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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权社会中，做女政治家很难；在一个男人应该负更大责任的衰落的帝国里，做女政治家则难上加难。本来，女人从政，在中国传统舆论里，或者是“妖精”，或者就是“祸水”；即使其使用的一切政治手段，都与男人并无二致，也额外要得到舆论的加倍谴责。慈禧引起中国人或者外国人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个女人，一个末代皇朝神秘的“妖精”和“祸水”。在一个以男权为传统的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是“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而不仅仅是内忧外患。
跟男人比或者跟女人比，都需要看可比度。那么，男人中能够比的，就是各位末代的皇帝了。而女人中可比的，则只有武则天。末代的皇帝从胡亥或者子婴以降，至朱由检，多逢衰世和乱世，即便意图崛起，也是无力回天。而慈禧以坚强的决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强环伺、千年积患的空前危机中，不仅创造了中兴的局面，而且启动了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其业绩又有哪个衰世的男人能比？男人当政的传统王朝，没有给女人应有的地位，但慈禧当政于乱世之中，却给了无数男人——而且是汉族男人出将入相的机会，这又是哪个男人能够相比？
即以女人相比，武则天也许可以称得上惟一可以比肩的了。惜乎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完全是高于慈禧太后的。毛泽东称武则天是“治国之才，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宋庆龄高度评价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的确，尚在高宗时，武则天就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皆略施行之。则天称帝后，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她又重视农业生产。延续了大唐盛世。
但是，慈禧并没有那样搞酷吏政治，奖励告密。如果说武则天功大于过，那么，历史上其他“女人干政”的例证，也断难以和慈禧相提并论。汉初吕后诛杀诸旧臣；毒死又断人手足，挖眼睛，造成“人彘”。西晋皇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淫荡成性，重用外戚宦官，杀害贤良。北魏孝文帝的幽皇后与宦官狼狈为奸并公开淫乱，并且和她的母亲常氏一起寻求女巫，祷告孝文帝尽快病死。北魏宣武灵皇后，毒死亲生儿子元翊，并滥杀无辜，搞垮北魏王朝。唐中宗之韦后，用垂帘听政之法干政，并陷太子于死地；后又毒死中宗，立中宗幼子李重茂为帝，自己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以上数例，均反证出慈禧的执政能力，实可谓为天下女人翻了案。
对政治人物的评论，一般习惯于把道德作为首要坐标。如果道德成为一个首要指标，恐怕没有几个政治人物能够过关。其主要的依据在于：天子一怒，天下遭殃。因为因政治领袖人物而死亡的百姓恐怕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残酷的现实。其实，政治人物的评论，更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即便从道德的角度而言，也应该分清公德与私德。现实主义讲执政者所处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其行为的约束性。因此，本文在此无意卷入“翻案”之争，只是从慈禧所处的不可抗拒的环境条件的角度出发，多少还原一些一个真实的政治人物的形象，点明历史政治人物的复杂性而已。
晚清中国处于衰乱之世。其治国难度远远大于则天的时代。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多年来，论者习惯从结果论英雄，并假设一种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对策以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问题。须知，慈禧本人在那个男权当道的社会，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重大对策都是在讨论和各种牵制中决定。
借助西方歷史资料和私人档案，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中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有论者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此论虽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慈禧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专横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男人力量圈子的“平衡者”。
百年以来，其实众多的评论都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有论者认为，如果不是道光，“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她曾经亲自教身边女官、侍者学习国学以及西洋知识。而所谓在她手中中国的命运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同时，假设一说，更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论者对慈禧的本性进行歧视。慈禧首先是个女人，这毋庸置疑。但因为其为女人，在男权意识盛行的国度和时代，女人把持国政，当然受尽怀疑和攻击。这是男人们的本能敌意，和慈禧的治国手段其实并无多大干系。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曾经长期服侍慈禧的德龄当然最有发言权了。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着普通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的情感。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1900年9月12日的《字林周报》（《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副刊）写道：“的确，皇太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妇人，我们从《伦敦与中国邮报》上月3日所发表的下列文字中，可以瞥见这位昔日女仆之品性的另一面：皇太后的真实品性是一个无关紧要而又难以弄清的问题。她的形象已经被描绘得五光十色，不过阴暗仍是其主调。”但是，一位美国驻华公使夫人的记述告诉我们，“无论内心深处多么憎恶这些‘外国魔鬼’，皇太后在表面上或言辞上都没有丝毫的流露，‘她看上去很快活’”，“她的脸上充满了善意，见不到一丝残酷的踪影”。“她非常亲切，当我们接过递上来的茶时，她上前一步，向我们频频举杯……又说道‘我们彼此一家，普天之下都是一家’”。这是经历了庚子变乱之后，慈禧以女性的魅力挽救中华帝国的真实写照。 因为是当权女人，所以容易遭到憎恶，也因为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同情。有人认为，辜鸿铭在慈禧太后过70岁生日（1904年）时候曾经当众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是，仅仅四年以前，在《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一文中，他为慈禧太后辩解：“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叠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的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惟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無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这些复杂的认识，无疑反映了慈禧复杂的人生。
慈禧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1860—1908年），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中兴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对汉臣的倚重，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后者“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30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为之流涕”，“震悼失次”。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此语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
于内政方面，慈禧一直被当成守旧派的总后台。其实，从其对待不同派系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而不是简单的用一种标签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有个基本的执政底线，即不能威胁其个人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她一直支持洋务派，但是又经常遭到清流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为了教训这两个朝中重要派系，她采取了相当策略的手段。比如，洋务派拟设天文算学馆的议案一出，马上遭到文渊阁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如此顽固，即令他从全国范围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与洋教习比试一下。
倭仁经过一段时间，一个胜任的人也找不到，最后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不过，倭仁心中还是不服的。慈禧便安排他去总理衙门上班，要他知道和洋人打交道的难处。为了避免和洋人接触，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就“豁然痊愈”了。
在治理清流方面，慈禧也是很有手段。中法战争期间，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高论战事，指手画脚，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乃顺势任命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的遭遇可想而知——最终逃跑，而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来论者认为张“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最近又有论者认为朝廷让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其实是对张佩纶实行的保护措施。只是他自己不争气，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民愤极大。清政府给以惩处，这是张佩纶咎由自取，并非什么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即便不是阴谋，也可见慈禧用人方面的不拘一格和平衡技巧。至于义和团事，一般认为慈禧顽固地对八国的宣战是其仇外的例证。此事的关键，在于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后策划者。
综合学者们的考证及多种记载，有四股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义和团本身把慈禧吓得半死。慈禧的确被吓坏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后来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所说的话中得知：“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谕旨，制止拳民……但端王和澜公二人却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所有我们所憎恨的洋人。”接着，她补充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跟男人比或者跟女人比，都需要看可比度。那么，男人中能够比的，就是各位末代的皇帝了。而女人中可比的，则只有武则天。末代的皇帝从胡亥或者子婴以降，至朱由检，多逢衰世和乱世，即便意图崛起，也是无力回天。而慈禧以坚强的决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强环伺、千年积患的空前危机中，不仅创造了中兴的局面，而且启动了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其业绩又有哪个衰世的男人能比？男人当政的传统王朝，没有给女人应有的地位，但慈禧当政于乱世之中，却给了无数男人——而且是汉族男人出将入相的机会，这又是哪个男人能够相比？
即以女人相比，武则天也许可以称得上惟一可以比肩的了。惜乎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完全是高于慈禧太后的。毛泽东称武则天是“治国之才，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宋庆龄高度评价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的确，尚在高宗时，武则天就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皆略施行之。则天称帝后，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她又重视农业生产。延续了大唐盛世。
但是，慈禧并没有那样搞酷吏政治，奖励告密。如果说武则天功大于过，那么，历史上其他“女人干政”的例证，也断难以和慈禧相提并论。汉初吕后诛杀诸旧臣；毒死又断人手足，挖眼睛，造成“人彘”。西晋皇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淫荡成性，重用外戚宦官，杀害贤良。北魏孝文帝的幽皇后与宦官狼狈为奸并公开淫乱，并且和她的母亲常氏一起寻求女巫，祷告孝文帝尽快病死。北魏宣武灵皇后，毒死亲生儿子元翊，并滥杀无辜，搞垮北魏王朝。唐中宗之韦后，用垂帘听政之法干政，并陷太子于死地；后又毒死中宗，立中宗幼子李重茂为帝，自己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以上数例，均反证出慈禧的执政能力，实可谓为天下女人翻了案。
对政治人物的评论，一般习惯于把道德作为首要坐标。如果道德成为一个首要指标，恐怕没有几个政治人物能够过关。其主要的依据在于：天子一怒，天下遭殃。因为因政治领袖人物而死亡的百姓恐怕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残酷的现实。其实，政治人物的评论，更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即便从道德的角度而言，也应该分清公德与私德。现实主义讲执政者所处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其行为的约束性。因此，本文在此无意卷入“翻案”之争，只是从慈禧所处的不可抗拒的环境条件的角度出发，多少还原一些一个真实的政治人物的形象，点明历史政治人物的复杂性而已。
晚清中国处于衰乱之世。其治国难度远远大于则天的时代。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多年来，论者习惯从结果论英雄，并假设一种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对策以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问题。须知，慈禧本人在那个男权当道的社会，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重大对策都是在讨论和各种牵制中决定。
借助西方歷史资料和私人档案，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中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有论者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此论虽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慈禧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专横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男人力量圈子的“平衡者”。
百年以来，其实众多的评论都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有论者认为，如果不是道光，“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她曾经亲自教身边女官、侍者学习国学以及西洋知识。而所谓在她手中中国的命运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同时，假设一说，更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论者对慈禧的本性进行歧视。慈禧首先是个女人，这毋庸置疑。但因为其为女人，在男权意识盛行的国度和时代，女人把持国政，当然受尽怀疑和攻击。这是男人们的本能敌意，和慈禧的治国手段其实并无多大干系。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曾经长期服侍慈禧的德龄当然最有发言权了。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着普通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的情感。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1900年9月12日的《字林周报》（《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副刊）写道：“的确，皇太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妇人，我们从《伦敦与中国邮报》上月3日所发表的下列文字中，可以瞥见这位昔日女仆之品性的另一面：皇太后的真实品性是一个无关紧要而又难以弄清的问题。她的形象已经被描绘得五光十色，不过阴暗仍是其主调。”但是，一位美国驻华公使夫人的记述告诉我们，“无论内心深处多么憎恶这些‘外国魔鬼’，皇太后在表面上或言辞上都没有丝毫的流露，‘她看上去很快活’”，“她的脸上充满了善意，见不到一丝残酷的踪影”。“她非常亲切，当我们接过递上来的茶时，她上前一步，向我们频频举杯……又说道‘我们彼此一家，普天之下都是一家’”。这是经历了庚子变乱之后，慈禧以女性的魅力挽救中华帝国的真实写照。 因为是当权女人，所以容易遭到憎恶，也因为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同情。有人认为，辜鸿铭在慈禧太后过70岁生日（1904年）时候曾经当众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是，仅仅四年以前，在《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一文中，他为慈禧太后辩解：“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叠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的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惟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無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这些复杂的认识，无疑反映了慈禧复杂的人生。
慈禧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1860—1908年），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中兴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对汉臣的倚重，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后者“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30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为之流涕”，“震悼失次”。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此语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
于内政方面，慈禧一直被当成守旧派的总后台。其实，从其对待不同派系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而不是简单的用一种标签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有个基本的执政底线，即不能威胁其个人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她一直支持洋务派，但是又经常遭到清流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为了教训这两个朝中重要派系，她采取了相当策略的手段。比如，洋务派拟设天文算学馆的议案一出，马上遭到文渊阁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如此顽固，即令他从全国范围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与洋教习比试一下。
倭仁经过一段时间，一个胜任的人也找不到，最后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不过，倭仁心中还是不服的。慈禧便安排他去总理衙门上班，要他知道和洋人打交道的难处。为了避免和洋人接触，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就“豁然痊愈”了。
在治理清流方面，慈禧也是很有手段。中法战争期间，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高论战事，指手画脚，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乃顺势任命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的遭遇可想而知——最终逃跑，而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来论者认为张“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最近又有论者认为朝廷让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其实是对张佩纶实行的保护措施。只是他自己不争气，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民愤极大。清政府给以惩处，这是张佩纶咎由自取，并非什么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即便不是阴谋，也可见慈禧用人方面的不拘一格和平衡技巧。至于义和团事，一般认为慈禧顽固地对八国的宣战是其仇外的例证。此事的关键，在于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后策划者。
综合学者们的考证及多种记载，有四股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义和团本身把慈禧吓得半死。慈禧的确被吓坏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后来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所说的话中得知：“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谕旨，制止拳民……但端王和澜公二人却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所有我们所憎恨的洋人。”接着，她补充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