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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成立
2001年6月15日，《上海台作组织成立宣言》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上合组织包括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总面积占欧亚大陆面积的五分之三；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成员国在安全、经贸、文化、军事、司法等各领域各层次的合作相继展开，在国际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2003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在莫斯科开会，我当时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也旁听了会议。会上决定任命我来担任上合组织的首任秘书长。2004年1月，我正式上任。上合组织是唯一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我是这个组织的首任秘书长，当时感觉这对我是一个挑战，而且责任重大。
筚路蓝缕的“创业”
应该说，上合组织秘书处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是颇为“艰难”的。秘书处设在北京亮马桥路41号的一栋三层小楼，2003年11月我去现场查看的时候，没有任何装修，徒有四壁，连一个凳子都没有。作为“大家长”，我必须先解决30个国际成员的衣食住行，让他们正常地生活、工作，伙食要注意到各种宗教信仰；然后要给来自六个国家的公民制定规章制度，而我当时对他们还丝毫不熟悉。一开始连资金都不够，于是，秘书处的运转成本就依靠我国几个省、市外办的捐助。
另一个方面，外界最初对上合组织缺乏了解，或者得到的信息是扭曲的。一开始我们信息方面的工作、宣传工作还是比较欠缺的，国际上不太了解这个组织。媒体称上海合作组织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说它只存在于文件之中，只在开会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开过会以后就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了。到底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在最初一两年时间，甚至有人认为它就是中国上海的一个企业或者公司。
总之，成立之初，上合组织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用美国政府的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阿里尔·科恩的话说：“华盛顿对它嗤之以鼻。”
如今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合作组织。几年前稚嫩的婴儿已经成长为一个茁壮的少年。2005年的时候，阿里尔·科恩感叹道：“现在证明他们(华盛顿)错了。”
2004年12月，上合组织获得了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2005年以来同东盟、独联体等多个国际、地区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关系都正在被赋予具体的合作内容。这说明上合组织已经走上国际舞台，正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上合组织逐渐壮大以后，国际上又流传出将上合组织称为“东方北约”的言论。在我看来，这种言论没有任何根据。上合组织的宗旨、原则和活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和支持，不和谐的声音、对上合组织不理解甚至有敌意的是少数，主要原因是缺乏了解。上合组织不会成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不会成为反美的组织，也不是反西方的俱乐部。
见胡主席，我成“老外”了
对于我本人来说，上合组织秘书长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以前当大使时，做的是双边领域的工作，当秘书长后，转而做多边领域的工作，我需要快速地适应、理解这个角色，并且比较好地转换过来。另外，秘书长这个职务是没有先例的，没有榜样可循、没有经验可学，我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认定自己的使命、职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干、行事的原则是什么。
按照有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上合组织秘书长就是一个组织的代表，他来领导秘书处，协调这个组织的各种活动。在秘书处工作的有30个外交官，是来自六个成员国的工作人员，但我们规定，在上合组织你不能代表你的国家说话，不能代表你们国家的意见，也不能接受本国任何人的指示，不能按照你国内的指示到这儿来发言、来处理工作。因此，我在上合组织当秘书长，自然就不能代表中国。中国在上合组织还派出副秘书长、还有秘书长助理，他们也不能代表中国说话。
所以我这个角色，一开始有很多人并不理解。胡锦涛主席第一次会见我们秘书处的领导，我作为秘书长参加会见，会见的排列顺序是：一边是胡锦涛主席，接着是唐家璇国务委员、李肇星外长等：另一边是秘书处，我是第一位，完全象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宾一样的格局。中央电视台做了全程报道。胡锦涛主席对上合组织秘书处很关心，问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讲了一些话，并代表秘书处、代表上合组织感谢胡主席、感谢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外交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这个话讲完以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话听着很别扭，你怎么成“老外”了。
除了角色的转变，协调工作做起来也是一个挑战。当大使的时候，政府让你做什么这是很明确的。做秘书长，多边协调起来，面临很大的困难。六国官员组成一个集体，工作起来各有各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讲话做事都不一样，包括报批文件的程序、开会的方式都不一样，非常具有挑战性。而组织协调工作事无巨细，休假、报销都要秘书长批示，比如，请假需要签发命令，叫休假命令，规定具体期限；报销也要我来签字，我在家里也不管账，当秘书长也要过问财务，实在不是我的强项。
此外，在语言上也有特殊的要求。虽然根据上合组织的相关规定，工作语言是汉语与俄语，但是由于汉语对其他成员国的人员来说，口头表述比较困难，写起来更困难，因此，秘书处的工作几乎完全是用俄语进行的。这就要求对俄语不能是只懂一部分，而是要完全掌握。由于现在一些观察员国家的加入，将来可能还会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之一。
2006年12月28日，我卸任之后，由哈萨克斯坦资深外交家努尔加利耶夫出任上合组织秘书长。我相信，只要始终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组织的路就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
2001年6月15日，《上海台作组织成立宣言》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上合组织包括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总面积占欧亚大陆面积的五分之三；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成员国在安全、经贸、文化、军事、司法等各领域各层次的合作相继展开，在国际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2003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在莫斯科开会，我当时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也旁听了会议。会上决定任命我来担任上合组织的首任秘书长。2004年1月，我正式上任。上合组织是唯一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我是这个组织的首任秘书长，当时感觉这对我是一个挑战，而且责任重大。
筚路蓝缕的“创业”
应该说，上合组织秘书处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是颇为“艰难”的。秘书处设在北京亮马桥路41号的一栋三层小楼，2003年11月我去现场查看的时候，没有任何装修，徒有四壁，连一个凳子都没有。作为“大家长”，我必须先解决30个国际成员的衣食住行，让他们正常地生活、工作，伙食要注意到各种宗教信仰；然后要给来自六个国家的公民制定规章制度，而我当时对他们还丝毫不熟悉。一开始连资金都不够，于是，秘书处的运转成本就依靠我国几个省、市外办的捐助。
另一个方面，外界最初对上合组织缺乏了解，或者得到的信息是扭曲的。一开始我们信息方面的工作、宣传工作还是比较欠缺的，国际上不太了解这个组织。媒体称上海合作组织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说它只存在于文件之中，只在开会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开过会以后就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了。到底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在最初一两年时间，甚至有人认为它就是中国上海的一个企业或者公司。
总之，成立之初，上合组织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用美国政府的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阿里尔·科恩的话说：“华盛顿对它嗤之以鼻。”
如今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合作组织。几年前稚嫩的婴儿已经成长为一个茁壮的少年。2005年的时候，阿里尔·科恩感叹道：“现在证明他们(华盛顿)错了。”
2004年12月，上合组织获得了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2005年以来同东盟、独联体等多个国际、地区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关系都正在被赋予具体的合作内容。这说明上合组织已经走上国际舞台，正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上合组织逐渐壮大以后，国际上又流传出将上合组织称为“东方北约”的言论。在我看来，这种言论没有任何根据。上合组织的宗旨、原则和活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和支持，不和谐的声音、对上合组织不理解甚至有敌意的是少数，主要原因是缺乏了解。上合组织不会成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不会成为反美的组织，也不是反西方的俱乐部。
见胡主席，我成“老外”了
对于我本人来说，上合组织秘书长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以前当大使时，做的是双边领域的工作，当秘书长后，转而做多边领域的工作，我需要快速地适应、理解这个角色，并且比较好地转换过来。另外，秘书长这个职务是没有先例的，没有榜样可循、没有经验可学，我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认定自己的使命、职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干、行事的原则是什么。
按照有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上合组织秘书长就是一个组织的代表，他来领导秘书处，协调这个组织的各种活动。在秘书处工作的有30个外交官，是来自六个成员国的工作人员，但我们规定，在上合组织你不能代表你的国家说话，不能代表你们国家的意见，也不能接受本国任何人的指示，不能按照你国内的指示到这儿来发言、来处理工作。因此，我在上合组织当秘书长，自然就不能代表中国。中国在上合组织还派出副秘书长、还有秘书长助理，他们也不能代表中国说话。
所以我这个角色，一开始有很多人并不理解。胡锦涛主席第一次会见我们秘书处的领导，我作为秘书长参加会见，会见的排列顺序是：一边是胡锦涛主席，接着是唐家璇国务委员、李肇星外长等：另一边是秘书处，我是第一位，完全象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宾一样的格局。中央电视台做了全程报道。胡锦涛主席对上合组织秘书处很关心，问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讲了一些话，并代表秘书处、代表上合组织感谢胡主席、感谢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外交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这个话讲完以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话听着很别扭，你怎么成“老外”了。
除了角色的转变，协调工作做起来也是一个挑战。当大使的时候，政府让你做什么这是很明确的。做秘书长，多边协调起来，面临很大的困难。六国官员组成一个集体，工作起来各有各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讲话做事都不一样，包括报批文件的程序、开会的方式都不一样，非常具有挑战性。而组织协调工作事无巨细，休假、报销都要秘书长批示，比如，请假需要签发命令，叫休假命令，规定具体期限；报销也要我来签字，我在家里也不管账，当秘书长也要过问财务，实在不是我的强项。
此外，在语言上也有特殊的要求。虽然根据上合组织的相关规定，工作语言是汉语与俄语，但是由于汉语对其他成员国的人员来说，口头表述比较困难，写起来更困难，因此，秘书处的工作几乎完全是用俄语进行的。这就要求对俄语不能是只懂一部分，而是要完全掌握。由于现在一些观察员国家的加入，将来可能还会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之一。
2006年12月28日，我卸任之后，由哈萨克斯坦资深外交家努尔加利耶夫出任上合组织秘书长。我相信，只要始终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组织的路就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