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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您作为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专家，发表、出版过很多这方面的成果。值此之际，想请您对五四运动作一回顾，并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看法。
萧超然：过去我主要是从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的关系的角度，对五四运动作过一些研究，但谈不上作过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身体不好，很少参加学术活动，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现状不太了解。既然你们要我谈谈，我就从宏观的角度，对五四运动及其相关的问题谈谈看法。
记者：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90年了。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您如何评价五四运动？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上写的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吹响了反封建复古思想，主张民主主义的战斗号角，响亮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从而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蓄，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它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尽管它自身也有弱点，如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但在当时说来，它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这就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然而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并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因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开始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在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也开始对它采取某种怀疑和保留态度。如李大钊在1916年5月就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正是由于产生了这种制度性的怀疑，这就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了重要铺垫。
记者：我看过您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从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五四运动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萧超然：五四运动是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它的发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就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到1919年上半年，由于巴黎和会召开，中国外交的失败，文化运动遂急转直下，演变发展成为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贼和拒签“和约 ”的一场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演变发展成为爱国政治运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如果仅就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来说，它又是一个自发的行动。其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 5月3日，北大校长蔡元培从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得知政府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蔡元培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了持反日立场的北大学生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他们当即约集有关学生，在北大西斋商谈对策，并决定当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当晚，除北大全体学生到会外，其他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也到会。会议决定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提前于次日举行。这样，就有了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从而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从五四运动爆发的过程看，它并不是早就谋划好的，它是一个自发的行动。由于游行示威队伍是从北大红楼出发，所以有人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有人说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我觉得，还是说发源地更准确些。
记者：由于五四运动从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所以有人认为五四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被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政治发展所打断、所代替，是革命压倒了启蒙，政治干扰了文化。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萧超然：这种观点其实并非新见。胡适早就说过：“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并认为“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这是一种“不幸”。胡适的这个观点，反映了作为文化学者的他对文化的偏好与执著，对政治的嫌恶，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运动”，说要“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文化）的基础”。但这是他在以感情代替历史，它既不反映五四时期历史发展的真实，也不符合五四时期历史发展的本质。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五四运动爆发后，蒋梦麟与胡适曾有个谋划，他们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迁到南方去。当时他们对北大的状况很悲观，因为北大的一些爱国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校长蔡元培也被迫出走，他们认为在北洋军阀的枪杆子底下，北大在新文化运动方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想把北大新派人士弄到南京去，让北大成为一个旧派的中心。他们曾发动北大师生有愿去者签名，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后来蔡元培回到了北大，反对这种做法，继续举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还允许北大师生讲授、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反映了蔡元培伟大的文化情怀，是很不简单的。
我认为不能把五四运动只看做是一个文化运动，它是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学生政治运动，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运动，是同一历史过程中两个相互交叉、衔接、推进的不同层面，是不能分割的。需知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首要主题是民族独立，是救亡，而不是民主；是政治，而不是文化。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从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开始走上了自主的、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之路，这是最根本的启蒙。由此，在社会主义导向下，中国人民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角，看到了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统一富强的前景。如果五四运动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就不会震撼全国，引起广泛的反响，并长期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发展，被赋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样的历史定位，它是有重大意义的。
记者：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三次论战”，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实验主义者（胡适）展开的“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有学者指出将此归纳为“三次论战”不科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萧超然：现在我年纪大了，不太了解学术界的这些争论，也没有看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三次论战”的提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可以讨论。下面我仅就“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谈点看法。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明显。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向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针对胡适的这种言论，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交相为用、并行不悖；认为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
对于这次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过去我们的看法有点简单化，把胡适和李大钊说成是尖锐对立的两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为了要彰显李大钊的革命立场，借以批判胡适的改良主义立场，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相。应该说，当时李大钊和胡适是在作学理的探讨，并没有达到革命与改良尖锐对立的地步。从五四时期看，胡适在北大的地位比李大钊还要高一点，但李大钊思想敏锐，看问题更远也更彻底一些，特别是他在十月革命后，坚信马克思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此，胡适是坚决反对的，他和李大钊在思想上是有分歧的。这也导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营垒的分化，发生了《新青年》编辑部征求意见后终于分裂，原本共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北大学生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跟着胡适走了，一部分人跟着李大钊走了。后来的历史发展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在个人之间，胡适和李大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李大钊牺牲后，1933年进行安葬仪式，蒋梦麟发起募捐，胡适还捐赠了不菲的赙仪。
记者: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是最早选择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时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我们现在认识的社会主义有没有差别？
萧超然：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如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要有一般与特殊的区别，必须要有各民族、各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使“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们的实境”；认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 ，不是破坏生产的”, “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值，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认为社会主义是“有竞争”的，只排除那种垄断性的竞争；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应该是十分充实的，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金钱主义气味”，促进文化艺术的真正发展，保存文化艺术的个性，“表现纯正的美”，等等。当然，五四时期，大多数人是“隔着纱窗见晓雾”，对社会主义的认知还是很模糊的，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有必要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不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是有基本认知的，尽管不如今天我们的认知具体、形象而深入。只是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几乎完全陷于无认知。
记者: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走进了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航道，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在这以后的进程中却遇到了一些挫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萧超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目标、一种理想来追求，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追求。新中国的成立，为把这种理想、这种追求变为现实提供了最好的契机。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此理应走上良性、稳定的轨道。但不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挫折。其原因除去诸种客观因素外，主观方面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的失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没有跟随时代的前进而变换过时的思维模式和陈旧的领导方法，并急于超前进入共产主义，以致发生两次大挫折，造成了严重后果。对这两次挫折，我们要深入研究，跳出为亲者隐、为尊者讳的旧史学传统，把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曲折进程写进历史，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取教训，资政育人。
但与此同时，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即便在发生挫折的时刻，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梦想，没有停止追求的步伐，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这表明五四时期播下的科学社会主义种子仍存留在毛泽东心中，也存留在千百万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的心中。同时已搭建好了一个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平台。这是基本的前提。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种子的根基，如果没有进行探索建设的国家发展平台，那么，也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发展。
记者：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评述？
萧超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拨乱反正，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在国人面前。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接力拼搏，也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90年前五四运动时期播下的科学社会主义种子，今天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导向不动摇，坚持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我们振兴中华的伟业，就一定会越来越强固，越来越壮丽；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回眸五四运动90年，我想以一首小诗作结：
南陈北李，前毛后邓；
建党立国，中华振兴。
这是我的一点认知，或有偏颇，我期待着广大读者和同好专家批评指正。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汪文庆）
萧超然：过去我主要是从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的关系的角度，对五四运动作过一些研究，但谈不上作过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身体不好，很少参加学术活动，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现状不太了解。既然你们要我谈谈，我就从宏观的角度，对五四运动及其相关的问题谈谈看法。
记者：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90年了。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您如何评价五四运动？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上写的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吹响了反封建复古思想，主张民主主义的战斗号角，响亮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从而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蓄，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它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尽管它自身也有弱点，如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但在当时说来，它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这就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然而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并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因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开始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在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也开始对它采取某种怀疑和保留态度。如李大钊在1916年5月就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正是由于产生了这种制度性的怀疑，这就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了重要铺垫。
记者：我看过您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从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五四运动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萧超然：五四运动是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它的发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就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到1919年上半年，由于巴黎和会召开，中国外交的失败，文化运动遂急转直下，演变发展成为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贼和拒签“和约 ”的一场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演变发展成为爱国政治运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如果仅就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来说，它又是一个自发的行动。其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 5月3日，北大校长蔡元培从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得知政府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蔡元培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了持反日立场的北大学生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他们当即约集有关学生，在北大西斋商谈对策，并决定当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当晚，除北大全体学生到会外，其他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也到会。会议决定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提前于次日举行。这样，就有了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从而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从五四运动爆发的过程看，它并不是早就谋划好的，它是一个自发的行动。由于游行示威队伍是从北大红楼出发，所以有人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有人说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我觉得，还是说发源地更准确些。
记者：由于五四运动从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所以有人认为五四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被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政治发展所打断、所代替，是革命压倒了启蒙，政治干扰了文化。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萧超然：这种观点其实并非新见。胡适早就说过：“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并认为“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这是一种“不幸”。胡适的这个观点，反映了作为文化学者的他对文化的偏好与执著，对政治的嫌恶，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运动”，说要“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文化）的基础”。但这是他在以感情代替历史，它既不反映五四时期历史发展的真实，也不符合五四时期历史发展的本质。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五四运动爆发后，蒋梦麟与胡适曾有个谋划，他们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迁到南方去。当时他们对北大的状况很悲观，因为北大的一些爱国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校长蔡元培也被迫出走，他们认为在北洋军阀的枪杆子底下，北大在新文化运动方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想把北大新派人士弄到南京去，让北大成为一个旧派的中心。他们曾发动北大师生有愿去者签名，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后来蔡元培回到了北大，反对这种做法，继续举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还允许北大师生讲授、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反映了蔡元培伟大的文化情怀，是很不简单的。
我认为不能把五四运动只看做是一个文化运动，它是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学生政治运动，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运动，是同一历史过程中两个相互交叉、衔接、推进的不同层面，是不能分割的。需知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首要主题是民族独立，是救亡，而不是民主；是政治，而不是文化。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从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开始走上了自主的、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之路，这是最根本的启蒙。由此，在社会主义导向下，中国人民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角，看到了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统一富强的前景。如果五四运动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就不会震撼全国，引起广泛的反响，并长期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发展，被赋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样的历史定位，它是有重大意义的。
记者：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三次论战”，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实验主义者（胡适）展开的“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有学者指出将此归纳为“三次论战”不科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萧超然：现在我年纪大了，不太了解学术界的这些争论，也没有看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三次论战”的提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可以讨论。下面我仅就“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谈点看法。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明显。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向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针对胡适的这种言论，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交相为用、并行不悖；认为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
对于这次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过去我们的看法有点简单化，把胡适和李大钊说成是尖锐对立的两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为了要彰显李大钊的革命立场，借以批判胡适的改良主义立场，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相。应该说，当时李大钊和胡适是在作学理的探讨，并没有达到革命与改良尖锐对立的地步。从五四时期看，胡适在北大的地位比李大钊还要高一点，但李大钊思想敏锐，看问题更远也更彻底一些，特别是他在十月革命后，坚信马克思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此，胡适是坚决反对的，他和李大钊在思想上是有分歧的。这也导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营垒的分化，发生了《新青年》编辑部征求意见后终于分裂，原本共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北大学生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跟着胡适走了，一部分人跟着李大钊走了。后来的历史发展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在个人之间，胡适和李大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李大钊牺牲后，1933年进行安葬仪式，蒋梦麟发起募捐，胡适还捐赠了不菲的赙仪。
记者: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是最早选择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时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我们现在认识的社会主义有没有差别？
萧超然：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如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要有一般与特殊的区别，必须要有各民族、各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使“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们的实境”；认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 ，不是破坏生产的”, “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值，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认为社会主义是“有竞争”的，只排除那种垄断性的竞争；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应该是十分充实的，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金钱主义气味”，促进文化艺术的真正发展，保存文化艺术的个性，“表现纯正的美”，等等。当然，五四时期，大多数人是“隔着纱窗见晓雾”，对社会主义的认知还是很模糊的，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有必要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不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是有基本认知的，尽管不如今天我们的认知具体、形象而深入。只是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几乎完全陷于无认知。
记者: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走进了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航道，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在这以后的进程中却遇到了一些挫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萧超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目标、一种理想来追求，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追求。新中国的成立，为把这种理想、这种追求变为现实提供了最好的契机。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此理应走上良性、稳定的轨道。但不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挫折。其原因除去诸种客观因素外，主观方面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的失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没有跟随时代的前进而变换过时的思维模式和陈旧的领导方法，并急于超前进入共产主义，以致发生两次大挫折，造成了严重后果。对这两次挫折，我们要深入研究，跳出为亲者隐、为尊者讳的旧史学传统，把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曲折进程写进历史，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取教训，资政育人。
但与此同时，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即便在发生挫折的时刻，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梦想，没有停止追求的步伐，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这表明五四时期播下的科学社会主义种子仍存留在毛泽东心中，也存留在千百万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的心中。同时已搭建好了一个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平台。这是基本的前提。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种子的根基，如果没有进行探索建设的国家发展平台，那么，也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发展。
记者：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评述？
萧超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拨乱反正，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在国人面前。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接力拼搏，也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90年前五四运动时期播下的科学社会主义种子，今天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导向不动摇，坚持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我们振兴中华的伟业，就一定会越来越强固，越来越壮丽；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回眸五四运动90年，我想以一首小诗作结：
南陈北李，前毛后邓；
建党立国，中华振兴。
这是我的一点认知，或有偏颇，我期待着广大读者和同好专家批评指正。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