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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规范校外培训层面，《意见》从机构审批、运作方式、培训内容、培训时间等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文件发布当日，行业三大巨头好未来、新东方、高途的股价跌幅均超过50%。大机构裁员、小机构停办，教培行业凛冬已至。
“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持续二十多年的繁荣发展已经是过去式，未来教培的同步辅导等业务还会存在，但不会像原来那样狂飙突进式的增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研究分会副会长、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但在如何根除教育焦虑这个问题上，事情更为复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培机构得以生存的基础，是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发展不均衡造成的择校需求。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
当时，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接手的是长期战乱之后的烂摊子，要重建山河，就要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但国力尚弱，因此采取了集中稀缺教育资源重点办好若干学校的一种教育制度。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针对小学整顿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这被业界追溯为中国重点学校制度的缘起。改革开放之后，教育部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把约700所首批重点中学办成全国、全省、全地区第一流的、高质量的、有特色的、有良好学风的学校”。
重点中学以“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生”为主要功能，这种“拔尖教育”直到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才被叫停。“重点学校在1986年以后变得不合法，国家禁止再举办重点学校和变相重点学校，但由于政策惯性，变相重点学校始终存在，某种意义上，还在不断壮大。”杨东平分析说。
虽然拔尖教育体系早就存在，但“在2000年以前，校外学科培训的主要形式是家教，比较零散，主要起到教育补差的作用。”马学雷总结说。
1993年深秋，“北京新东方学校”正式成立，13年后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以新东方发家史为原型，后来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描绘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中国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教培产业的普遍看法——这是一个冉冉升起、欣欣向荣的朝阳产业。俞敏洪与他的合伙人们创立的新东方，是中国第一家在美上市的教育机构，开启了教培行业的1.0时代。
就在新东方深耕留学英语市场的同时，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面对广大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市场，正在因公立学校的“掐尖”愈演愈烈而开始形成。1998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更名为仁华学校）开始在北京市海淀区招收小学三年级学生，进行小学奥数培训，为该校的初中部、高中部选拔生源。这一模式很快被北京其他重点学校采纳，并被全国各地效仿。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在教培产业发展早期，除了像学而思这样依靠广告招生的少数培训机构外，绝大部分培训班源头都在公办学校，在教育系统内部。”杨东平举例说。北京西城“老教协”——西城教育培训学校一度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坑班”，“龙校”水木龙华培训学校是清华附中的“坑班”。所谓“坑班”，就是帮助重点学校“掐尖”的校外学科培训班，有的由学校与市场上的教培机构合办，或与重点学校有密切关系。
2020年5月，江苏南京市，一家新东方学校内展出的十年发展历程。图/人民视觉 
2019年3月28日，“新东方在线”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新东方在线董事长俞敏洪出席仪式。图/中新
在新东方创立十年后的2003年夏天，俞敏洪的校友、当时还在北大硕博连读的张邦鑫，因为长期做数学家教做出了口碑，索性注册了一家名叫“学而思”的公司。7年后，早已从北大退学的张邦鑫，带着名字已改为“好未来”的公司赴美上市。很快，好未来净利润超越新东方，成为新的行业龙头。
投资圈视好未来为整个教培行业发展的历史标杆。“好未来2010年上市后的十年，是教培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如是说。
“2000年以后，整個行业开始公司化、连锁化、商业化、集团化、资本化，教培机构以帮助全日制学校掐尖的龙头引领方式，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马学雷说，这一模式吃了二十年的人口红利、城市化发展红利与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红利。新东方也在2004年开始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先后成立了泡泡少儿英语、优能中学等板块，渐渐地，K12培训取代留学英语培训成为它的主营业务。
2016年，从网约车和共享单车泡沫中逐渐退出的资本寻找新的赛道，教培顺势站上风口。据普华永道统计，2016年国内教育行业的并购投资规模有239亿元，虽然总体量不足2018年的一半，但投资数量多达431笔，说明当时资本对教培行业的看好。
刚刚兴起的线上教育也加入到这场洪流中去。2016年6月，中国在线英语教育集团51 Talk在美国上市，7月，英语口语学习App“英语流利说”宣布获得近亿美元C轮融资。一个月后，在线少儿英语教育公司VIPKID宣布D轮融资额为2亿美元，成为当年K-12在线教育领域最大规模单笔融资纪录持有者。
当时，各家线上教育机构已经进入竞争白热化阶段。据36氪统计，学而思网校、作业帮、猿辅导等头部机构率先发力，广告投放总额达到30亿～40亿元，仅猿辅导一家截至2019年暑期结束的招生投入就达到4亿元。催化竞争的是资本的不断注入，截至2019年12月，国内在线教育行业融资达170余起，其中5家公司获得了上亿美元的融资。 公交站、地铁、电梯一度都被教培广告占领，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线。2021年春晚前的十分钟广告里，作业帮、学而思、猿辅导等教培头部公司逐一亮相，隔着屏幕都能嗅到教培机构背后的资本气息。
“由于资本加持，校外培训机构力量已超过很多学校自身，体量也越来越大，疯狂逐利。本来作为学校教育衍生的教育活动，最后反噬、绑架学校教育。校外培训形成相对独立、巨大的体制外教育系统。政府要下很大决心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杨东平说。
实际上，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教培产业自身已经危机重重。当2020年新冠疫情一到来，一批原本就经营不善的机构应声倒闭。当年，校长邦新媒体中心對全国各地两千余位中小教培机构校长、投资人进行调研后发现，近1/3的受访者表示机构面临关闭，暂停经营的占35.6%，勉强维持的占26.4%。
董均曾在中国最大的K12教育公司工作过六年，“明星教师”是他履历上的一大亮点。在这家公司，为保持营收，课程续报率的KPI指标被不断提高，层层下压到每位讲师头上。续报率与教师课时费直接挂钩，当续报率达到92%，董均的课时费能涨45元;如果续保率超过95%，课时费就能涨60元。但如果续保率一直表现不佳，课时费虽然不会降低，但机构可能通过不给老师排课等方式把人逼走。
在线教育就像一只吸金怪兽，吸进了大量投资，却赚不到钱。截至2019年9月，已上市的7家在线教育企业中，只有正保远程教育、新东方在线和跟谁学在2018年实现了盈利。“双师课堂”，即一个线上主讲老师与一个线下辅导老师配合上课的模式，作为在线教育的新卖点，很快沦为资本圈钱的工具。
“现在在线教育那么兴旺，都是靠资本输血。”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2020年表示。2020年全年，资本向在线教育领域输入了近150亿美元，但在线教育的收入只有几百亿元人民币。“每收一分钱，就要先花掉两块钱。”
但“烧钱”大战仍在继续。新冠疫情导致培训进一步向线上转移，资本再次抱团涌入在线教育，2020年，猿辅导拿到35亿美元融资，作业帮拿到23.5亿美元。
赔得越多、投得越多，各家都在赌产业能够带来高回报，那么，就要“卷入”更多的消费者。作为行业红利受益者，董均萌生离开大机构的想法，是从2019年开始的。他记得，那一年暑假刚过完，业内有的公司就提前开始了第二年春季续报课程的活动，他们也不得不跟跑。这次促销比以往提前了半年，9月就开始组织课程续报活动，10月组织了第二轮续报优惠，过完双十一，在12月又开始第三轮。尽管入行时，董均就知道教培机构的逐利性，但如此赤裸裸地圈钱和内卷，违背了他入行时对教育事业的“初心”。董均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甭提受到尊重，不被家长骂死就不错了。
焦虑是最好的营销手段。行业内一则臭名昭著的广告是“你来，我培养你，你不来，我培养你的对手。”续报期到来前，经过专业培训的教师也会以各种方式传达“焦虑”：“五年级这么重要，你还不上课，等什么呢？”
满怀理想去探索互联网教育边界的程皓再次被现实打败。程皓所在机构运营的双师课堂，其绝大多数用户来自全国GDP前20的城市，根本无法下沉到真正匮乏优质教育资源的广大县城。程皓相信，只有改变县城中学里那些成绩处于中后部的学生的认知与格局，才能真正改变当地的未来。但如今，让程皓感到迷茫的是，他所相信的互联网教育不仅没有实现教育公平，反而在加大教育差距。
“校外培训体系的无序发展已经背离了教育的初心，影响到了教育对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实现。”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序的校外培训系统及其背后的资本受到打击和约束，其实是一种必然。
2019年8月，学而思在北京投放的广告。图/视觉中国
“尽管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教培行业起到了教育补差的正向作用，也为发展素质教育贡献了力量，在科技赋能教育的方向明显领先于学校教育，但以应试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违背了教育规律，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马学雷分析说。
教培机构“超前培训、超标培训”，早在两年前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如果从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始看起，“减负”和“素质教育”是近年来教改政策的高频词，但却每每被束之高阁，“双减”正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抓手。
“‘双减’减掉的是学生重复性补习文化课占用的时间，置换出来的时间才能用来增加素质教育，实现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秦春华解释说。而在“素质教育”补位环节，按照政策要求，学校将发挥主阵地的作用。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治理校外培训产业的国家，在同样重视教育的东亚地区，日、韩也都有过类似的举措。从1968年到2009年，韩国历经五届政府的努力，逐步取消了高中入学考试、实现高等教育普及，试图从根源上移除升学竞争带来的补课需求。然而，平准化高中教育要求国库负担私立高中教职工资和管理费用，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现实中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也促使学生为维持竞争力而寻求课外补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经济受到重创，精英教育呼声抬头。2009年，韩国提出了《高中多样化300工程》计划，建设了一批从环境设施到师资力量都更为优越、升学率更高的“有特殊目的的高中”。被短暂压制的补习需求再次释放，公立教育和“影子教育”的斗法还在韩国继续。
暑期期间，许多家长会在各种培训班外等待孩子。图/视觉中国
“之所以中国高中生很少去校外补习，是因为校外高中培训的整体实力不行。”马学雷分析说。但高中阶段的学科培训还会继续存在。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目前高考的评价方式还不够完美，考试占比还会比较多，不过，根据“双减”政策，高中学科培训的发展空间将非常有限。
“不要仅仅看到政策对校外学科培训的治理，更要看到整个基础教育的系统改革。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已经昭示，以后义务教育学科培训没有前途了。”马学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培训火爆的原因，是义务教育出现了问题，学校教育发展失衡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历史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那么培训机构在义务教育阶段完全没有机会。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
教师轮岗，则被主管部门视作教育均衡化的一项核心措施。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随后3～6年间，辽宁省沈阳市、福建省福州市、湖北省十堰市、河南省南阳市、江苏省徐州市等多个城市在不同时间分别出台并实施了教师轮岗政策。
“2006年伊始的中小学教师轮岗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教师轮岗来解决中小学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然而，教育不均衡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当时通过单独运行的教师轮岗政策遏制择校热、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显然是不够的”。一篇发表于2009年的《教师轮岗政策实施问题检视》一文这样总结。
这篇文章还指出，教师轮岗制在实施过程中还出现了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以及轮岗教师存在后顾之忧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出现相关问题后，教育行政部门督查、纠偏不足，实际保障措施也未跟上。
在 “双减”政策出台后，各地又开始推行新一轮的教师轮岗。8月2日，江苏省常州市出台的具体政策是，在流动范围之内的专任教师每6年须交流轮岗或支教一次，参加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分别为本次应交流轮岗对象的15%，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本次交流轮岗对象总数的20%。
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北京市也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目前，北京市已有东城区、密云区两个试点区，并计划在2021年年底前启动全市六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十五年前的教师轮岗试点，还只是教育领域内部的一次尝试，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下尝试轮岗，还很苍白，很多配套措施跟不上。现在，国家在教育领域内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方案、大力推进‘双减’政策、强力管控学区房，恰恰说明目前中国正面临一场针对教育内卷化的革命，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一位研究教师轮岗的业内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说。
“在中国，小孩子刚刚六七岁就开始拼考试，被卷入抢夺下一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比赛中。最近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就是要从根本上阻断教育内卷。”马学雷说。而治理教培产业，只是一个开始。
秦春华也指出，“双减”只是政策组合拳的其中一项。2020年出台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根据该方案，同时还在推进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并对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生考试招生改革等层面同样作出了规划。
“按照目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制度设计，小升初环节将会完全解压。”马学雷分析说。根据中央文件，义务教育阶段改革的关键词是“均衡”。幼升小、小升初通过电脑摇号，根据学区就近入学，不唯分数，杜绝学校掐尖。
另一方面，相关政策提出“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将按比例分配到初中”，把招生名额分配到校，甚至分配到班，促进生源均衡。普通初中的学生按固定的比例进入优质高中，理论上可能会比高分学生扎堆的优质初中有更多机会进入好高中，从根本上消除“小升初”的竞争压力。除非当地教育部门监管“跑冒滴漏”，甚至故意放水，执行不严。
一家教培机构内的一对一辅导。图/视觉中国
学科学习强化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培广告相反，马学雷表示，主流学术观点还是主张不要抢跑，一些知识随着年龄增长自然而然就能理解，小时候就被按在地上摩擦，长大后反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而高中学生已经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高中发展的关键词是“多样化”、“有特色”，要推特色高中，比如美术高中、体育高中、语言高中、科技高中等。马学雷分析，未来的美术高中将对应美术高考，科技高中对应强基计划，高考阶段的竞争也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是把独木桥换成多条赛道。
现阶段，中考后的全国实际普职比是6：4，但政策一直强调“普职比大体相当”。不用等到高考，严酷的竞争和淘汰似乎在踏入高中校门前就已经出现。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都是好孩子，中考不是用学科、分数来选拔、竞争、淘汰学生，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爱好、天赋进行分流，适合学术研究的走普通教育的道路，有职业技能天赋和能力的走职业教育道路。”马学雷分析。
大的学科培训机构被削减后，以家教为代表的小微学科培训是否会遍地烽烟、四处游击，则有赖于中考以上的系统改革。比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如果将来能像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一样，没有就业歧视、职业歧视，薪酬更高，只有实现了这些，大众才能自愿选择职业教育，不一定非得培训、应试，挤普高和高考。
职业教育是系统化问题。《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健全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马学雷解释，纵向贯通，就是打通中职、高职、职教本科，以及将来的职教研究生（包括博士和硕士）。据悉，目前，国内的职教本科只有33所。
横向融通，就是在各个阶段，符合一定考核条件，学生可以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转换，不是一选定终身。还提出“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即普教与职教的本科等相应层次在就业方面将被一视同仁，都可以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
理想照进现实需要时间。秦春华也坦承，至少要改变这一代人对教育的理解。但具体落到每一个人身上，谁都不愿意当试验品，承担改革的阵痛。“双减”政策出台后，一位北京海淀区初一学生家长的真实感受就是“教育成本变高、教育质量变差、还莫名焦虑”。因“双减”政策，她孩子的语数英线下补课全停了，从学前就一直上的舞蹈班也因疫情暂停，只有一个英语线上1对2小班还在进行。这位家长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一位数学老师，在线1对1补课。从线下大班课换成在线小班，课时费明显增加。
这个海淀家庭在今年暑假的教育支出反而比往年多了30%。因没有机构把关师资质量、负责课后作业管理，家长还要花更多时间管孩子学习。这位妈妈明确表示，只要条件允许，她不会让孩子参加学校的课后托管，宁可花更多钱给孩子上有实质知识收获的补习班。
“从社会收入结构看，居于金字塔尖和塔底的家庭都不会受到‘双减’政策的太多影响，最受折腾的就是我们中间这部分家庭。”这位家长无奈地说。她说，目前普高的升学率只有60%，意味着两个初中生里就有一个可能上不了高中，而眼下在中国读职高的出路并不理想。“我们主张孩子平安快樂第一位，对孩子学习并没有那么焦虑，但没有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小白鼠。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但凡有一点能力的家长，都不忍心让孩子走职高这条路。如果不解决教育领域的一些根本问题，目前的减负其实只是变相地增加我们家长的负担。”这位家长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皓、董均为化名）
“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持续二十多年的繁荣发展已经是过去式，未来教培的同步辅导等业务还会存在，但不会像原来那样狂飙突进式的增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研究分会副会长、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但在如何根除教育焦虑这个问题上，事情更为复杂。
教培产业是如何产生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培机构得以生存的基础，是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发展不均衡造成的择校需求。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
当时，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接手的是长期战乱之后的烂摊子，要重建山河，就要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但国力尚弱，因此采取了集中稀缺教育资源重点办好若干学校的一种教育制度。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针对小学整顿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这被业界追溯为中国重点学校制度的缘起。改革开放之后，教育部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把约700所首批重点中学办成全国、全省、全地区第一流的、高质量的、有特色的、有良好学风的学校”。
重点中学以“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生”为主要功能，这种“拔尖教育”直到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才被叫停。“重点学校在1986年以后变得不合法，国家禁止再举办重点学校和变相重点学校，但由于政策惯性，变相重点学校始终存在，某种意义上，还在不断壮大。”杨东平分析说。
虽然拔尖教育体系早就存在，但“在2000年以前，校外学科培训的主要形式是家教，比较零散，主要起到教育补差的作用。”马学雷总结说。
1993年深秋，“北京新东方学校”正式成立，13年后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以新东方发家史为原型，后来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描绘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中国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教培产业的普遍看法——这是一个冉冉升起、欣欣向荣的朝阳产业。俞敏洪与他的合伙人们创立的新东方，是中国第一家在美上市的教育机构，开启了教培行业的1.0时代。
就在新东方深耕留学英语市场的同时，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面对广大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市场，正在因公立学校的“掐尖”愈演愈烈而开始形成。1998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更名为仁华学校）开始在北京市海淀区招收小学三年级学生，进行小学奥数培训，为该校的初中部、高中部选拔生源。这一模式很快被北京其他重点学校采纳，并被全国各地效仿。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在教培产业发展早期，除了像学而思这样依靠广告招生的少数培训机构外，绝大部分培训班源头都在公办学校，在教育系统内部。”杨东平举例说。北京西城“老教协”——西城教育培训学校一度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坑班”，“龙校”水木龙华培训学校是清华附中的“坑班”。所谓“坑班”，就是帮助重点学校“掐尖”的校外学科培训班，有的由学校与市场上的教培机构合办，或与重点学校有密切关系。
在新东方创立十年后的2003年夏天，俞敏洪的校友、当时还在北大硕博连读的张邦鑫，因为长期做数学家教做出了口碑，索性注册了一家名叫“学而思”的公司。7年后，早已从北大退学的张邦鑫，带着名字已改为“好未来”的公司赴美上市。很快，好未来净利润超越新东方，成为新的行业龙头。
投资圈视好未来为整个教培行业发展的历史标杆。“好未来2010年上市后的十年，是教培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如是说。
“2000年以后，整個行业开始公司化、连锁化、商业化、集团化、资本化，教培机构以帮助全日制学校掐尖的龙头引领方式，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马学雷说，这一模式吃了二十年的人口红利、城市化发展红利与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红利。新东方也在2004年开始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先后成立了泡泡少儿英语、优能中学等板块，渐渐地，K12培训取代留学英语培训成为它的主营业务。
2016年，从网约车和共享单车泡沫中逐渐退出的资本寻找新的赛道，教培顺势站上风口。据普华永道统计，2016年国内教育行业的并购投资规模有239亿元，虽然总体量不足2018年的一半，但投资数量多达431笔，说明当时资本对教培行业的看好。
刚刚兴起的线上教育也加入到这场洪流中去。2016年6月，中国在线英语教育集团51 Talk在美国上市，7月，英语口语学习App“英语流利说”宣布获得近亿美元C轮融资。一个月后，在线少儿英语教育公司VIPKID宣布D轮融资额为2亿美元，成为当年K-12在线教育领域最大规模单笔融资纪录持有者。
当时，各家线上教育机构已经进入竞争白热化阶段。据36氪统计，学而思网校、作业帮、猿辅导等头部机构率先发力，广告投放总额达到30亿～40亿元，仅猿辅导一家截至2019年暑期结束的招生投入就达到4亿元。催化竞争的是资本的不断注入，截至2019年12月，国内在线教育行业融资达170余起，其中5家公司获得了上亿美元的融资。 公交站、地铁、电梯一度都被教培广告占领，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线。2021年春晚前的十分钟广告里，作业帮、学而思、猿辅导等教培头部公司逐一亮相，隔着屏幕都能嗅到教培机构背后的资本气息。
“由于资本加持，校外培训机构力量已超过很多学校自身，体量也越来越大，疯狂逐利。本来作为学校教育衍生的教育活动，最后反噬、绑架学校教育。校外培训形成相对独立、巨大的体制外教育系统。政府要下很大决心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杨东平说。
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
实际上，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教培产业自身已经危机重重。当2020年新冠疫情一到来，一批原本就经营不善的机构应声倒闭。当年，校长邦新媒体中心對全国各地两千余位中小教培机构校长、投资人进行调研后发现，近1/3的受访者表示机构面临关闭，暂停经营的占35.6%，勉强维持的占26.4%。
董均曾在中国最大的K12教育公司工作过六年，“明星教师”是他履历上的一大亮点。在这家公司，为保持营收，课程续报率的KPI指标被不断提高，层层下压到每位讲师头上。续报率与教师课时费直接挂钩，当续报率达到92%，董均的课时费能涨45元;如果续保率超过95%，课时费就能涨60元。但如果续保率一直表现不佳，课时费虽然不会降低，但机构可能通过不给老师排课等方式把人逼走。
在线教育就像一只吸金怪兽，吸进了大量投资，却赚不到钱。截至2019年9月，已上市的7家在线教育企业中，只有正保远程教育、新东方在线和跟谁学在2018年实现了盈利。“双师课堂”，即一个线上主讲老师与一个线下辅导老师配合上课的模式，作为在线教育的新卖点，很快沦为资本圈钱的工具。
“现在在线教育那么兴旺，都是靠资本输血。”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2020年表示。2020年全年，资本向在线教育领域输入了近150亿美元，但在线教育的收入只有几百亿元人民币。“每收一分钱，就要先花掉两块钱。”
但“烧钱”大战仍在继续。新冠疫情导致培训进一步向线上转移，资本再次抱团涌入在线教育，2020年，猿辅导拿到35亿美元融资，作业帮拿到23.5亿美元。
赔得越多、投得越多，各家都在赌产业能够带来高回报，那么，就要“卷入”更多的消费者。作为行业红利受益者，董均萌生离开大机构的想法，是从2019年开始的。他记得，那一年暑假刚过完，业内有的公司就提前开始了第二年春季续报课程的活动，他们也不得不跟跑。这次促销比以往提前了半年，9月就开始组织课程续报活动，10月组织了第二轮续报优惠，过完双十一，在12月又开始第三轮。尽管入行时，董均就知道教培机构的逐利性，但如此赤裸裸地圈钱和内卷，违背了他入行时对教育事业的“初心”。董均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甭提受到尊重，不被家长骂死就不错了。
焦虑是最好的营销手段。行业内一则臭名昭著的广告是“你来，我培养你，你不来，我培养你的对手。”续报期到来前，经过专业培训的教师也会以各种方式传达“焦虑”：“五年级这么重要，你还不上课，等什么呢？”
满怀理想去探索互联网教育边界的程皓再次被现实打败。程皓所在机构运营的双师课堂，其绝大多数用户来自全国GDP前20的城市，根本无法下沉到真正匮乏优质教育资源的广大县城。程皓相信，只有改变县城中学里那些成绩处于中后部的学生的认知与格局，才能真正改变当地的未来。但如今，让程皓感到迷茫的是，他所相信的互联网教育不仅没有实现教育公平，反而在加大教育差距。
“校外培训体系的无序发展已经背离了教育的初心，影响到了教育对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实现。”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序的校外培训系统及其背后的资本受到打击和约束，其实是一种必然。
义务教育学科培训没有前途了
“尽管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教培行业起到了教育补差的正向作用，也为发展素质教育贡献了力量，在科技赋能教育的方向明显领先于学校教育，但以应试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违背了教育规律，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马学雷分析说。
教培机构“超前培训、超标培训”，早在两年前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如果从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始看起，“减负”和“素质教育”是近年来教改政策的高频词，但却每每被束之高阁，“双减”正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抓手。
“‘双减’减掉的是学生重复性补习文化课占用的时间，置换出来的时间才能用来增加素质教育，实现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秦春华解释说。而在“素质教育”补位环节，按照政策要求，学校将发挥主阵地的作用。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治理校外培训产业的国家，在同样重视教育的东亚地区，日、韩也都有过类似的举措。从1968年到2009年，韩国历经五届政府的努力，逐步取消了高中入学考试、实现高等教育普及，试图从根源上移除升学竞争带来的补课需求。然而，平准化高中教育要求国库负担私立高中教职工资和管理费用，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现实中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也促使学生为维持竞争力而寻求课外补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经济受到重创，精英教育呼声抬头。2009年，韩国提出了《高中多样化300工程》计划，建设了一批从环境设施到师资力量都更为优越、升学率更高的“有特殊目的的高中”。被短暂压制的补习需求再次释放，公立教育和“影子教育”的斗法还在韩国继续。
“之所以中国高中生很少去校外补习，是因为校外高中培训的整体实力不行。”马学雷分析说。但高中阶段的学科培训还会继续存在。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目前高考的评价方式还不够完美，考试占比还会比较多，不过，根据“双减”政策，高中学科培训的发展空间将非常有限。
“不要仅仅看到政策对校外学科培训的治理，更要看到整个基础教育的系统改革。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已经昭示，以后义务教育学科培训没有前途了。”马学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培训火爆的原因，是义务教育出现了问题，学校教育发展失衡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历史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那么培训机构在义务教育阶段完全没有机会。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
教师轮岗，则被主管部门视作教育均衡化的一项核心措施。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随后3～6年间，辽宁省沈阳市、福建省福州市、湖北省十堰市、河南省南阳市、江苏省徐州市等多个城市在不同时间分别出台并实施了教师轮岗政策。
“2006年伊始的中小学教师轮岗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教师轮岗来解决中小学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然而，教育不均衡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当时通过单独运行的教师轮岗政策遏制择校热、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显然是不够的”。一篇发表于2009年的《教师轮岗政策实施问题检视》一文这样总结。
这篇文章还指出，教师轮岗制在实施过程中还出现了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以及轮岗教师存在后顾之忧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出现相关问题后，教育行政部门督查、纠偏不足，实际保障措施也未跟上。
在 “双减”政策出台后，各地又开始推行新一轮的教师轮岗。8月2日，江苏省常州市出台的具体政策是，在流动范围之内的专任教师每6年须交流轮岗或支教一次，参加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分别为本次应交流轮岗对象的15%，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本次交流轮岗对象总数的20%。
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北京市也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目前，北京市已有东城区、密云区两个试点区，并计划在2021年年底前启动全市六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十五年前的教师轮岗试点，还只是教育领域内部的一次尝试，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下尝试轮岗，还很苍白，很多配套措施跟不上。现在，国家在教育领域内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方案、大力推进‘双减’政策、强力管控学区房，恰恰说明目前中国正面临一场针对教育内卷化的革命，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一位研究教师轮岗的业内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说。
阻断内卷的根本之道是什么
“在中国，小孩子刚刚六七岁就开始拼考试，被卷入抢夺下一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比赛中。最近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就是要从根本上阻断教育内卷。”马学雷说。而治理教培产业，只是一个开始。
秦春华也指出，“双减”只是政策组合拳的其中一项。2020年出台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根据该方案，同时还在推进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并对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生考试招生改革等层面同样作出了规划。
“按照目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制度设计，小升初环节将会完全解压。”马学雷分析说。根据中央文件，义务教育阶段改革的关键词是“均衡”。幼升小、小升初通过电脑摇号，根据学区就近入学，不唯分数，杜绝学校掐尖。
另一方面，相关政策提出“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将按比例分配到初中”，把招生名额分配到校，甚至分配到班，促进生源均衡。普通初中的学生按固定的比例进入优质高中，理论上可能会比高分学生扎堆的优质初中有更多机会进入好高中，从根本上消除“小升初”的竞争压力。除非当地教育部门监管“跑冒滴漏”，甚至故意放水，执行不严。
学科学习强化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培广告相反，马学雷表示，主流学术观点还是主张不要抢跑，一些知识随着年龄增长自然而然就能理解，小时候就被按在地上摩擦，长大后反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而高中学生已经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高中发展的关键词是“多样化”、“有特色”，要推特色高中，比如美术高中、体育高中、语言高中、科技高中等。马学雷分析，未来的美术高中将对应美术高考，科技高中对应强基计划，高考阶段的竞争也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是把独木桥换成多条赛道。
现阶段，中考后的全国实际普职比是6：4，但政策一直强调“普职比大体相当”。不用等到高考，严酷的竞争和淘汰似乎在踏入高中校门前就已经出现。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都是好孩子，中考不是用学科、分数来选拔、竞争、淘汰学生，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爱好、天赋进行分流，适合学术研究的走普通教育的道路，有职业技能天赋和能力的走职业教育道路。”马学雷分析。
大的学科培训机构被削减后，以家教为代表的小微学科培训是否会遍地烽烟、四处游击，则有赖于中考以上的系统改革。比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如果将来能像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一样，没有就业歧视、职业歧视，薪酬更高，只有实现了这些，大众才能自愿选择职业教育，不一定非得培训、应试，挤普高和高考。
职业教育是系统化问题。《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点》的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健全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马学雷解释，纵向贯通，就是打通中职、高职、职教本科，以及将来的职教研究生（包括博士和硕士）。据悉，目前，国内的职教本科只有33所。
横向融通，就是在各个阶段，符合一定考核条件，学生可以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转换，不是一选定终身。还提出“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即普教与职教的本科等相应层次在就业方面将被一视同仁，都可以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
理想照进现实需要时间。秦春华也坦承，至少要改变这一代人对教育的理解。但具体落到每一个人身上，谁都不愿意当试验品，承担改革的阵痛。“双减”政策出台后，一位北京海淀区初一学生家长的真实感受就是“教育成本变高、教育质量变差、还莫名焦虑”。因“双减”政策，她孩子的语数英线下补课全停了，从学前就一直上的舞蹈班也因疫情暂停，只有一个英语线上1对2小班还在进行。这位家长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一位数学老师，在线1对1补课。从线下大班课换成在线小班，课时费明显增加。
这个海淀家庭在今年暑假的教育支出反而比往年多了30%。因没有机构把关师资质量、负责课后作业管理，家长还要花更多时间管孩子学习。这位妈妈明确表示，只要条件允许，她不会让孩子参加学校的课后托管，宁可花更多钱给孩子上有实质知识收获的补习班。
“从社会收入结构看，居于金字塔尖和塔底的家庭都不会受到‘双减’政策的太多影响，最受折腾的就是我们中间这部分家庭。”这位家长无奈地说。她说，目前普高的升学率只有60%，意味着两个初中生里就有一个可能上不了高中，而眼下在中国读职高的出路并不理想。“我们主张孩子平安快樂第一位，对孩子学习并没有那么焦虑，但没有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小白鼠。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但凡有一点能力的家长，都不忍心让孩子走职高这条路。如果不解决教育领域的一些根本问题，目前的减负其实只是变相地增加我们家长的负担。”这位家长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皓、董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