调查组找到8位农民的后人，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测算，并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新老一辈都未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
调查报告从四个方面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了对照和比较：
劳动方式、生产工具——8个农户的后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他们和祖辈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犁、耙、锄、铲，几乎没有变化。
口粮和债务——8个农户过去有7户吃不饱，1988年也有7户口粮不足，缺粮数相近，1930年有8户欠债，1987年仍有7户欠债。
文化程度——据统计，老一代人在毛泽东调查时，平均读书5.1年，新一代人在1988年调查中平均读书5.3年，仅增加了0.2年。
生活水平——1987年8户农民人均年收入166元，处在贫困线之下，远远低于同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06元的标准。
这份调查报告出炉后，在某内刊上登载过，其中的结论部分被一些报刊陆续转载披露，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激起了人们对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生活的热情关注，促进了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
1990年，中央政策研究室重新布置对“兴国调查”8位农民后代的生产生活再作调查的任务。江西省社科联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再度组织调查组，对这8户农民开展追踪调查，自1995年至1996年11月上旬，先后作了三次调查，形成了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
2008年的调查：八位农民后代的现状
2008年五六月，我重新走访了8位农民的后代，调查、了解他们目前的生产生活情况。
（一）傅济庭之孙傅传芬
傅传芬全家有10口人，他自己在县城打工，2个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全家年收入10多万元。4个孙辈都在上中小学和幼儿园，其中大儿子的2个小孩在广州读书。
傅传芬的大儿子在村公路边单独兴建了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出租给别人开摩托车修理店。小儿子也在老屋旁边平整了一块150平方米的土地，并购买了部分建筑材料准备兴建新房。
傅传芬家有轻便摩托车1辆，电冰箱1台，彩电2台，电话1部，手机1部，安装了闭路电视。现用压水井，但已购买了安装自来水的水塔等材料，准备安装自来水。有家用碾米机1台。
（二）陈北平继子陈显来
陈显来，1939年生，曾就读南昌铁路学院（1959年），暑假后该学院解散，从此在家务农。
陈显来家有6口人。 儿子、儿媳和2个孙子都在外打工，2007年赚回4万多元。陈显来夫妻在家务农，2007年收稻谷2500斤，摘木梓20担（榨油140斤），出栏生猪1头。
陈显来家原来的房子在半山腰上，交通很不方便。2006年，他家又在村级水泥公路边兴建了一层砖混结构新房，占地面积130平方米。
陈显来家有摩托车1辆，彩电1台，VCD 1部，电话1部，手机4部，安装有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器，打了压水井。
（三）陈侦山继子陈昉琼
陈昉琼已于1999年去世，其妻刘秀英，现年74岁。5个儿子均已成家，家庭总人口28人，生活在村里属中上水平。大儿子以前在赣州与人合伙开店卖家用电器，其他4个儿子都在福建承包建筑工程。现除了老四、老五仍在福建发展外，其余均已回乡创业。
陈昉琼的5个儿子中有4个另外建了新房，占地面积均在120平方米以上。老四的房子不仅内装修较好，家具、电器齐全，外墙还贴了瓷砖，在村里很显眼。老大虽然没有另建新房，但房子经过粉刷装修，收拾得干净整洁，倒也住得舒适。
5个儿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又有一门手艺，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老大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广阔的人缘，经常做些转手生意，每年至少可以赚二三万元。老二回乡后承包了当地的几个建筑工程，还在村公路边兴办纸筋厂，收入也很可观。老四今年又在福建增加投资30多万元，新招工人30多人，规模不断壮大。老五夫妻在福建帮老四管理工地，年收入也不少于6万元。
5个儿子家家都有摩托车、彩电、音响、VCD、电话、手机，安装了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和自来水。老四家还用上了电冰箱和组合家具。
（四）黄大春继子黄英明
黄英明，住永丰乡茶石村，现年67岁。家庭总人口6人，其中继子一家4口建房另居。
黄英明以前会木匠活，还会做爆竹。现在爆竹不允许小作坊生产，年纪大了木匠活也干不了，只好在家照管亲生女儿的2个小孩。
黄英明家属五保户，2007年共领救济款2070元。2007年初，黄英明患慢性心肌梗塞，后住院治疗，花医药费2300元，幸好有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800多元。但仍需长期服药，每天药费10多元，成了一个负担。
继子黄春园，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在赣县田村一个砖厂打工，工资七八百元。儿媳在家养猪，年出栏生猪10头左右，可获利1万元。孙子初中毕业后学了电脑，现在县城某广告公司打工，除去吃用，每月剩余500元。孙女在广东打工。
黄英明家的住房是1969年后陆续建成的，土木结构，两层，占地面积120平方米。1999年，其继子又在旁边兴建砖混结构新房一层，占地面积110平方米，2006年续建第二层。今年进行了粉刷装修，看起来很漂亮。
黄英明家有摩托车2辆，彩电2台，电话1部，手机1部，安装了自来水和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
黄英明家的交通很方便，水泥公路接通了兴国县城和赣县，每天有2部中巴车从家门口经过。
（五）雷汉香孙子雷怡来
雷怡来，1953年生。雷怡来家有6口人，儿子、儿媳均在外打工，除去吃用每人每月剩余1000多元。雷怡来夫妻在家务农和照管孙子。2007年收稻谷31担，摘油茶4担（榨油80斤），出栏生猪1头。
雷怡来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其妻从2007年开始患高血压、慢性心肌梗塞等病，每天药费10多元。2007年花医药费2000多元，因为是门诊，只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报销了100多元。
雷怡来家里原有老屋一栋，1994年在村口路边新建砖瓦房一幢，占地约120平方米，后陆续添建附属建筑，占地100平方米。现又进行了粉刷装修。雷怡来家有摩托车1辆，轻便摩托车1辆，彩电1台，VCD 1台，电话1部，安装有家用自来水。
（六）钟得五堂孙钟来发
钟来发， 1952年生，初中毕业，现在家务农。2007年收稻谷50担，出售30担；出栏生猪1头。2007年开始养母猪1头，现已开始产崽。
儿子、儿媳均在东莞打工，工资平均每人每月1900元。
钟来发家现住房为1984年所建，土木结构，两层，已粉刷装修，占地面积100平方米，附建26平方米。
钟来发家有摩托车1辆，彩电1台，轻便摩托车1辆，电话1部，手机1部，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1套，引山泉水自用。
（七）李昌英之孙李吉锴
李吉锴家现有15口人。他们夫妻都在家务农，耕种7亩责任田，养1头母猪，100多只鸭子。8个儿子有7个在外打工，1个在读大学。全家年收入近10万元。
李吉锴家的住房面积较大，但因为人口较多，仍不够住。2008 年新建了砖混结构住房1幢，占地面积120平方米。
李吉锴家有彩电1台，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器1套，手机1部，家用碾米机1台，引山泉水自用。
（八）温奉章之子温常鑫
温常鑫，现年64岁，初中毕业，原为民办教师，1985年转为公办教师。2008年上半年退休，退休后月工资1500多元。名下共有15口人，3个儿子均已成家分开另过。最大的孙子18虚岁，已高中毕业，还有1个孙子在赣州读技校；最小的孙子5虚岁，尚未上幼儿园。
温常鑫的大儿子在家种田兼做木匠，二儿子和三儿子都是夫妻双双在广东打工。大儿子和三儿子都已建房另居，只有二儿子一家和温常鑫住在老房子里。
这几年，公购粮免了，“三提五统”没有了，还有种粮补贴，本来温常鑫家的日子很好过了，但因为病痛多，花了钱，日子还是很拮据。温常鑫从2003年开始患腰椎盘突出，至今治病已花了4万元。虽然有医保，但因为没人服侍，不能住院治疗，只好看门诊，医药费报销不了。其妻钟元贞，2008年患病2次，一次是胃窦炎，一次是肾结石，差点死了。花了8000多元医药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报销了500元。其余看门诊费不能报。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儿子娶了两次亲，花费不少。特别是二儿子，现在的媳妇文化低，赚的钱勉强只够自己开销，生活还是比较困难。
1988年和2008年两次调查的比较
从1988年对8户家庭后代的第一次调查到2008年，时间过去了20年。这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时期，也是中国“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就的时期。特别是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不仅在农村取消了千百年来的“皇粮国税”，而且还发放种粮补贴，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生活和医疗得到了有效的保障。20年中，这8户农民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现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大部分还过上了小康生活。真可谓“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
这8户家庭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生活环境有了巨大改变。首先，交通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8户家庭都生活在山区，离圩镇最远的15公里，最近的2.5公里。前辈过的是“日走山路，夜打灯笼”、“出门三步羊肠道，百里千斤靠肩挑”的日子。这种状况在1988年调查时仍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现在，有6户家门前修通了水泥公路，有的路还开通了直达县城的客运班线。1987年8户农户中只有3户接线通电，共有8辆自行车。现在8户皆“路通电通水通”，家家有摩托车，有的家庭达五六辆。其次，改变了信息闭塞的状况。1988年，8户农民没有1户有电话，仅有1户购买了电视机。现在，不仅家家开通了程控电话，安装了闭路电视（或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而且还用上了手机，做到足不出户也能知道天下大事。
（二）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年，这8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有166元，比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低297元。2007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287元，比20年前增长了13倍。8户农民的收入不仅有大幅度的增加，其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8年，8户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来自种田和家庭养殖业，占总收入的93.4%，货币收入甚微。现在，他们中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脱离农业生产。在被调查的92人中有40人长年在外务工或经商，务工收入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如陈侦山继子陈昉琼一家，1988年调查时缺一个半月的口粮，欠债500元。其后代通过外出务工挣钱，现在不仅口粮不缺，而且家家建了新房。其四子在福建承包工程，成了村里响当当的富户。
（三）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在物质生活方面，1988年，8户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粮现象，只能过“番薯丝拌饭”的日子；除了过年过节，基本上没有肉吃。可以说，他们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现在，他们不仅家家粮食有余，而且村村都有卖肉点，鸡鸭鱼肉，想吃就吃。除了自酿的米酒，家家都储有数量不等的白酒或啤酒。他们都“有车（摩托车）有房”，过上了以前只有城里人才能过上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龙头一开，流水哗哗”的生活，完全跨越了温饱线。有的学者将当代农民的小康标准概括为“出门有摩托，吃饭有酒喝，睡觉有老婆”三句话，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8户农民均已跨进了小康行列。
在精神生活方面，除了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外，8户农民都有自己的电视，可以随时观看喜爱的电视节目。有的村庄还有自己的庙会和戏团。有的乡村办起了幼儿园，小孩可以自愿选择满意的地方就读。
在生活、医疗保障方面，建立了困难群体救助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
（四）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1988年调查时，8户农民后代的思想都比较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等、靠、要”的思想比较普遍，有的要求贷款，有的希望给予救济。现在他们户户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凭着智慧和汗水融入到现代化都市生活之中，明白了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创造的道理。特别是他们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纷纷花血本进行教育投资。现在，他们的后代中，有1人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有4人中学毕业后读了技校。有的从小就把小孩送到南昌、福建、广州等地上学，希望他们学业有成，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8个农户家庭地处深山，生产条件差。1987年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仅低于当时全国农民的水平，也低于同期兴国全县农民的生活水平。1988年调查时发现，“第一次革命”虽然使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生活上仍处在贫困状态。最近的调查表明，仅仅20年的时光，8户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大部分还过上了小康生活。
这8户农家的变迁，就像几滴水珠，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亿农民的命运。从8户农民家庭的变化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强国之路，也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